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公主不一样，二姐在我心里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形象，虽然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她早早的就过世了，死的时候只有十六岁。

二姐是娘生的，按照我们这一房的排行，我叫她二姐。她属猪，应该比我大七岁。她长得特别好看，脾气也非常和顺。大宅里的人都说，二姑娘长得最“俊”。大公主很傲慢，二姐待人却特别谦和，眼睛里的一丝笑意让我们几个做妹妹的感到温暖、亲切。不单是我，我想大宅里的人说起二姐，有意无意，都有大公主在那儿做对照。

已经想不起二姐的穿戴了，只记得她从不穿鲜艳的衣服，也从未见过她有时髦的装束，好像也没涂脂抹粉的时候。印象里她总是上身穿黑缎镶白缎牙子的月白素花织锦缎袄，下面是带花边的长裤，一条大辫子垂在身后，一笑起来就从腋下抽出细麻手绢捂着嘴，像是从旧时画上面走下来的美人。大说大笑是没有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带点扬州腔——娘是扬州人嘛。

她开口说话的时候不多，干什么事都轻手轻脚的。说起来她也是孩子，撒娇、任性在她却是没有的事。她也没怎么带我玩过，相比我的好动，二姐太安静了，我都不知该让她带我玩什么，所以虽然她脾气那么好，我也没缠着她带我玩。我跟她在一起最多的，反而是她念书的时候。她和我哥跟着家里请的魏老先生念书，我太小，还没发蒙呢，他们毕恭毕敬地听讲，我会爬到杌凳上盯着她看，觉得她真是好看。

二姐喜欢读书，但是娘没让她进学校。她不会自己提要求的，总是不声不响，就像当年无声电影里的画面。现在有个词叫“存在感”，她可是真没什么存在感的（她好像也不需要），在与不在，都悄没声的。有一次她跟娘去北戴河避暑，过了好一阵我才发现她不在家。那时兴起来的有钱人家夏天到海滨去，二姐却是余大夫特别嘱咐了要去的，她得了“干血痨”（就是后来说的肺结核），低烧，咳嗽，出虚汗，人越来越瘦。余大夫是留过洋的，新派的法子，说二姐得去海边疗养，多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娘就带着她，还有厨子、用人一大拨人，跟着七叔一家浩浩荡荡去北戴河，过了一个多月。

后来听说的，二姐在那边很不习惯。她不肯出门晒太阳，因为海滩上走着的，大海里浮水的，沙滩上帆布椅上躺着的，都穿得那么少，少得让她不敢看。总之她不肯出门，不愿见人，而且话更少了。

从北戴河回来之后，将大厅楼上那个大房间打扫出来，让二姐住进去养病。那房间是有长廊通到我们住的后面的上房的，但不许我们过去玩，说是二姐的病会传染。我唯一去过的一次，是伺候母亲的张妈偷偷带我去的。二姐穿着纯蓝色的缎袄，靠在枕上，没力气的样子，刘海有点乱，好像已经没劲起来梳头了。

张妈说：“二姑娘，六姑娘看你来了。这两天身子好吗？”其实是她自己要来，拉上我的。二姐勉强微笑，叫我到她跟前去。以往她常会摸摸我的头，表示喜欢我，或是让我安静，我还记着她软软的手放在头上的感觉。我想走过去，但站着一步都没挪——动不了，张妈紧紧拉着我，大概是怕我靠得近了会传染。张妈就这样隔老远和二姐说了几句话就告退了。没想到，这就是和二姐最后的告别。

没过几天，家里就忙碌起来，不知从哪里搜罗出来那么多的绸缎（最多的是素色的里绸），堆在大厅里。潘嫂指挥着大宅里的老妈子、丫头们裁剪各式衣服：小袄、大袄、内衣、披风……各种颜色的：杏黄的、葱绿的、水红的、藕荷的……我从杌凳爬到桌边上看，眼都看花了，忍不住说：“真好看！给我也做一件！”话刚出口，马上就有人来捂住我的嘴，低声呵斥，叫我别瞎说。衣服是做给二姐的，平时她们干活都有说有笑的，那次都不吱声了，沉着脸，还不时有人摇头叹气。后来我才明白，这些衣服是给二姐入殓进棺材预备的。里三层，外三层，要把二姐打扮成仙女一样送上天。

我忘不了的还有一桩怪事：娘不知听了谁的话——一到这种时候，叽叽喳喳出各种怪主意管闲事的人总是特别多——请了个装神弄鬼的道士到家里来做法事。我还记得，那人叫“杨好古”，他做出的各种夸张可怕的表情我更是想忘也忘不掉。有天晚上，大厅的楼上忽然间热闹开了。听到那边乱哄哄的，丫头来凤偷偷带我从长廊过去。走到当二姐临时病房的那间屋子，就看见用人搬来的香案上，大把的香插在香炉里点着，呛人鼻子，乌烟瘴气的，弄得灯光都变暗了，让人只觉迷糊。杨好古手里摆弄一把供香，眯缝着眼又说又唱。唱了一阵，老仆人潘爷恭恭敬敬捧上来一只黑色的大公鸡，又递上一把雪亮的菜刀。杨好古唱了一阵，忽然抓起公鸡，举刀对准鸡脖子咔嚓一声，折断的鸡脖子那儿顿时就喷出一道血来。鸡的双脚送来时是捆着的，这时他把捆绑的细绳割断，朝前一扔，鸡还在挣扎扑腾，一下飞到二姐的床前。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吓人的场面，躲在来凤身后直哆嗦。来凤也吓得不轻，使劲拖着我往回走，边走边小声叮嘱我，千万别告诉你姆妈！

虽然害怕得不得了，我还是惦着二姐怎样了，忍不住回头看一眼，就见二姐躺在那里，满脸死灰，挂着两行泪，身子瑟瑟地抖。她眼睛里的惊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也就是一两天之后吧，有天一大早，从前院传来娘凄厉的哭喊声。一个很大的大红锦缎做的棺罩，在众人的吆喝声里抬进大门，绕过了雕花大影壁进来，架在院子里，有人忙着在棺罩四角上方悬起四只大圆玻璃罩灯笼。

发过话了，不许下楼，门窗都得关上。我们这些小辈和妇女只能待在内院上房里，隔着窗玻璃看动静。娘在下面哭得撕心裂肺，楼上窗户后面站着的女人在抹眼泪，但都不出声。在一片静默中，娘的哭声更扎心了。她的哭喊断断续续，重复着“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小闺女！”。眼看着她就哭得瘫下去，几个女用人一边劝一边搀扶。

棺材是从后楼抬下来，漆黑，笨重。从楼上可以看见娘哭喊着朝棺木扑过去，被用人拉回来，过一会儿又扑过去。当年大户人家死人，会有吹吹打打的班子，和尚、尼姑、道士、洋鼓、洋号一起上，还会有人扛着一根根白花花的纸柳，漫天撒纸钱，纸糊的房子、家具、用人，浩浩荡荡的，招摇过市。二姐的丧事没这些仪式，但娘真是伤心，舍不得她，据说娘给二姐穿戴得雍容华贵，不单是佩戴珠宝翡翠，还在她嘴里放了一颗很大的珍珠。有些其他房的亲戚闲言碎语就来了，说杨家大房又走了一个，还这么瞎讲究！

我听说二姐的棺木存放在郊外，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省的会馆里，可能娘还打算以后把她和其他长辈一起迁回南方的祖坟。但据说二姐的棺木在放进会馆后不久就被打开了，那些首饰不翼而飞。

二姐死后，娘沉默多了，好些天没打牌。过去娘经常打牌到深夜，散了之后意犹未尽，回房之后又把二姐吵起来，跟她唠叨牌桌上听来的闲言碎语，又是哪位太太赢了、输了、气了、乐了，等等等等。二姐总是睡不好，觉得很累，但她不说，直到她病重我母亲去看她，她才悄悄说起。不知道二姐走了以后，娘会不会想起这些。母亲当然只能把二姐对她说的话咽回肚里。那一阵她一再嘱咐我们，不许说起二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