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克罗地亚地图，你会发现它形似一只张开的蟹钳：钳子的一边伸向塞尔维亚与欧洲大陆，另一边伸向黑山与阿尔巴尼亚。后者是亚得里亚海边的一片狭长地带，地理上被称为“达尔马提亚”。这里与意大利隔海相望，是克罗地亚风景最美的地方。

我买了一张汽车票，从萨格勒布出发，前往达尔马提亚。路线是经里耶卡、扎达尔、斯普利特，抵达电视剧《冰与火之歌》中的“君临城”杜布罗夫尼克。我计划兴之所至地在每个城市停留，短则一晚，长则数日。之后，我将从杜布罗夫尼克穿越边境，进入黑山。

和中国的大年初一一样，圣诞节的次日清晨，萨格勒布也变成了一座空城，街上只有寥寥几个闲逛的尼泊尔人。车站的咖啡馆里倒是有几个醉醺醺的克罗地亚人，正在享用一顿典型的克罗地亚式早餐：香烟配咖啡或香烟配啤酒。

他们大概是无家可归之人，街上的店铺都已关门，只有这里尚可一坐。吧台后面的女人面无表情，看不出有酒鬼光顾是高兴还是厌恶。后来，她也自顾自地点上一支烟，眯着眼睛，透过袅袅升起的烟雾，打量这些不速之客。

离开克罗地亚的内陆地区，前往风景如画的海岸线，需要翻越起伏的迪纳拉阿尔卑斯山。大雾逐渐笼罩了窗外，世界仿佛也是一家烟雾弥漫的咖啡馆。不久，海拔开始骤降，大约一刻钟的工夫，汽车已经置身于一派海滨风光中。

我在克罗地亚裔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书中读到，无数南斯拉夫人心中毕生难忘的一幕，便是在穿越漫长而寂寥的路途后，突然见到亚得里亚海在地平线上悄然浮现。旅客们总会玩一个小游戏：谁要是先看到大海，便要拖着长长的音调大喊一声“水”,以此争夺五个第纳尔。

如今，没人玩这个游戏了，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里耶卡，我想起安娜说过，他的父亲就来自里耶卡，性格与来自内陆的母亲迥然不同。

看着窗外，我开始领会山脉与性格之间的微妙联系：迪纳拉阿尔卑斯山像一道屏障，分隔了两侧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如同天山分隔了农耕的南疆和游牧的北疆，在交通不便的过去，一座大山往往就会成为两种生活方式的分界线。

里耶卡是一座港口城市，曾先后属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二战后才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土。市中心的建筑具有奥匈帝国风情，自帆点缀的海港则让人想起意大利，而南斯拉夫为这一切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社会主义滤镜——三段历史叠加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让我的思绪也飞越了几个世纪。

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在其困忆录《说吧，记忆》中描述了童年时代随父母来里耶卡度假的情景。那时正是世纪之交，里耶卡被称为阜姆，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土。奥地利和俄国的上流阶层，喜欢来附近的海滨小镇度假，享受亚得里亚海的夏日阳光。

在一家海滨小餐馆，就在侍者准备上菜的时候，纳博科夫的父亲注意到旁边有两个日本军官。

“我们立刻决定离开，”纳博科夫写道，“但在离开前，我还是迅速地抓起了一整个冻柠檬奶球，含在口中带走了，尽管它让我的嘴巴发痛。”

那是1904年，纳博科夫五岁，日俄战争正在远东进行。纳博科夫的家庭教师订阅的英文画报上刊登了一幅日本艺术家的战争漫画，描绘了“如果俄国军队试图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铺设铁轨，俄国的火车头将会像玩具一样沉人湖底”。

20世纪初，无疑是里耶卡最辉煌的年代。如今，只有一些老派餐馆还保留着那种优雅的余韵。光顾的客人都年事已高：男士穿着正装，拄着拐杖；女士满面皱纹，却依然精心梳妆。坐在这样的餐厅里，只能屏气凝神地吃饭，你会渐渐地产生一种错位感，觉得自己也步入了夕阳红。

于是，到了晚上，我就在街上寻找一家氛围轻松的餐厅。意料之外的是，里耶卡的麦当劳竟是年轻人的社交场所。在户外桌旁，可以看到一群放寒假的少男少女，穿着打扮几乎如出一辙：男孩们留着平头，穿着运动裤和球鞋；女孩们长发披肩，穿着窄腿裤和小白鞋。我很快发现，她们仿佛在遵循什么不成文的规定，都将裤腿挽起一道窄边，露出赤裸的脚踩。

我点了巨无霸和薯条，搭配一瓶在超市买到的克罗地亚红葡萄酒。我发现，身处异国他乡时，麦当劳也能抚慰乡愁，因为那同样是来自童年的味道。果然，牛肉饼充满焦香，融化的芝士为其增加了层次，生菜也清脆爽口。我将葡萄酒倒入可乐杯中，喝了一口，惊喜地发现竟与汉堡相得益彰。

一个克罗地亚女孩在我对面坐下，只点了薯条，没点饮料，也没点汉堡。当她发现我在喝葡萄酒时，不禁露出微笑。我问她要不要来一杯，她大方地去柜台要了个纸杯。

她也叫安娜，二十来岁的样子。当我询问她的职业时，她告诉我，她从事的是一份“会让中国父母引以为傲的工作”。

“只是中国父母吗？”我笑着问。

“好像也不是。”她说，“任何地方的父母。”

“医生？”

她拿起纸杯，我们轻轻相碰。

安娜说，她现在是牙医专业的研究生，等毕业后才能正式开展职业生涯。在克罗地亚，牙医收入颇丰，但她依旧打算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原来，安娜曾在美国做过交换生。那里的多元文化让她深深着迷，也让她意识到克罗地亚文化上的单调。她在美国交过不同肤色和背景的男友，爱上了豆腐和越南河粉，对日本任天堂的游戏情有独钟。说话间，她微微抬起头，目光越过纸杯，仿佛在追忆什么。

我说：“里耶卡以前也很国际化。”

“但现在不了，”安娜说，“除了奥地利的老人，没人会来这里。”

奥匈帝国解体后，里耶卡便开始了漫长的衰落。意大利统治期间，里耶卡变成了一座边城。二战后期，德军炸毁了整个港口。南斯拉夫解体后，私有化的丑闻和大规模腐败更是令这里的经济雪上加霜。

“你看到周围这些年轻人了吗？”安娜说，“他们现在还在上高中，但等他们升入大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离开。”

“你有什么打算？”我问。

“我已经在维也纳的牙科诊所找好了实习。”安娜说，“圣诞节一过，我就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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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我从里耶卡坐上汽车，前往扎达尔。大巴沿着达尔马提亚风光旖旎的海岸线前行，一侧是嶙峋的山岩，如剔净的白骨，一侧是碧蓝如洗的大海，点缀着点点白帆。

扎达尔这座海边小城，历经二战的烽火，几乎被夷为平地。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它又一次被战争的阴影笼罩——城外十几公里的地方就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军队激战的前线。

到达扎达尔时，夜色已经像一张深蓝色的天鹅绒毯子覆盖大地。汽车还要继续开往斯普利特，而我是唯一下车的乘客。我拖着行李，想到美国作家保罗·索鲁，他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也到过这座城市，同样是唯一的旅客。午夜时分，他看见码头的办公室亮着灯，一男一女正在整理文件，吞云吐雾。

“我刚从船上下来。”保罗·索鲁说，“我想找一家旅馆。”

男人摇摇头，女人则说：“这里只有几家旅馆，现在都住满了难民。”

我投宿在老城外的青年旅馆，离汽车站不远。三十年过去了，旅馆依旧住满了难民——这一回是全球化的难民。

我原以为淡季的扎达尔不会有太多游客，没想到推开门的瞬间，几张黝黑的面孔一起望向我。他们移开摊在地上的行李，饶有兴昧地看着我像玩跳房子一般，左蹦右跳地来到自己的铺位前。

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孟加拉人，来克罗地亚打工，暂时在青旅落脚。我问他们具体做什么工作。那人说，他们在海边的度假村打工。现在是淡季，又是假期，他们本打算回国，可是机票太贵，想来想去，还不如几个人一起结伴游荡。

他们长得很像印度人，身上也有一丝咖喱昧，但都是穆斯林。他们有男有女，其中一对看样子是情侣，但到了青年旅社，他们也只得遵守规定，分开住宿。

刚才说话的那人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我说是。他很同情地摇了摇头——以摇头表示点头的意思，这一点也和印度人一样。

扎达尔的老城不大，环绕着高耸的城墙，里面有教堂、广场、咖啡馆、餐厅和菜市场。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扎达尔曾遭到惨烈轰炸，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在保罗·索鲁看来，这些破坏显然带有某种恶意。比如，老城区的罗马城门尽管毫无战略意义，却被炸得面目全非。他还看到，街上有许多荷枪的克罗地亚士兵：他们仪容邋遢，蓄着长发，许多还戴着耳环。

老城广场上散落着古罗马时代的遗迹，夜色中像是随意从地上冒出来的。在教堂和廊柱的废墟间，竖立着一根古罗马的耻辱柱，曾用来公开羞辱那些通奸的妇女。广场的另一侧是拜占庭风格的圣多纳图斯教堂，墙壁上正在展示圣诞灯光秀：五彩斑斓的巨大色块，你飞过来，我砸过去，像两队暴徒在隔着教堂互殴。

不过，第二天早上，我又来看这座教堂时，才发现真正令我惊愕之处。简介上写着：这座教堂经历了13世纪的蒙古入侵，类似遗迹在克罗地亚已不多见。

从中亚到欧洲，我见过不少蒙古侵略的纪念物，但站在亚得里亚海的海滨，还是不由得感叹：蒙古的锋芒竟然已经波及至此！

1241年，窝阔台大汗去世，继任者之间爆发权力斗争，这才使得蒙古人从欧洲返回中亚。用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话说，他们终于“把脚从基督教欧洲的喉咙上挪开了”。

老城的巷子里藏着一些时髦餐厅，有的人声鼎沸，有的空空荡荡。临街的橱窗亮着灯，风吹动地上的纸片。我路过一家外表不起眼的小餐馆，桌上铺着朴素的桌布，墙上挂着家庭照片，像是经营已久却拙于营销的类型。

我点了餐前面包、鱼汤、蔬菜沙拉和烤章鱼，还要了一壶便宜的白葡萄酒。侍者白发苍苍，穿着樊烫整齐的自衬衫和黑马甲。他服务周到，总是殷勤地为我倒酒，问我对菜品是否满意。饭点己过，餐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他却依然用心整理空无一人的邻桌，随后静静地站在吧台后面，注意着我的方向。

当他再次过来为我斟酒时，我问起他的年纪。

“我已经五十二岁了，先生。”他回答，“不算年轻了。”

接着，还没等我开口，他又说道，他知道他的样子看起来要老得多。

的确如此。看他的样子，我以为他快七十岁了。

“你是中国人吧？”他问，“中国人不像克罗地亚人那么显老。”

他似乎很清楚这一点，也愿意承认。他说，他以前做过很多工作，其中一份和鞋子有关。那时，他曾去广州进货，看到六七十岁的广东老人还是精力充沛，在茶楼里喝茶，在公园里练剑。他说，克罗地亚人显老，与他们的经历和生活习惯有关。譬如，他们大都经历过战争和失业，很早就开始抽烟，喝酒也很凶。他现在已经戒烟，但毕竟还是抽过大半辈子。这一点我能听出来——说话时，他的胸腔有一种风箱般的回音。

我问他做过哪些工作，在中国的生意如何。

没想到他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当过兵，离过婚，做过记者，干过演员。那个和鞋子有关的生意最终因为疫情而失败了，导致他现在不得不给一个开餐馆的朋友打工——在这家小餐馆，他已经工作了一年。

我的酒没了，他又为我打来一壶，说是他送我的。我喝着葡萄酒，想着他举手投足之间那种旧式的尊严和礼节。无论命运如何，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怨尤。他愿意承认别人更健康，更有活力，能够心平气和地谈起之前的经历。想着这些，我开始对他产生好感。我觉得，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经历这些挫折，恐怕早已一颇不振。

那天晚上，回到旅馆，房间里已经鼾声一片。我有段时间没住青旅了，忘记了夜晚的鼾声有多可怕。我躺在床上，挨着时间，第二天一早就爬起来，离开旅馆。

城市刚刚苏醒，码头沐浴着阳光，海面晶莹闪亮。在海浪的冲击下，通往大海的矮空石阶，响着阵阵风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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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扎达尔继续向南，前往斯普利特。两座城市相距一百二十公里，车程大约三个小时。

昨天一夜没睡好，一上车我就昏昏沉沉。再睁开眼时，窗外已经夕阳西下，海面上是粉红色的余晖，仿佛被一片大火点燃。道道光影投射在陌生小镇的屋顶上、路人的脸上和衣服上。有那么一瞬间，我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甚至忘了这辆车要驶向何方。这种转瞬即逝的迷离感，就像灵魂片刻挣脱肉身，如一片羽毛，飞向宇宙。

斯普利特车站位于港口附近，街边是店铺和换汇商店。平日，这里或许是一条嘈杂的街道，不过此时天色已晚，又是圣诞假期，只剩下一片黯淡的景象。码头上停着白色渡轮，棕榈树在海风中摇曳，空气中飘着煮贻贝的味道，给人一种置身那不勒斯的错觉。我走向港口，很快看到一座巨大的宫殿。在夜幕的映衬下，宫殿显得破败而庄严，森森古意令人心中一凛。

实际上，宫殿的历史比克罗地亚的历史还要久远。它是古罗马帝王戴克里先的宫殿，也是现存最雄伟的古罗马建筑之一。公元305年，六十岁的戴克里先皇帝选择退位，在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斯普利特修建了这座宫殿。他远离政治，过起农耕生活，最大的兴趣是种卷心菜。有人劝他复位，被他断然拒绝。他的回答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若您见到我亲手种植的蔬菜，便不会做出如此请求。”

公元305年，正是中国的晋惠帝时代。时值天下荒乱，生灵涂炭，多有百姓饿死。晋惠帝得知后，也说了一句名言：“何不食肉糜？”

我正想着卷心菜和肉糜，眼前发生了奇妙的一幕：一群吉卜赛乐师突然从宫殿大门里走了出来。月光照亮他们卷曲的头发、蓬松的胡子，照亮他们生动的面孔、狡黠的眼睛。他们一边走一边演奏，音乐的旋律欢快而忧伤，有那种吉卜赛人面对苦难的穷欢乐劲儿——这一幕可真像是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会出现的场景。

错身而过时，他们突然停止演奏，转头看我，我也转头看他们。

“你从哪儿来？”其中一个人瞪大眼睛问。

“中国。”我回答。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我的身后。

“你们呢？”我回头大喊。

“匈牙利！匈牙利！”

他们走向港口，演奏声很快又响起来。第二天，我四处寻找，但没有再见到他们。或许就像斯普利特的本意“匆匆离开”一样，他们也已经匆匆离开，流浪他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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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普利特逗留的日子里，我总是倘佯在戴克里先的宫殿中。如今，它更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心脏。宫殿的范围内居住着大约三千名当地居民，他们的祖先大都是逃避阿瓦尔人入侵的难民。

阿瓦尔人就是中国古籍中的游牧民族“柔然”。在被突厥人击溃后，他们一路迁徙至欧洲，7世纪时横扫达尔马提亚地区。当地居民被屠杀殆尽，只有少部分人逃到附近的岛屿。等他们返回大陆，发现家园已被摧毁，只有戴克里先的宫殿尚可容身。

他们在宫殿里搭起栖身之所，经过几个世纪后，那些住宅已经和宫殿彼此依存，成为一体。南斯拉夫时代，政府曾想疏散宫殿内的居民，拆掉墙壁与柱子之间的房屋，恢复宫殿往昔的宏伟。但勘测人员很快发现，一旦将居民赶走，房屋拆除，戴克里先的宫殿也将随之坍塌。

于是，宫殿的结构不断增加，变得愈加繁复。迷宫般的小巷里藏着通道和庭院，挤满蜂巢一般的房屋。现在，很多房屋已经改成商店、酒吧、旅馆和餐厅，成为斯普利特最时髦的场所。

走在小巷里，我听到咖啡馆里传来的音乐，看到居民将洗好的衣服晾在头顶。少年对着古老的墙壁踢球，面目刚毅的老大爷走出房门，察看误入庭院的不速之客。老妇人坐在雕花的高窗下，透过老花镜，打量窗外的世界。

在市井生活之间，依然可以想象宫殿当年的样貌。为了建造宫殿，戴克里先不惜重金，从意大利和希腊运来大理石，从埃及运来十二尊狮身人面像。巨大的白石取自附近的布拉齐岛——十五个世纪后，这种自石也将用来建造美国白宫。

罗马帝国的疆域延伸到达尔马提亚，但已经无力翻越崇山，进人巴尔干深处。在这里，我发现地理决定论再次呈现其宿命的一面：迪纳拉阿尔卑斯山西侧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尚有众多古罗马的遗存，而山脉东侧的黑塞哥维那地区——正如我后来在那里看到的——就仅有一些古罗马文明的沉渣碎屑了。

戴克里先宫殿是斯普利特的基石，但今天的城市早已溢出宫殿。宫殿的大门外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巴尔干市场，贩卖蔬菜、奶酪、香肠和鱼干等物。上了年纪的男人提着两辫子大蒜站在露天，看上去跟自己出售的货物一样坚韧。

市井百姓的日子并不算宽裕——食品价格不低，制成品的价格与西欧不相上下。所以，巴尔干市场里有一个区域，专门出售廉价的服装、鞋类及小家电。走在其间，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货物的源头——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

市场外，有一家工人阶级光顾的酒吧。疲惫的中年人喝着啤酒和葡萄酒，打发着时光。电视里播放着比吉斯的歌曲“Stayin'Alive”：年轻的约翰·特拉沃尔塔穿着喇叭裤，走在1970年代的街头。

伴着电视里迪斯科的节拍，酒吧里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女人跳起舞来。岁月让她略显发福，可我几乎可以想见，她在年轻时是一个会让人回眸的女人。

她穿着翻领白衬衫、蓝色牛仔裤和黑色粗高跟鞋，跳得神采飞扬。其他人也被她的情绪感染，纷纷加人。我看着他们跳舞，心里涌出一种温馨，好像这就是我一路上在寻找的东西。

酒吧的灯光打在天花板上，照出一个个晕圈，色彩与明暗不断变换。歌曲结束后，跳舞的人都停了下来。下一首歌曲是"How Deep Is Your Love"，忧伤的歌词，忧伤的旋律。

跳舞的女人告诉我，她四十九岁，离过婚，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儿。女儿和朋友出去玩了，她自己出来喝一杯。

她喝了五杯。临别前，她有点摇晃地站起来，还像意大利女人那样，朝众人送了几个飞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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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杜布罗夫尼克的路上，汽车沿着蜿蜒狭窄的公路进入内陆山区。几乎转瞬之间，地中海的影响就荡然无存。气候变得干燥寒冷，到处是低矮的灌木和破碎的山岩，散落着白色的石头房子。

汽车途经弗尔戈拉茨——一座安静的小山城，几乎没有游客造访——车站的咖啡馆里烟雾缭绕，大声播放着巴尔干音乐。还不到中午，很多男人已经醉意蒙胧。他们抽着烟，唱着歌，身后的群山就是广阔的巴尔干腹地。

虽然与斯普利特仅仅相隔百公里，克罗地亚的内陆与海边却给人迥然不同的感觉。这种对比之强烈，让我对克罗地亚的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因为地理的区隔，克罗地亚的不同区域在历史上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产生不同的性格，而这个国家能结合到一起则是民族主义发酵的结果。

拿破仑入侵是克罗地亚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时间短暂，却影响深远。从法国人那里，克罗地亚人开始接触到民族主义理念，自我意识也随之擅变。此后，克罗地亚人就开始在“两个自我”之间不断摇摆：时而倾向于泛斯拉夫的情感，时而倒向对抗塞尔维亚的诉求。历史的浪潮多次证明，克罗地亚每一次在冰与火之间摇摆之时，往往也是战乱与动荡之时。

汽车驶上跨海大桥，绕过一小片波黑领土，接着便滑向克罗地亚版图的最南端。杜布罗夫尼克以富庶和美丽闻名，其历史也恰好体现了克罗地亚人“两个自我”的纠结。

杜布罗夫尼克过去叫拉古萨，但因为听上去太像意大利语，归属南斯拉夫后就换上了如今这个饱含斯拉夫风情的名字。南斯拉夫内战期间，这里遭受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长达七个月的围城和炮击。至今，当地人对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仍然心怀怨恨。

我住在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走在迷宫般的小巷里，很容易觉得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沿着狭窄陡峭的巷道，登上城墙，只见老城坐落在一座半岛之上，被城墙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城墙最初建于9世纪，原本就是为了抵御围攻而建。到了15世纪，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城墙又再次得到加固。这样，整座老城就被包围在一道周长两公里、高二十五米的石头屏障中。

在人类发明坚船利炮之前，杜布罗夫尼克的防御可谓固若金汤。这就是为何这样一座可以用脚步丈量的小型城邦，在历史上能够成为一个长期独立的共和国。在15和16世纪的黄金时代，拉古萨共和国的国力达到鼎盛，甚至可以与对岸的威尼斯相提并论。从拉古萨出发，商队既可以取道内陆，穿越巴尔干腹地，前往东方的君士坦丁堡；亦可以乘风破浪，航向欧洲诸多重要港口。奥斯曼帝国渴望将其收入囊中，以此作为向意大利进军的跳板，但拉古萨凭借高超的外交手段，屡次巧妙地躲过了战争的阴云。

从高处俯瞰老城，满眼皆是白石与红瓦，有一种根植于历史的富足气息。想象一下，早在1317年，这里就建立了至今仍在运营的药房；1436年就有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供水系统。1347年，当黑死病席卷欧洲，导致二分之一人口死亡时，杜布罗夫尼克率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隔离制度：所有外来人员必须在海上的岛屿隔离四十天后方可上岸。当地人将“隔离"称为"quarantine”——拉丁语中“四十天”的意思。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时间长度受到了《圣经》的启发。例如，诺亚方舟在洪水中漂浮四十日夜，耶稣在荒野中禁食四十天。

除了1667年的一场大地震，杜布罗夫尼克几乎躲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天灾人祸，老城在当地人心中拥有近乎神圣的地位。每一块砖石都浸染着宗教传说或历史掌故，故事中嵌套着故事，传说里嵌套着传说，行走其间的人们都能够看到和感受到——这也强化了人们对老城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

这就是为什么当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当地人纷纷躲进老城寻求庇护。他们未曾料到的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并没有派出攻城部队，而是从海上和山上封锁了这座城市，然后以大炮轰击老城。炮击和封锁并不能攻陷一座城市，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术，达到恐吓人心的效果——这似乎正是当时的情况。

即便到了今天，我依旧可以从老城的屋顶看出炮击的破坏程度：那些装饰着明亮新瓦片的屋顶大都遭到过破坏，因此不得不更换；那些已经褪色的原始瓦片，如今只是零星地点缀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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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沿着城墙，走向码头。教堂门口有人分发起泡酒和生蚝，我也拿了一份，权当早餐。码头上泊满渔船，海水清澈透明，成群的小章鱼在水中起起伏伏，如同一队小伞兵轻盈降落。

我走到一处悬崖，眺望大海。穿着泳裤、光着上身的男孩，从巨石上一跃而下，跳入海中。即便是冬季，杜布罗夫尼克依旧温暖湿润，灿烂的阳光给人以秋日之感。行至此地，心情不由得明朗起来，于是决定在这里迎接新年，顺便见证克罗地亚加入申根区和欧元区的历史性时刻。

为了打发白天的时光，我决定前往波珊卡村。那是杜布罗夫尼克城外的制高点，在老城时我总能看到山顶上巨大的十字架，在夜色中发出耀眼的白光。通往山顶的缆车已经停运，我便乘坐小巴前往。小巴沿着山路盘旋而上，一排排带花园的房屋面朝金色的大海，有一种威尼斯式的优雅。不久，山路变得荒凉，碎石间可以看到养蜂人的小屋。

波珊卡村一片静谧，只有鸡鸣犬吠之声。村里的房子都是新建的，战火曾将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荒草萋萋的废墟依旧裸露在村外的土地上，一块显眼的大牌子上写着：不要忘记1991至1992年间，波珊卡村曾被战火摧毁。

我经过那座巨大的十字架，俯瞰波光巍巍的大海和红瓦老城。不远处的城堡，最初由拿破仑的军队所建，现已成为国土战争博物馆，展示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的暴行以及杜布罗夫尼克市民的抵抗。

一位克罗地亚父亲正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参观——这是一场家庭内部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坐在展览室的椅子上，观看当时的战争影像：战火中，老城面目全非，街上空空荡荡，到处是破碎的瓦砾。一枚炮弹击中民房，导致多人死亡和受伤，救援队伍从瓦砾中救出血迹斑斑的生还者。有人在哭泣，有人双手掩面，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镜头捕捉了人们的恐惧，也记录了无私的救援和互助场面：战争无情，有人依旧保持着人性美好的一面。

离开博物馆，我沿着一条小路下山。山坡上生着星星点点的橄榄树和矮橡树，不时有较为开阔的松林。午后，我在一棵俯瞰亚得里亚海的松树下吃自己带的午餐。我斜倚一块大石头，吃着三明治，目光越过山谷，看着绵延起伏的山脉。云海的阴影缓缓移动，遮住一座黑色山岭。再往远方，如同水墨画一般，就是黑山共和国连绵不绝的群山。

回到山下，我顺道参观了红色历史博物馆。如果说国土战争博物馆展示了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可怕场景，那么红色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试图探索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层原因。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闲坐在柜台后，无聊地玩着手机。她告诉我，我是今天唯一的参观者。博物馆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展示了克罗地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即便以欧洲的标准来看，那也是一种富足的生活。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南斯拉夫曾经充满理想，也创造过发展的奇迹。问题在于，这一切的根基并不稳固——快速提升的生活水平，其实建立在庞大的外债基础上。我想起阿丽达之前提及的观点：南斯拉夫曾是不同阵营拉拢的对象，低息贷款的诱惑便是手段之一。不过，债终究也要偿还。一旦国家本身陷入危机，外债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史学家们常将二战后南斯拉夫的快速崛起与民族团结归结于三大支柱：坚强领导者铁托的影响力，唯一合法的政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及统一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到了1990年代，这些维系国家的力量都已不复存在。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存在的民族矛盾，加之苏东剧变的冲击波，以及西方国家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独立的快速承认，南斯拉夫几乎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崩溃之路。

离开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女孩正坐在门口抽烟。她生于1997年，对那段历史没有特别的兴趣。我问她为何会在此工作，她轻轻耸肩，说自己只是随便找个工作罢了。事实上，她很快准备离职。

“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有太多兴趣，还没决定选择哪个。”她向空中吐了口烟圈，口气中带着点调皮，还有孩子式的玩世不恭。

“这里有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游客吗？”我又问。

她摇了摇头：“至少我从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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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过去了，战争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中，它的阴影若隐若现。在老城的很多地方，仍可见到对战争受害者的凭吊和纪念。得知我是作家后，当地人也愿意主动谈起那段历史。

“塞尔维亚人的大炮就藏在那些山上。”那天晚上，一个叫马可的酒吧老板对我说，“他们常常在夜里发射，就像山上打了一个闪电，接着一声巨雷炸响。”

他当时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觉得战争像一场大人之间的玩笑，却又一点儿也不好笑。城中断水断电，食物只有分发的土豆。当夜幕降临，他的母亲总会忧心忡忡地点起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向圣像祈祷。

“在南斯拉夫时代，杜布罗夫尼克就是欧洲人青睐的度假胜地。”马可回忆着，“但战后的那些年，这里一片萧条，游客寥寥。”马可想办法去了德国，开起了出租车。直到多年后，他才重返故土。

我问他为何不在德国定居。

“这里是我的家。”他简单地答复。

某种程度上，马可算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家乡是一个旅游胜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伤得到了愈合，他也能依靠旅游业来维持生计。回国后，马可经营过餐馆，之后又开了这家爱尔兰酒吧。他埋怨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业竞争过于激烈，市场几乎饱和。

“刚开这家酒吧的时候，类似的竞争对手几乎没有，但不久周围就开了两三家。夏天还好，冬天生意就会大受影响。”

马可既是在发牢骚，也是在向我解释为什么酒吧里除了我，只有另一桌客人。

我并没有告诉马可，酒吧人少正是我光顾这里的原因。在克罗地亚，室内吸烟司空见惯，人多的酒吧更是烟雾弥漫，像是走进了纳粹的毒气室。从萨格勒布一路至此，我几乎是在烟雾中挣扎着前行，嗓子都快说不出话了。

马可提到，美剧《权力的游戏》在这里取景之后，杜布罗夫尼克的知名度更高了，开始有来自欧洲以外的游客慕名而来。夏天时，这里的物价暴涨，一房难求。很多游客甚至不得不住在几十公里外的波黑境内，每天开车往返。

我问马可，随着克罗地亚加入申根区和欧元区，杜布罗夫尼克是否会成为最大赢家？一路上，很多克罗地亚人都这么对我说。

马可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他告诉我，老城区的物价如今已是正常物价的两倍，甚至超过了意大利和德国的一般水平。

“人们选择来杜布罗夫尼克，是因为这里风景优美，也因为物价较为便宜。如果价格继续飘升，还会有游客来吗？我不知道。”

走出马可的酒吧，街上人头攒动。当地居民正纷纷涌向老城，准备庆祝新年的到来。圣布莱斯教堂前灯火辉煌，乐队的演出已经开始。我穿过被霓虹灯点亮的人群，沿着曲折的小径，回到那家俯瞰老城的旅馆。

不知何处传来《欢乐颂》的曲调——这旋律，恰巧也是欧盟的盟歌。我忽然感到，对克罗地亚来说，这乐章不仅是欢庆的象征，也是一种宣言，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宣告了南斯拉夫之梦的彻底终结。

自从民族主义激发了克罗地亚人的自决意志，他们就在“两个自我”之间徘徊不定。最终，他们做出了选择，与历史命运达成和解：从独立到内战，从转型到复原，三十年的时光就这样飞逝而过。现在，克罗地亚人终于得偿所愿。

我打开一瓶葡萄酒，拉开窗帘。街上是欢乐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乐观情绪，天空被城里的灯火映成一片宝石般的深蓝。我坐在窗前，一边吸饮葡萄酒，一边倾听《欢乐颂》，等待新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