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时，母亲才二十四五岁。她当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过说我母亲，得先交代父亲整个的婚姻状况，不然现在的人听起来又是乱的。

过去有地位的男性，三妻四妾是常有的事。祖父虽然反对父亲纳妾，父亲也没兴趣，但还是有三个夫人。正妻是扬州的大小姐，按北边的习惯，我们都得叫“娘”。庶出的孩子叫自己的亲生母亲“姆妈”（五叔家的姨太太，我们从孩子这边说，就称“五叔家的姆妈”）。外人则分别称“太太”“大姨太”“二姨太”（或“大姨奶”“二姨奶”）。

“大姨太”是母亲在杨家的身份，也是她的“不平等的起源”，是她一辈子想摆脱又摆脱不了的。解放后我们把不好的称呼叫作“帽子”，定性为“地、富、反、坏、右”叫“戴帽子”，在过去，可以说“妾”“姨太太”“小老婆”也是“帽子”，戴上了就摘不下来了。五十年代初母亲去世后，对她的称呼有了变化，按照扬州那边的习惯，晚辈喊她“大妈”。好像比“大姨太”“大姨奶”升级了，但又不是“太太”，有些暧昧含糊。但多少年喊惯了，我堂弟，七叔家的纮武有次见了母亲，顺口就喊了声“大姨太”，喊出口才意识到不对，冲着我直吐舌头，表示犯了错了。

我母亲是河北南皮人。外公在天津开车行，就像《骆驼祥子》里虎妞她爹那样的吧，论成分应该是“城市贫民”，要不怎么会卖女儿？但也不好说，按解放后的划分，像骆驼祥子那样拉车的当然是“劳动人民”，可他把车租给人家去拉，就属于“剥削阶级”了。后来我姐参加革命后对母亲的出身很忌讳，不提开车行，只说是“城市贫民”。

母亲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姐姐早早就死了，外公要供舅舅读书，供不起，就将母亲卖给杨家做妾。这是外公和杨家的老仆人潘爷谈好的，签了卖身契。对杨家来说，父亲这一房一直没男孩，娘进杨家多年，生了八胎，只有两个活下来，就是大姐、二姐，二姐年纪轻轻就病故，剩下大姐，就是后来我们背地里叫“大公主”的。娶我母亲进门，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问题。

母亲进杨家时十五岁，父亲那时三十多了。没想到母亲第一胎就是男孩，就是我哥哥杨宪益。母亲在杨家的地位是因生了哥哥改变的——为杨家立了大功嘛。但是我哥生下来就让娘抱走了，算是她名下的，一直跟着她住一块儿。虽然每天吃饭都在一起，但是是娘管他。除了母亲，还有个二姨太，原来是丫头，别家送给父亲的。大姑妈开始时张嘴就叫母亲和她“金姑娘”“银姑娘”，后来家里都是称“大姨太”“二姨太”。父亲喜欢母亲，待她很好，对二姨太就不那么好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母亲生了我哥，父亲对她还是有感情的，母亲应该也比二姨太听话，性格上更讨父亲喜欢。父亲曾带母亲悄悄去照相馆照相，让她照一张，抱着我哥照一张，他也抱着我哥照一张。他和母亲没有合过影——母亲是姨太太，不可能有合影的。当然我也没见过父亲和娘的合影。社会上时兴结婚照是后来才有的。

母亲常说起父亲，她有两个福建那边做得很漂亮的漆盒，里面放着父亲的照片、诗稿什么的，还有一只德国造的金表。我大了之后，她会时不时一一拿出来跟我念叨。有些情诗是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和一个下女好（算他的初恋吧），写给那个下女的。这些父亲都跟母亲说，什么都跟她说。娘是富家大小姐，比母亲有文化，但旧诗词呀这些的，他宁可跟没什么文化的母亲说，要紧的东西也放母亲这里。

父亲教母亲读书，母亲原来识字不多，也就小学二年级吧，后来能念书，都是父亲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很多书都让其他各房拿走了，一大套一大套的，只剩下《说部丛书》。要母亲识字念书，这是在还没有杨宪益之前就开始了，要求她每天看书写字，《说部丛书》买来，整整一柜子，父亲对母亲说的，看书她就该从这看起。怀上杨宪益之后，父亲还对她说，如果是个男孩，就把她扶正，和娘平起平坐，姊妹相称。父亲去世后，这话没人提了，当然母亲也没争过，只是和我们说说。

母亲的运气不错，但这是撞上的，她还是恨外公将她卖了，提起来就恨。进了杨家她就再没见过外公，不能见，也不想见。按照卖身契，进来之后她就得和娘家一刀两断，再不能有来往了。外公病重时说要见母亲一面，母亲就是不见。但后来她和外婆倒是见过，偷偷地借着看电影在外面见。我还记得小时有次她领我和她的丫头来凤去看电影，看一会儿她人不见了，再回来眼睛红红的。

再往后，母亲和小姨、舅舅也是有来往的，不仅来往，还总是想办法帮助他们。小姨上妇女职业学校，舅舅念中学，都是她供的。

我舅舅上的是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外公卖了母亲，就是为了让舅舅这个独养儿子读书，但上汇文这样的中学上不起，还是要靠母亲。母亲最看重的就是读书，她在家里是老二，上面有个姐姐，早早就得肺结核死了，这样她就成了长姐，照顾弟弟妹妹，培养他们成人，首先就是要让他们读书。舅舅毕业后，母亲原本想让他上燕京，他的成绩好，可以保送的，母亲眼中，教会学校是最好的。但舅舅不愿意，他给母亲写信，说他不愿再花母亲卖身的钱继续念书，不愿再靠杨家，他可以独立了。

信是我念给母亲听的。念信时的情形，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母亲跟着父亲学文化，已经可以看书看报，读信不成问题，但她看过了，还是会叫我念。我当时正迷话剧，喜欢话剧腔，念什么都喜欢模仿话剧的腔调，抑扬顿挫，跟念台词似的。我拿着舅舅的信自顾自念得起劲，母亲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往她那儿看一眼，发现她正拿着手绢在擦眼泪。我知道，她是心疼舅舅懂事，同时一说到杨家，就又把卖身的事勾起了，这是她碰不得的痛处。

舅舅后来上了一个无线电方面的专科学校，不要学费，吃住都不花钱。民国时，师范院校是公费，其他学校一般都是要花钱的，或多或少。舅舅上的这学校是国民党办的，他们要招揽人才，培养自己的人，所以免费。大概也因为电台这样的地方很关键吧。学生毕业了，十有八九是去电台工作。舅舅也是。他工作很勤奋，后来做到了汉口台的台长。

武汉快解放时乱得很，舅舅不想去台湾，就一个人跑到了天津，在母亲那儿暂住。当时天津已解放，我正在母亲那里生孩子，也住在耀华里。舅舅没工作，家眷在武汉，一天到晚在家里，挺苦闷的。那时我的地下党朋友李之楠是天津政协秘书长，还有别的什么官职，我就让他给想办法。我说，我担保我舅舅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一听就笑了，说，静如，你太天真了，要是我有个亲弟弟像你舅舅的情况，我都不敢说他一点问题没有，你凭什么担保？我说，就是没问题嘛。他说，他念的是什么学校？为什么那学校不交学费？国民党的嘛，何况还是电台台长，这叫“没问题”？

说是这么说，他还是通过熟人给我舅舅在四机部找了个工作。这样舅舅就去了北京。没多久，有一天，他太太忽然出现了，带着两个孩子。他太太长得很漂亮，结了婚后一直待在家里做太太，一天到晚似乎只知打麻将。这时要舅舅跟她走，先到南边还没解放的地方，然后去台湾，要是不去，那就离婚，摊牌似的。舅舅要留下来，说新社会了，太太把两个很小的孩子往他桌子上一搁，真的走了。后来再没消息。

舅舅一人拉扯两个孩子，还要工作，实在是狼狈。后来组织上就安排了一个女同志和他结婚，是党员，文化程度不高。婚后他们又生了个孩子，过得还不错。他这样的人，倒平平安安过来了，似乎没挨过整。我猜是他爱人保护了他，再说他不声不响的，做的是技术性的工作，没什么人盯着。我姐夫罗沛霖就在四机部，是科技局的副局长，有段时间他们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里，罗沛霖是领导，住正房，他住一进去的偏房。不是直接的部属关系，没有交集，他们也没什么来往，我母亲常去看他们一家，总是说，我亲弟弟呀。他们一家挺和睦，几个孩子都不错，小儿子入了海军，最后当了舰长，但他提出复员，那时舅舅病逝，他要回来陪他母亲。罗沛霖知道了，说他，组织上培养不容易什么的，但他另有想法，还是转业了。

母亲病重时舅舅来看她，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舅舅后来是肺癌去世，他走了以后，后人和罗沛霖他们就不来往了。有次我姐请他们吃饭，他们一个都没来。也许是我母亲的意思，她不在了，两家就不再来往了。

我母亲还有个妹妹，就是我姨，母亲也很上心，天津有了妇女职业学校，母亲就让她去念了。这时候父亲已去世多年，娘脾气又好，对母亲和娘家的来往管得越来越松（按契约是禁止的），起先还是暗中来往，或是限于过年时舅舅、姨来拜个年，后来就是过了明路的了。我姨的婚事也是母亲给操办的。

有人做媒，男方是铁路上的，南方人。这两条母亲听了都觉得好。那时银行、铁路、邮政都是好的职业，属于“铁饭碗”（银行最热门，是“金饭碗”），母亲也这么看。另一方面，母亲自己是北方人，却是对南方人有好感，认为南方人脾气好，温和，细心。这样婚事就定下来了，在国民饭店办的婚宴，盛大热闹，母亲一手张罗的，包括请伴娘什么的。结了婚姨就随了姨父到南边去。母亲送我哥去留学，顺道去姨家里看了。姨的家在浦口，母亲很意外：不是在南京吗？她心目中，南京是大城市，浦口不算南京的。更吃惊的是，姨父家里的情形跟过去说的差远了。原来他就是个卖票的，不是什么体面的职员，家里有个母亲做饭带孩子，用人也没有。后来知道，他送姨的一个钻戒也是借来的。母亲觉得整个就是被骗了。

但是木已成舟，母亲也是相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后来姨一家到天津来，姨父在这边铁路上做事。谁想有次拔牙后流血不止，到医院一查，是败血症，没多久人就没了。给他拔牙的医生叫高纯一，因为看牙，一来二去和姨认识了，姨父死后，姨生活无着，就到他诊所里给他当助手。我母亲特别支持，在她看来，这是学本事，而学本事总是好的。她没想到姨在诊所里，整天和高医生一起，就好上了。高是中年人，自然已有家室，离婚是不可能的，他也没这打算。这样姨实际上成了他的外室。我母亲知道后气得不得了，她对做小老婆最敏感。其实民国已是一夫一妻制，法律上根本没有小老婆一说了，但在她眼里，我姨那样，等于就是小老婆。她自己做妾是无奈，结果妹妹又给人做“小”！

我姨的结局也挺惨的。高纯一的太太知道丈夫外面有人，起先因为知道我姨娘家有人，没敢怎么样，后来眼看日本人要进租界，母亲去大后方了，就再没顾忌，找到小姨住处大闹，一通乱砸。我姨刚生了孩子不久，而且她一直身体弱，有肺病，受了这番惊吓，吐血了，很快就死去。孩子先天不足，也死了。那时母亲在大后方，长时间音信不通，后来还是老潘子想法让人捎了信来，告知姨的情况。母亲听了很伤心，她辛苦一场，希望妹妹过上好的生活，结局却是这样，她觉得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