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终于来到了西部边城——喀什。

在飞机下调高度计划落地时，我就开始琢磨旅行游记的卷首语，左思右想，觉得“边城”这一称谓最为合适。

就这样刚想好，飞机便降落在了喀什机场上。驾驶员技术很是娴熟，这架搭载着二十四人的小型飞机落地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颠簸。

从乌鲁木齐开始就和我们同行的阿布都拉最先走下舷梯，和前来相迎的人一一握手。阿布都拉先生是维吾尔族人，目前在乌鲁木齐工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事接待处处长，不过他的故乡就是喀什，而且他也曾在喀什任教，所以此次他也称得上是因公返乡了。到机场迎接的人，似乎都是他的旧识。

我也迅速走下飞机，在阿布都拉的介绍下，和前来相迎的喀什外事处主任刘家祥、妇联主任阿伊姆哈等人亲切握手。我这次是和妻儿一起过来的，因为有女客，当地特意安排了女干部前来接待。

“一路辛苦了。”刘主任问候道。

其实我并没有感到辛苦，反倒有一种喜悦之情奔涌而出。踏上天山南路的土地，是我三十年前学生时代的梦想。如今来到这里，虽然人还站在水泥铺就的机场路上，但心早已飞到喀什的热土上了。

于是我回答道：“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下次您再来的时候，情况会更好些。”刘主任一直在留意我的表情。说完，他开始环顾四周。我也随着他的视线望去，发现机场跑道正在施工扩建。

“10月开始就可以起降大一点儿的飞机了。”刘主任补充道。

后来我才知道，刘主任所说的大飞机就是指载客量可达四十八人的机型，正好是这次我们所乘坐飞机客容量的两倍。载客量二十四人的是小型机，四十八人的是中型机，二者有着天壤之别。小型机不能飞太高，也无法飞越天山山脉。乌鲁木齐到天山南路是西南走向，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两地之间有海拔超过四千米的高山横亘绵延，因此，从乌鲁木齐起飞的小型机必须先要绕飞东南方向。由于选择了穿越山岭的航线，所以虽说是空中飞行，实际上和以前的商队行走路线并无二致。如果是中型飞机的话，就可以选择最短路线，悠然地飞越天山，也不会像小型飞机那么颠簸。

现在，从乌鲁木齐到天山南路有两条民航线路——

A.乌鲁木齐－阿克苏－和田

B.乌鲁木齐－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

A为中型飞机航线，B为小型飞机航线。所以，飞往喀什只能乘坐小型飞机了。

这天是7月23日，正好是农历大暑，塔里木盆地上空的云雾比平时更加厚重。就连中途经停的机场也在播放“今天因天气原因可能会导致飞机颠簸，请各位旅客注意安全”的提示。想必刘主任已经了解了当日的天气情况，他口中的“辛苦”应该暗含这层意思。

不管是坐赛斯纳机还是软座红蜻蜓机，也许是因为我带有一颗欢愉之心的缘故吧，虽然飞行有点儿颠簸，但我却并未因此放弃前行的计划。当我们落地后，才发现容易兴云起雾的天空却一片晴朗，我的心也随之更加豁然。

我激动得吞咽了几下，只是想着自己来到了满怀憧憬的位于天山南路的西部边城喀什，便禁不住内心翻腾。我下意识地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思绪从现实世界抽离，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件件往事。

02

从日本出发的时候，我并没有决定前往喀什，而是想到景德镇看看。景德镇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瓷都”，我正好在酝酿一篇陶瓷之都的游记。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我还在阅读《景德镇陶录》。

虽说航班不多，但我知道从北京可直飞南昌，而上海到南昌的航班更多。此外，我还了解到景德镇当地就有机场，可以起降小型飞机。对于同在江西省的庐山和井冈山，我都有意前往。如果条件允许，我还计划从九江坐船畅游南京或上海。

实际早在四年前，我就曾到过新疆。当时并不熟悉流程，所以并未在国内提前申请签证，到北京之后才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因此当我拿到签证时，留给我的有效时间已所剩不多。后来，当我游览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天山博格达峰之后已经没时间了，于是我不得不回到日本尽快完成即将到期的杂志约稿。

“这次去不了南疆了。”陪同的人告诉我。

“确实太可惜了，那就下次。”我说。

南疆主要包括喀什、和田等地方，其中喀什离苏联[作者写此书时是1977年，当时苏联尚未解体。此书尽量保持原著风貌，未作改动。]只有百十公里。也许是我个人的揣测，对一般旅行者来说，此类签证确实很难申请。陪同之人提到南疆，大概是考虑到时间问题而做出的礼貌性安慰，对此我也谦恭地告诉他下次再来也行。

回国后第二年我去了东北和大寨；第三年又远涉敦煌；今年，我本打算去趟景德镇。这时，脑中突然起了“也不知道能否申请到签证，但明年还是想要去南疆一趟”的念头。

不过，这次到北京之后，旅行社的负责人告诉我：“您之前曾说过下次去南疆，南疆那边还在等您的消息呢！”

“南疆那边？”我有点儿诧异，于是又问，“现在能去南疆吗？”

“是的，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的。他们可都在等着您呢！”他告诉我。

“行，那我就去南疆。”我爽快地答应道。

“不过，从南疆归来之后再去景德镇的话，就没有时间了，怎么办呢……”我又踌躇起来。

旅行社让我二选一，看来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从旅行心理来说，集中去几个景点才是上佳选择，于是几经思考我选择了南疆，景德镇之行就等下次吧！去景德镇什么时候都可以，而且加藤唐九郎[日本昭和时期著名陶艺家、陶瓷史研究家、陶艺理论著作编纂家。]先生如今就在那里观光。与之相比，近代到过喀什的日本人是大谷探险队的一位名叫吉川小一郎的人，而当时是大正二年（公元1913年），距今已经六十四年了。

当然，这样突然变更旅行路线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费用就是其一。来之前，我只准备了到景德镇的旅费，但要去一趟西部边境，着实还得花上一笔。到中国旅行并非因公，一切费用都是自理，这一次也不例外。经验告诉我，中国物价虽低，但相关“奢侈品”却绝不便宜。其中，出租车费就十分昂贵，普通老百姓大都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边境地区公交车无法通行，那出租车费又会有多高呢？虽然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有点儿拮据，但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将景德镇之行改为南疆。回到宾馆之后，我开始和妻子商量费用的问题。

“旅费问题不大，但那个东西就买不了了。”她算了算告诉我。

“买不了吗……看来是无缘。”我不由地感叹了一下。也许大家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但我们夫妇之间提起“那个东西”时却是心照不宣的。

“那个东西”是黄宾虹[中国近现代国画家，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的画。

黄宾虹是享誉中国的大画家，1955年以九十岁高龄辞世，生前和齐白石齐名。他的画风继承了吴派[也称吴门画派，是中国明代中期的绘画派别。]正统，同时融入了新时代的元素。

两年前我到北京的时候，在旅行社工作人员谢先生的带领下去了趟琉璃厂的荣宝斋，看到了黄宾虹的小件作品。

“就要这个了。现在要去敦煌，等回来后再取。”当时我就决定购买。听说可以取画的时候再付费，所以我没多想就去了敦煌。从敦煌返回北京后于9月8日入住北京饭店，10日一早就得乘机返回日本，在北京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天，而且还需要见亲戚、朋友等，并出席廖承志[作者来华参观时，廖承志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夫妇的招待宴会，实在没能挤出时间去荣宝斋履约。

后来我一直想着还得再去趟北京，但两年间却一直未能抽出身来。此次一到北京，我就先坐出租车来荣宝斋，在我看来，比起买画，信用更为重要，无论如何我也得表示由衷的歉意。店主想起了两年前的约定，但他还是微笑地告诉我画已经被买走了。

当时只是口头约定，如今两年已过，荣宝斋这么做也合情合理，我也因此松了口气。

“还有黄宾虹的其他画作吗？”我略带遗憾地问道。

“现在刚好有两幅。”店主拿来两幅挂轴，打开让我欣赏。其中一幅是黄宾虹八十四岁时所作，上面还有他的亲笔诗文。两幅都是山水画，且大小相当，但前者价格是后者的两倍。对此，我还是有点儿囊中羞涩。前者的价格虽然高很多，但画作力道遒劲，是山水画中的精品。黄宾虹晚年的画作越发活灵活现、趣味盎然。也许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声名远扬，所以画中更能体现出大胆创新的尝试。

人总有办法说服自己。通过对比，我开始觉得黄宾虹八十四岁时所做的那幅画也许是感到自己已近暮年，刻意在运笔上凸显遒劲。所以，我自然就选择了那幅创作年代不明的山水画。

“我就要这幅了。”我们约好在我旅行回来后现金交易。

后来，没想到我却变更了旅行地点。虽然从日本出发前准备了充足的费用，但毕竟是为了去景德镇而准备的，如今要去天山南路，自然是所剩无几。

这次又要失之交臂了，看来确实和黄宾虹的画作无缘啊！

03

这种被我们戏称为“站站停”的小型飞机于7月23日上午九点半从乌鲁木齐机场出发，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库尔勒。机舱内年轻的空姐就像壁画上的菩萨一样相貌端庄，飞机上有广播提醒乘客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飞行里程约三百五十公里，库尔勒的地面温度为32℃。不，其实说不上是广播，因为她们并没有使用麦克风。机上的乘客总计只有二十四人，她们那银铃般的声音大家都能听得清楚。

库尔勒的机场大楼，感觉就像农村的等候室一样。定好的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不到二十分钟便被告知“马上出发了”。如此匆匆，甚至都没来得及感伤一番。

库尔勒这个地名虽然是用汉字写成的，但我对片假名“コルラ”这三个字更为熟悉。1934年的三四月间，斯文·赫定曾被监禁在此处长达二十多天。当年他来罗布泊探险，途中不幸被卷入马仲英事件，不仅卡车被夺走，而且还惨遭禁足。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可参见他的著作《行走在战乱的西域》，该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库尔勒为舞台展开描写的。在这本书中，我就曾多次读到“库尔勒”这个地名。

马仲英是个年轻的回族将领。他曾在甘肃、青海等地生活。少年时代的马仲英也是个淘气的孩子，虽然也曾入南京军官学校学习，但比起学校训练，他更加向往真实的战场，于是退学后来到了西北。当时，乌鲁木齐地区连续出现因权力斗争而产生的武装政变和阴谋反叛，马仲英感觉到这是天赐良机。他想要在丝绸之路上建立独立王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于是在甘肃举兵，随后攻打新疆。不过他在一系列激战之后节节败退，后来不得不退守喀什，最终亡命苏联。

斯文·赫定就是被马仲英败军在喀什捕获的。马仲英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当时，乌鲁木齐的实权派人物盛世才依靠苏联的支持，获得了大量军事援助。乘坐在从斯文·赫定那里抢来的卡车上，狼狈败逃的马仲英依然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大言不惭道：“他盛世才要是没有苏联的飞机、装甲车和大炮，我们怎么可能失败呢？待我在天山南路重整旗鼓，日后必定占领新疆全境。”

其实即使没有苏联援助，当时乌鲁木齐的军事力量也远超马仲英的想象。“九一八事变”后，昨天还和日军交战且实战经验丰富的东北军便经西伯利亚“移驻”新疆。当时的马仲英不过二十五六岁，要是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实现了在丝绸之路建立独立王国的“梦想”，岂不等于说当时的新疆不堪一击？

20世纪前半叶，马仲英将新疆卷入战乱的泥潭，使新疆各地惨遭破坏，其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和19世纪的阿古柏叛乱相提并论。

阿古柏出生于塔什干，是中亚浩罕汗国的将军。当时，北方帝政时代的沙俄不断扩张领土，中亚浩罕汗国也未能幸免，遭到了沙俄的进攻。阿古柏不敌，便占领喀什作为据点，随后又继续占领了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地，并将势力向吐鲁番延伸，而且以托克逊为都城建立了独立王国。虽然当时清朝国力衰微，但绝不允许有国中之国，于是朝廷派遣左宗棠远征西北。

当时的阿古柏依靠沙俄，加上英国的支持，可谓横行无忌。而俄、英都是帝国主义阵营里的侵略急先锋，他们也想借助阿古柏达到入侵中国西部的目的。不过，此时的阿古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获得“埃米尔”称号，而当时只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王才能授予他这份荣誉，于是他和土耳其建立了所谓的邦交关系，却不想引发了和土耳其敌对的沙俄的强烈不满。当上“埃米尔”的四年后，阿古柏便受到了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围剿，当他再向沙俄求援时，遭到了沙俄的拒绝。

在吐鲁番失守、都城托克逊沦陷之后，阿古柏再次败逃，不久便死在了库尔勒。关于其死因，有“自杀说”“暗杀说”和“病死说”多种，但他死的那年正好爆发了俄土战争，所以时间应为1877年无疑。

“哦，今年正好是他去世一百年。”我边想边急匆匆地从候机厅走向机场摆渡车。

回想起斯文·赫定、马仲英、阿古柏这些早已逝去的历史人物时，库尔勒在我的大脑中反复回荡。古代这里曾被称为“焉耆”。如今，在库尔勒东北地区还有一个名为“焉耆”的回族自治县。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焉耆尼国”的记载，而且还特别加了“旧称焉耆”的注释。焉耆片假名为“カラシャール”，但我却对汉字叫法更为熟悉。《汉书·西域传》中，“焉耆”这一名称赫然在列，所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把机场建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是全世界的惯用做法，从库尔勒机场到市区有三十多分钟车程。

“下机的旅客请乘车。”空姐提醒我们。

机场安排了接送车辆，下飞机后我发现那是辆吉普车，原来在库尔勒下车的只有四五个人，一辆吉普车就足够了。从空中俯瞰时，感觉山峦离我们很近，但落地之后才发现依然很遥远。当我问到市区在哪里时，阿布都拉不假思索地指着白杨林方向告诉我就在那边。

《西域水道记》一书中记载，库尔勒以北二十里有遮留谷，再往北便是要害之地，那里设有关隘，大概就是唐代大诗人岑参所写的“铁门关西月如练”一句中的“铁门关”吧！另外，《唐书·地理志》中也有“自焉耆西五十里有铁门关”的相关篇章。

岑参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到安西都护府赴任，并在当地为官两年。因为都护府设在库车，所以岑参曾到过位于库尔勒以北的铁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就像“玉门”这个地名随处可见一样，铁门的叫法也不止一种。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关于羯霜那国（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约六十五公里处）的记载中就出现过铁门的名称：“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后来那里果真安了铁门，并在门上悬挂了铁铃。

在登上中转飞机之前，我一直不停地东张西望。那看不到的铁门，那在尘土中疾驰的马仲英的车辆，还有那阿古柏临死前的情景都在我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

04

“我们下一站将到达库车。从库尔勒到库车飞行二百六十公里，大约需要五十五分钟。”我被空姐柔美的声音所吸引，恍惚中听到了这样的提醒。

天空下，广阔的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山脉相依。也许是塔里木河的支流，也许是从地下冒出的水又不知何时消失在了沙漠之中，其实，从飞机上并不能看到水流，而且即便是同一道河床，水路也会经常变化，有深有浅也有泛滥的痕迹。河床就像舞动着的宽丝带一样纵横交错，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奇妙图案。

这架苏联制造的小飞机确实很有特点，飞行过程中时有颠簸，但机舱内却没有配备安全带，机舱前方显示屏也没有“请系好安全带”或“禁止吸烟”的文字提醒，反而安装了一个大飞机中都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高度计。

炎热的沙漠上空，气象条件不好。高空气阱现象不少，所以时不时就有明显的下降感。虽然人并不能感受到气阱的存在，但高度计却能迅速感知，数字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总之，这样的颠簸确实不好受。我觉得在通常情况下，有高度计就更应该配置安全带——为了将视线从高度计上移开。

库车在史书中多以“龟兹”之名出现。“龟兹之乐”——我从地名联想到了音乐。从古至今，这个地方歌舞名家层出不穷。

曾有这样的说法：库车夏季异常炎热，晚上也多是持续高温，令人难以安睡，与其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不如彻夜鼓噪音乐做伴，这样一来，漫漫长夜也就不那么煎熬了。后来，这里的居民就在夏季夜晚手持乐器，载歌载舞地欢愉起来，当地的歌舞音乐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大唐西域记》中，当时的库车被称为屈支国。作者玄奘法师如此评价：

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库车的候机大厅和库尔勒的差不多。大厅座椅背上铺着软绵绵的藏蓝色棉毯，感觉就像舒适的靠垫一样。我就像坐沙发一样坐下，不料只听见“咔嚓”声，没有丝毫弹性。原来只是普通长凳上铺了层棉毯而已，着实不能一股脑儿地坐下去。

我们原计划在这里游览两天，参观位于库车市中心以西三十五公里、坐落在丁谷山上的克孜尔千佛洞（又称克孜尔石窟）。

石窟分为几大块，总计有四五百个之多。因此，单是规模就完全可以和敦煌莫高窟相媲美，在新疆更是首屈一指。中国政府也将克孜尔千佛洞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憾的是，我们在乌鲁木齐商定此行计划时，发现通往克孜尔千佛洞的道路正在修建中，目前尚无法通行。千佛洞之行只好放到下次了。

“オアシス”的汉语意思为“绿洲”。新疆的产品商标以“绿洲牌”最为常见，其中有一种方糖就是绿洲牌的。新疆的甜菜栽培非常发达，所以用甜菜制成的方糖也十分常见。《大唐西域记》中对此地农作物和矿产都做了罗列：

糜、麦、粳稻、葡萄、梨、桃、杏……黄金、铜、铁、锡……

库车的富庶可见一斑。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当飞机降低飞行高度即将着陆时，我才亲眼看到绿洲的面积有多么广袤。从飞机上看到的绿色海洋比阅读史书一百遍都有说服力。

原计划在这里停留半个小时，但实际上只有二十分钟，依然是没有时间体味这种匆匆的伤感。

“好不容易远道而来呀！”我的内心多少有些遗憾。

从日本来到这里，确实是不远千里。但幸运的是，连接库车和日本两地的纽带并非一点儿都不存在。《法华经》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极高的地位，多种《法华经》汉译本中，在日本影响最大的要数《妙法莲华经》，而《妙法莲华经》汉译者就是出身于库车的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他幼时曾到印度学习，成年后回到库车，是远近闻名的高僧。他以向东方世界传播正法为使命，初到克什米尔学习小乘佛教，后到喀什学习大乘佛教，这样的经历促使他成了一名优秀的佛教传播大使。

4世纪后半叶，中国正处在分裂时代，中原地区南北对抗激烈，统治北方的霸主苻坚以长安为都城，正准备和南方的东晋王朝一决雌雄。苻坚本是藏系氏族的首长，公元383年，他率领百万大军南下，在淝水与东晋军展开对峙。与此同时，为了消灭后方的威胁，他派遣大将军吕光征讨西域。

对于来犯大军，西域各国反应不一。焉耆开城投降，而龟兹却拼死抵抗。到后来龟兹城终于被攻破，而此时的远征主帅吕光却收到了皇帝苻坚在淝水大败的消息，他对自己的处境充满了困惑。

“龟兹乃肥沃之地，莫如在此自立为王。”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不可，留此为凶，东行乃。”对于吕光的想法，鸠摩罗什提出了反对意见。

当时，让佛僧占卜吉凶是常有的事情，但这个结论并非是鸠摩罗什占卜所得。因为他的志向在于向东方弘扬正法，所以一旦被吕光扣留在库车（龟兹），他的宏远志向将毕生无法实现，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谏言。他终于如愿以偿，随着吕光向东行进。

后来，吕光在甘肃建立了割据政权的“后凉”，但却被取代前秦苻坚而建立“后秦”王朝的姚兴所败。据说姚兴是为了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才不惜大举进攻后凉的。当然，鸠摩罗什到长安后受到的欢迎之隆重更是不言而喻。

不仅仅是《法华经》，净土宗的主要经典《阿弥陀经》《金刚般若经》等鸠摩罗什的汉译本在日本也广受欢迎。此外，虽说玄奘译的《般若心经》短小精悍，颇为流行，但《金刚般若经》的翻译，鸠摩罗什的译本更有人气。《法华经》也一样，虽然前人早有翻译，但如今人们依旧将他的译本奉为圭臬。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鸠摩罗什的译本简单易懂吗？那么为什么他的译本会是这样的风格呢？

鸠摩罗什是印度人和库车人的混血儿。据说库车人属于雅利安人种，其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因此，他应该对印度语和库车语十分精通，但他的汉语学习应该是从跟随吕光开始的。他生于公元350年[另一说他出生于公元344年。]，跟随吕光是在384年他三十四岁的时候。401年，姚兴将他迎到长安，至此，已经年满五十一岁的他开始了真正的佛经翻译事业。从不懂汉语开始，通过十几年的艰苦学习，他竟然可以用汉语翻译佛经，所以总体上他的译文不会过于生涩难懂。

不知道《法华经》和《阿弥陀经》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观，这些经典极大地塑造了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深深的缘分。由此看来，库车和日本的缘分，并非是我有意牵强附会地拼凑在一起。此时，我想起了一句诗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我还会再来的，我一定要去看看克孜尔千佛洞！”当听到登机的通知时我这样告诉自己。

05

“库车距阿克苏二百三十五公里，需要飞行五十分钟。”空姐在提醒我们之后，给每位乘客发了一根冰棍儿。这是第二次配发，但我这次却没敢接受。因为这一段是整个旅途的关键，我担心吃坏肚子，再加上飞行途中比较颠簸，所以还是慎重了些。

因为安排了午饭，我们在阿克苏的休息时间相对较长，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阿克苏地区外事处的工作人员来接机，我以为他们会带我们到阿克苏市区。如前所述，阿克苏是通往喀什和和田的中转机场，算得上是交通要塞，所以比其他机场略微宏伟一些。

美味佳肴被依次端了上来，我并不太饿。我一边听着他们用阿克苏方言交流，一边慢慢地吃着东西。在维吾尔语中，阿克苏的“ak”是“白”、“su”是“水”的意思，阿克苏即“白水”。该地区下辖阿克苏、温宿、拜城、新和、库车、乌什、沙雅、阿瓦提和柯坪九县，所以库车县也属于阿克苏管辖。

阿克苏古称“姑墨”，最早应属于温宿国，东汉时期，阿克苏也曾攻占过温宿，隋朝时期隶属龟兹。姑墨的维吾尔语“kum”是“沙”的意思。在《大唐西域记》中，此地被称为“跋禄迦国”，梵语也是“沙”的意思。阿克苏是沙漠中的绿洲城市，在古代受到“沙”的约束，而现代则更强调“水”的重要作用。托什干河和其他河流汇合之后形成阿克苏河，最终注入塔里木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修建了不少大坝，在这沙漠地带对水源的合理利用是十分重要的。

四年前曾做过我们向导的阿布都拉先生就是阿克苏人，和此次陪同我们的阿布都拉同名。在新疆，同名的情况很多，他们通常把父亲的名字加在后面予以区分。阿克苏出身的阿布都拉全名阿布都拉·拉依木，而此次陪同我们的阿布都拉先生是喀什人，全名是阿布都拉·哈迪鲁。之前在乌鲁木齐的时候，阿布都拉·拉依木先生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对家乡的自豪感，后来我才知道阿克苏确实是新疆最负盛名的农产区。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来看，阿克苏的物产、气候、人情、风俗以及文字等，几乎都与库车相同。

阿古柏叛乱时，清朝将军左宗棠曾率麾下湘军在此屯田，并将湖南地区的农耕方式带到了这里。由于水田多，阿克苏的大米远近闻名。

“好吃吗？”吃饭的时候，阿克苏地区革委会的人问我，也许正是对当地的米饭颇感自豪吧！不过说实话，这里的米饭确实不错，只不过当时我腹中并非空空，所以也就没吃多少。

交流中，我们又提到了克孜尔千佛洞。原来千佛洞正面属于库车县，而山后的石窟群则在拜城县境内。后来，政府曾尝试对这座东汉时期的古老石窟进行地下挖掘，但一旦接触空气，壁画就会立即变色，相关文物也会变形，甚至损坏，所以在没有找到妥善的处理方法之前，政府决定控制挖掘进度。

清代的祁鹤皋（本名祁韵士）曾作《西陲竹枝词》百首。竹枝词是对当地风俗的咏叹，而西陲则是指西部边陲。对于阿克苏，他留诗：

边城岁岁乐丰年，

秋日黄云被野田。

土著头人衣帽整，

紫骝腰跨鹿皮鞯。

最后一句中的“紫骝”是指栗色名马，“鞯”是衬托马鞍的垫子。这是一幅描写沙漠绿洲居民骑马的典型画面——当地人跨上骏马，马鞍垫子由鹿皮制成，显得十分奢华，身上的衣服和头上的帽子也很讲究。这样的富庶生活自然是和当地农业繁荣、田野广阔密不可分的。

吃完饭后，他们向我介绍了此次掌勺的厨师长。我吃得不多，但飞机驾驶员、后勤、空姐等民航工作人员都吃得津津有味。

“从这里到喀什，途中难免颠簸，还请您忍耐。”多次往返这条路线的阿布都拉·哈迪鲁先生告诉我。

对于此次同行的阿布都拉·哈迪鲁先生，我们干脆去掉了他烦琐的名字，称他“老阿”。当然，这里的“老”并非指代年龄，而是一种亲切的表达。我对他的年龄饶有兴趣，于是多次询问，他只是微笑地说“我不知道”。但依照我的判断，他应该不到四十五岁。

阿克苏和喀什之间距离约四百四十六公里，飞行时间需要九十分钟。也正如老阿所说的那样，途中有两次颠簸得很厉害。

在阿克苏，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在机场附近，并没有看到市区的样子，只能依据地名展开一些想象。不过马上就要从这里出发踏上天山南路的城市了，听老阿说，喀什机场距离市区比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