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记性好，我对天津的每一个家都记得很清楚，毕竟每天生活在其中，又很少出去。到现在我还能想起各个家里的许多细节，房间的位置，家具的摆放，从窗子里看出去的情形。

除了花园街是中式的院子，后面的几处都是西式公寓。中式的院子地方大，好多房间，柴火都专门有一个房间堆着，当然还有那么多用人，都得有地方住。西式的房子紧凑得多，我都想不明白，一个那么大的地方，搬个家，怎么能缩进到一个小房子里。当然，用人走了不少，家具之类，好多应该是连房子一块儿卖了，就算后来的房子每处都有一个房间专堆箱子，回想起来，还是不明白好多东西去哪儿了。

有意思的是，北方人习惯烧灶，我们每到一处，都会新弄一个灶。和当年相比，现在的人住的房子（至少是城市人住的房子）都是西式的，也不烧柴草了，就是在北方，也不能想象在家里又打一眼灶，但那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不然怎么蒸馒头？

对家与住处的记忆都是和人连在一起的，年纪大了，回想好多人与事，时间都模糊了，常会前后颠倒，联系到人活动的地方，时间又大致清楚了，因为会想到这是住在哪儿的事，先住哪儿，后住哪儿，这是不会记错的。我喜欢看电影，一个一个的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串一块儿，又像是梦，的确也做过很多梦，越到现在梦越多。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越来越远，时间在往前走嘛，越远就越像梦。

比如想到花园街我们住的那栋是上房，我就会想到通向二楼的楼梯，想到楼梯，自然就会想到我哥如何拿根麻秆拦在楼梯口，不让我们下楼，再想到原先娘住上面，下楼怎样由用人连椅子带人抬下来。

花园街、兆丰里、昭明里、耀华里，这些地方都不在了，花园街的房子早拆了，我想到的那些人，当然也都不在了。母亲一九九二年去世，杨宪益是二〇〇九年去世，我姐是二〇一七年走的。他们都算是长寿的，好多人早就不在了。我活得久，看得多，听得多。许多人，他们的事从头到尾都知道大概，有头有尾，听上去就像一个个故事了。这些人和事不时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时又不愿想，因为好多人，一辈子过去，细细想来，更像一出悲剧。比如娘。

娘是小脚。她那个年代的大小姐，这是当然的。晒衣服时，她的鞋也晒出来，真正的“三寸金莲”，绣花的，我好奇，就拿着细看，奇怪这么点儿大，脚怎么放进去。有个老用人就说，你妈过去脚比这还小呢。她说的是我母亲刚进杨家的时候。进门之后，我父亲就让放了，所以母亲是“解放脚”。虽说放了，和“天足”当然是不一样的，有个脚趾裹到脚底下去了，穿皮鞋要塞呀垫的。我姐夫手巧，在鞋底上弄了个洞什么的，刚好小脚趾可以放进去，舒服多了，那一阵她逢人便夸罗沛霖，说大女婿怎么好。

在花园街，娘原来是冬天住楼上，夏天住楼下，到后来就一直住楼下了。她生过八胎，只活了两个，好几个都是小产，所以一怀孕就特别小心，住楼上时，要下楼了都是几个人抬下来，说是怕动了胎气。

娘每天要睡到十点多才起来，这是说开始起床，到出屋且得有一阵哩。慢慢穿衣、弄裹脚布，慢慢梳头、刷牙、洗脸，光是弄裹脚布，就得有二十多分钟。都是有人伺候的，端水，拿着镜子让她照，拧个手巾把让她擦脸，再接过去，替她穿梳头褂子。梳头褂子和平常穿的衣服没什么不同，但是是布的，她平日穿的都是绫罗绸缎。

裹脚布倒都是她自己弄，很长的，叠起来，一层层地裹，裹得不合适，又重来，还往上面撒粉，防出汗。我常到她房间里看着她起床，就站在旁边看，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过程很好玩。母亲会骂我，娘脾气好，不骂我，我就喜欢往她房里去。

娘起来以后，差不多就该吃午饭了。早饭我们在自己屋里吃，午饭是在一起吃的。母亲头一句总是问：“太太昨晚输赢怎么样啊？”这句问话，天天如此，恭恭敬敬的，像个仪式，一直问到抗战时母亲离开天津。

天天这么问，是因为娘每天的生活内容主要就是打麻将。吃了午饭，下午开始打，一直要打到晚上十二点，下午要吃点心，就让人到附近去叫南边的点心。当然，来打牌的都是女客，一群太太、姨太太。她们打着牌，旁边站一堆丫头老妈子侍候。身份是有高低的，有些要特别对待，比如翁家老太太（翁同龢家的）就会郑重其事侍候。通常来客都说是来陪娘打牌的，像翁老太太这样的，就倒过来，是娘陪她。

经常陪娘打牌的，有一位包太太，来我们家从来都是走后门。一是她家离后门近，二是她家不是很有地位很有钱——原来是很有钱的，老头一死，就“小家户的”了，没那么讲究排场。她来打牌，经常还带着她女儿包小姐。包小姐一副大小姐打扮，还喜欢翘兰花指，身上香水味很浓。她也打牌，要不就站包太太身后看牌，出主意。她抽烟，用烟嘴，一支接一支。那时女的抽烟很时髦，家里大公主就抽，大名鼎鼎的赵四小姐也抽烟的。包小姐跟我姐差不多年纪，也在中学念书，包太太当然希望她和我姐多来往，我姐看不起她，不怎么搭理。

后来包小姐要结婚了，对方是她家原先的账房先生，姓郑，上海人，后来进了银行，是个普通职员，年轻人，在他们家进进出出的（起先是要对账），包小姐生活里没有其他男性，很自然就跟他好上了。再后来要正式结婚（郑先生不知是不是已有太太，看着不像有），包太太就跟我母亲说，想让我姐做伴娘。我姐不肯。母亲就说，帮人一个忙，有什么关系？之前我姨结婚，请包小姐给她做过伴娘的。在我姐看来，她们都不够体面。母亲其实也不想让我们和包小姐多来往，但面子上和她们母女当然还是客客气气，有来有往的。既然请过包小姐给我姨做伴娘（以我姨的身份，恐怕也很难请到比包小姐更体面的），现在包太太有请，就算还个人情，也要答应的。我姐最后还是做了伴娘，我姑姑的小孩做的花童。

婚后不久，我和母亲在电影院里碰到包小姐，已经肚子好大了，郑先生陪着。母亲说，新鲜！这样了还出来看电影！她随时都会提醒我谁谁不要交往，不是一路人。像包小姐，虽然她让我姐帮她忙做伴娘，对她的做派为人却是不以为然的，单是包小姐老陪娘打牌，她就觉得没出息了，何况她还抽烟，抽香烟不说，还抽大烟。

包小姐身体不好，肯定和抽香烟、抽大烟有关。包太太就抽鸦片，包小姐也跟着抽上了。她有肺结核，生孩子麻烦大了。小孩生下来没气，说是喷一口烟就好了，哪能呢？她自己也不行了，她家的办法是一口接一口地喷鸦片烟，当然是救不活。包小姐就这么死了。包太太从后门进来报丧，母亲听了叹气，说，怪可惜了的。

过去的大家庭生活，规矩特别大，特别多。讲规矩，其实就是讲等级。正室和侧室，差的不是一点点，尊卑绝对分明。丈夫不在了，大太太就是家里的绝对权威了。大太太和姨太太之间有矛盾冲突，也是难免的。但娘和我母亲一直相处得很好。母亲生了杨宪益之后，无形中地位上升，父亲又对她另眼相看，娘原本是有点防着她的，有段时间娘对二姨太特别好，就有点笼络的意思，心理上是要联手抵抗母亲的“得宠”。但很快就没什么芥蒂了，母亲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就惦着把孩子抚养成人。她在娘面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有时候还服侍娘，给她捶腿。她对娘好，不单是因为娘的地位，还因为娘是个好人，待人和善，没有机心，完全没有害人之心，甚至也没多少防人之心。娘对母亲也很信任，她是个没主意的人，到后来家里有好多事都喊母亲过去商量，让她帮着拿主意。

在家里，娘是有权有势的，但她不仗势欺人。只是她的“势”就在那里，这“势”就是旧式大宅门生活的规矩。比如杨宪益一生下来就抱过去跟娘过了——并不是她抢去，理所当然就是那样。就像称呼这样的事，也能看出地位身份的不同：娘喊我哥，都是喊他小名“虎子”（杨宪益属虎），我母亲是他的生母，在人前却都是喊“小少爷”“少爷”。平时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和她争，就是顶嘴，属于犯上的行为了。

四姐、我姐和我的小名，都是她顺嘴叫出来的。四姐（二姨太的女儿）小时头发少，她顺嘴就给叫成了“四秃子”，我姐和我跟着倒霉，明明头发很多，顺着来，也成了“五秃子”“六秃子”。她是扬州人，一口扬州话，“六秃子”说成“勒特子”，难听又滑稽。我母亲背地里说，多难听啊，于是喊我“小胖”，因为我小时长得胖，但是在娘面前，还得顺着她喊我“六秃子”。四姐更惨了，二姨太没给她另起个小名，人前人后，都是“四秃子”。我不大懂扬州话，扬州话“秃”发音像“特”，我以为是“桃”，“秃子”听成“桃子”，我就去跟我姐说，娘喊我们“五桃子”“六桃子”，我姐气得要命，说，别理她！我想，怎么能不理娘呢？有一回母亲小心翼翼地跟娘提过，说我姐大了，又有学名了，就喊她“敏如”吧。可娘还是照喊“五秃子”不误，母亲也再不提了。

算起来，娘不到四十岁就守寡，虽是明媒正娶，但旧式包办婚姻，和父亲也说不上有什么爱情。两个女儿，一个早早夭折，一个和她完全没有母女那样的感情。我哥一生下来就跟她过，但就算不知道她不是生身之母，关系也是疏远的，何况他一直厌恶这个家。一九五〇年娘快去世时想见我哥，他也没回天津。她的生活里，除了打打牌，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内容。

我们一大家子主仆好多人，靠的是父亲留下的遗产，有几十万吧，存在中国银行里，利息就是我们的生活费。我哥到英国留学，大公主嫁到广东，钱就用得多了。我记得不止一次，杨宪益写信回来要钱，娘唉声叹气，直念叨，动了本了，动了本了！

娘死的时候我正好在天津。她躺在那里捯气儿。母亲对我说，娘不行了，过不去了，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让我去守着她。我去了，坐在娘床前，娘浑身难受，哼哼着，见了我哼哼着说，我不是要见你啊，我是想见我儿子啊。她一直待我挺好，但听了这话我当然还是不舒服：怎么对我说这个？像是我不该出现似的，心里想，他是我哥哥，哪是你儿子？——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母亲让我来。

娘过去的时候，已经咽气了，眼还睁着，我母亲喊老妈子，你帮太太把眼睛合上。她很在乎这个，不能“死不瞑目”嘛。

娘入殓的时候我不在，因为有孕在身，不吉利，犯冲的。入殓就是把逝者放进棺材里去，娘死时，棺材放在楼下过道里，要从床上抬起娘，当然前面还有穿衣、化妆这些，这过程我就得回避。母亲给我零用钱买了些糖炒栗子、瓜子、花生，我就带着赵苡、赵蘅两人到附近的公园里待着，她们俩在那儿玩，我就坐那儿晒太阳发愣，很习惯也很喜欢那样。也不见得想什么，虽然要是浮想联翩的话，把家里的旧人旧事过一遍，可感叹的事情太多了。不知怎的倒想起了小时候在家门口看梅兰芳家的大出殡。

还是住在花园街时，我不到十岁吧，有天潘爷让来凤叫我到门口去瞧热闹。家里的规矩，不许在家门口站着的，小姐嘛，要看外面的热闹也只能躲在影壁后面看看。我姐就不会站到门口街上去。潘爷是特别讲这些规矩的，他让来凤招呼我去看，是因为他那时还当我是小孩子，再说我一向喜欢和老妈子丫头在一起。

要看的热闹，就是梅兰芳原配王明华发丧。也不知是不是她在家行四，天津人说起来都说“王四”。凡是大出殡，事先都知道的，到时候大家会到街上来看，有点像后来的看游行——其实出殡也是一种游行，不过是为了死人而已。

真的像游行，一队一队地过。当然前面还要净街，就是梅家的人把经过的马路扫一遍，而后敲一面很大的锣，一声锣响，就开始了。前面是撒纸钱的，漫天撒下，而后有影像亭，两人抬的一个小亭子，当中放着死者的大照片。后面有诵经的和尚队、尼姑队，还有银柳队，每人举一根银柳枝子，吹笙的道士的方阵，还有纸人纸马，纸做的汽车、马车，纸做的老妈子、丫鬟，比真人一半还小些，端着盘子，拿着毛巾什么的，服侍人的样子。再后面还有梨园行的人，穿着便装……真是热闹。梅兰芳走在前面，拿着哭丧棒（正式的说法叫“哀杖”，是拿白纸裹的一根棍），一边走一边哭，哭得很伤心。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哭时鼻涕拖了好长，我还问来凤，要拖到地了，多难看，他怎么不拿手擦一下？来凤说，别瞎讲，出殡不作兴擦掉的。（鲁迅去世时，巴金是抬棺人之一，上海有小报讽刺他是鲁迅的孝子贤孙，也以鼻涕挖苦他，说快要坠地了，我当时就想到梅家出殡时的情景。）

还有不明白的我就不问来凤了。我看前面有牌上写着“杖期夫梅兰芳”，不懂“杖期夫”什么意思，过后就问我哥。我哥捉弄我，说“杖期夫”就是“杖其夫”——拿棍子打丈夫啊。我还真信了，但又想不通谁来“杖”，干吗要“杖”。后来才知道，“杖”就是哀杖，“杖期”是拿着哀杖的时候，其实是指妻子发丧时主办丧事的丈夫。

梅家那次出殡是比较传统的，我还看到过新派一点的，其实基本是一样的，比如和尚、纸人纸马、纸钱这些，最大的不同是加了洋鼓洋号——就是西式的鼓号队。洋鼓洋号在中式出殡队伍里倒也不能说是不伦不类，挺好玩的，最滑稽的是奏的曲子，什么流行就来什么，《蓝色多瑙河》《金银圆舞曲》《轻骑兵序曲》……《风流寡妇》都出来了，和举哀没半点关系。

娘的丧事不要说比不了梅的发妻，二姐死时也比她隆重多了。影像亭没有，银柳队没人送（过去办丧事，一队一队常有亲朋或相关机构出钱送的），已经是新社会，纸扎的丫头老妈子这些都没了，我记得洋鼓洋号队是有人送的，偏偏这个让人没法难受起来，我听着奏《风流寡妇》，只觉得滑稽。送殡的队伍没多长，稀稀拉拉的，很冷清。

但来吊丧的亲朋，还有中国银行的人，总还是有一些。入殓虽然回避了，后面的事我还是要参加的。来吊丧的客人，我们照礼仪都要谢客的。这和平时送客又不一样，有“哀”的，得跪着送客，我随着我姐，就跪在马路边上，好久，玻璃丝袜都磨破了。母亲后来说我，你肚里有孩子，跪那么久，万一出事怎么办？我说我不懂规矩，五姐说只管跟着她做，她怎么着，我就照着她做呀。

娘死了，我们的挽带上写的是“……奉慈命称哀”。“慈命”是母亲之命，意思是奉母命为娘举哀。这又涉及正妻、偏房的问题，拐着弯的。如果是父母双亡，通常都写“孤哀子泣挽”之类的。丧父自称“孤子”，丧母称“哀子”，父母都不在了，就称“孤哀子”了。我们母亲还在，自然要换一个说法。

娘死的时候大概六十多岁，这是我推算出来的，因为记得三几年还在天津的时候，家里曾经给娘过五十大寿。当然是吃酒席，还有很多人来拜寿，我印象深的是，那时起就给她准备寿衣了，有一口大樟木箱子，专门搁寿衣的。做寿衣要找样子、绣花，凤帽不知道怎么做，让我画出样子来。因为喜欢画画，干这些事我很兴头。我姐对女红、家务之类向来是不屑的，我一点不反感，母亲虽然数落我，说，只要不念书，让你干什么都开心！嘴里这么说，其实我能派上用场，她心里是高兴的。

做寿衣当然是提前为死做准备，死在人看来是很可怕的事，做的时候倒一点没和死真正联系起来，忙这忙那，一点不悲不伤。娘死时我回过头来想想，就觉得荒唐得很：你可以说，岂不是那么早就在等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