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塞吉维克并没有说，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的三项配套机制是超越历史而存在的，她不会如此欠缺慎重。她的探究的目的，是说明“性的现象形态和被视为性的东西，怎样被历史上的权力关系所影响，同时又怎样反过来影响历史”〔Sedgwick,1985〕，当然，那是因为存在着“可能随时代发生变化的权力的非对称性”〔Sedgwick,1985〕。正因为如此，她作为依据列举的事例，均来自19世纪之后的英国文学。这也意味着，塞吉维克提出的三项配套的概念装置，用于说明福柯所说的“性的近代”尤其是异性恋秩序，非常有效。反过来说，只要这个概念装置还有效，那便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从“性的近代”中解脱出来。至少，直到用这个概念无法说明的例外的事态不断出现、或更具说服力的别的概念登场之前，我们还处于“性的近代”之中。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就像事先预备好了脚本似的，碰到了一个正好用得上的例证，就是周刊杂志《AERA》（2010年5月3日号）对封面人物韩国影星李秉宪（Lee Byung-hun）的采访文章。“我想远离比我还能喝酒的、我说不过的女性。因为我想自己来保护女性。”“好像能把身边的男人都打败的女人很恐怖，不太喜欢（笑）。”他的这些话等于在坦白：在女强人面前，他就会阳痿。他的“我想自己来保护女性”一语，不过是“占有”欲望的委婉修辞而已，实质是把比自己劣等的女人围入自己领地之内的赤裸裸的占有欲。

而且，他还亲切地为我加上了这么一句话：“要是和自己的朋友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的正是吉拉尔的“欲望三角形”。他的话我们应该做如下解读才正确。这里设想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女孩碰巧正是好友之爱的场合，相反，好友是自己爱恋尊敬、渴望同化的对象，正因为是这样的好友所爱的女性，所以自己也爱上。这时，是为了女性与好友成为竞争对手呢？还是优先考虑男人之间的友情而放弃呢？不到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男人常常会恋慕“好友的恋人”“老师的妻子”“领主的夫人”等等，这毫不奇怪。中世纪的骑士道恋爱，对象是不能到手的已婚贵妇人，而这正是浪漫恋爱的原型。那个女人之所以有价值，无他，只因为是上司之妻。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乔治·杜比〔Duby et Perrot,1991〕揭示出，骑士道恋爱的一个功能，是通过崇拜同一个女性，使“骑士团”这个男性共同体的纽带得以维持和强化。

韩国影星李秉宪的话，可以解释为与尚存征兵制的韩国社会很相符的男人气十足的发言。可是，采访他的《周刊朝日》的貌似年轻的女编辑，对这位影星的发言半是赞叹半是陶醉。由此，我不得不再次确认，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塞吉维克从19世纪的英国发现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厌女症，依然还在历史的保鲜期内，尚未失效。

塞吉维克以这三项配套的理论装置为武器，解析了近代英国文学；我也手握“厌女症”这把钥匙，尝试了对日本社会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分析，详细地探究了厌女症如何影响着日本男人以及女人的欲望和身份认同。发现这个概念至今十分有效，我们或许反而感到失望。可同时，如果这个理论露出了破绽裂隙，我们便可从中看到新的变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