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巴尔干的旅途后，塞尔维亚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名字。在1990年代发生的四场南斯拉夫战争中，塞尔维亚被西方舆论普遍视为“施暴者”。海牙国际法庭公布的战争嫌犯人数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十八名克罗地亚族，五名波什尼亚克族，而塞族却有六十二人之多。

在这六十二名塞族人中，既包括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2006年死于狱中），也有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卡拉季奇和塞族武装部队将军姆拉迪奇（两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们是萨拉热窝围城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在不少塞尔维亚人眼中，至今仍被视为民族英雄。

所以，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当我们试图用文字描述一段复杂的历史时，往往只能将其简化——攻击者与被攻击者、受害者与施暴者——身份往往被迅速划定，并固化成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巴尔干的历史却让我愈发感到，纯粹的黑白分明往往只存在于三流的好莱坞电影中。

历史是由不同甚至经常相互冲突的叙事构成的网络。要真正理解过去，意味着要审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非仅仅将其看作黑白分明的简单故事。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不同色彩线条的交错中，由一系列灰色地带共同塑造。因此，在前往塞尔维亚之前——特别是在经历了波黑之后——我感到自己必须放下对这个国家的成见，尽量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观察和感受这个国家的现实。

去塞尔维亚的那天早晨，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位于塞族共和国一侧的汽车站。天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听说去贝尔格莱德的巴士几乎要开一整天。

天色阴暗，下着冷雨，波什尼亚克族司机一路狂奔，最后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在一个路口前，指了指对面的汽车站。他不想开到汽车站里，因为从地图上看，这个路口就是波黑联邦与塞族共和国的分界线。

我在波黑联邦一侧的早餐店买了菠菜奶酶馅烤饼和酸奶，冒雨穿过路口，走进位于塞族共和国境内的汽车站。开往贝尔格莱德的汽车出乎意料地破旧，座椅上沾满陈年的污渍——我此后在塞尔维亚境内搭乘的巴士也都是这般破旧。

巴士冒雨驶出车站，不再经过波黑联邦的领土，而是沿着分界线一路向东。经过帕菜时，又有几个塞族人上来，窗外的小镇在雨中显得无比凄凉。《代顿和平协议》签订后，许多原本居住在萨拉热窝的塞族人从市中心搬到了帕莱。如今，这里被称为“东萨拉热窝”。

对这些塞族人而言，真正的萨拉热窝已经不复存在。阿德南对我说过，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塞族司机不敢出现在萨拉热窝，而波什尼亚克族司机不敢出现在帕菜。任何想去对面的人，都必须在分界线换乘车辆。我发现，这个问题最终被巴尔干式的智慧解决了：塞族共和国的车牌开始使用字母T、K、J、0、A——这几个字母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中恰好是一样的——这样就没人知道车辆究竟是属于塞族还是波什尼亚克族了。

我听着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诗《死之岛》，看着雨点打在车窗上，划出条条泪痕。《死之岛》受到瑞士象征主义画家阿诺尔德·勃克林同名画作的启发，描绘了一片神秘的岛屿，周围环绕着平静的水面。岛上有岩石和古老的柱子，象征着永恒的寂静和死亡。在音乐中，这幅图像转化为了一种悲哀而美丽的旋律，与雨中的巴尔干大地有一种惊人的契合。

巴士始终行驶在山路上，直到跨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境内才变为平坦的黑土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当时的东西罗马就以德里纳河为界。今天的波黑地区归属西罗马，而塞尔维亚地区归属东罗马——这一划分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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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河与多瑞河交汇处的贝尔格莱德是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但在冬日里显得十分萧瑟。我下榻在市中心的莫斯科酒店，透过房间高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光秃秃的行道树和墙皮剥落的街道。

酒店建于190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的办公场所，随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又见证了南斯拉夫的辉煌与衰落。如今，它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后心平气和的老者，冷眼旁观着门外来往的行人：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穿着老式组皮大衣的女人，推着婴儿车的新于父亲，还有穿着运动服遛狗的年轻女孩。

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穿着朴素但十分整沽，也并不寒酸。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我基本没看到有人放声大笑，或是发生争吵。每个人都显得沉默寂静，给人一种略显忧愁的感觉，但在表面之下，似乎又隐藏着一股被压抑的情绪，里面既有对现状的无奈和调侃，也有未曾熄灭的骄傲和自尊。

1990年代初期以来，塞尔维亚遭遇过漫长的国际制裁，包括武器禁运、经济封锁以及旅行和外交上的种种限制。这些制裁是为了惩罚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冲突中的行为，特别是在波黑的民族清洗行动。制裁给塞尔维亚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不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胀，也使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被迫离开。

1999年，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地区发生冲突。西方国家再次指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实行镇压。随后，在未获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了长达七十八天的空袭，塞尔维亚被迫屈服。

战争留下的创伤至今犹在。昔日的国防部大楼就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如今仍是一片废墟。从钢筋的扭曲程度、墙体的坍塌方式中，我第一次明白了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是如何从天而降，穿透一座建筑的。

废墟被刻意保留下来，大概是为了让塞尔维亚人铭记那段屈辱而动荡的岁月。重压之下，米洛舍维奇政权倒台，塞尔维亚不得不开始处理前十年战争的后果。许多人因战争罪受审，米洛舍维奇本人也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国际制裁对塞尔维亚的经济造成了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转型、腐败指控和高失业率——这一切都让塞尔维亚步履蹒跚。

面对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开始艰难地建立新的身份认同，打击却接踵而至：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宣布独立，与塞尔维亚分道扬镳；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普遍承认。时至今日，塞尔维亚依旧坚持科索沃是自己的领土，也无力改变现状。它希望加入欧盟，但如果无法解决与科索沃的纷争，这一进程将遥遥无期。

走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我时常想起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那句话：“在旅途中，我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

也许有人会说，贝尔格莱德的魅力就在于那些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和冷战时期的氛围。最初的两日，我花时间在贝尔格莱德的各处游荡，发现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尤其是新贝尔格莱德和萨瓦河沿岸，几乎像是一个粗野主义建筑风格的时间胶囊——摇摇欲坠的混凝土大楼、人去屋空的商店、褪色剥落的墙体随处可见——让人不禁怀疑自己走在一个浩劫过后的城市里。

贝尔格莱德或许需要一些城市更新，从而忘掉南斯拉夫解体的创痛。我后来发现，它的确正处在变革的前夜。新闻上说，那些破败不堪的街区，不久之后将会被拆除，变成一片片尘土飞扬的工地。也许，再过五年，贝尔格莱德会焕然一新，但究竟会变成何种模样，实在让人难以预料。

萨瓦河南岸的萨瓦马拉区曾是贝尔格莱德最具波希米亚风格的区域，如今这里被称为“贝尔格莱德滨水区”。这是一个由阿联酋资助的改造项目，占地近两百万平方米，计划耗资三十五亿欧元。它将建造一系列的住宅、办公和零售建筑群，同时设有公园、长廊、酒店、餐厅、咖啡馆和购物中心。项目的标志性建筑是贝尔格莱德塔——这座168米高的摩天大楼将包含瑞吉酒店和公寓。

贝尔格莱德滨水区的景象勾起了我的回忆，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它就像中国房地产高潮时期，那些刚刚建设完成的新城。基础设施已经建好，但商业尚未人驻，既没有餐厅和咖啡馆，也没有商店和超市，就连路边的行道树也是刚刚种下的，还未长成大树。前卫公寓楼前静静地停放着几辆豪车，街道上很容易发现施工留下的痕迹。

和中国的新城一样，贝尔格莱德滨水区也造成了一些牺牲：拥有百年历史的火车站已经停运；分离派风格的布里斯托尔酒店也随之闭门；曾经繁华一时的河上夜总会和与之相伴的夜生活已成往事。这些变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文化记忆的转型。我发现贝尔格莱德滨水区所引发的批评和争议也与中国当年的新城惊人相似——环境破坏、缺乏透明度以及拆迁补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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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变革前夜来到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时代的印迹依旧很容易看见。我参观了铁托陵园和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欣赏了铁托从世界各国领导人那里收到的礼物。我去了共和广场旁边的国家博物馆，在南斯拉夫雕塑大师伊万·梅斯特罗维奇的作品前驻足良久。不过，我在贝尔格莱德最想探访的，还是铁托元帅的豪华专列“蓝色火车”。

我一直对火车情有独钟，无论是东方快车，还是领导人专列，都想一探究竟。铁托的“蓝色火车”建造于1956年，以独特的深蓝色外观与奢华的内饰闻名。

它的行驶里程超过六十万公里，是铁托接待国际政要和王室的重要场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踏上这趟列车，而尼赫鲁、戴高乐等众多历史人物亦是它的贵客。

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蓝色火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它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在1980年铁托的国葬之时——载着铁托的遗体从卢布尔雅那经萨格勒布前往贝尔格莱德安葬——之后便不再担任国家元首的专列。

我在网上几乎找不到参观“蓝色火车”的信息——它并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我唯一确定的是，它就静静地停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某个驻车场里。

无奈之下，我只好给塞尔维亚铁路公司的官方邮箱发了一封邮件，询问如何参观“蓝色火车”。我本以为这样的邮件必定石沉大海，没想到当天下午就收到了回复。

一位未具名的工作人员回复我，参观“蓝色火车”的时间为上午八点至下午一点，票价为三百第纳尔——不到人民币二十块钱。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参观“蓝色火车”必须先在贝尔格莱德中央火车站或新贝尔格莱德火车站购票，之后才能前往郊外的驻车场。

按照地图显示，贝尔格莱德中央火车站就位于市中心，可以步行前往。可当我走到那里时，却根本不见火车站的踪影。

在贝尔格莱德，城市更新像是一场季节性流感，正在四下蔓延。眼前是一片围挡起来的工地，地面上的建筑物已经拆除，但还没有建起任何新的东西。在这片荒凉土地上，怎么会藏着一个活生生的火车站？

天色阴沉，寒风裹着雨丝，接着变为冰晶一样的雪花。我在路边拦住几个急匆匆的路人，他们告诉我，这里的确是贝尔格莱德中央火车站，但他们也不清楚火车站现在何处。

火车站不可能凭空消失吧？抱着这样不屈的信念，我像地质考古学家一样四处勘探，最后终于找到了法老的陵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火车站不在地表，而是需要通过一个看似荒废、没有标志的地洞，钻到地下。

中央火车站或许有很多缺点，但至少有一项美德极简。在施工期间，火车站已被简化成一个孤单的售票窗口和两个站台。

售票窗口里坐着一位红发大妈，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最后，她叫来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男子。他耐心地听我说完，又看了一遍我手机上的邮件，表现得好像从没听说过“蓝色火车”这回事。他从制服里掏出一部古早的诺基亚手机，拨了个号码，一番交涉后，这才确认了我的预订。

红发大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沓票据，垫上复写纸，龙飞凤舞地填上票面，然后哈了口气，“眶”地盖上红色印章。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刚才钻进的可能是时光隧道的人口——这里的售票员、复写纸、诺基亚手机和红色印章，全都存在于另一个时空维度里。

我交了钱，接过票，仔细看了看——谁能想到，回到过去也需要一道手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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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钻出地面，上了一辆公交车，向贝尔格莱德南郊驶去。下车后，我冒雪沿着铁道线往前走，两侧是冬日凄凉的山丘。驻车场是一个有顶棚的车库，看上去近乎荒废。负责看守这里的只有工作人员伊万和他的两条狗。

伊万从一间平房里走出来，拿着钥匙，脸上的肌肉和肩膀呈松弛状，看上去身体不佳。

“你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中国人。”他说。

我们走向车库，两条狗也殷勤地跑在前面，摇晃着尾巴。走进车库门时，伊万用于一指：“铁托的火车。”

“蓝色火车”就停在车库的阴影里，像一把雪藏的宝剑，依旧耀眼闪亮。伊万登上扶梯，打开车厢门，侧身让我进去。

火车内部堪比一座移动的宫殿，内饰由质地上乘的木材制成，铺着精美的地毯。车内配备了会客室、卧室、书房、餐厅和酒吧，可以满足旅途中的各项需求。

餐车内，整洁的桌布上摆着瓷质餐具和茶杯，墙上挂着铁托与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房里，大型木质镶嵌画描绘出壮阔的航海场景，地毯和椅子复古而优雅。桌上的台灯洒下柔和的光线，照亮堆叠的书籍，还有铁托最爱的雪茄。

在铁托的书桌前，伊万示意我坐下，把相机交给他。我坐在铁托曾经沉思国事的椅子上，顿时觉得自己也变得思虑重重。伊万不太熟悉相机的操作，有些笨拙地摆弄着镜头。

“来这里参观的人多吗？”我问。

“大部分是本地人，”伊万说，“外国游客凤毛麟角。”

我问他是如何看待铁托的。这并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但作为看守铁托遗产的工作人员，伊万会不会有话可说？

伊万操着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铁托对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好，但对我们塞族人不好。”

在与塞族人的接触中，我常听到类似的说法：铁托的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因此铁托总是压制塞族人，时刻防范大塞尔维亚主义。这虽然只是老生常谈，但伊万还是担心可能会引起我的误解——他很清楚外国人往往带着偏见看待塞尔维亚，将巴尔干的民族争端全部归咎于他们。

“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伊万补充道，“并不是每个塞族人都这么认为。”

接着，他问我：“中国人怎么看待铁托？”

这个问题同样十分复杂：在铁托时代，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经历过多次起伏。起初，由于共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两国关系友好。当南斯拉夫在冷战中保持中立，追求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形式“铁托主义”后，中国开始对铁托提出批评，认为他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轨，走向了修正主义。直到1976年，中国的外交政策才逐渐转变。1977年，铁托访问中国，两国关系得以缓和。正是在那次访问后不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一批南斯拉夫电影进人中国，迅速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要解释清楚这些十分困难，因此我就以尽量简单的方式回答了。“中国人认为铁托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带领南斯拉夫走向独立——在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相似。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解体，巴尔干地区爆发冲突，许多中国人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伊万点了点头。“如果铁托还在，也许南斯拉夫就不会分裂。”

“那样的话，你觉得今天的塞尔维亚会是什么样子？”

“或许会像中国那样。”伊万说，“经济更发达，国际地位更高。”

“但是你们的民族问题迟早会爆发，不是吗？”我说。

“如果我们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或许能够避免战争。”伊万认真地说。

“你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铁托，而不是米洛舍维奇或图季曼，可能性是有的。”伊万微笑着说，然后把相机还给了我，“现在谈这些，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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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铁托死而复生，他会如何看待当下的塞尔维亚？

南斯拉夫解体后，曾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塞尔维亚导演热利米尔·日利尼克围绕这一设想，创作了一部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电影——《铁托第二次到塞尔维亚》。影片中，一位演员扮演铁托，穿上铁托元帅的军装，戴上标志性的太阳镜，走上贝尔格莱德街头。

这部电影既是一部剧情片，也带有纪录片的真实感，没有经过任何排练。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支离破碎国家的状况：人们对历史充满疑问，对现状感到迷惘，对未来彷徨无措。

影片中，复活后的铁托坐在他的梅赛德斯后座上，向他的老司机提问：“那么，说说我们美丽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吧？”司机叹了口气回答：“四分五裂了，总统先生。他们解散了联邦，摘除了所有的红屋，战争随即爆发了。”

当铁托出现在商业街，立即吸引了众多围观的市民。铁托不解地说：“看起来这里无所事事的人很多。你们没有人需要去工作吗？难道都放假了吗？”

起初，人们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出现开起了玩笑，但他们的真实情感很快就倾泻而出。

一位塞尔维亚妇女走过来，指着铁托说：“你去世那天我哭了，我后悔流下了眼泪。但现在，如果你真的回来了，我想我会再次投你的票。”一个男人也表达了他的敬意：“你是克罗地亚人，我是塞尔维亚人，但我尊敬你！”

“叛徒！”有人怒吼。

“但我留下了很多可靠的人，不是吗？”铁托低声嚷喃道。

影片中，铁托自己也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迷惑，他熟知的南斯拉夫已经物是人非：统一货币不复存在，以他命名的街道和城镇都有了新名字，他的纪念碑不翼而飞。

途经一家书摊时，铁托好奇地问“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德国马克？”

一个男子挤到前面说：“我们曾经习惯了有一个铁托，但现在我们有很多铁托。你也许偷了一点儿，但至少还保持着风度。现在的这些人什么都偷！”

有人对铁托说，当他回去的时候，应该把现任领导人一起带走，确保他们不再回来。

一个年轻人试图向铁托解释波黑的局势：“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几座山头。”对此，铁托追问：“这些山最初属于谁？塞族人还是穆斯林？”

接下来，警察出现了，整个摄制组因扰乱治安而被逮捕。幸运的是，派出所的警官很有幽默感。他立正敬礼说：“总统先生，很荣幸再次见到您。这一切都是误会，我们会立即处理。”几分钟后，铁托元帅又回到了贝尔格莱德街头。

导演热利米尔·日利尼克用这部电影挑战了观众对历史的态度：人们往往会盲目地眼随权力，无论是铁托，还是米洛舍维奇或图季曼。一旦这些人失去权力后，人们又开始诋毁他们。日利尼克警示道，如果历史不能被理性地审视，就会引发身份认同的分裂和社会冲突。

在影片的结尾，铁托遇到一个独自坐在烈士陵园里的老人。铁托昔日战友们的半身像己被移除。

“这是谁干的？”铁托问。

“那些厌恶秩序、不尊重历史、毫无责任感的人。”老人低着头回答。他是一位躲避波黑战争的难民。

“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结束？”铁托问。

“永远不会结束，我的朋友。”老人悲哀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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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已经离开巴尔干，回到中国。这时，我才抬起一本以前买过却未曾细读的书——《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作者是加拿大学者叶礼庭。

本科毕业后，叶礼庭来到牛津大学进修，其间深受社会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血缘与归属》这本书也承接了伯林对民族主义的思考。

这本书写于1990年代，正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时期。叶礼庭在书中记录了他对多个热点地区的访问，试图探索民族主义在现代政治中的角色，以及这些运动如何影响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

当时，南斯拉夫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冲突正是国际焦点。叶礼庭深入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亲身观察了民族主义如何在这些社会中发挥作用，以及这些情绪如何被政治精英操纵。

令我印象深刻的章节，来自叶礼庭对米诺万·吉拉斯的访问。吉拉斯既是铁托的革命战友，也是南斯拉夫首位持不同政见者。他与铁托在1953年决裂，为此入狱九年。他在监狱里学会了英语，并通过一本词典将弥尔顿的《失乐园》翻译成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当叶礼庭在贝尔格莱德的公寓见到吉拉斯时，他已经年过八旬，驼背而虚弱。叶礼庭本以为吉拉斯会攻击铁托当年的民族政策，没想到吉拉斯猛烈地摇头。他认为，铁托处理民族主义的策略本身无可非议。铁托赋予各共和国恰到好处的自治权，既满足了民族主义的渴望，又未对南斯拉夫的统一构成威胁。

然而，铁托未能建立起允许民主运作的机构和国家认同感。就在共产党内部出现分歧的那一刻，南斯拉夫的解体亦随之拉开序幕。

铁托所施行的对民族主义的压制，是建立在个人崇拜与集权统治之上的，因此在他逝世后无法持久——这己是当前许多历史学家的共识。

在叶礼庭的追问下，吉拉斯阐述了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复杂面相，认为其实质是一种欧洲进口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将多个民族长期以来的和谐共存撕裂为对立的种族集团。

吉拉斯进一步解释，民族主义并非自然而然的民间情感，而是一种被植人的“异质病毒”，由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煽动起那些未受教育大众所带来的产物。

他强调，随着共产主义信仰的瓦解，民族主义为塞尔维亚人提供了一种寻找身份认同和内聚力的新途径，而当幸存的塞尔维亚政治精英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来争夺权力时，原本的种族差异就被扭曲为深仇大恨。

吉拉斯批评西方对塞族人的“妖魔化“，认为这是西方对塞族人不必要的诋毁，在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和1992年的波黑战争中，西方的立场无形中助长了民族主义，推高了克族和波什尼亚克族的受害者地位。

他指出，在塞族围攻萨拉热窝、占领克罗地亚四分之一领土以及波什尼亚克族遭受集中营惨剧的背景下，国际对塞尔维亚的制裁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种制裁反而让克族和波什尼亚克族深信，他们对塞族的报复是正义的，甚至不必担心遭受国际社会的惩罚。这样的信念，只会进一步推动塞尔维亚民众走向米洛舍维奇及其民族主义政策，加剧该地区的暴力和仇恨的循环。

他进一步说明，“塞尔维亚问题”并非米洛舍维奇的个人发明，而是南斯拉夫崩渍的必然产物：当多民族国家解体，每个族群都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风雨飘摇的少数派，塞族人因此产生了合理的恐惧。

吉拉斯最终得出结论——战争是塞族的扩张愿望、克罗地亚的独立抱负，以及在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的种族狂热，共同交织而成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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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忘记，在萨格勒布时，阿丽达建议我体验一下贝尔格莱德的夜生活。她说贝尔格莱德的夜生活是整个巴尔干地区最棒的。来到贝尔格莱德后，我就开始寻觅这样的场所，还有能带我进去的人。

我认识了约瓦娜，一个1998年出生、有犹太血统的贝尔格莱德女孩。她正在读市场营销方向的研究生，同时还做着两份兼职。其中一份是给一家以色列公司做客户接待，因此她对这些场所颇为熟悉。

约瓦娜告诉我，贝尔格莱德最有名的一家夜店叫“The BANK”。我发现，仅仅是提到这个名字，她就两眼放光。

“我们几点去合适？”我问约瓦娜。

“午夜前都太早，那里的高潮在凌晨四点左右。”约瓦娜说，“所以我们十二点半到那里就行。”

于是，作为一个作息规律的作家，我只好在晚上八点上床就寝，定好了半夜十二点的闹钟。

我们约在夜店门口碰头。那天正好是中国的除夕夜。夜店位于萨瓦河畔一栋南斯拉夫时代的厂房里，门口守着几个人高马大的保安。寒夜中，他们依旧穿着紧身T恤，露出硬邦邦的肌肉。约瓦娜化了浓妆，进门后脱掉大衣，里面是一套闪光的黑色连衣裙。

果然，我们还是来早了，夜店里只有寥寥数桌。音响播放着电子舞曲。刚开始时，那种震撼的低音让我有些不适。约瓦娜倒是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她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整个人开始焕发光芒。

“你在中国常去夜店吗？”约瓦娜大声问我。

“很少。”我也大声回答。

夜店经理拿着酒单过来，与约瓦娜行贴面礼。显然，约瓦娜经常带客户来这里消费，算是常客。约瓦娜说，如果我们不想站在吧台，那就至少需要点一瓶烈酒和一瓶香槟，夜店会赠送我们一个果盘和半打软饮。我说没问题。于是，我们点了一瓶1.5升的灰鹅伏特加和一瓶汝纳特香槟。

我们在一个位置很好的沙发坐下，这时我才有机会环顾四周。蓝紫色的氛围灯营造出一种时尚而冷冽的气氛，天花板上的镜球投射出斑斓的光芒。旁边是一群打扮人时的年轻女孩，穿着透视装，化着卡戴珊式的浓妆，此刻正手持香槟杯自拍。约瓦娜说，这些女孩都是夜店请来的气氛组。

服务员端上香槟，“砰”的一声打开。另一名服务员也“砰”的一声向空中发射纸屑炮。五颜六色的纸屑，如漫天大雪，从天而降，周围人的目光全都望向我们。

我喝着香槟，让自己尽量享受当下。人越来越多，气氛也渐趋火热。约瓦娜突然一声惊呼，我问她怎么了。她凑过来告诉我，她认出了另外一桌的那个男人——他在塞尔维亚非常有名，是电子商务方面的教父级人物。

顺着约瓦娜的眼神，我望向教父。只见他身着一件剪裁考究的白衬衫，领口微微敞开，露出随意却不失品味的胸毛，下搭一条干练的牛仔裤，脚踩一双白色运动鞋。在时而昏暗、时而炫目的灯光下，他手拿一罐红牛，摇晃着身体。他根本没点酒，但照样坐在沙发座上。

“他叫什么？”

“彼得洛维奇。”约瓦娜兴奋地说，“天哪，我要去跟他合影！”

“能不能顺便请他过来？我也想认识一下他。”

“我该怎么介绍你呢？”

“就说我是中国来的记者。”过了一会儿，彼得洛维奇先生拿着红牛走了过来，随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五官立体、晒了不少美黑灯的女伴。

“很荣幸见到你，彼得洛维奇先生。”我说，“朋友告诉我，你在塞尔维亚家喻户晓。”

“哈哈，我的中国朋友！”彼得洛维奇先生说，“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最有名的人是谁？”

我想了想说：“阿里巴巴的杰克·马。”

“那我就是塞尔维亚的杰克·马！”彼得洛维奇先生哈哈大笑，一点儿都不谦虚。

我刚才已经有些犯困，此时却被好奇心重新点燃。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对彼得洛维奇先生说：“这里太吵，我们明天约个时间再谈？”

彼得洛维奇先生欣然应允，掏出手机，与我交换了联系方式。

我请他坐下来喝酒。

“非常感谢，我现在很少喝酒。”

“今晚例外。”

“谢谢，那我就喝吧。”

我招呼服务员拿来酒杯，为彼得洛维奇先生和他的女伴倒上伏特加。约瓦娜已经和彼得洛维奇先生开心地聊起来，而那位皮肤黝黑的女伴坐到了我旁边。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米妮。”

“波斯尼亚人？”

“你怎么知道？”

“我刚从萨拉热窝过来。”

“喜欢那里吗？”

“当然。你是做什么的？”

“时尚博主。”

“怪不得这么光彩照人。”

她微微一笑。

“你在贝尔格莱德做什么？”我问。

“我要和彼得洛维奇先生成立一家公司，培训这里的企业使用TikTok”

我们在轰鸣的音乐声中又聊了一会儿。原来，米妮十六岁那年就成了Instagram网红，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并在十七岁时将其出售。当TikTok出现时，她立刻意识到，这才是她想要专注的领域。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在TikTok上，研究爆款视频背后的秘密，并把总结出的经验汇编成一个几乎每个企业都能使用的手册。

“巴尔干的大多数企业根本不了解TikTok。我不怪它们，互联网上没人专门教过如何使用TikTok——”米妮说，“直到现在。”

我给米妮倒了一杯伏特加，祝她一切顺利。她拿起子弹杯，以夜店为背景，拍摄视频，最后将镜头转向自己，喊起嘴唇，熟练地摆出各种造型。

时间己过凌晨四点，夜店里已经挤满了人。舞池中央，人们随着音乐节拍舞动，每个人似乎都沉浸其中。几个穿着黑色皮衣的女孩子持冲锋枪和装满美元道具的麻袋走过来，裸露的皮肤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在尖叫声中，她们步上舞台高处，以夸张的姿势将美元撒向人群。与此同时，“砰”的一声，仿佛有人开了一瓶香槟，五彩斑斓的纸屑倾泻而下，如同瞬间绽放的烟花。

人们在纸屑和钞票雨中欢呼跳跃，气氛接近燃点。已有醉意的彼得洛维奇先生也被这股纸醉金迷的气氛感染，站起身来，闭着眼睛，挥舞着双手。

音乐、灯光、尖叫声交织在一起，却让我感到莫名地清醒。我给自己倒了三杯伏特加，一一干掉，这才感到酒精流人血管，冲向大脑。我叫来服务员，用信用卡付了账，与众人告别后，从壮汉保安那里取出大衣穿上。

夜店门外停着一排揽活的黑车，街上一片潮湿的白雾。一支吉卜赛乐队突然出现，将我围在中间，大声欢呼。他们拉起手风琴，敲起手鼓，又唱又跳，无论我怎么走，就是出不了他们的包围圈。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扔给其中一个吉卜赛人，才得以脱身。

我坐进一辆黑车。窗外升起团团白雾，像千万只枕头，在街头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