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娼妓的女人，世上一定很多。想趁身体值钱时卖个好价赚一笔的人、想用自己肉体去确认性之无意义的人、因过度自卑想通过对男人有用来确认自我价值的人、为狂野的自毁冲动所驱使的人。”〔桐野，2006:上274〕“成为娼妓的理由千千万。有多少个女人就有多少种理由。”——桐野夏生在以东电女职员事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中这么说。

东电女职员年薪达一千万日元，夜里却站在涩谷街头，贱卖自己的性。“要不要干？一次五千日元。”要是对方说没钱还可以降价，只要两千。据说A子很吝啬，每日收支详细记在记事本上。但我们很难相信她是为了钱。

在1980年代的涩谷，通过“电话俱乐部”[电话俱乐部（telephone club），略称テレクラ（terekura），介绍男女相会的一种中介营业。具体方式为，男人在装有电话的小房间里等女人打来电话，双方达成协议便赴约会。常被利用为性的买卖。]的卖娼，行情价为三万日元。高中生更贵，一晚达五万日元。那是一个男人对像条金枪鱼一样躺在床上、什么技巧也没有的少女身体也愿花五万日元的时代。东电女职员给自己标的价格，不是太“贱”了吗？

在《东电女职员症候群》〔佐野（真），2003b〕一书中，对A子以两千日元的低价卖娼一事，佐野介绍了一位女性读者的解释：“那是A子在给男人标价。”〔佐野（真），2003b:134〕

这位女读者目光如炬，直抵核心，一言道出我心中朦胧的想法。佐野用这个问题去问精神科医生斋藤学，引出斋藤“确为有意思的看法”的回答。可那之后，两人的对话换了焦点，话题转到别的方向去了。在佐野书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完全没有再深入下去。

“是A子在给男人标价”的说法，可能需要我给读者稍加解说。

人们多会认为，卖娼的金额是娼妓被标上的价格。可是，卖娼的反面是买娼。男人支付的金钱，也是男人对自己的买娼行为所标的价。付给A子五千日元的男人，不但给A子的性标价五千，反过来也是对自己的性欲标了同样的价格。对“想得到满足想到那个地步的男人可怜的性欲”，A子标了五千日元的价格。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她对为了性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女人到了如此地步的男人的悯笑。

对于不付钱的男人，娼妓绝不让他们干。即使是如同“扔进阴水沟”的性，也不是无偿的。乔凡娜·弗兰卡·德拉·科斯塔（Giovanna Franca Dalla Costa）在《爱的劳动》（The Work of Love）〔1991〕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妻子的性是“无偿劳动”[提出“无偿劳动（unpaid work）”论、主张“向家务劳动支付报酬”的玛里亚罗萨·德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为乔凡娜·弗兰卡·德拉·科斯塔的姐姐。]。与不能对丈夫说不的妻子们相比，绝不白白地让男人们干的娼妓，是拒绝男人剥削的、有尊严的独立之人。这时，娼妓给自己标的价，同时也就是给男人标的价。“甩不出这么多钞票来打我的脸，你就别想随便把我怎么样。”对娼妓和对嫖客来说，性的价格所具备的意义全然不同。

对于把自己的性不断降价以至不要钱谁都可以白干的女人，男人社会一边轻蔑，一边又把她们圣化为“遍身疮痂的菩萨”“黑色玛利亚”〔佐野（真），2003b:50〕。不拒绝任何男人的女人，男人们不禁要赞颂为自堕地狱以拯救男人的玛利亚。即使女人一方没有半点那种意图，男人们也要将对自己性欲的负罪感反过来投射到女人身上，给自己找借口。“圣处女玛利亚”的反面，就是娼妓“抹大拉的玛利亚”，两者共有一个“玛利亚”之名，不是偶然的吧。男人把女人分为“用于生殖的女人”和“用于快乐的女人”，这种性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让男人自身也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