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家时两手空空，什么有分量的说法、可靠的事实都没带回来，实在让人失望。

女人比男人贫穷，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也许，现在最好先放弃探寻真理，不要任由岩浆般滚烫，或洗碗水般浑浊的观点如雪崩般坍塌在头脑中。最好把窗帘拉紧，将分心的物事拒之窗外，点亮灯盏，缩小探寻的范围，请教记载史实而非阐述见解的历史学家，看他们如何描述女性的生存境况，也不用论古至今，只着眼于英国女性，且限于伊丽莎白时代。

这是因为我长久以来始终有一种困惑：为什么那时的男人好像两三人之中必有一个会写歌谣或十四行诗，却没有一位女性在那非凡的文学时代里留下只字片语？我问自己：那时的女性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中？

因为小说虽是一种想象力的杰作，可能不太像科学那样俨如石子从天而降，但小说如同蛛网，哪怕只是轻微勾连，却始终用边边角角勾连于生活。

这种关联通常是很难被察觉到的，譬如说，莎士比亚的剧作看似凭空而就，自成一体，但只要拉歪蛛网，钩住边角，扯破中央的网线，我们就会想起来，这些蛛网并非是看不见的精灵铺就于半空的，而是出于受苦受难的人类之手，并且和相当具象的物质息息相关：诸如健康、财富和我们栖身的房屋。

于是，我走到摆放历史书籍的书架前，取下了最新出版的那一本：特里维廉教授1所著的《英国史》。我又在索引中搜寻“女性”二字，继而找到了“地位”这两个字，便翻到相应的页码。

我读道：“殴打老婆是被公认的男人的权利，不管地位高下，男人都能面无愧色地下手……同样，”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女儿若拒不嫁给父母选择的女婿，就可能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公众对此保持漠然。婚姻无关个人情感，而是家族敛财之道，尤其在崇尚‘骑士精神’的上流社会中……往往一方或双方尚在摇篮中，婚约便已定下，刚能离开保姆就要完婚。”那是1470年前后，乔叟的时代结束不久。

再次提到女性的地位已是二百年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即使在中上流社会，女人为自己选择夫婿也属罕事，但只要许配给了某位先生，至少法律和习俗便默认丈夫是一家之主。但即便如此，”特里维廉教授总结道，“不管是莎士比亚剧中的女性，还是一些可靠的十七世纪回忆录—譬如弗尼夫妇和哈钦森夫妇回忆录—中的女性似乎都不乏个性和品格。”

我们不妨斟酌一下：克莉奥佩特拉[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的女主人公。]显然有其特立独行之处；也能料想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Macbeth）的女主人公。]有自己的意志；或许还能断定罗莎琳是位动人的姑娘。说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女性不乏个性和品格，特里维廉教授显然道出了实情。

就算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可以再钩沉一下，得到一个结论：自古以来，女性在所有诗人的所有作品中都如灯塔般光芒四射—剧作家的笔下，就有克吕泰涅斯特拉[古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所著《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女主人公。]、安提戈涅注[古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所著《安提戈涅》（Antigone）的女主人公。]、克莉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拉辛的悲剧《菲德拉》（Phaedra）的女主人公。]、克瑞西达[莎士比亚的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的女主人公。]、罗莎琳[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的女主人公。]、苔丝狄蒙娜[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Othello）的女主人公。]、马尔菲公爵夫人[英国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的悲剧《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的女主人公。]；还有文学作家笔下的米拉芒特[英国喜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的《如是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的女主人公。]、蓓佳·夏泼[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琳娜[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的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女主人公。]、盖芒特夫人[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女主人公。]—这些名字涌现脑海，全都不会让人想起女性“缺乏个性和品格”之说。

的确，如果女性只存在于男人所著的小说中，必然会被认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千姿百态，有的高尚，有的卑鄙，有的华丽，有的丑恶，有天姿国色，也有丑陋至极的，有的和男人一样优秀，也有的让人觉得比男人更优异。[“始终有这样一个古怪的不解之谜：雅典娜之城的女性备受压迫，几乎与东方妇女一样，要么做宫婢，要么做苦工；然而，在其戏剧舞台上却诞生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卡桑德拉、阿托莎和安提戈涅、菲德拉、美狄亚以及那位“厌女者”欧里庇得斯笔下统领一出又一出剧目的女性主人公们，这究竟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尊贵的女士是不可以独自外出抛头露面的，但在舞台上，女人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甚或更胜一筹，这种矛盾至今也不曾得到圆满的解释。这种舞台上的女性优势在现代悲剧中依然存在。无论如何，粗略翻阅一遍莎士比亚的作品（韦伯的作品与其相似，马洛或约翰逊的剧作则不同）便足以看出：从罗莎琳到麦克白夫人的那些女性都拥有这种优势和主动权。拉辛的剧作也是如此。他的六部悲剧都以女主人公命名。而且，在他的笔下，有哪位男性角色可以跟埃尔米奥娜和安德洛玛刻、蓓蕾尼丝和罗克珊、费德尔和阿达莉相媲美？易卜生也不例外，哪位男性角色又可以与索尔维格和娜拉、海达和希尔达·旺格尔还有丽贝卡·韦斯特相提并论？”—F.L.卢卡斯，《论悲剧》（Tragedy, pp），第114-115页。—原著注。]

但这都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现实却如特里维廉教授指出的那样：女性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被推搡得东倒西歪。

于是，出现了一种杂糅出来的、异常奇特的造物。在想象中，她无比尊贵；在现实中，她根本无足轻重。

她充斥于诗集的字里行间；却在历史中无迹可寻。她主宰小说中的帝王和征服者的人生，却像奴隶般听命于现实中的未成年男子，只要那男孩的父母能强使她套上婚戒。文学作品中，多少富于灵感的动人词句、最隽永深刻的思想都由她说出，而真实生活中，她认不得几个字，更别提读写，只能算是丈夫的私有财产。

然而，这些在想象中貌似有趣的怪物其实根本不存在。若要让她变得活灵活现，我们就必须充满诗意、同时平淡无奇地去想象，才不至于脱离事实—譬如说，她就是马丁太太，36岁，身穿蓝衣，戴着黑帽，穿棕色鞋；但也不能没有虚构能力—她包容了各种各样、流转不息、闪光不止的精神和力量。可是，当我把这种手法套用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身上时，光芒就减弱，如坠迷雾，因为缺乏事实佐证而一筹莫展。无法了解她的详情，没有任何细节，没有确切或详实的信息。历史书里根本没提到她。

于是，我回过头来翻看特里维廉教授的著作，看看历史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浏览诸章标题后，我发现，历史对他而言就是—

“采邑与敞田耕种法……西多会教团与牧羊业……十字军东征……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玫瑰战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修道院式微……农业及宗教冲突……英国海上霸权的由来……西班牙无敌舰队……”等等。间或会提到某位女性，某位伊丽莎白，或某位玛丽，某位女王或是某位贵妇。

可是，任何除了头脑和个性外便一无所有的中产阶级女性，都没办法投身于任何大事件，而正是这些前仆后继的事件构成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我们也无法在轶事野史中找到她的踪影。奥布里[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1626-1697），英国文物专家、博物学家、作家，出版过一本杰出人物传记集。代表作：《不列颠历史遗迹》（Monumenta Britannica）、《名人小传》（Brief Lives）。]几乎不会提到她。她也不曾记录自己的生平故事，几乎从来不写日记，只留下了几封书信。她没有留下任何剧作或诗歌，能让我们对她加以评定。

我想，人们需要大量的资料—为什么就没有哪个纽汉姆学院或格顿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生能提供这些素材呢？—她几岁结婚的？通常会有几个子女？她的住宅是什么样的？她有自己的房间吗？她亲自下厨吗？她有仆佣吗？

所有这些细节必定藏在某处，也许是教区的记事本或账簿中。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女性生活的资料必定散见各处，但愿能有人去搜集，编纂成书。

我的目光在书架上逡巡，想找到那些并不存在的书，心中默想：虽然我自己真的认为目前的历史书都有点古怪，失真，偏颇，却只怕我没胆量、也没野心去建议知名学府的学生们重写历史；但他们为什么不能为历史增缺补遗呢？

当然，增补的这部分无需招摇的标题，以便让女性恰如其分地登场。

因为我们时常在大人物的生活中瞥见她们的存在，匆匆隐没于背景，有时我会想，她们把自己的一个眼神、一阵笑声，或是一滴泪隐藏起来了。毕竟，我们看够了简·奥斯汀的生平故事，似乎也没必要再去思量乔安娜·贝利[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1762-1851），苏格兰剧作家、女诗人。代表作：《激情剧作》（Plays on the Passions）、《逃亡诗篇》（Fugitive Verses）。]的悲剧对埃德加·爱伦·坡[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代表作小说《黑猫》（The Black Cat）、《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诗《乌鸦》（The Raven）、《安娜贝尔·丽》（Annabel Lee）。]诗歌的影响。就我而言，我真的不在乎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故居和游园向公众关闭一百年或更长时间。

然而，再次仰望书架时，令我深觉可悲的是：我们对十八世纪前的女性竟然一无所知。我在脑海中搜寻不出一个典范可供我左思右想。

现在，我口口声声追问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不写诗，却连她们受过怎样的教育都无法确证：她们是否学过写字？有没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性在21岁前就已生儿育女？简而言之，她们从早八点到晚八点，这整整一天里，究竟做了些什么？很明显，她们没有钱，按照特里维廉教授[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英国史学家，著名学者，代表作：《英国史》（A History of England）。]的说法，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她们未等成年就得嫁人，甚至很可能不满十五六岁。

哪怕这些事都弄清楚了，我也敢说，要是她们中有人冷不丁突然写出了莎士比亚的剧作，那才是咄咄怪事吧。

我还想到了一位已离世的老先生，我记得他曾是主教。他宣称：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关于这点，他曾在报纸上撰文论述过。他还跟一位来向他请教的夫人说，猫是上不了天堂的，虽然，他补充道，它们也有某种灵魂。

为了拯救一个凡人，这些老先生是多么殚精竭虑！他们每进一步，无知的边界便向后退缩了多少啊！

猫进不了天堂。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的剧作。

话虽如此，我看着书架上的莎士比亚著作时，却不能不承认，那位主教至少在这一点上说对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位女性能写出莎士比亚那样的剧作，完完全全没有可能。

既然史实难寻，不妨让我想象一下，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天资聪颖的妹妹，假设就叫朱迪丝吧，那么事情会如何发展呢？

考虑到莎士比亚的母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莎士比亚本人很可能进了文法学校，很可能学了拉丁文—奥维德、维吉尔还有贺拉斯—还有基础文法和逻辑学。

众所周知，他是个顽劣的孩子，偷猎别人地界里的野兔，可能还猎杀了一头鹿，还不到结婚的年纪就仓促地娶了邻家女子，婚后不到十个月，她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风流荒唐之后，他只能背井离乡躲开纷扰，去伦敦自谋生路。他似乎对剧院情有独钟，先是在后台门口为人牵马，很快就加入剧团，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演员，生活在堪称当时的世界中心的大都会里，交游甚广，无人不识，在舞台上实践他的艺术，在街头巷尾磨炼自己的才智，甚至能到女王的宫殿里表演。

与此同时，我们不妨合理推断，他那位天资聪颖的妹妹留在了家里。她和莎士比亚一样，喜欢冒险，富于想象，渴望去外面见世面。

但是，父母没送她去读书。她没有机会学习文法或逻辑，更别提通读贺拉斯或维吉尔了。她偶尔会拿起一本书翻几页，书大概是她哥哥的。

可是，没看几页，父母就会进屋来，吩咐她去补袜子，或是去看着炉子上的饭菜，总之不许她在书本纸笔上浪费时间。他们的语气会很严厉，但态度是和蔼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殷实人家，很清楚女人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也很疼爱自己的女儿—事实上，她很可能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说不定，她曾在储存苹果的阁楼上偷偷写过几页纸，但要小心藏好，或是烧掉。可惜，要不了多久，只不过十多岁的她就会被许给邻家羊毛商的儿子。她又哭又闹，说自己讨厌这门亲事，为此被父亲痛打一顿。

后来，父亲不再责骂她，而是苦苦哀求女儿不要让他丢脸，不要因婚事让他难堪。他说会给女儿一条珠链，或是一条上好的衬裙；说着说着，声泪俱下。这让做女儿的怎么能不顺从呢？她怎么会让父亲伤心呢？

唯有与生俱来的才华让她硬下了心肠。

她把自己的物品收拾成一个小包袱，在夏夜里，顺着绳子爬下了窗，直奔伦敦。她还不到十七岁。

树篱间鸟儿的鸣唱都不如她的歌声欢快。她和哥哥一样，对于文词音韵有最敏捷的想象力。她也和哥哥一样钟情于剧院。

她站在后台门旁，说她想演戏。男人们当面嘲笑她。剧院经理是个口无遮拦的胖男人，更是一阵狂笑，嚷嚷着什么小狗跳舞、女人演戏之类的蠢话—他说的是：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演戏。他还暗示—你们一定猜得到他暗示了什么。

她找不到地方训练才艺。难道她还能去小饭馆就餐，或是在深夜的街头徘徊？不过，她真正的才华是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渴望从男人女人的生活，以及对他们性情的研究中汲取充足的素材。

最后—其实她还很年轻，长得和诗人莎士比亚非常相像，都有灰眼睛，弯眉毛—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对她心生怜悯，却也让她出乎意料地怀上了这位绅士的骨肉，所以—当诗人的心禁锢于、纠缠于女人之躯，谁又能揣度出那是何等的炽热和狂暴？—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她自杀了，死后被葬于某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如今大象城堡酒店门外停靠公共汽车的那个地点。

我认为，如果有哪位女性在莎士比亚时代拥有与其比肩的才华，她的人生走向必然大致如此。

但我想，我终究会同意那位已故的主教，假如他确实做过主教的话—也就是说，根本无从想象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性能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因为这样的才华不可能源自日夜操劳、目不识丁、卑躬屈膝的人群中，不可能诞生于英国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当中，也不可能出现在如今的工人阶级中。

那么，按照特里维廉教授的观点，在那些尚且年幼便被父母逼去干活、在法律和习俗的束缚下又不得脱身的女性中，又怎会跳脱出这样的天才呢？

然而，女性群体中必有某方面的天才，工人阶级中也必然如此。时不时地，就会出现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罗伯特·彭斯[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著名的农民诗人，一生贫困。]大放异彩，证明天才的存在。

但史书显然不会记载这种天才的存在。

不过，每当读到某个女巫被溺毙，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某个聪明的女人叫卖草药，甚至某位杰出男士有位贤母，我都会意识到：沿着这些线索寻觅下去，我们就能追踪到某位被埋没的小说家，某位怀才不遇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某位因才华被压抑而被折磨得在荒野上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或在路边迷离游荡、蓬头垢面、紧锁眉头的艾米莉·勃朗特。

其实，我甚至敢说那位写下如许多诗作，却从不曾署名的“无名氏”，多半是女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英国诗人、作家。代表作：从波斯文译的《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曾暗示说，是女人创造了民谣和民歌，因为她要边纺线，边低声哼唱哄孩子，也要以此度过漫漫冬夜。

这究竟是真是假，谁能断定呢？但若反思我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我觉得，那终究蕴含了部分真相：任何一位天赋过人的十六世纪才女都注定会发疯，会饮弹自尽，或在某个远离村庄的荒舍离群索居，孤独终老，半是女巫，半是术士，被人取笑，也让人畏惧。

这位天赋过人的才女一旦将其才华用于诗歌，除了旁人的百般阻挠，她与之对抗的本能也会折磨她、撕扯她，无需动用心理学的大道理就能断定，她的健康和精神必然大受其害，身心俱残。没有哪个女人走到伦敦、从剧院后台径直冲到演员经理面前而不会经受侮辱、遭受痛苦，也许这毫无道理可言—或许是因为贞洁观，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些社会群体出于不可知的理由而臆造出来，并且疯狂崇拜的概念—但却无可避免。

所谓贞洁，在当时，乃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都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裹挟在每一根神经、每一种本能的纠缠之中，若要剥去束缚，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寻常的莫大勇气。

对女诗人、女剧作家而言，在十六世纪的伦敦无拘无束的生活就意味着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困窘，可能足以将她逼上绝路。就算她可以侥幸地存活下来，过度紧张、趋向病态的想象力也会导致她写下的文字扭曲、畸变。

我看着书架，上面没有一部女性创作的戏剧作品，我心想，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她必然会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这是贞洁观对女性的要求，哪怕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依然遗风犹劲。从柯勒·贝尔[柯勒·贝尔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笔名。她和妹妹艾米莉和安妮于1846年出版诗集《科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诗集》（Poems by Currer,Ellis,and Acton Bell），1847年再以此为笔名将《简·爱》投稿出版社。]、乔治·艾略特、乔治·桑[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原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法国著名小说家，在巴尔扎克时代独树一帜，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代表作：《安蒂亚娜》（lndiana）、《魔沼》（La mare au diable）等。]等女作家的作品中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内心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用男人的名字做笔名，却只是徒劳地掩匿自己的真面目。

这样做，只是向约定俗成的惯例低下了头；就算惯例不尽然是由男人们树立的，却无疑是他们大力鼓吹的（伯利克里[伯利克里，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曾说过，女人最大的荣耀不在于被人津津乐道，虽然他自己常为人所议论）。

基于这种传统观念，女性抛头露面才被认定是为人所不齿的。她们骨子里就有隐姓埋名的倾向；深藏不露的渴望依然掌控着她们。

即便到了当代，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在意自己的声誉是否名副其实，经过墓碑或路牌时，通常也没有想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其上的强烈渴望；完全不像阿尔夫、伯特或查斯之流，必定会听从本能，他们看到了漂亮女人，或哪怕看到一条狗，都会喃喃自语：这狗是我的。[原文为法语。]

当然，未必是狗，我想到了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林荫大道，所以，也可以是一块土地，或一个黑色卷发的男人。

身为女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就算看到一个极其漂亮的黑人女子，也可以径直走过，不去奢望把她改造成英式女子。

所以，那个拥有诗情天赋的十六世纪女子必定是不幸的，必定是个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女人。不管她的胸中有何诗文机杼，都得有合适的心境才能得以抒发，可是，她的人生况景、天性本能却尽与之作对。

但我要问：什么样的心境最有益于创作呢？对于催生写作这种奇怪的活动，并使之可能完成的心境，有人能以一言蔽之吗？

此刻，我翻开一卷莎士比亚的悲剧。譬如说，在他写下《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那绝对是自古以来最适宜写诗的心境了。但莎士比亚本尊对此只字未提。我们只能在不经意间、偶然得知他“从未涂改过一行字”。

或许，十八世纪以前，确实没有哪位艺术家谈过自己的创作心境。首开先河的人大概是卢梭。不管怎样，自我意识到了十九世纪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文人们大都喜欢在忏悔录或自传中描述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也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他们的书信在死后也有人出版。

由是，尽管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的心境如何，却能知道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等。]在写下《法国大革命》时所经历的境况，也知道福楼拜在书写《包法利夫人》时所经历的一切，还有济慈试图以诗歌来抵制死之将至和冷漠世间时的感受。

从卷帙浩繁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式的现代文学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写出任何一部天才之作都堪称历经磨难的壮举。事事都在妨碍作家将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无缺地写下来。

总的来说，这件事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各种阻挠。狗会吵闹，人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也会衰弱。

何况，还有显而易见的世人的冷漠，让这件事越加艰难，越加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写历史，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这个世界毫不在意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字词，卡莱尔是否谨慎查证了此一事或彼一事。

显然，这个世界也不会对它不需要的东西给予报酬。所以，诸如济慈、福楼拜、卡莱尔的那些作家无一不受苦，尤其是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轻时代，他们要经受各式各样的干扰与挫败。那些忏悔录和自述文本中传递出的是一种诅咒，一些怆痛的呼号。“伟大的诗人死于悲惨”—他们的咏叹往往承载着这样的主题。[语出华兹华斯的诗《革命与独立》（Revolution and Independent）。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咏水仙》（Daffodils）。]

但凡能熬过这一切而幸存下来的，都算奇迹；很有可能，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圆满实现作者最初的构思，完整又完美地面世。

看着书架上的空当，我心想，这些千辛万苦对女性来说岂不是更让人生畏？

首先，哪怕是在十九世纪初，女人也根本不可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别说是安静，甚而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极其富有，甚而是贵族。

如果仅能置办衣装的零花钱都得仰仗父亲的慈悲，她就根本没有余裕去找些慰藉，像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那些穷诗人，起码还能去徒步旅行、去法国散散心、找间独立的寓所栖身，哪怕条件再简陋，最起码能躲开家人的唠叨与专横。

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世人的无动于衷曾让济慈、福楼拜和其他才子难以忍受，但若换作是她，世情的冷漠就将变为敌意。对他们，世人会说：想写就写呗，反正我是无所谓的。但对她，世人不会这样说，只会冷嘲热讽：写作？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

我再次看向书架上的空处，想到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或许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了。因为，现在是时候测量一下挫折对艺术家的心智到底有多少影响了，就好像我曾见过乳制品公司使用普通牛奶和优质牛奶喂养老鼠，再根据老鼠的体型做出量化结论。他们把两只老鼠关进并列摆放的两只笼子，一只畏畏缩缩的，胆子小，个头也小；另一只毛色光亮，胆子大，体型肥硕。

那么，我们喂给女艺术家们的营养又是什么呢？问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晚餐桌上的梅干和蛋奶糕。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消打开晚报，读一下伯肯赫德爵士的高见……不过，我真心不想费神去抄录这位爵士对女性写作的见解。也暂且不援引英奇教长的话吧。哈莱街的专家们尽可叫嚣，激起整条哈莱街的回声共鸣，但丝毫不能令我有所动。

我要摘引的，却是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勃朗宁先生在剑桥大学曾显赫一时，还给格顿学院和纽汉姆学院的学生们出过考题。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宣称“阅完任何一份试卷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不管他打的分数高低，就智力而言，最优秀的女人比最差的男人更低下”—他就是靠这种结论才受人敬重，被推举为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说罢，勃朗宁先生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一个小马倌躺在沙发上，“瘦得皮包骨头，双颊凹陷，脸色蜡黄，牙齿发黑，看起来四肢瘫软无力……‘那是阿瑟’，（勃朗宁说道）‘他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品性相当高尚。’”

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是互补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如今这个传记盛行的年代里，幸好有这样两幅画面能够互相补全，才让我们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完整地去诠释大人物们的高见。

现在的人可能不能接受这种论断，但哪怕只是五十年前，这种话从大人物嘴里说出来肯定让人难以反驳。

我们不妨假设，有位父亲出于最善良的动机而不愿让女儿离家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准会说：“听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何况，远不止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这么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断然指出：“妇女存在之本质，在于为男人所供养，并侍候男人。”……不胜枚举的大男子主义观点都在强调：对女性的才智，不要有任何期待。

就算那位姑娘的父亲没有大肆说教，她自己也可以读到这些观点；就算是在十九世纪读到，这类文辞也会让人心灰意冷，对她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你不能做这件事，你也做不成那件事—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去克服的。

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菌害已不再有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杰出的女性小说家们。但对画家们来说，其流毒仍在。根据我的想象，哪怕是当下，这种毒害对音乐家们来说仍很活跃，毒性尤强。女作曲家们的地位，仍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演员的地位相同。

我想起了自己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尼克·格林曾说，女人演戏让他想到小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用同样的言语讽刺了传教的女人。在此，我翻开一本有关音乐的书，就在1928年，又有人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了试图作曲的女人们：“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热尔梅娜·塔耶芙尔，Germaine Tailleferre（1892-1983），法国女作曲家。]小姐，我只能重复约翰逊博士论及女传教士时所说的至理名言，只不过要换成音乐的说法：‘先生，女人作曲，就像小狗要用后腿走路一样。它自然是走不好的，但让人吃惊的是它竟然会想去这样做。’”[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论述当代音乐》（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Music, p）—原著注。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 （1895-1951），苏格兰音乐评论家、作家、作曲家。]

历史竟能这般精准地重复上演。

就这样，我合上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也推开了其他人的，我的心中已有定论：很明显，乃至十九世纪，女性要从事艺术都必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恰好相反，女人得到的只会是斥责、侮辱、训诫和规劝。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神经紧张，筋疲力尽。

在此，我们还是没能绕出那个非常有趣且隐蔽，但对女性运动极具影响力的男权情结；那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认定她该低人一等，不如认定他该高人一筹—使得他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要招摇自己的伟大形象，不仅横在艺术之路上，还要阻断政治之路，哪怕被其阻挠的前景只会带给他微乎其微的风险，哪怕哀求他放行的人谦卑又恭敬。

我记得，就连对政治满腔热情的贝斯伯勒夫人也必是屈身低头地给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夫人写信：“……尽管我对政治极有热忱，也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女人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在别人问起她时）说说自己的见解。”如此表态之后，她才将一腔热情毫无阻碍地投入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女性解放本身更有意思。要是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年轻学子去搜集例证，演绎出一套理论来，准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备好厚手套，还要有金块打造的栅栏，以便保护自己。

不过，暂且抛开贝斯伯勒夫人，我又想到，如今看来有趣的笑谈，也曾被极为严肃地认为非同小可。

我敢说，如今被标以“奇谈”，当作儿戏般在夏夜读给少数人听的闲谈逸事，也曾一度催人泪下。你们的祖母以及曾祖母辈中，有好多女人曾为这些故事哽咽、拭泪。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更是放声痛哭。[见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卡珊德拉》（Cassandra），载于R·斯特雷奇著，《事业》。—原著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出身于上流社会，186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译者注。]

何况，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挺好，可以读大学，有自己的起居室—也许该称作卧室兼起居室？—你们大可以说，天才对这些看法是不屑一顾的，天才应当超然于旁人的议论。

不幸的是，恰恰是天才男女最在意众人的议论。想想济慈吧，想想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的铭文。再想想丁尼生吧，想想—不过，我似乎不必再举出更多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事实就是：艺术家的天性决定了他们会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说。文学世界里尸骸遍地，尽是对世人的评价过于介意，乃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的男人们。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加倍递增了他们的不幸。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何种心境才有益于创作？创作是一种非凡奇妙的努力，要直抒胸臆，把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地写下来，就需要艺术家心境明净。看着我眼前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猜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境。必定没有阻滞，也没有未被消融的杂质。

尽管我们说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心境一无所知，但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就已经论及莎士比亚的心境了。

相比较于多恩[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歌与十四行诗》（Songs and Sonnets）。]或本·琼生[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福尔蓬奈》（Volpone）、《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又或是弥尔顿，我们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所有忿恨、怨气和憎恶。没什么“秘闻”能让我们联想到这位作家。抗议、劝诫、诉冤、报复、让全世界见证艰辛与不公，诸如此类的一切渴求都由他内心喷薄而出，燃烧殆尽，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歌从他心中自由自在地倾泻而出，无挂无碍。

若曾有谁圆满呈现自己的创作，那就是莎士比亚了。我再次转向书架，心想，若有谁的心境澄明清净，那就是莎士比亚了。

我认为，如果有哪位女性在莎士比亚时代拥有与其比肩的才华，她的人生走向必然大致如此。

但我想，我终究会同意那位已故的主教，假如他确实做过主教的话—也就是说，根本无从想象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性能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因为这样的才华不可能源自日夜操劳、目不识丁、卑躬屈膝的人群中，不可能诞生于英国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当中，也不可能出现在如今的工人阶级中。

那么，按照特里维廉教授的观点，在那些尚且年幼便被父母逼去干活、在法律和习俗的束缚下又不得脱身的女性中，又怎会跳脱出这样的天才呢？

然而，女性群体中必有某方面的天才，工人阶级中也必然如此。时不时地，就会出现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罗伯特·彭斯[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著名的农民诗人，一生贫困。]大放异彩，证明天才的存在。

但史书显然不会记载这种天才的存在。

不过，每当读到某个女巫被溺毙，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某个聪明的女人叫卖草药，甚至某位杰出男士有位贤母，我都会意识到：沿着这些线索寻觅下去，我们就能追踪到某位被埋没的小说家，某位怀才不遇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某位因才华被压抑而被折磨得在荒野上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或在路边迷离游荡、蓬头垢面、紧锁眉头的艾米莉·勃朗特。

其实，我甚至敢说那位写下如许多诗作，却从不曾署名的“无名氏”，多半是女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英国诗人、作家。代表作：从波斯文译的《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曾暗示说，是女人创造了民谣和民歌，因为她要边纺线，边低声哼唱哄孩子，也要以此度过漫漫冬夜。

这究竟是真是假，谁能断定呢？但若反思我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我觉得，那终究蕴含了部分真相：任何一位天赋过人的十六世纪才女都注定会发疯，会饮弹自尽，或在某个远离村庄的荒舍离群索居，孤独终老，半是女巫，半是术士，被人取笑，也让人畏惧。

这位天赋过人的才女一旦将其才华用于诗歌，除了旁人的百般阻挠，她与之对抗的本能也会折磨她、撕扯她，无需动用心理学的大道理就能断定，她的健康和精神必然大受其害，身心俱残。没有哪个女人走到伦敦、从剧院后台径直冲到演员经理面前而不会经受侮辱、遭受痛苦，也许这毫无道理可言—或许是因为贞洁观，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些社会群体出于不可知的理由而臆造出来，并且疯狂崇拜的概念—但却无可避免。

所谓贞洁，在当时，乃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都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裹挟在每一根神经、每一种本能的纠缠之中，若要剥去束缚，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寻常的莫大勇气。

对女诗人、女剧作家而言，在十六世纪的伦敦无拘无束的生活就意味着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困窘，可能足以将她逼上绝路。就算她可以侥幸地存活下来，过度紧张、趋向病态的想象力也会导致她写下的文字扭曲、畸变。

我看着书架，上面没有一部女性创作的戏剧作品，我心想，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她必然会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这是贞洁观对女性的要求，哪怕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依然遗风犹劲。从柯勒·贝尔[柯勒·贝尔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笔名。她和妹妹艾米莉和安妮于1846年出版诗集《科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诗集》（Poems by Currer,Ellis,and Acton Bell），1847年再以此为笔名将《简·爱》投稿出版社。]、乔治·艾略特、乔治·桑[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原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法国著名小说家，在巴尔扎克时代独树一帜，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代表作：《安蒂亚娜》（lndiana）、《魔沼》（La mare au diable）等。]等女作家的作品中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内心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用男人的名字做笔名，却只是徒劳地掩匿自己的真面目。

这样做，只是向约定俗成的惯例低下了头；就算惯例不尽然是由男人们树立的，却无疑是他们大力鼓吹的（伯利克里[伯利克里，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曾说过，女人最大的荣耀不在于被人津津乐道，虽然他自己常为人所议论）。

基于这种传统观念，女性抛头露面才被认定是为人所不齿的。她们骨子里就有隐姓埋名的倾向；深藏不露的渴望依然掌控着她们。

即便到了当代，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在意自己的声誉是否名副其实，经过墓碑或路牌时，通常也没有想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其上的强烈渴望；完全不像阿尔夫、伯特或查斯之流，必定会听从本能，他们看到了漂亮女人，或哪怕看到一条狗，都会喃喃自语：这狗是我的。[原文为法语。]

当然，未必是狗，我想到了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林荫大道，所以，也可以是一块土地，或一个黑色卷发的男人。

身为女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就算看到一个极其漂亮的黑人女子，也可以径直走过，不去奢望把她改造成英式女子。

所以，那个拥有诗情天赋的十六世纪女子必定是不幸的，必定是个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女人。不管她的胸中有何诗文机杼，都得有合适的心境才能得以抒发，可是，她的人生况景、天性本能却尽与之作对。

但我要问：什么样的心境最有益于创作呢？对于催生写作这种奇怪的活动，并使之可能完成的心境，有人能以一言蔽之吗？

此刻，我翻开一卷莎士比亚的悲剧。譬如说，在他写下《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那绝对是自古以来最适宜写诗的心境了。但莎士比亚本尊对此只字未提。我们只能在不经意间、偶然得知他“从未涂改过一行字”。

或许，十八世纪以前，确实没有哪位艺术家谈过自己的创作心境。首开先河的人大概是卢梭。不管怎样，自我意识到了十九世纪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文人们大都喜欢在忏悔录或自传中描述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也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他们的书信在死后也有人出版。

由是，尽管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的心境如何，却能知道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等。]在写下《法国大革命》时所经历的境况，也知道福楼拜在书写《包法利夫人》时所经历的一切，还有济慈试图以诗歌来抵制死之将至和冷漠世间时的感受。

从卷帙浩繁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式的现代文学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写出任何一部天才之作都堪称历经磨难的壮举。事事都在妨碍作家将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无缺地写下来。

总的来说，这件事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各种阻挠。狗会吵闹，人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也会衰弱。

何况，还有显而易见的世人的冷漠，让这件事越加艰难，越加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写历史，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这个世界毫不在意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字词，卡莱尔是否谨慎查证了此一事或彼一事。

显然，这个世界也不会对它不需要的东西给予报酬。所以，诸如济慈、福楼拜、卡莱尔的那些作家无一不受苦，尤其是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轻时代，他们要经受各式各样的干扰与挫败。那些忏悔录和自述文本中传递出的是一种诅咒，一些怆痛的呼号。“伟大的诗人死于悲惨”—他们的咏叹往往承载着这样的主题。[语出华兹华斯的诗《革命与独立》（Revolution and Independent）。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咏水仙》（Daffodils）。]

但凡能熬过这一切而幸存下来的，都算奇迹；很有可能，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圆满实现作者最初的构思，完整又完美地面世。

看着书架上的空当，我心想，这些千辛万苦对女性来说岂不是更让人生畏？

首先，哪怕是在十九世纪初，女人也根本不可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别说是安静，甚而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极其富有，甚而是贵族。

如果仅能置办衣装的零花钱都得仰仗父亲的慈悲，她就根本没有余裕去找些慰藉，像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那些穷诗人，起码还能去徒步旅行、去法国散散心、找间独立的寓所栖身，哪怕条件再简陋，最起码能躲开家人的唠叨与专横。

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世人的无动于衷曾让济慈、福楼拜和其他才子难以忍受，但若换作是她，世情的冷漠就将变为敌意。对他们，世人会说：想写就写呗，反正我是无所谓的。但对她，世人不会这样说，只会冷嘲热讽：写作？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

我再次看向书架上的空处，想到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或许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了。因为，现在是时候测量一下挫折对艺术家的心智到底有多少影响了，就好像我曾见过乳制品公司使用普通牛奶和优质牛奶喂养老鼠，再根据老鼠的体型做出量化结论。他们把两只老鼠关进并列摆放的两只笼子，一只畏畏缩缩的，胆子小，个头也小；另一只毛色光亮，胆子大，体型肥硕。

那么，我们喂给女艺术家们的营养又是什么呢？问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晚餐桌上的梅干和蛋奶糕。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消打开晚报，读一下伯肯赫德爵士的高见……不过，我真心不想费神去抄录这位爵士对女性写作的见解。也暂且不援引英奇教长的话吧。哈莱街的专家们尽可叫嚣，激起整条哈莱街的回声共鸣，但丝毫不能令我有所动。

我要摘引的，却是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勃朗宁先生在剑桥大学曾显赫一时，还给格顿学院和纽汉姆学院的学生们出过考题。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宣称“阅完任何一份试卷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不管他打的分数高低，就智力而言，最优秀的女人比最差的男人更低下”—他就是靠这种结论才受人敬重，被推举为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说罢，勃朗宁先生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一个小马倌躺在沙发上，“瘦得皮包骨头，双颊凹陷，脸色蜡黄，牙齿发黑，看起来四肢瘫软无力……‘那是阿瑟’，（勃朗宁说道）‘他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品性相当高尚。’”

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是互补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如今这个传记盛行的年代里，幸好有这样两幅画面能够互相补全，才让我们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完整地去诠释大人物们的高见。

现在的人可能不能接受这种论断，但哪怕只是五十年前，这种话从大人物嘴里说出来肯定让人难以反驳。

我们不妨假设，有位父亲出于最善良的动机而不愿让女儿离家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准会说：“听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何况，远不止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这么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断然指出：“妇女存在之本质，在于为男人所供养，并侍候男人。”……不胜枚举的大男子主义观点都在强调：对女性的才智，不要有任何期待。

就算那位姑娘的父亲没有大肆说教，她自己也可以读到这些观点；就算是在十九世纪读到，这类文辞也会让人心灰意冷，对她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你不能做这件事，你也做不成那件事—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去克服的。

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菌害已不再有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杰出的女性小说家们。但对画家们来说，其流毒仍在。根据我的想象，哪怕是当下，这种毒害对音乐家们来说仍很活跃，毒性尤强。女作曲家们的地位，仍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演员的地位相同。

我想起了自己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尼克·格林曾说，女人演戏让他想到小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用同样的言语讽刺了传教的女人。在此，我翻开一本有关音乐的书，就在1928年，又有人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了试图作曲的女人们：“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热尔梅娜·塔耶芙尔，Germaine Tailleferre（1892-1983），法国女作曲家。]小姐，我只能重复约翰逊博士论及女传教士时所说的至理名言，只不过要换成音乐的说法：‘先生，女人作曲，就像小狗要用后腿走路一样。它自然是走不好的，但让人吃惊的是它竟然会想去这样做。’”[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论述当代音乐》（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Music, p）—原著注。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 （1895-1951），苏格兰音乐评论家、作家、作曲家。]

历史竟能这般精准地重复上演。

就这样，我合上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也推开了其他人的，我的心中已有定论：很明显，乃至十九世纪，女性要从事艺术都必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恰好相反，女人得到的只会是斥责、侮辱、训诫和规劝。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神经紧张，筋疲力尽。

在此，我们还是没能绕出那个非常有趣且隐蔽，但对女性运动极具影响力的男权情结；那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认定她该低人一等，不如认定他该高人一筹—使得他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要招摇自己的伟大形象，不仅横在艺术之路上，还要阻断政治之路，哪怕被其阻挠的前景只会带给他微乎其微的风险，哪怕哀求他放行的人谦卑又恭敬。

我记得，就连对政治满腔热情的贝斯伯勒夫人也必是屈身低头地给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夫人写信：“……尽管我对政治极有热忱，也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女人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在别人问起她时）说说自己的见解。”如此表态之后，她才将一腔热情毫无阻碍地投入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女性解放本身更有意思。要是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年轻学子去搜集例证，演绎出一套理论来，准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备好厚手套，还要有金块打造的栅栏，以便保护自己。

不过，暂且抛开贝斯伯勒夫人，我又想到，如今看来有趣的笑谈，也曾被极为严肃地认为非同小可。

我敢说，如今被标以“奇谈”，当作儿戏般在夏夜读给少数人听的闲谈逸事，也曾一度催人泪下。你们的祖母以及曾祖母辈中，有好多女人曾为这些故事哽咽、拭泪。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更是放声痛哭。[见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卡珊德拉》（Cassandra），载于R·斯特雷奇著，《事业》。—原著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出身于上流社会，186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译者注。]

何况，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挺好，可以读大学，有自己的起居室—也许该称作卧室兼起居室？—你们大可以说，天才对这些看法是不屑一顾的，天才应当超然于旁人的议论。

不幸的是，恰恰是天才男女最在意众人的议论。想想济慈吧，想想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的铭文。再想想丁尼生吧，想想—不过，我似乎不必再举出更多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事实就是：艺术家的天性决定了他们会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说。文学世界里尸骸遍地，尽是对世人的评价过于介意，乃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的男人们。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加倍递增了他们的不幸。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何种心境才有益于创作？创作是一种非凡奇妙的努力，要直抒胸臆，把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地写下来，就需要艺术家心境明净。看着我眼前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猜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境。必定没有阻滞，也没有未被消融的杂质。

尽管我们说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心境一无所知，但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就已经论及莎士比亚的心境了。

相比较于多恩[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歌与十四行诗》（Songs and Sonnets）。]或本·琼生[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福尔蓬奈》（Volpone）、《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又或是弥尔顿，我们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所有忿恨、怨气和憎恶。没什么“秘闻”能让我们联想到这位作家。抗议、劝诫、诉冤、报复、让全世界见证艰辛与不公，诸如此类的一切渴求都由他内心喷薄而出，燃烧殆尽，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歌从他心中自由自在地倾泻而出，无挂无碍。

若曾有谁圆满呈现自己的创作，那就是莎士比亚了。我再次转向书架，心想，若有谁的心境澄明清净，那就是莎士比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