我们家的用人中，潘爷的资格是最老的。他是绍兴人，一口绍兴话，到老不改。他是祖父从绍兴带出来的，后来跟了我父亲，父亲死后，他就留在我们家伺候。

他的地位在用人中是最高的，没有管家的名分，实际上却是用人的头。大面上的事，都是他管着。起初我对他的印象，是客来的时候他大着嗓门通报谁谁来了。那还是在花园街的时候，客人来了，他从门房那儿就喊“某老爷”，穿过月亮洞的门，一路喊过来。不像有些电影里让来人把名片搁在盘子里，却是一手高举着名片，一手撩着长袍的下摆，一溜小跑，一路喊，颠颠的。

厨房里要问第二天吃什么菜，也是潘爷领着厨子到上房来，厨子是不能进房间的。来了就站在门口，等主人点菜，都是潘爷问：“太太明天吃点什么？”娘他们住楼上，从那儿问起。问完了太太问小少爷，后面是大公主、四姐，而后就轮到我们：“大姨太吃点什么？”“五姑娘吃点什么？”最后看看点得还不大够，才会问到我：“六姑娘也点点儿什么吧。”问的顺序是决不会错的。问时他毕恭毕敬，上身往前，姿势有点夸张，身后的厨子就站不成那样。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每况愈下，潘爷一直没离开，直到快解放时，耀华里的家跟早先完全不能比了，他还在那里。关键时刻，都会用上他的，比如大公主嫁到广东时跟去的男用人小田闹出事了，就只有派他跑了去接回大公主。抗战时我们一家都到大后方去了，就是他在照应着娘他们。照过去的说法，他就属于对主人忠心耿耿的“义仆”了。

其他的用人都是两人或三人一间屋，潘爷是一人一间，用人都怕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他太太我们叫“潘嫂”，南方人，长得小小巧巧的，他自己长得丑。除了在我们家当差，他还当二房东，我们家有一处房产，一个大宅院，叫“春荫堂”，他管着，由他再往外租。

潘爷爱喝酒，每顿都喝，有人说，他生了个傻儿子，就是他酗酒造成的。

他挺势利的，每有来客，他都会从上到下把人打量一番。有些人他是不肯往里带的，像《诗讯月报》的主编邵冠祥来找我，他就把我叫到门房里和人家见面，我们说话，他还不走，就站一边看着。这当然也是因为不能让小姐和男的单独相处。同时也是因为对方穿得寒酸。过后他就说：六姑娘，像这样的人不要跟他来往。若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来了，他就很恭敬，还透着兴奋，很赞赏的样子。该和谁来往呢？他说，像颜家了，沈家了，孙家了……这都是些他知道的天津大户人家。

四九年我离家十一年后回到天津，发现潘爷明显老了，早没了早先的殷勤麻利劲儿，当然家败成那样，他原来的那套本事也用不上了，但他的神情还是那样。他对我不大好，大概是我带着俩孩子投奔母亲让他觉得肯定是落魄了，有一次居然对我说：“六姑娘这么多年，好像也不怎么样嘛。”

滑稽的是，我的地下党朋友解放后在天津当了官，有天开了吉普车要带我和赵瑞蕻去起士林吃西餐，他们在下面喊，我在上面应，潘爷看见了。回来之后，他就问起，而后就冲我直竖大拇指。

我回南京，是潘爷去送到火车站的，我带着俩孩子嘛。临走前，母亲叮嘱我，要记着给潘爷赏钱。我惦记着这话，到了火车站就给他，他立马就单膝跪下，一手触地，说：“谢谢六姑娘！”清宫戏里奴才说“嗻”的架势，吓我一跳。这还是过去领赏钱的一套，已经解放了，车站里当着那么多人，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潘爷死的时候是孤零零一个人，潘嫂跟女儿到西安去过了，也不知为什么留下他一人在天津。老了，没人管他——大公主都没人管，谁还管他？我们家穷了，他也没钱，只剩下一个我父亲给的金表，没事拿出来看看，后来金表也没了。潘爷死在大公主之后，也很惨，说是从床上掉下来，眼睛睁得很大，表情狰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