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叔和丰丽听到小夏因为自杀而被送到滨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并且已经待了一个月之久时，赶紧开车往医院去。丰丽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想到小夏的家庭状态和她那对父母的言行，又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每个孩子初到补习班时，丰丽都会先做一些信息统计，譬如家庭人口，父母工作收入，有没有打骂过孩子，等等，借此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如果这个家庭对孩子是娇纵型的，阿叔和丰丽的管理方式就会相对严厉一些；如果这个孩子从小被打骂，就不能太严厉，而是用安抚式的、有安全感的教育方式。补习班是小班教学，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们也会进行一系列测试，像行为测试、性格测试、人格测试等等，以对孩子的性格有更清晰的把握，在教学和思维方式引导上更有的放矢。所以，补习班的孩子的性格及其家庭背景，丰丽和阿叔都非常清楚。

小夏被她爸爸妈妈带来阿叔补习班时刚十三岁，上初一。丰丽对她和她的父母做了例行调查，当她问小夏的爸妈有没有打骂过孩子，或者经常打骂孩子时，小夏爸妈说他们百分之百没有打骂过孩子。后来丰丽才知道，他们说谎了。从小夏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开始打小夏。

小夏上课时完全无视纪律，经常站起来就走，到教室外吸烟或看手机。她站在走廊里，喷云吐雾，其他同学都能看得见，影响非常不好。阿叔觉得小夏肯定在家里比较娇纵，无视行为规范，就按照严格的方式来管她，在说她的时候，言辞相对严厉一些，要求她必须遵守课堂纪律。小夏非常生气，背着书包就走了，去了酒吧。那应该不是她第一次去酒吧。她爸爸知道后，追到酒吧，看到小夏又在抽烟，面前还放着酒。酒吧里面满满当当都是人，爸爸当着众人的面，一下子把她掀倒在地，用脚踩她的头。小夏发出长长的尖叫，翻过身站起来，和爸爸厮打。爸爸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打倒在地，脚死死踩着她的头，不让她动弹。

小夏爸爸从农村很穷的地方考上大学出来，依靠自己一步步奋斗，成为大型公司的中层领导。妈妈是本市人，一直觉得小夏爸爸是农村人，骨子里看不起小夏爸爸。丰丽和小夏妈妈聊天时，小夏妈妈总是诋毁她爸爸。

这些事情，爸爸心里都很清楚，又无处可说，就把气撒到小夏身上。小夏妈妈没有在其中做一个调解的作用，而是一味指责小夏爸爸，以至于从小时候开始，当小夏妈妈要辅导小夏学习的时候，爸爸就不能在家，小夏不能看到爸爸。爸爸只好到公园转转，看人下棋，找朋友吃饭，消磨时间。

小夏的爸爸和妈妈都觉得是对方把孩子教坏了。

酒吧事件之后，小夏的情绪开始不受控，走在路上随便打人骂人，随时在地上打滚，后来发展到要跳楼，一次两次，爸爸受不了了，就说如果再有下一次就送精神病院，反正家里有钱，他养她一辈子。

丰丽站在小夏的病房门口，看到小夏的情形，眼泪不自觉流了出来。小夏住的病房是两人间，另外一张床上绑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很胖，躺在床上像一座山，让人窒息。小夏也被绑在床上，小夏很瘦很小，无声无息，连呼吸都感受不到。两个病人之间的空间敞开着，没有任何隐私。不过，他们都被打了针，吃了药，不能动。

阿叔和丰丽喊小夏的名字，小夏没有任何反应，表情木讷，和平时那个爱憎分明、脾气暴躁的孩子完全两样。

阿叔给她爸爸说，你们把孩子接出来吧，我来管，她根本不应该住这个医院。阿叔有点哽咽，眼睛泛红。他是个敏感的人，看不得这场景，即使他见过很多次。当问医生时，医生说孩子可以带走，只要家长愿意。

在来之前，丰丽就知道阿叔肯定要说这句话。她跟他工作了好多年，至少有五六次像这样急匆匆地冲进精神病院，看着被绑的孩子流泪。阿叔每次都会说，把孩子接出来吧，我来管。可是，不是每次都能接孩子出来。有些家长宁愿让孩子住在那里，也不愿让阿叔试试。

这一次，小夏的爸爸妈妈同意了。

小夏被从医院接出来，她不愿意回家，就住在阿叔补习班的一个小房间里。当时补习班在一个写字楼里，一到晚上十点，大楼关闭，暖气就停了，冷得不行。可就是这样，小夏也坚持要住在这里，坚决不回家。

小夏的情绪非常暴躁，骂自己的爸妈，随时骂。当时，医生诊断的是狂躁症[狂躁症是双相障碍的核心症状之一，表现为情感高涨或易怒、活动增多(如过度消费、冒险行为)、睡眠需求减少、思维奔逸等。],阿叔认为即使小夏真的有狂躁症，也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阶段性的，是受了刺激产生的应激反应，她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

小夏爸爸对此非常愤怒。有一次他来补习班找小夏，在拉住小夏胳膊的瞬间，小夏突然瘫软在地，浑身发抖，发出巨大的尖叫声，然后昏迷了过去。过了将近二十分钟，小夏才醒过来，身体还在发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大家都被吓住了。小夏爸爸在阿叔的劝说下，在小夏醒过来之前离开了补习班。这是小夏第一次惊恐发作。她看到她的父亲，产生了极度恐惧，这一恐惧远远超出了大家可以想象的极限。阿叔说，惊恐障碍[惊恐障碍是一种以反复、不可预测的惊恐发作为特征的焦虑障碍，发作时伴随强烈躯体症状(如窒息感、濒死感),常导致对再次发作的持续担忧。]是焦虑中最严重的，恐惧到极限，人会完全失去意识，往往会在二十五到四十分钟之内醒过来，但会非常累。惊恐发作相当于瞬间把能量用完，人会处于极度无力之中。

小夏妈妈一开始觉得情况不至于如此严重，毕竟是亲爸，怎么可能会这样呢。在见到小夏几次惊恐发作之后，她相信了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小夏和妈妈走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眼神，特别像小夏爸爸，小夏一下子被吓住了，蹲在地上，浑身发软，走不动路。

小夏爸爸愤怒到极致，他对小夏妈妈说，我们再要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养废了。小夏妈妈不同意，说这个孩子都没养好。小夏爸爸说，那我们离婚吧，你守着她过。实际上，他又不是真的想要离婚，他只是想赶紧摆脱这样的情况。以至于后来小夏一旦有状态，需要找他的时候，他就会说，不就三千块钱一个月吗，把你送到精神病院，我养你一辈子。

在滨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间普通病房，四人间，一个月三千块钱。

小夏在补习班住了将近一年。冬天的头几个月，小夏很少上课，阿叔以他的方式给她进行心理治疗，带她出去玩，陪她吃饭，和她聊天，和补习班的小朋友们一起做活动。她给阿叔讲，她在精神病院住着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吓死了，尤其是晚上，有人不停地走动，她害怕极了，她想让爸妈把她接回去，她爸妈不同意。

春天时，小夏开始在补习班正常上课，阿叔给她约法三章，在补习班不能抽烟，不能说脏话，不能站起来就走。她都做到了。

那是2018年冬天。

2019年夏天，小夏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

2021年夏天，小夏考上了本市的一所大专院校，学习旅游管理专业。

2024年春天，大专的第三年，小夏在一家公司实习，老板和同事都很认同她的能力，毕业后她就留在了那里。前不久，她给阿叔打电话，说她转为公司正式员工并成为其中一家分店的店长，老板非常欣赏她，觉得她有思路、有想法，也能付诸实践。她要请阿叔吃饭，阿叔很开心地答应了。

小夏订了一家阿叔最爱吃的本地馆子。馆子规模不大，菜很地道。

小夏很瘦，个子高挑，穿着短夹克、羊毛短裙，长长的黑色筒袜和黑色小皮鞋，脸上的妆很浓，黑眼圈，长睫毛，浓厚的口红，斜裁的刘海遮住一半眼睛。整个妆容看起来很时尚，有点阴郁，也很酷。

她和阿叔迅速谈起她的工作，谈旅游旺季来临她们公司推出的新项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她的策划。

话题不知道怎么又转到了她爸爸那里。小夏说她爸爸知道她被

公司留下任职，就给她妈妈打电话，让她妈妈问她要老板的电话、同事的电话、公司的地址，他说这个公司怕不靠谱，他要去了解下实际情况。小夏非常愤怒，她说他从来都不信任我，他肯定在想那家公司不怎么样，否则怎么会把我看成宝贝。

小夏从谈起她爸爸开始，就没有再动筷子，阿叔把菜夹到她盘子里，她也只是象征性地拿起筷子，在说话时，又把筷子放了下来。认真观察会发现，并非小夏的妆容让她的表情看起来有些阴郁，而是她的面部本来就像压着什么沉重的东西，根本化不开，感觉她的内部曾经遭受过创伤，这创伤仍然没有恢复。这在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一个眼神中都能流露出来。当然，这只是了解内情的人的感觉，如果陌生人来看的话，可能只会觉得小夏的眼神太过犀利，面部一点不柔和，但也意外地使她身上有某种领导气质。

在长达一年的朝夕相处中，丰丽是最能敏锐感受她内心变化的人。她看过小夏画的水彩画，画风无不黑暗、凄厉、怪诞。有一幅关于自杀的主题特别让人无法忘记。一个小人吊在房间的正中央，周围全是灰色的、黑色的和凌乱的色块，能感受到作者在作画时内心的狂乱与愤怒。

小夏从精神病院出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见到爸爸会惊恐发作，甚至不能提她爸爸的名字，否则她就尖叫、大骂、情绪失控。

阿叔告诉她，你和爸爸之间可以完全隔离开，你没必要非要他来，没必要非得见他。阿叔说的“隔离”既是物理隔离，更多地是指心理上的隔离，就是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完全摒弃这个人，就当这个人不存在。不要想着他伤害了你、他抛弃了你、他不信任你等等，不要对他有任何期待，他和你完全无关。在心理上和爸爸之间竖起一道墙，不让他再影响你的情绪。在这里，没有对错，一切都以孩子的内心为第一位。阿叔不管“隔离”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由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理论体系。其核心观点包括潜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以及自由联想、梦的解析、移情分析等治疗方法。]的理论，还是什么心理学概念，他完全从最实用和可实践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词语。

听小夏说到小夏爸爸要她公司地址和老板电话时，阿叔对小夏说，你该怎么做怎么做。如果不想见你爸爸，那就仍然把他隔离开。他说什么都和你无关，你不去回应他就是，不要受他影响。

小夏说，我不想再和爸爸产生什么关联，我和他唯一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觉得他一点问题也没有，而我是个神经病。如果我去找他，他觉得我是应该的；如果我不去找他，那我就是神经病。我是你爹，你就得听我的。我妈说他还是爱我的，只是方式不一样，但是我根本不觉得他爱我。他对我的伤害和好是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一，我不需要这百分之一。就算他有，也只占百分之一，有没有不重要了。他爱我，我也不在意了，他不会温暖到我。他经常说，我给你吃喝，你就应该回馈我。我说你养我是应该的，谁让你生了我。十八岁以前你就应该养我，你有义务养我，我不会为此感谢你。他从始至终都觉得我欠他的，他一直强调这一点。

小夏说，我深知他是怎样的人，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他改变一些，我也知道他是假装的，他还会变回去，我会更生气。因为他会认为他为我妥协了，我更欠他了。

小夏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她觉得她很难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这些艰难，是妈妈带给她的。从她记事起，就是妈妈在说爸爸不好，各种诋毁。她谈过两个男朋友，也希望在一起，却总

是谈两三个月就分手。她心里看不起所有男的，这一点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每次见到妈妈，她都好像受了什么诱惑似的，会把自己和男朋友交往的过程一点一滴讲给妈妈，然后母女两个再去共同诋毁那个男的，一直到最后分手。她和男朋友的相处模式不自觉之中又变成了她爸妈相处的模式。她讨厌极了这一点，却又无可奈何。

阿叔认为，隔离不是无情，更不是让孩子不孝，这是给孩子一个自我防御的机制。孩子是家庭关系中最脆弱的一方，很难自我保护，极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当家庭关系不能有效、正向运转的时候，孩子能用这一机制排除不利因素，让自己少受伤害，这样才有力量往前走。小夏妈妈一直在给小夏强调，你爸是爱你的，只是爱的方式不对。但是对孩子而言，她根本感受不到他的爱，她感受到的只是惊恐。小夏爸爸在生活中是个正常人，但是在小夏这里，是个比走夜路碰到活尸还可怕的事物。所以，在她还在成长过程中时，隔离是最好的方法。没必要一定去给孩子做思想工作强迫孩子改变，不要把亲情放在孩子的终身成长之上。作为成人的家长都不改变自己，为什么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必须改变自己呢?当有一天她释怀的时候，说明他对她没有影响了，那就可以和解了。

丰丽对此也有自己的体会。她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家长在她面前说假话。那些统计信息只能作为参考，他们从不说实话，不诚实，还会美化自己的言行。他们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的和自己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完全的两面派。像小夏爸爸那种有极端行为的家长很多，打骂孩子，体罚孩子，冷暴力孩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孩子不好的时候，更是毫不留情。所谓的不好就是学习不好，行为超出了家长的想象。小夏爸爸打小夏是因为她去酒吧，敏敏妈狂扇敏敏耳光是因为敏敏不去学校。他们好像是在用不正确的方式教育孩子，实际上，他们都是在泄私愤。但是，如果你说他们不爱孩子，他们会非常愤怒，他们会说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但那是爱吗?丰丽有时候看着情绪激动的家长，心里会默默反问一句。

小夏脸上的阴郁，那种化不开的表情，几乎是一种不祥之兆。

会面仍然安排在班主任王老师的办公室。阿叔去的时候，桌子周边已经坐了几个人：班主任王老师，心理老师张老师，年级主任田老师，小正妈，还有一个是家委会会长李女士，另外还有一个初三女生，也被安排坐在桌子旁边。小女生脸上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她说是老师让她来的，让她听听，因为她平时爱玩手机，经常迟到，不写作业。

家委会会长李女士看起来非常年轻干练，她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开有一个工作室，然后就直奔主题。

她说现在家长们必须要一个说法，否则就要联名到教育局告状。要么,小正离开这个班级，要么,学校要保证我们的五十几个孩子能够接受正当的四十分钟课堂教育。

李女士说，现在，全班的家长都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理小正，不管是在课上还是课下，就是要孤立他，让他自己不自在，让他心里害怕。其实，不用家长说，孩子们已经在孤立他。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在一个班里，班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挨过小正的打，家长到学校反映也没什么效果，小正家这边是只要我孩子不挨打就行，态度非常敷衍。更何况，因为他的存在，家长们还必须给自己的孩子灌输一些不好的东西，家长们也不想当坏人。家长们等不了了。他孩子有病，就得去看病，不能在这里耽误，耽误自己孩子，也耽误大家。小正妈总说她孩子需要爱，不要孤立她儿子，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就该倒霉?你不能因为你的孩子有病就拉我们孩子的后腿。

田老师在旁边打哈哈，安抚李女士，说，我们现在不是正在想办法嘛，你看，我们还请了专家来。小正妈现在也在积极想办法。

我不认为小正妈真的在想办法。李女士特别干脆地截断了年级主任的话，说，她都想了几年了，想出来没有?她是在拖，反正就这一年了，拖到最后，混毕业了。可是，我们这五十几个孩子的前途谁管啊?她孩子有病，谁一看都能看出来，心理、生理上都有病，她去给孩子看啊。你让王老师说说，孩子们和老师们都已经非常厌烦了，都受不了了。小正还在背后说王老师坏话，王老师都知道。这种人格本身就有问题。

李女士的话尖刻犀利，她把班主任王老师也拉了进来，作为自己的同盟。

王老师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有年级主任在前面，轮不到她来表态。张老师的存在感更弱，她的眼神游移，不确定自己应该给出什么样的表情。小女孩看着如此紧张的气氛，有点害怕起来，低声问身边的张老师，这是要火拼?张老师想笑又不敢笑，无奈地回答她，你真是游戏打多了吧!

小正妈脸上显出委屈的表情，满脸苍白，眼睛里包着泪水，对会长李女士的严厉指责不反驳，也不回应。她的表情是一个长期处于下风的弱者的表情，示弱，装糊涂。但她紧闭的嘴巴似乎又在告诉大家：只要我不主动说出退学，你又其奈我何。这是她唯一的武器。她的示弱、哭泣是真诚的，她走投无路了。但这种驱逐显然不是第一次了，她在用一种熟练且有用的方式应对。

田老师一边起来给大家续茶，一边说，学校一直在积极想办法，之前也想过把小正爷爷奶奶请过来，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聊一聊，可是小正妈不同意，我们也不能违背家长的意愿，他们之间的矛盾还得自己解决。

我见过爷爷奶奶，那都鼻孔朝天，觉得自己孙子优秀得不得了，还到处炫耀呢。会长李女士对小正爷爷奶奶非常不屑，她认为即使他们来也于事无补，反而有可能让事情更加麻烦。

李女士说，如果小正不愿意离开班级，我们家委会还有一个方案，可以把小正放教师办公室里，老师在课后一对一地给小正补课。这样，他既上课了，又不影响班级同学。

田老师说，这肯定不行，老师本身教学任务就非常重了，肯定不能再付出额外的时间去单独教小正。再说，如果这样，那和小正休学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再不然还有一个方案。李女士马上接住田老师的话茬儿，说，我们家长知道小正妈妈还要上班挣钱，就不指望她来长期陪读了，但是，我们可以雇一个人，我们自己花钱，班里有个家长是部队退伍的，他愿意帮忙找一个退伍军人来陪读。上课坐在小正旁边，给他造成一种威慑，看他敢不敢捣乱。我们家长一人一月一百块钱，一个月五千，也差不多，能负担得住。如果小正妈妈愿意再负担一些，那就更好，更容易找人。

李女士把话说完，目光灼灼，紧盯着大家，看大家的表情变化。这才是今天她的最终方案。她知道，让小正休学太难，之前他们和小正妈已经来回了很多回合，小正妈就像一堆烂泥，你怎么戳，我就不动。一对一教学也不可能长期持续，没有哪个老师能够长期给小正补课，而小正也不可能天天坐在教师办公室。最佳方案就是家长们破点财，一年也就一千多，但是把这个“毒瘤”给解决了。

大家被李女士的最后方案给惊住了，一时间也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女士从一开始就主导了这次见面，她下定决心要让小正妈妈接受一个结果，让学校同意这个方案。她一口气摆出三个方案，一个比一个严谨，一个比一个切合实际，似乎在步步退让，实际上却是在步步紧逼。

这个场面，就像一个猎手，面对猎物，势在必得。

这个猎物是小正，今年十二岁。

校长推开会议室的门，一进来就连声说抱歉，说开会耽误了

他的到来缓解了大家紧张和对峙的情绪。他张罗着换了一次新茶，又给阿叔介绍家委会会长李女士，年级主任田老师，介绍那个一直旁听的小姑娘，也是个问题少年。这个小姑娘打游戏打到茶饭不思、不眠不休，说她坐在班里也在想游戏的事情。问她觉得自己有问题吗?说没有啊，我就是爱打个游戏。她的声音很低，生怕别人关注到她的存在。可校长偏偏把她拉出来，也许是想拿她来转移下大家的注意力。他又问李女士怎么老公没有来，然后给阿叔介绍李女士的老公是一个什么企业的老板，企业做得非常大之类的。

会议变成了聊天，也意味着今天将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么,昨天做的预热，今天李女士一上来就压下来的气势和铺垫的氛围，都将变得无用。王老师和田老师无奈地看着校长，欲言又止。她们不明白校长的用意，也无法知道，校长把阿叔请来，并不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只是让李女士有个宣泄的出口。事情很难改变，只能走一天算一天。他做校长这么多年，这是他最大的体会。可惜，他面对的是一心想要胜利的会长和一个顽固的理想主义的老同学。

李女士说，校长刚才你没到，我们正在想办法，我们家长愿意出钱，来帮助学校解决问题，也希望学校能够听到家长的心声。

在这之前，阿叔一直没有插话。但是，可以看出，他的情绪越来越差，眉头越皱越紧，他不是一个善于隐藏自己情绪的人。

他突然问李女士，语气不太友善，甚至还带着点讽刺意味。会长你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在哪儿，改天我去拜访一下。

然后，他站起来，转向大家，当他想宣讲什么的时候，他总是无意识地先站起来，半弯着腰，手扶着桌子，说，我觉得大家还没弄清一个问题，小正的症结到底在哪儿?我上次来提出这一点，没人响应，这次还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弄不清问题，就在这儿出方案，这方案只能把孩子害了。

阿叔继续说，现在表面的情况是，班主任、学校已经安抚不住家长，他们要求别浪费自己孩子的时间，要求给自己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这没错。但我觉得完全隔离小正是不可能的，且不论这么做有多离谱，有一点就很难做到，即使家长再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和小正玩，总会有几个孩子响应，响应的孩子就是小正的市场。

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实际上都是一个个个体，每一个个体是不一样的，必须要有个性化教育。不光有外因，还有内因。每棵树不一样，他是苹果树，你非按梨树养，他怎么能长好?对于小正，更应该这样。小正很聪明，反应快，但是，注意力持久不了，长期注意力缺乏，结构性差，自我管理能力很弱。这是多动症的典型症状。我还是建议小正妈妈认真到医院查一查，这样才能有针对性。一味让孩子留在学校不但没什么好处，说不定最后还害了孩子。他被长期社会性隔离，肯定会对别人产生怨恨、嫉妒心理，到最后滋生更大的仇恨心理。他对妈妈说班主任对他不好，就是一种怨恨心理。

校长赞赏地看着阿叔，又环视了一圈，然后对小正妈妈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我老同学说得很对，哪怕是家长们也都抱着善意。我相信会长今天也不是带着恶意来的，但是，小正本身的问题还得解决。小正妈妈，你还是回去和爷爷奶奶正面交流一下，可以把小正带到大医院再看看，小正爷爷奶奶肯定有资源，然后，我们对症下药。从学校立场来说，我们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孩子，孩子是祖国的未来，王老师虽说心里有委屈，可是，你看，对小正的关心一点也不少，老师们虽说因为小正工作量大了许多，但也没谁说就不让小正上课，学校肯定是尽最大努力帮助每一个孩子。

校长最后打起了官腔。家委会会长李女士讪笑一下，似乎为自己的咄咄逼人不好意思，阿叔的慷慨陈词也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听起来好听但没什么作用的演讲。谁不知道个性化教育好，但是，中国这么多孩子，怎么可能分类教育?王老师和田老师无奈地看着校长，因为她们知道，这个事情还会继续拉扯下去，家长们不会善罢甘休，小正妈不会坐以待毙，她们的工作量还得无穷尽地增加。

那天阿叔没有明说，他说的个性化教育并非让学校给他个性化教育，学校不可能做到给每个孩子因材施教，也没有具体的政策对多动症孩子进行怎样的帮助。他指的是他能给予小正个性化教育，他希望小正来他的补习班并进行心理咨询。对此，他非常自信，他有很多成功案例，他认为他完全有能力改造出一个全新的小正。最起码，不像现在的小正，被隔离、被排斥、被驱逐。阿叔认为他可以帮他，给小正最适合他的教育方式，并且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生活和健康的小正。

阿叔说话特别直接，甚至可以说得上难听，那天他并没有批判学校和会长李女士的做法，因为他觉得批判无用，就像他所说的，问题的关键是小正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家长们忙着驱逐小正，小正妈妈疲于应付，学校难得糊涂，到最后，小正到底为何成了这样子，反而成了被忽略的问题。阿叔很清楚，小正如果继续待在学校，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这个孩子必然会被毁掉。学校不可能拯救孩子，小正妈妈也拯救不了孩子。他觉得只有到他那里，可能才会有丁点儿希望。但是，在小正面临被驱逐的情形下，作为课外补习班机构负责人的阿叔难免会有瓜田李下之嫌。

小正妈妈在约定的时间来到阿叔办公室。上次见面结束的时候，校长反复嘱咐小正妈妈一定要和阿叔深入聊聊小正的情况。他告诉小正妈妈，阿叔是专家，培养过很多这样的孩子，现在许多孩子已经走上社会，找到自己能够从事的职业，并且干得不错。校长这样说时，阿叔在一旁咧着嘴笑，他知道校长并不是为他拉客户，而是急于把小正推出来，如果小正妈妈同意小正暂时休学，到阿叔的补习班学习，那简直皆大欢喜了。

在和小正妈谈话进行到第三十分钟的时候，阿叔崩溃了。

为了打动小正妈妈，他以自己的外甥小光为例讲了一遍他如何教育外甥的故事，现在他的外甥已经成为一个店的店长，销售业绩特别好。又不惜拿自己的过去做解剖。他也是多动症患者，但是，他对自己的优势、劣势非常了解，会避开自己的弱项，加强自己的强项，他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完全可以适用于小正。

小正妈妈的眼睛发亮，在听到小光的故事时，充满了希望和向往。在听到阿叔的故事时，眼睛里则充满不可思议，她不相信阿叔是多动症患者，一个有多动症的人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大的成就?可是，一提到让小正来他的补习班，她的眉头立马皱了起来。她不正面回答阿叔的问题。当阿叔说到是否爷爷奶奶的工作太难做，他可以去见爷爷奶奶时，小正妈妈坚决摇摇头。她不可能冒这个风险。

而提到小正的爸爸，她则一脸苦笑。阿叔问小正妈妈是否到大的医院给小正看过，小正妈妈则支支吾吾，又开始老生常谈，比如小正三四年级学习还是不错的，他一点也不乱扔东西，书摆得很整齐，等等，小正不是多动症患者。阿叔说你没有看到你孩子听课只能听三五分钟，做题也最多坚持几分钟吗?他随时跑过去和同学说话，不管是不是在上课，完全冲动型，他在座位上完全是坐立不安，不停发出声音，这都是多动症的典型表现。

小正妈妈的眼泪又出来了，嘴巴紧闭着，一句话不说。阿叔说你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没关系，我按照最低费用来收，我不按照心理咨询来收费，只按补习收费，这样你至多交一半的钱，你看怎样?

小正妈妈低声嘟囔着，说，他爷爷奶奶肯定不愿意，小正得上学。

阿叔已经处于出离愤怒的状态了。他不理解的是，问题如此清晰，解决的办法如此简单，为什么小正妈妈连试都不愿意试?更何况，他向小正妈妈做了保证，如果小正想回学校的话，他可以随时给校长说情，让小正回去。

他愤怒于小正妈的迟钝和不可救药的顽固。他把她引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是想再次告诉她，如果孩子仍然待在学校，将没有任何出路，并且会导致孩子将来极端偏激，走向反社会人格。那个被隔离出来的“孤岛”还不够凄惨吗?他给小正妈讲小正可见的悲惨的未来，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小正妈妈双手交叉紧紧捂着背包的姿势，就像捂住自己现有的观念，一点也不肯放开。

发怒中的阿叔看起来就像一个搞传销的，他不修边幅，语言过于激烈，声音过大，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听众认同自己的观点，忘情之时唾沫会飞得很远，常常把听的人弄得不知所措，急于逃走，又被他严厉的话语所震慑。面对木讷的小正妈，他急得浑身冒汗，双目圆睁，恨不得把书扔到她身上，让她清醒。这时候的阿叔根本不愿意共情小正妈妈，他见过太多的家长，在犹疑和思维惯性之中，错过帮助孩子的最佳时机。他觉得这样的家长不值得共情。任何难处在孩子成长面前都应该退到后面，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一次性的，而生命又是活生生的生命，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下坠?虽然他每周二周六晚上都免费举办家长会，为家长解惑，但骨子里，他对家长是悲观的。因此，他对这些孩子的前途也是悲观的。他觉得他空荡荡的补习班就是一个悲观的象征，他看到那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可是，他拉不过来一个学生。他亲眼看着李工的孩子，已经走出家门，来到他的办公室，坐在教室里，哪怕什么也不干，可是他走出家门了，他欣喜万分，小心翼翼，呵护着，每天一点一点增加孩子来教室的时间。可是，孩子妈妈的一番操作使得他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孩子重新又回到了房间里，再也不出来。

他就像堂吉诃德，手持长矛，却无处可刺；有时看过去，他又像一个孤独的演员，在舞台上独自悲愤地表演，台下却空空荡荡，没有一个观众。

他想说，小正妈妈也是凶手，和所有人，和社会上所有的成见一起，参与到对小正的驱逐之中。可是，谁又能说，阿叔就一定是正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