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起的时候，窗外的天空还黑着。我发现自己躺在旅馆的床上，脑袋里只有火车碾轧铁轨的“眶当眶当”声。

我努力回忆昨夜的巴尔干酒局：我眼着三个黑山青年去了另一家酒吧，遇到了他们的朋友。酒精源源不断地涌来，尼克希奇生啤，还有烈性的李子白兰地。临近午夜时，我们去了一家深夜营业的小餐馆，有人给我点了一个烤奶酪三明治——那可真是人间美味！这时，我才突然发现，带我吃饭的几个人并不是眼我喝酒的那些人——可我又是怎么和他们混到一起的？

接下来的记忆更是不翼而飞：我回到旅馆，上好闹钟，还贴心地给自己在床头放了一杯水。在大脑缺席的情况下，我仅靠身体的其余部分完成了如上工作。

我瞥了一眼手机，清晨六点四十分，离我前往特雷比涅的车只剩下不到一小时。我走进浴室，用冷水洗脸，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精神。我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头发凌乱，脸部浮肿，眼神因酒精而呆滞。这副模样让我深感自责，发誓进入波黑后不再喝酒。

车站里只有寥寥三四个人，与我同车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保养得宜，烫着蓬松的卷发，提着一只做工精良的皮包，神情中透露出一丝兴奋，仿佛正怀着满心激动，准备去特雷比涅看望刚生完孩子的女儿。

相比这位女士，中巴车则寒酸很多，不仅暖气故障，还四处漏风。不过，钻进来的冷空气也不是没有好处——它至少让宿醉的乘客瞬间清醒过来。

我们经过一片喀斯特湖泊，湖面上弥漫着晨雾，若隐若现的湖心小岛仿佛漂浮在雾海之中。雾气沿着湖面蔓延，最终如一条灰色长蛇，钻进远处的峡谷。湖泊东侧的堤岸、山峦和树林，全都沐浴在一片通红的朝霞里。

我们穿过黑山边境，来到波黑一侧的检查站。年轻的海关官员拿着我的护照翻了好久。我想，大概很少有中国人从这个口岸进入波黑。

“你有签证吗？”他问。

“波黑对中国公民免签。”

他狐疑地看了看我，示意我去趟办公室。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接过我的护照，一页一页地翻看我曾去过的国家，仿佛在阅读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我心中暗自盘算，他是不是想要点小费？

“你从哪里来？”他问。

“尼克希奇。”

“你去过那么多国家？”

“是的，确实。”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名作家。”

“作家？”

“对，作家。”

“你来波黑做什么？”

“旅行。”

他盯着我，似乎突然找到了某种乐趣，开始放声大笑，制服下的啤酒肚也随之一阵抖动。他笑着向我伸出手，与我愉快地击掌，又热情地握了握手。

走出办公室时，我不禁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他仍旧坐在那里，面带笑容，嘴里低声咕哝着“作家……哈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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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比涅是一个人口不足兰万人的宁静小城。波黑战争期间，大多数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被迫离开。如今，塞尔维亚族人口的比例从南斯拉夫时期的70%激增至94%。尽管身处波黑境内，但是街道上看不到波黑共和国的蓝黄色国旗，只有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红蓝白兰色旗帜悬挂在政府办公楼、警察局和各种公共纪念碑上。

这里距离杜布罗夫尼克只有三十公里，但就气氛而言，却有着天壤之别。我发现这里异常安静，游客几乎不见踪影。当地人透露，只有在盛夏之时，才会有些精明的旅客选择在此住宿，白天则驱车前往杜布罗夫尼克。

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这里统治了四百余年，在特雷比什尼察河上留下了一座石拱桥。

如今，青绿色的河水冲刷着河床上的卵石，河畔是一派田园风光。灰瓦红墙的庭院里搭着葡萄藤，种着圆白菜，停着濒临报废的小汽车。一个满脸皱纹的塞族老妇人，正忙着在绳子上晾挂洗净的床单。

我在石拱桥上遇到了两个身穿牛仔裤的女孩。她们正坐在桥顶的石头上，眺望桥下的河水。两人还是高中生，和陌生人交谈时会因害羞而脸红。我询问她们高中毕业后的打算。她们说，想去巴尼亚卢卡上大学——在特雷比涅，这是大部分塞族年轻人的选择。

在波黑，巴尼亚卢卡不仅是塞族人的事实首都，也是波黑的第二大城市。女孩们向我解释，塞族人很少前往波黑的官方首都萨拉热窝，因为那是一座波什尼亚克族的城市。

直到今天，波黑仍是整个巴尔干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也是巴尔干民族主义矛盾的缩影。

波黑地处战略要地，历史上多次成为周边大国争夺的对象。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到奥匈帝国的控制，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动荡，波黑一直是多方势力交汇的焦点。无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1990年代的波黑战争中，波黑地区都经历了最为惨烈的杀戮，这二切并非偶然。

波黑是一个民族和宗教多元的国家，主要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波什尼亚克族、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和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组成。民族与宗教身份复杂敏感，各民族之间的政治权力分配不均，加之历史恩怨，使得国家统一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

1991年，随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波黑的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也开始寻求独立，波黑的塞族则坚定反对。1992年，在波黑塞族抵制的情况下，波黑宣布独立，内战随即爆发。战争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造成约二十万人死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

1995年12月，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战争各方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协议虽结束了战争，但也使波黑成为一个拥有复杂政治结构的国家。根据协议，波黑被分割为两大实体：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组成波黑联邦，塞尔维亚族组成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在名义上属于一个国家，但各自拥有主权和边界，拥有总统、总理、议会和警察。波黑的国家元首则由三人组成，分别代表三个民族，轮流担任。

《代顿和平协议》虽然在短期内平息了战火，缓和了三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但并未实现深层次的和解。经过近三十年的时间，三个族群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各自的民族意识，弱化了对波黑统一国家的认同感。

对于未来，波黑的三个民族也有不同的愿景：塞尔维亚族希望追求“大塞尔维亚之梦”，与塞尔维亚合并；克罗地亚族则希望“回归”已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而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五成的波什尼亚克族，本土意识随之增强，他们更希望维护波黑的统一。

可以说，波黑就像一颗悬挂的定时炸弹，内部的紧张关系很可能再次引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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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从特雷比涅前往莫斯塔尔，从塞族共和国前往波黑联邦。

次日清晨，我冒着大雨来到汽车站，登上座无虚席的巴士。车厢里坐满了携带行李的塞族人，空气中有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我好奇，为何他们都去莫斯塔尔。询问后才发现，巴士的终点站是巴尼亚卢卡，只是中途在莫斯塔尔停靠。和中国的春运一样，车上的塞族人都是东正教圣诞节后回巴尼亚卢卡上学或打工的人——这是一辆节后返城大巴。

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叫伊丝朵拉，今年二十四岁，身着一件白色高领毛衣，淡妆雅致，金色的波浪长发披在肩上。在这辆拥挤的大巴上，她身上的香水味显得不同寻常。窗外的大地高低起伏，大巴随之颠簸摇晃，那香水味也时而浓郁，时而淡去，就像给巴尔干的世界增添了一道嗅觉维度。

伊丝朵拉是特雷比涅人，在巴尼亚卢卡的一所大学攻读农业研究生，未来想进入实验室工作。她在闲聊中透露，她的姐姐住在意大利的小城贝加莫，就在米兰附近。她的姐夫是塞族人，在当地的机场驾驶接驳车。

她拿出手机，滑动屏幕，找到一张姐姐的照片。姐姐的容貌和伊丝朵拉有几分相似，只是身形更为丰满。照片里，姐姐身着一件鲜红的毛衣，手持一杯葡萄酒，脸上洋溢着中年女人对生活的满足。她的旁边是丈夫和两个孩子，餐桌上摆满诱人的食物。

伊丝朵拉说她很羡慕姐姐的生活。上个暑假，她第一次去意大利探望姐姐，顺便在米兰玩了一天。她很想去托斯卡纳旅行，但笑言自己囊中羞涩——意大利实在太昂贵了。

我问她身上的香水是不是在米兰时买的。她笑着摆手：“这是姐姐送给我的。”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她好奇地问我：“你是来这里旅行的吗？”

“可以这么说。”我回答，“我正要去莫斯塔尔，想去看看那座奥斯曼时代的老桥。听说那是波黑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伊丝朵拉点头说：“每次去巴尼亚卢卡，我都会路过莫斯塔尔，但从来没下过车。”她顿了顿，继续说，“那里主要是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的地盘。”

“那你有这两个民族的朋友吗？”

“没有。”她坦率地回答，“所以我也没看过那座老桥。”

大巴翻过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进入波黑联邦。窗外是坍塌的山崖，雨中有皮肤黝黑的牧羊人，驱赶着羊群。在塞族共和国境内，我只看到过东正教堂。现在——仿佛跨过了某条无形的分界线——村子里出现了清真寺，还有成片的穆斯林墓地，墓碑上刻着伊斯兰教的星月符号。

这样的景象似乎宣告着我已经离开奥匈帝国和威尼斯文化圈的影响。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即将踏足的土地几乎都曾处于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有历史学家指出，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外来帝国的统治所塑造：欧洲的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部分，即最接近近东的地区，至今仍是最贫困、最动荡不安的地方。

巴士在大雨中驶入莫斯塔尔。我惊讶地发现，波黑战争虽然已经结束近三十年，莫斯塔尔的市景却像定格在了那时一样：街边的建筑物布满弹孔，被炮弹炸毁的房子就那么留在原处。战争的疤痕赫然在目，我原以为需要细心寻找才能发现。

当全世界都在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忧心忡忡之时，巴尔干地区依旧走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最前沿。在莫斯塔尔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感到，这些幽灵一般的建筑，与其说是为了让后人记住历史的疼痛，不如说是在警示人们，战争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和平随时可能被新的冲突点燃。

大巴最终抵达车站时，我与伊丝朵拉告别，并交换了联系方式。我注意到她的签名档里写着一句拉丁谚语：“Dosis sola facit venenurn”，意为“剂量决定毒性”。这或许是伊丝朵拉在实验室工作时的格言，然而这句话恐怕同样适用于波黑乃至整个巴尔干地区：适度的民族主义可以凝聚人心，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它就可能成为毁灭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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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塔尔是一座分裂的城市。这座城市有两套邮政系统、两个汽车站、两支消防队、两所综合性医院、两家电力公司、两支足球队、两个垃圾回收厂和两家热门夜总会——它们泾渭分明地服务于这座城市的两个主要族群：波什尼亚克族（约占44%）和克罗地亚族（约占49%）。

两个族群的界线分明，沿着城中一条南北走向、与内雷特瓦河平行的大道形成事实上的分界线——波什尼亚克族居住在大道以东，克罗地亚族居住在大道以西，而多数塞族人已经逃离此地。

大道曾是战争期间的军事前线，随处可见弹孔和废墟。大道有两个名字，反映了两个民族对这场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波什尼亚克族称其为“民族革命大道大道”，二克罗地亚族称其为“克族保卫者大道”。

时至今日，两个民族的居民依旧很少越过这条界线，甚至有经历过战争的年长者再未去过对方一侧。这就是在同一座城市里，几乎所有公共设施都有两个的原因——每边一个。

我后来发现，有一个例外存在：莫斯塔尔唯一的大型购物中心坐落在克族一侧。有时候，一些追求时尚的波什尼亚克女孩会跨过分界线，去购物中心里的ZARA购买新款服装。

南斯拉夫解体前，莫斯塔尔是巴尔干地区民族构成最为均衡的城市之一，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各大约占人口的35%，而塞族占19%。1992年4月，波黑宣布独立，波黑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开始围攻莫斯塔尔。起初，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联于抵御塞族的进攻。但当塞族军队撤出后，两个昔日的盟友在莫斯塔尔爆发了更为血腥的内战。

在接下来的近一年里，波什尼亚克族所在的东岸始终处于围困之中，毗邻分界线的老城成为克族炮轰的主要目标。当战火最终平息时，包括莫斯塔尔的标志性老桥在内的许多古建筑，已经沦为炮火的牺牲品。

我租住的公寓就位于老城边缘，是一套两室一厅公寓，附带厨房和阳台。公寓的外墙上留有弹孔，室内却铺着暖色的木地板，摆着雅致的家具，挂着伊斯兰风格的装饰画。在波黑，三个主要族群在多数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失业问题严重是他们难得的共识。受到腐败、裙带关系和经济停滞的影响，波黑是前南地区失业率最高的国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塔尔的旅游业提供了当地居民能赚到一点儿钱的少数机会，因而竞争异常激烈。我住的这套公寓每晚只要人民币一百多元，是我在整个巴尔干之旅中住宿最实惠的地方。找房的时候，我就惊讶于莫斯塔尔的房源之多、价格之低。

浴室里铺着黑白相间的漂亮瓷砖，看上去无可挑剔。不过，两三天后，我却发现，一旦洗澡时间稍长（超过五分钟），洗澡水就会漫过瓷砖，泛滥成灾。看着涌出浴室的洪水，我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莫斯塔尔的缩影：在表象之下，隐藏着一言难尽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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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的阳台十分宽敞，俯瞰一座奥斯曼风格的清真寺。我时常站在阳台上，眺望老城的天际线，任由思绪在宣礼声中飘荡。

一天早晨，我与埃斯梅尔在清真寺门口碰面。他是波什尼亚克族，也是一位热心的业余历史学者。最初，他只是谈着莫斯塔尔的历史，也乐得让我知道这座城市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辉煌。不过，当我们步入清真寺，来到后面的墓园时，他的心情一下子变了——他作为波什尼亚克族的情感被唤醒了。

他指着那一排排墓碑，让我留意上面的时间。这些安息于此的年轻人大多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他们的生命都在1993年夏然而止——那是克族与波什尼亚克族冲突最激烈的时期。我发现，一些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逝者的肖像照。照片中的他们面带宁静的笑容，仿佛对自己未能充分展开的生命已经释然。

“1992年至1994年间，莫斯塔尔的波什尼亚克族实际上经历了两场战争。”埃斯梅尔讲述道，“起初是塞族从东面发起进攻，接着是克族从西面发起进攻。对我们而言，第二场战争尤为致命，也带来了更大规模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1994年，埃斯梅尔只有六岁，与他的母亲和哥哥住在离这座清真寺不远的地方。他清晰地记得，那年春天，一群候鸟在清真寺的上空徘徊，似乎在寻找它们曾经安家的地方。由于清真寺周围已经被炮火摧毁，那些候鸟只能无助地盘旋，搞不清家在何处，更想象不出在它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埃斯梅尔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带来战争可能爆发的消息。那时，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已经开战，而波黑刚刚宣布独立。街上人心惶惶，人人都感到山雨欲来。莫斯塔尔的一些塞族居民似乎得到了风声，开始匆忙地收拾行李，离开这座城市。

当塞族军队从东部的高地上大兵压境时，住在莫斯塔尔东部的波什尼亚克族和克族人纷纷逃亡。埃斯梅尔的姨妈一家在山里躲了十四天，终于沿着小路逃到了莫斯塔尔，投奔埃斯梅尔家中寻求庇护。她当时并不知道，更大的灾难正在后面悄悄逼近。

起初，克族和波什尼亚克族团结一心，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各自为战，两个民族都不足以抵抗更为强大的塞族。但克族人有着他们自己的计划。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建立一个由萨格勒布主导的联盟。”埃斯梅尔解释说，“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与塞族人一道分割波黑。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波黑必须先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因此，在冲突初期，他们与波什尼亚克族合作，共同应对形势。”

在埃斯梅尔看来，大塞尔维亚主义和大克罗地亚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想吞并波黑这片土地。在他们的认知中，波什尼亚克族是一个虚构的民族，不过是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

早在战争开始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就曾秘密在铁托的伏伊伏丁那狞猎小屋会晤，商讨分割波黑的计划，决定将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分别纳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疆域之内。

“但棘手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划分莫斯塔尔。”埃斯梅尔说，“因为莫斯塔尔正好处在夹缝地带，西面以克罗地亚人为主，东面以塞尔维亚人为主。”

经过一连串的秘密策划，克族和塞族达成了共识，以莫斯塔尔东部的主要商业街——铁托元帅大道作为分界线。这一决定意味着整个穆斯林老城区将处于克族的控制之下。当时，大部分波什尼亚克人对这些秘密协议一无所知，仍然相信自己和克族人有着共同的愿景：那就是反对塞族的扩张，获得自治权。

根据这些秘密的安排，塞族军队撤退到了莫斯塔尔以东二十公里处，而克族领导人在莫斯塔尔建立了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权。市内开始设置路障，波什尼亚克族居民的自由出人受到限制。接着，种族清洗开始了。住在克族聚居区的波什尼亚克人被集体驱逐或是送人集中营，他们的房子和家当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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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梅尔带我离开清真寺，坐上他的二手汽车，车就停在一栋废弃的房子前。我们驶出莫斯塔尔城区，来到内雷特瓦河畔的郊外，那里有一座波什尼亚克族的小村庄。路边有一栋简朴的平房，是战争纪念馆。一个满脸胡茬、面有病容的老人拿出钥匙，为我们打开门。

“他以前是军人，现在是纪念馆的守门人。”埃斯梅尔解释说，“这是我们波什尼亚克族集资修建的民间纪念馆，对公众免费开放。”

“所以不是官方的？”

“不可能是官方的。莫斯塔尔议会里的克族人永远不会同意为一座波什尼亚克族的战争纪念馆拨款。”

墙上挂满照片和展板，橱窗里陈列着波什尼亚克士兵使用过的武器和遗物。房间内的空气有些滞闷，好像很少有人进来参观。近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我能感到这段历史正在渐渐变旧，蒙上尘土。

我在一张照片前驻足。照片中是几位身着迷彩装的波什尼亚克士兵——他们身材瘦削，眼窝深陷。

“这位是波什尼亚克族的军事指挥。在战争爆发前，他是一名兽医，专业是帮助牲畜分娩，在战争中却要学习如何杀人。”埃斯梅尔说，“你知道丛林法则吧？如果不想被人杀，就要先杀死别人。”

“他看起来非常疲倦。”我评论道。

埃斯梅尔点了点头：“想想看，克族人可以通过萨格勒布无限制地获得物资，我们则腹背受敌，补给线必须穿过塞族控制的区域，只能在夜间冒险走小路。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的食物、水、燃料和医疗物资都极度匮乏。我们不仅面对种族清洗的威胁，还得在生存的压力下挣扎。”

我问埃斯梅尔，战争是否影响了他的童年生活。

“孩子不像大人那么苦。”他说，“压力全在我母亲身上。”

他接着告诉我，他的父亲后来被俘，关押在集中营里。那个集中营位于莫斯塔尔以南不远处。在当时克族控制的黑塞哥维那地区，有将近六十个类似的集中营。

我对埃斯梅尔说：“1990年代的欧洲竟还存在着集中营，这实在难以置信。”

“但这是真的。”埃斯梅尔看着我，“人类嗜杀的手段代代相传。”

他告诉我更多的细节：他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待了一百四十五天，体重减轻了二十公斤。他被迫喝尿、吃鞋油、啃食草皮，真正的食物几乎没有。战争结束后，他的父亲回到家里，埃斯梅尔已经完全不认识他了。

后来，我读到英国战地记者艾德·武里亚米的文章。他在集中营里目睹了三十个形容憔悴的男人被要求在三分钟内喝下滚烫的稀粥。他们的手臂已经瘦成铅笔般的棍子，于肘和于腕的骨略仿佛锯齿状的石头向外突出。

“他们还活着，但已人格贬值、身体衰败、肉体腐朽，彻底丧失了尊严。”武里亚米写道，“他们空洞的大眼睛犹如刀片一般紧盯着我们。”

和很多当年的战友一样，埃斯梅尔的父亲始终没有从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

“他患有各种慢性病，却固执地拒绝服药。到现在，他每天要抽三包烟。”埃斯梅尔说，“他的一些战友，战后就开始借酒消愁，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

此时，那个满脸胡茬、面有病容的老人再次走进房间，为我们送来两杯波斯尼亚红茶。他小心地将茶盘放在一把椅子上，脸上的忧郁和病容融合在一起。埃斯梅尔同他交换了几句话，老人随即朝我含笑点头致意，然后慢慢退出了房间。

“我刚才跟他说，你是来自中国的作家，专程来这里探访和了解我们的历史。”埃斯梅尔说。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得点点头，继续翻着手上的笔记本。然后，我问起埃斯梅尔自己的经历：他是在莫斯塔尔出生、长大的，他第一次穿过分界线是什么时候？

“我就在分界线附近长大。”他回忆说，“1998年，也就是我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瞒着父母穿过了分界线。我不知道分界线另一侧的样子，充满了好奇，决心过去看个究竟。我知道，只要我保持沉默，没有人能单凭我的外表判断出我是波什尼亚克人还是克族人。”

“语言真的有那么明显的差异吗？”我问，“只要你一开口就会被对方发现？”

“语法基本相同，但某些词汇的使用偶尔会泄露一个人的族群身份。”埃斯梅尔解释道，“不过，只要我不长篇大论，一般他们是分辨不出来的。”

埃斯梅尔溜过分界线，进入克族一侧。他震惊地发现，那边是一派繁华的景象。一切都显得如此热闹，街上车水马龙，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购物人群。那里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甚至看不出有任何战争的破坏痕迹。

可是，就在不远的对面，分界线另一侧的世界却是一片萧条。房屋倾圮，商店紧闭，荒草在废墟中生长，偶有树木点缀其间。到处都能看到弹片深深嵌入泥墙之中。人们衣着破旧，行走在老城泥泞的街道上。

埃斯梅尔很快就意识到，即使他一言不发，也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克族的孩子们都穿着耀眼的新耐克鞋，而我脚上踏的，却是一双沾满污泥的破旧球鞋。”

对埃斯梅尔来说，那次越界的经历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对世界有很多天真的设想。我从小就在穆斯林区的废墟中长大，以为所有人的成长环境都和我一样。我本以为，这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从不会去质疑‘这是真的吗’或者‘为什么会这样’。直到我亲眼看到了另一侧的世界，我才猛然意识到，战火主要发生在我们这一边，波什尼亚克族才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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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埃斯梅尔进入了莫斯塔尔唯一一所族群混合的学校，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一校两制”的环境中：学校内部分别为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设立了独立的教室，开设了各自的课程，两族的学生仅在课间如厕时会发生短暂的交集。

起初，他常与克族的孩子们发生冲突，但渐渐地，他们学会了和平相处。埃斯梅尔意识到，波什尼亚克族与克族之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非常微小。

我也在书中读到过，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小——他们讲同一种语言，有相似的容貌，享受相同的美食——以至于一些研究南斯拉夫内战的学者不得不引用弗洛伊德的“对细微区别的自恋”来解释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

然而，时至今日，莫斯塔尔的教育体系仍然是分离的。战后出生的年轻人通常只与自己族群的人交往，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却很少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在政治层面，相同的民族政党仍然控制着国家和地方政治。为了维护权力，他们学会了如何操弄大众情绪，而煽动民族主义、制造分裂始终是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

“某种程度上，战争期间的分裂并没有随着和平而消散，反而变得更为严重。”埃斯梅尔说，“这已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分裂，而是根深蒂固的心理分裂。每次跨过那条分界线，都会刷新人们内心的隔阂。”

大学毕业后，埃斯梅尔工作了三年，然后选择辞职技身于他现在的事业。他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也深知保存历史真相的意义。作为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使命感，让他对正在做的事情坚定不移。他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仅是莫斯塔尔或者波黑仍然分裂，而是整个世界都在分裂。

“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和美国蠢蠢欲动，而全世界对波黑的问题越来越漠不关心。在这种大环境下，波黑的民族主义政客开始故意淡化甚至否认历史。”

“他们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问。

“分裂波黑。”埃斯梅尔斩钉截铁地说，“就像1990年代波黑战争爆发时一样。”

我问埃斯梅尔，对于他个人而言，战争的记忆是否成了一种负担？他是否考虑过让自己稍微放松下来？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清了清嗓子：“有人说，如果没有遗忘，人生会变得不堪承受，但我就是忘不了。战争就像一条阴魂不散的大灰狗，始终跟在你身后。每当我回到家里，看到我的父亲，往事就会历历在目。国家目前的局势也在不断地提醒你，历史有可能重演。作为波什尼亚克人，我所能做的，就是保存这些记忆，将它们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像你一样的外人了解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我理解你的意思。”我回应道。我拿起茶盘上的波斯尼亚红茶，轻轻抿了一口，又抬眼望向四周。这一刻，房间里那些照片和展板的含意似乎变得更加清晰：波什尼亚克士兵的疲惫面孔，集中营战俘的瘦弱身躯，化为废墟的建筑，被炸毁的奥斯曼老桥，躺在瓦砾堆中的尸体，还有冒着祖击手的炮火在河边洗衣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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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战争纪念馆，坐上埃斯梅尔的二手车，驶回莫斯塔尔城区。埃斯梅尔说，他最后还想带我去分界线附近，亲眼看看那些废墟。

我们跨过内雷特瓦河，驶上一条宽阔的街道。这条大道就是莫斯塔尔的分界线——道路西侧属于克族，道路东侧属于波什尼亚克族。

进入市中心，两旁的废墟开始映人眼帘。埃斯梅尔告诉我，这些曾是公寓、银行和办公楼的建筑，在战争初期遭到摧毁，后来更是成为双方狙击手的藏身之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伫立在那里，宛如一件件巨大的现代艺术装置。

我们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最后兜兜转转，来到附近一座波什尼亚克族的住宅区。我看到一栋五层的公寓楼，墙面密布着弹孔，仿佛一张麻点斑斑的面孔。楼下两层已被炮火摧毁，窗框扭曲变形，墙皮剥落，裸露出混凝土和钢筋，然而中间一层竟然还有人居住——窗外挂着空调外机，合着百叶窗，掩着白色窗帘。整个公寓楼已经形同废墟，但正是这种脆弱的结构，让楼上的这个房间显得那么坚实——比战争更让人心碎的坚实。

“是什么人住在这里？”我问埃斯梅尔。

“就是这房子的主人。”

“他们没搬去别处？”

“如果没钱买新房，他们就搬不走。”

“政府不会提供修复资金吗？”

“有一些修缮的预算，但是那些钱大多数都流进了官员的口袋。”

这时，我注意到临街墙面上的涂鸦，龙飞凤舞的字迹。埃斯梅尔向我解释，那些涂鸦实际上是一段对话。

上面一行写道：

下面有人调侃地回答：

沿着这条狭长的街道，我们继续前行，偶尔在某座废墟前驻足。废墟还保持着废墟的样子，没人去打理。埃斯梅尔特意搜集了一些南斯拉夫时代的老照片，好让我了解这些地方曾经的风貌。照片中的街景是南斯拉夫辉煌岁月的见证，可最终，曾经和睦相处的人们选择用民族主义的怒火摧毁了一切。

我们路过一家小餐馆。它的两侧已成废墟，餐馆却独自夹在中间，像在开一个波黑式的玩笑。显然，这家房屋的主人自己出钱，修复了自家的部分，并开设了这家餐馆。我真想进去坐坐，在这种连米其林都无法提供的环境中吃上一顿，但又担心房子随时可能坍塌。

埃斯梅尔告诉我，就在不久之前，一段破旧的房梁坠落下来，砸死了一个居住在废墟中的吉卜赛少年。这个事件登上了新闻头条，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即便是死亡，也不足以促成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