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威尔森（Colin Wilson）在论及连续强奸杀人犯“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时，谈到了发生在十多岁的少年少女之间的类似的杀人事件。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少年用刀乱捅他曾喜欢的少女，杀死了她。威尔森解释道，如果这位少年已经知道性，他就不会用刀去捅少女，而是插入阳具。

不过，我虽然介绍了威尔森的解释，但我在这里并不想说“暴力与性来自同一种冲动”，或者如很多男科专家（andrologist）所言，性冲动来自攻击冲动，受男性荷尔蒙中的睾丸激素的支配等等。我想说的恰恰相反。

我在这里的课题，与以福柯为代表的所有从事性现象研究的学者一样，是将性历史化（historicize），也就是将性“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即，解构将性视为“自然”的观念。

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性现象具有多面性，从暴力、施虐到爱恋、亲密，跨度很大。因此，在性现象中，不存在“本质”。也就是说，“性本来是具有攻击性的”，“性（应该）是亲密情感的表达”，均仅为一种规范命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与性优先地结合的某一特定物的可能性，即，什么东西最容易与性合为一体。我受福柯启示而使用的“权力的色情化”这一用语，则指在近代社会中，色情与不对称的社会性别关系即权力关系相结合的现象。“社会性别”（gender）为一种表示权力关系的用语，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需要强调的是，色情本来并没有与性别关系结合的必要，同样，性别关系也完全没有一定成为色情关系的必然性。古希腊的色情关系存在于同性之间，与之相比，夫妻关系更接近支配与所有的关系。在性别关系中，夫妻关系被特权化是在中世纪末期以后；即便在那时，色情也还没有进入夫妻的性关系之中。在中世纪欧洲的骑士道恋爱中，浪漫恋爱的对象为已婚女性。而在近世日本的“色道”中，色情则存在于夫妻关系之外。

一对夫妻成为性别关系的象征，是近代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确立以后的现象。在重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婚姻完全不是对等的关系，连“对偶”关系也不是。妾是仆人身份，即缔结了专属合同的性工作者。对于日本的妻子，长久以来，性是“奉献”，是不能说不的“任务”，不是什么快乐。要是那些妻子知道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规范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她们会怎么反应？真险，我差点儿就要说出“资产阶级社会在日本从未成立过”之类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