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女儿”与“恋父情结”并非同义词。如果父亲是完美的恋人，女儿应该会愿意和父亲一起停留在甜蜜而自闭的小宇宙之中吧。这时，父亲和“父亲的女儿”同为共犯。可是，那样的世界只存在于故事之中。

在现实中，大多数父亲是不完全的男人，他们的支配欲、自我中心、权力欲和卑贱，也会显露在女儿面前。屈服于“女儿的诱惑”，这本身就是他们卑贱的最大证明。父亲屈服于自己的肉欲，将离自己最近、最不能抵抗的女儿作为发泄低劣性欲的道具，并为了掩盖而无耻地涂抹谎言。所以，从父亲屈服于自己的“诱惑”的那一刻开始，女儿就拥有了蔑视父亲的充分理由。这时，父亲仅仅只是一个侵犯者。

美术家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Phalle）写道：“12岁那年，父亲把我当作情人。”

这句话出现在她60岁以后写的自传里[在《Mon Secret》〔Saint-Phalle,1994〕这篇简短的自传中首次提及。该书尚无日语译本。]。在那之前，对于她经历的来自父亲的性侵，在她的影像作品《爹爹》（Daddy）一片中只是隐晦地提及，让人隐约地有些察觉，但她一直没有明确地公开这个事实。将事实作为事实来承认，需要五十年的漫长岁月。由于生父的性接近，她陷入混乱、感到愤怒、内心郁结着难以遏制的攻击冲动，被送去看精神科医生。

妮基写道：

12岁的少女，为突然被赋予的“诱惑者的权力”而不知所措。同时，知道了自己是父亲的性爱对象，也就等于被致命地告知：自己不是父亲，自己绝不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自己只能成为母亲一样的从属于父亲的所有物。知道了父亲只是个“普通男人”的女儿，把父亲拉下了神坛。

在自传以前的文章里，妮基曾写道：“可是，他是爹爹。谁都可以触摸她，但爹爹不能。”〔スペース·ニキ编，1980:10〕在近二十年之后，她终于明确承认了写下这段话时她还没能承认的事实：爹爹“触摸”了她。

因为父亲想侵犯女儿，女儿由此得到了蔑视父亲的理由。通过成为牺牲者，女儿获得凌驾于父亲地位之上的依据。

这种机制也可以反转过来，即：为了侮辱父亲，利用女儿身为的“诱惑者”的权力。这种不能启口的“女儿的欲望”，有位女性用鲜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出来。她就是写下“我甚至想象被父亲强奸了”一语的饭岛爱子。

饭岛爱子，1970年代女性运动兴起之前的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1970年代的“与‘侵略、歧视’抗争的亚洲妇女会议”的中心成员。她去世后，在加纳实纪代等人的努力之下，她的遗稿集《超越“侵略、歧视”》〔2006〕得以出版。收录于此书中的《活着——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半生》一文，赤裸裸地描写了一个“父亲的女儿”如何脱离被父亲根植的厌女症的过程，是一篇让人震惊的文本。

她曾在日记里写道：“潜意识深处的世界。一瞬间的白日梦。那是（中略）父亲被羞辱的情景。多数时候是父亲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的情景。我站在旁边，高声大笑。笑着笑着，腹部有种被搔痒的快感。对！从今以后，不管我干什么，（中略）全世界的人都不能指责我了。因为我让爸爸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了（61年9月4日）。”

约四十年后，她加上了一段：“还有一句话，因为实在太犹豫，到底还是没在那时的日记里写出来。其实，我甚至想象被父亲强奸了。我通过让父亲做最可耻的行为，来向父亲复仇。”〔饭岛，2006:91〕

据著者自己的解说，正如我们的想象，“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这种包含性隐喻的表达，的确有性的含义。“女儿站在像狗一样爬着的父亲身边哄笑”，妮基的《爹爹》一片中也反复出现一模一样的场景。

饭岛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妇产科私人医生之家。权力欲很强的父亲总是对母亲说“所以女人就是不行”，因此，对于她，“女人是种麻烦的东西，是应该被轻蔑的下等存在”。

她写道：“厌恶女性、贬低女性的心理，由父亲塑造，从母亲传给女儿。”〔饭岛，2006:12〕

本应是厌恶父亲批判母亲的女儿，成长以后，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又与结婚对象重演“母亲对父亲的关系”。

她回顾道：“本来，驱使我的原动力是从自己受到的性别歧视、性别压抑（中略）中逃离出来，可那其实是一种忌讳女人、与男人同化的欲求。（中略）自己心中的欠缺感化为憎恨，化为迷途的上进心，也化为对同性的轻蔑，并让我投入性行为。”〔饭岛，2006:20〕

这种对父亲的反叛和侮辱，在有自伤倾向的“援交少女”，即十多岁的卖淫少女身上也能看到。她们将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嫖客视为“父亲的代理人”，把自己的身体供奉给这些男人低劣卑贱的性欲，将属于父亲而父亲又绝不能玷污的“女儿的身体”像扔进臭水沟一般让男人们随意玷污，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实现了向父亲的复仇。当然，她们只能用自伤自罚的方式来复仇，这正是作为绝对弱者的女儿们选择可能性的狭小之处。

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早已指出过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机制称为“自我身份确认的否定性形成”。他注意到，在青春期少女的“自我身份认同扩散综合症”中，可以看到她们带着绝望感的尝试，有的少女走向卖淫，通过越轨行为来惩罚“什么也不是的自己”，从而确认“还是点儿什么的自己”。他还注意到，这些少女大多出身于牧师、教师类家庭，父亲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在父亲面前弱小无力的她们，通过自伤自罚向父亲复仇。

我们可以发现，埃里克森指出的事实，与清水千奈美在《不能告诉父亲的事》〔1997，2000〕[清水组织了一个“白领女职员委员会”，以各种主题收集年轻女性的真实声音，并加以分析。本书以“与父亲的关系”为题，分析了1500名女性的报告。据此书统计，“接近50%的女儿讨厌父亲”。]一书中揭示的现象很相符。清水从她的信息提供者的报告中发现，在思春期由于父亲的性接近而留下不快记忆的女儿中，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比例尤其显著。公务员的职业既带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同时又是谨小慎微而伪善的。他们对女儿的性接近，也是因为除女儿外没有其他可以接近的对象。这么看来，在樱庭一树的小说《我的男人》中，主人公父亲的职业为“海上保安厅职员”，也颇具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