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姨太家的人，各房都有点疏远的，没想到比起来，我后来倒是和他们这一支来往多，最密的是姑姑杨丽川。在花园街时，我太小，对这个姑姑几乎没印象，也是因为老姨太他们在后院有个独立的小院，不许我们去，狗叔起先还会到前院来，姑姑是基本不露面的。

我早先关于姑姑的记忆，就是她结婚。像她这样尴尬的身份，出嫁也是桩难事，因为要门当户对不易，杨家也没人给张罗，她又没机会自己认识人。她的姻缘还是瑗叔牵的线，不是他有意牵线：后来的姑父是他的中学同学，到家里来玩，就这么和姑姑认识了。姑父姓宋，家里是苏北的地主，杨家嫌他家土，何况他在老家已经有太太了。

但是姑姑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不结婚不行了。老姨太那边和家里谈判——其实也说不上谈判，是求家里答应这桩婚事。起先不答应，问到三叔，三叔说不行。问到七叔，七叔也说不行。姑姑就跪地上哭着求他们。求娘，求七叔，都是跪在跟前哭。最后总算是答应了，焦点是迎亲怎么走。老姨太的小院有通到街上的小门，但出嫁怎么能从那儿走呢？像是偷偷摸摸的。起先是不让走大门，也不让穿过大院的，最后说妥了，不绕着大院走小院的门了，铺红地毯，从大门一直铺到他们小院，大门进，大门出。

婚礼是在国民大饭店办的。我们在家里地位低，边缘的，没叫去。伴娘是俞大杰，俞大维的堂妹。当然是有面子的了，姑姑到晚年还跟我说起过。

姑父没念过大学，结婚后就进了中国银行做练习生，行里给分了一小套房子。姑姑到上海银行做事，我有印象的是姑父那时常往我们家跑，在那里吃午饭。他后来由练习生到行员到襄理，最后做到一家小分行的头。抗战时好像在中国银行西安的分行待过，最后是天水分行的行长。胜利以后他们到了南京，我也到了南京，从那以后我和姑姑才熟起来。杨家的许多旧事，我一是从母亲那儿知道，再就是听姑姑、姑父说得多了。

姑姑他们本来是准备在南京安家的，在芦席营那儿自己盖房子，独栋的小洋楼。那时买房子、盖房子都不贵，他们在银行做事，也有点钱。姑姑喊我去看，我本就喜欢看，就跑了去，看着房子一点点盖上去。后来房子弄好了，他们住进去，我又去做过客，沙发啊什么的都就位了，挺像样的。没想到不久中国银行又招他们到上海去了，他们就在上海一直到退休。南京那房子后来是姑父老家的人住，来了一大帮子，逃难似的。姑姑让我常过去看看，照应照应。我去过一次，发现小孩在沙发上乱蹦，房子里搞得一塌糊涂。我也不好说，以后就不去了。

解放后我常到上海去，不是住在巴金家，就是住姑姑那儿。姑姑他们住在南京西路上的德义大楼，那楼原来是什么洋行的，后来卖给了中国银行当宿舍，在当时也算是高层建筑了。他们住在七楼，乘电梯上下。德义大楼质量很好，看上去也挺气派，当时南京有电梯的房子数得过来，有电梯就已显得很洋气了。但楼里住了太多的人家，厕所、厨房都是公用，后来有间房被人占了去，他们只剩下一大间。有人来了要住宿，就在房间里搭个行军床。我有次去，不知是还没有行军床，还是派作别用了，甚至只好和姑父、姑姑挤在一张床上睡，现在简直难以想象。

和姑姑在一起，少不了说杨家事。老姨太家虽然在花园街实际上是受歧视的，姑姑还是很关心杨家的事。五叔因日伪时在山东当“教育厅厅长”，被判汉奸罪关在南京老虎桥，她就去看过。后来放出来，不久病死了，她也让我跟我哥说，该去吊唁一下，杨家人总要去嘛。我跟我哥说的，我哥很干脆，说他是汉奸，不去！

“文革”以后气氛没那么紧张了，有一次她跟我说，爷爷在淮安当官时，周总理的父亲曾是杨府的师爷，你父亲在沈阳做电话电报局局长，周家也到了沈阳。我说，怎么早没听你说？她说，过去谁敢讲啊？！她这么说，我是不太信的，不然怎么没听母亲和我姐讲过？但我没兴趣也没本事去考据。

母亲倒是说过五十年代初，有个叫“增寿”的，和他母亲从淮安来投奔，说是周家的什么亲戚（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闹不清楚），在耀华里住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想到北京找周总理给增寿谋个事做，我姐说，不要去，总理日理万机的。母亲让他们去，说怎么也是周家的人，不会不管的。结果还是去了，我们家早不是过去了，我姐负担挺重的，总在家里住着也不是个事。到了北京，不知他们怎么找的，反正是没见着总理，增寿的事自然是没着落，他母亲给介绍到一个人家去帮佣了。我母亲就嘀咕：亲戚嘛，给增寿找个事又怎么样？我姐一听就打断她，让她别瞎议论。母亲不服，说：我说说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