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斯洛文尼亚，我途经的喀斯特地区是一片石灰岩高原，从的里雅斯特湾一直延伸至维帕瓦山谷。在这里，河流、池塘和湖泊会突然消失不见，通过天坑和落水洞，进入喀斯特多孔岩石的深处，形成令人惊叹的地下洞穴系统。

前往首都卢布尔雅那的路上，我要经过一个当地人称作“波斯托伊纳溶洞”的地方。皮夫卡河从这里进入地下，形成长达二十公里的“地下王国”——洞穴、通道和廊台交织成迷人的地下网络。

在漆黑的溶洞内，栖息着一种名为“洞螈”的罕见生物，曾被误认为是龙的幼崽。这种盲眼动物非常奇特，可以经年不食，而寿命长达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我在小镇波斯托伊纳的汽车站下了车，通往溶洞的路旁种满栗子树。树叶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丫在头顶绘出纵横交错的迷宫图。喀斯特山岩的表面布满孔洞，像被打出的蜂窝，雨水就从这些孔洞不断渗入地下。

小镇广场依然沿用南斯拉夫时代的名字——铁托广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曾利用喀斯特地形进行抵抗运动。

在这片中空的土地上，曾经遍布炮台、战壕和散兵坑。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与宗教矛盾交织一处，导致大规模的杀戮和处决时有发生。

其中最著名的一种处决方式被称为“坑杀”，也就是将人扔进喀斯特地形的深坑或裂缝中。坑杀的受害者主要是当地的意大利人，或与纳粹合作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坑杀是一种报复性杀戮。分歧在于，斯洛文尼亚的历史学家通常把它看作是对法西斯占领和屠杀行为的报复，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则将其视为对意大利民族的种族灭绝。

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其实埋藏着过去的暴行。那些坑洞，不仅是掩埋历史的坟墓，同时也暴露了未愈的伤口。每当极右翼情绪在意大利或斯洛文尼亚升温时，坑杀的记忆就会被重新翻出，制造新的伤痛。

穿过一片农田和村庄，我抵达了波斯托伊纳溶洞的人口。夏季时，溶洞口隐于繁茂的绿藤之下，到了冬天，藤蔓己经凋零。喀斯特山岩显露无遗，看上去平常无奇。然而，一踏入溶洞，气氛瞬间变得不同，仿佛刚才穿过了一道通向地心的神秘门扉。

一股寒意，伴随着地下河水的咆哮包围了我——我进入了大山的心脏，心生敬畏的同时，也感到了宗教般的庄严。我来到一个月台上，准备乘坐小火车。如同下矿井一样，这辆小火车将带我深入地底，探索地下王国。

这是一段美妙的旅程：火车行驶在皮夫卡河曾经的河床上，不断穿过水流在石灰岩中耐心雕刻的通道和洞穴，就像穿行在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中。耳边是地下世界的风声，空气中有淡淡的矿物味。

大自然拥有非比寻常的耐心，在漫长的岁月里，蚀刻出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石柱、石笋和钟乳石。有的宏大如古希腊的大理石廊柱，有的精巧如意大利老奶奶的手擀面条，有的像哥特教堂的尖顶，有的如洛可可风情的吊灯。

各种元素，各种形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仿佛一个奇异的梦境。我的意识清晰，眼前的景象却宛如幻境。我想，如果弗洛伊德来到这里，对于梦的解读或许会有更多启发。

火车驶过一片开阔的空间。这是一座巨大的“舞厅”，面积七百五十平方米，高十二米，内部装饰着十几盏枝形吊灯，照亮石壁上浪花般的纹理。这个洞穴舞厅不仅美轮美奂，更妙的是，真的被当作舞厅使用。

自19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在此聚集，点燃数百支蜡烛和弧光灯，庆祝天主教的圣灵降临节。节日的高潮是一场盛大的舞会，乐队演奏伴着美酒佳肴——那场景比维也纳的华尔兹舞会更令我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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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的终点是溶洞深处的一座地下大山。在那里，我遇到了地下世界的向导阿伦卡。她身着防水外套，扎着马尾辫，靠在栏杆上，她的身后是一条通往山顶的曲折小径。时间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年龄超过五十万年的石柱从地面升起，而较为年轻的石笋则从穹顶垂落。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对波斯托伊纳溶洞的历史有所了解。故事要从1818年说起。那年，一个叫卢卡·切奇的当地勇士站在喀斯特岩石的一个裂缝前，毅然决然地踏入了未知的黑暗。他回来后满怀激动地声称，自己发现了“全新的世界……堪比天堂！”

卢卡的发现点燃了绵延一个世纪的洞穴研究，也开启了洞穴旅行的先河。人们不仅在已探索的区域修建了道路和轨道，还加装了照明，甚至有像阿伦卡这样的专业向导提供服务。到了20世纪初，对波斯托伊纳溶洞的探索已经基本完成。

如今，游客们能轻松地游览这些地下奇观，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然而，阿伦卡提醒我试着去想象最初那批探险者的心境。当时，他们除了手持的火炬和蜡烛，别无光源。他们带着对未知的崇敬与恐惧，踏人了一片漆黑的世界。

“只有无畏的勇者才敢进入这个永恒黑暗的世界。”阿伦卡一边说，一边领着我向上攀登，“黑暗象征着危险和邪恶，这些意象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潜意识中。”

我紧随阿伦卡的步伐，爬得越高，风景也愈加奇幻。阿伦卡指着下方的岩壁说“看见当年探险者留下的金属烛台了吗？想象一下，在昏暗摇曳的烛火下，这些石笋像什么？”

还没等我开口，阿伦卡就继续说道“像不像各各他山上林立的十字架？”

听了这话，我不禁心头一震，脑海中浮现出耶路撒冷老城外的各各他山。那些眼随耶稣爬上骷髅地的信徒，不就如同此刻攀登地下大山的我吗？唯一不同的是，那些人追随的是信仰的光芒，而我崇拜的是自然创造的神迹。

我跟随阿伦卡跨过一座铁桥。这座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战俘建造。阿伦卡介绍说，和这片土地一样，波斯托伊纳溶洞也在一个世纪内数易其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最终归为独立后的斯洛文尼亚所有。

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有照片佐证：奥匈帝国时代，波斯托伊纳溶洞建立了世界唯一的地下邮局；意大利统治期间，歌剧巨匠威尔第的《茶花女》和《阿依达》在这些洞穴的天然舞台上演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托将军以新主人的身份登上小火车巡视；斯洛文尼亚独立以后，卢布尔雅那广播交响乐团在这里奏响了格什温的乐曲。

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家园”这个词背后的纷争与复杂性——眼前的一切究竟属于谁？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有权声索？他们所凭借的理由是什么？抑或一切最终由暴力决定？暴力以及暂时隐匿的暴力，是否会像潜人地下的皮夫卡河一样，带着积蓄已久的力量，重新浮出地表？

从山上下来，我们经过一座大型透明水族箱，里面有两只洞螈。阿伦卡解释说，这些洞螈平常栖息在漆黑的水域，是为了让游客们观赏才被打捞出来。

水族箱内部模拟了洞螈在地下水中的生活环境。靠近观察，可以看到两只小洞螈静静地趴在泥沙上。它们体长约二十厘米，皮肤呈灰白色，四肢短小，几乎像是未充分发育的残肢，退化的眼睛已隐于皮肤之下，只能依赖听觉和嗅觉生活。

与世隔绝的环境减少了洞螈面临天敌的危险，但也意味着食物稀缺，洞螈因此进化出了难以置信的生存模式：它们可以数年进食一次，其余时间几乎都处于休眠状态。

“洞螈在波斯托伊纳溶洞里已经生活了数百万年。真要说，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过1991年斯洛文尼亚独立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洞螈作为国家的象征，将它们的形象刻在了硬币上。”

阿伦卡微微一笑，带着戏谑的语调补充说：“新生的国家总是需要古老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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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盖尔的公寓位于卢布尔雅那市中心，临近火车站。那是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南斯拉夫公寓楼，灰色的混凝土墙壁显得坚固而厚重。楼群的外观让我联想到中世纪堡垒或者客家围屋——换句话说，不容易找到入口。因此，盖尔叮嘱我，一到公寓楼的地址就给他打电话。

我站在街边，注视着来往的行人，结果盖尔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朝我大步走过来。他年近三十，穿着藏青色卡其布长裤、丹宁色衬衫和驼色飞行员夹克，头发和胡子都悉心修剪过，身上还喷了淡淡的古龙水——是那种会在镜子前花些时间打理自己的男士。

公寓位于顶层，虽然算不上宽敞，但每一处细节都显得考究，透露出远胜直男的品味。窗前摆着一张大书桌，书架上插着各种艺术书籍，窗台上养着一棵马醉木，阳台上还安放着一架天文望远镜。

盖尔告诉我，公寓是他以前的住所，现在他和伴侣住在别处。他从事金融行业，刚从法兰克福出差回来。

他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欧洲，我回答说以前来过。他问我这次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我计划游历几个巴尔干国家，斯洛文尼亚是第一站。

他在那一瞬间有点意外，想说点什么，但欲言又止。最后，他忽然收敛了先前的热情，用一种近乎不悦的语气淡淡地说“好吧，祝你好运。”

我这才意识到，他不喜欢我把斯洛文尼亚归为巴尔干国家。盖尔让我有问题联系他，说完就走了。我听到电梯猛地一抖，然后是齿轮扭动的声音。房间里还飘荡着盖尔的古龙水味，我顺手打开窗户，走到阳台上——卢布尔雅那开始呈现它的面貌。

傍晚时分，晚霞染红了城市的树梢。远处的朱利安阿尔卑斯山也是一片粉色。归巢的乌鸦掠过天际线，仿佛鱼群游弋在燃烧的大海上。

十年前，我就来过卢布尔雅那。回忆这座城市时，我总会想起那个灯火昏黄的小火车站，想起在火车站外等待凌晨开往米兰的大巴。我惊讶地发现，同车的乘客竟然都是去西欧打工的巴尔干人。他们裹在毛毯里，蜷缩在座位上，仿佛无名无姓。车厢内响着此起彼伏的鼾声，如同夏夜的池塘。那时候，巴尔干显得如此遥远，而今我终于踏上了巴尔干的旅程。

我渴望尽快和卢布尔雅那建立联系，但唯一认识的人只有盖尔。听到我把斯洛文尼亚归为巴尔干国家后，他对我的热情大减。不过，通过一个偶然的渠道，我得知了即将在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举办的一场诗歌沙龙。我突发奇想：要是能去参加沙龙，或许就能认识一些本地的知识分子。

对于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我早有耳闻。在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之路上（或者说南斯拉夫的解体之路），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年，这里汇集了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作家，经常对南斯拉夫的状况提出批评。

在联邦体制内，南斯拉夫的各加盟共和国名义上是统一的，实际上拥有广泛的自治权，且由于历史上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文化身份多样。不同于中国千年的统一历史，南斯拉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首次形成统一国家，而这也并非历史的必然。

在南斯拉夫联邦中，斯洛文尼亚因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而独树一帜。尽管在总面积和人口上仅占到联邦的一小部分，斯洛文尼亚却对联邦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斯洛文尼亚人对用自己的血汗钱来补助波黑、马其顿和科索沃等较贫穷地区一直持有保留态度。

此外，斯洛文尼亚信仰天主教并使用拉丁字母，更愿意将自己视为中欧文化圈的一员。这也解释了当我把斯洛文尼亚归为巴尔干国家时，常去法兰克福出差的盖尔何以表现得如此不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给诗歌沙龙的组织者发了一封邮件，自称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诗人，此刻恰巧在卢布尔雅那，希望能有幸参加他们的活动。

对于自己能否得到回复，我并不抱太大希望——我只是个过路的旅人，没有诗歌界的名号，而且活动就在第二天晚上。意外的是，对方竟然很快回复，除了表示欢迎，还问我能否提供一些诗作的英译稿。于是，我只好匆忙从自己的陈年诗稿中选了一首，动手翻译成英文。第二天晚上，我就拿着它，步行前往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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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栋安静的白色别墅，奥匈帝国时代的建筑，坐落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与斯洛文尼亚歌剧和芭蕾舞剧院之间。我沿着木制楼梯拾级而上，来到二楼的会客厅。

墙壁的下半段镶着厚重的红褐色木板，壁橱上摆放着三座半身雕像。我只辨认出其中一座——19世纪斯洛文尼亚的民族诗人普列舍仁。

会客厅中央摆设着一张长桌，其上陈列着十余本斯洛文尼亚语诗集。我注意到一个颇有个性的女孩正在露台抽烟，便走过去问她，诗歌沙龙是不是在这里举办。没错，她指了指隔壁房间，说那里面已经有人入座。

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房间前面是一整面落地书架，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面对观众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房间很快坐满了人，甚至还有人站在走廊上。

我完全没有料到，在斯洛文尼亚这么小的国家，竟然还有不少人用母语写诗，还有一个围绕着诗歌的活跃社群。环视四周，我是唯一的外国人，这让我心里泛起一丝不安，不知道是应该主动向工作人员技案自首，还是闷头坐在这里，等着人家发现。

一位面目慈祥的胖子步上讲台，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对在座的每位诗人做了介绍。随后，诗歌朗诵开始了，诗人们轮流上台，或站或坐，朗诵他们的作品。观众们全神贯注，屏气凝神，像听交响乐那样，只在诗篇交替的短暂间隙窃窃私语或小声咳嗽。

我坐在那里，一句斯洛文尼亚语都听不懂。我原先以为，这会是一场轻松愉快的社交聚会。大家围坐在一起，喝喝酒，聊聊诗，而我正可借此与他们相识。谁知，活动如此正式，气氛如此庄严。我走进的不是闲聊的诗歌沙龙，而是庄重的诗歌圣殿。

我不禁转头望向之前在露台抽烟的那个女孩。她依然不拘一格，正聚精会神地滑动手机屏幕。之前我没注意到，她还染着几绺墨绿色的头发。她身边坐着一个瘦高的年轻男子，穿着黑风衣，戴着毛线帽，眼睛大而明亮，听得近乎入神。

这时，一个留着长发和大胡子的诗人走到台上，目光锐利地扫视全场。他静静地站立了半分钟，仿佛在寻找遗失的灵感，抑或在回想自己的诗稿忘在了何处。会场的氛围随之凝固，连咳嗽声也显得格外谨慎。最后，诗人终于坐下，从怀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稿纸，戴上眼镜，开始朗读。我这才领悟到，他刚才的沉默应该也是他诗歌的一部分，是无声的序章。

长发诗人的朗诵结束后，我准备悄悄退场，但那位和蔼的主持人注意到了我，做了一个让我等待的手势。他走上台，用斯洛文尼亚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朝我的方向一指——四周的目光瞬间都转向了我，随之响起一阵掌声，但听上去很遥远，好像山谷里劈柴的声音。接着，如同梦游一般，我发现自己走到了台上——事己至此，一切只能硬着头皮进行。

我用英语说道：“诗人的称号是神圣的，所以我宁愿称自己为诗歌的信徒。很抱歉，我不懂斯洛文尼亚语，但我有幸阅读过普列舍仁和托马斯·萨拉蒙作品的中译本。他们的诗句让我窥见了斯洛文尼亚的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我来到卢布尔雅那的原因我渴望近距离地感受这份精神。”

我望向台下，观众静若止水。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明白我在说什么，但也只好继续说下去：“我将朗诵我的一首诗，它的灵感来源于东方禅宗。可以说，这是我在禅宗的影响下创作的作品。”

朗读完毕后，我回到座位，感到后背已经汗如雨下。我在心底暗自立誓：在接下来的巴尔干之旅中，再也不要为了搜集素材，让自己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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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沙龙结束后，那位面日和善的胖子找到了我。他是卢布尔雅那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会客厅上摆放的都是他们出版的诗集。他向我展示了那位长发诗人的诗集，还有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的其他巴尔干诗人的诗集。

“这是一位萨拉热窝诗人的作品。”他递给我一本小册子，“我们把它翻译成了斯洛文尼亚语。”

我有些意外：“我原以为波斯尼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很接近，不需要翻译。”

社长先生微笑着解释说，波斯尼亚语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实际上是同一种语言，但因为民族主义的原因，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都不这么认为。

“正如某人曾说，语言只不过是有军队支持的方言。”他笑着说，“不过，斯洛文尼亚虽然国土面积不大，语言却和他们有些不同昵！”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的一首诗：

我向社长先生感叹，斯洛文尼亚这么小的国家，竟有这么浓厚的诗歌氛围。

“这里是诗的国度。”社长先生的胖手一挥，仿佛自己就是这个诗歌国度的胖国王。他问我是否还有其他作品，因为下周还有一场诗歌沙龙。

我急忙解释说，我在卢布尔雅那停留不了那么久。他好奇地问我接下来的行程。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就说我打算去布莱德湖旅行——那是斯洛文尼亚最著名的景点，被誉为“阿尔卑斯山的眼泪”。

社长先生抬起头，似乎为我感到惋惜：“唉，那里现在都是游客！”

在我与社长先生交谈时，那位听朗诵入神的小伙子就在附近。这时，他见缝插针地走过来自我介绍。

“我叫布拉茨，也写诗。”

“那你今晚怎么没上台呢？”

他笑了笑：“台上的都是名家，我只能算是个诗歌爱好者。”

布拉茨随后介绍了他的女朋友——那位挺有个性的女孩。她对诗歌的热情没那么浓烈，来这里更多是为了陪男朋友。

布拉茨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卢布尔雅那，我说很久之前来过。这时，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为何不邀请布拉茨同游呢？通过他的视角，我或许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国度。

布拉茨爽快地答应了，说他第二天下午有空。

“卢布尔雅那不大，我们可以随处逛逛，喝杯咖啡。”他提议道。

我和布拉茨约在普列舍仁的雕像下见面。十年前，第一次来卢布尔雅那时，这座雕像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列舍仁是斯洛文尼亚的国民诗人，生于1800年，死于1849年，恰好见证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用斯洛文尼亚语创作的诗人，他将大量诗篇献给了他的缪斯——尤利娅小姐，诗作中交织着单相思带来的喜悦、苦楚与煎熬。

如今，普列舍仁的诗歌几乎被世人遗忘，但在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上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卢布尔雅那市中心的广场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青铜雕像矗立在广场中央。鸽子振翅起飞又翩然落下，这是人们相约见面的地标性场所。

我比约定时间早到了，站在那里仔细地观察普列舍仁的雕像。诗人手捧诗集，目光望向街角处尤利娅的房子，而尤利娅的半身雕像刚好从窗口探出。

在这里，雕塑家想表达的意思显而易见——两人只是一街之隔，爱情却是可望而不可即。

布拉茨向我走来，依旧穿着那件黑色风衣，脚蹬一双棕色绒面皮靴。寒暄过后，他向我讲起普列舍仁的故事，提到1991年斯洛文尼亚独立后，普列舍仁的诗句被采用为斯洛文尼亚的国歌。

宣布独立后不久，斯洛文尼亚就与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人民军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十天，却拉开了整个南斯拉夫内战的序幕。

我问布拉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会把普列舍仁的雕像放在广场中央？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国家更愿意选择古代国王或者民族英雄作为国家的象征。

布拉茨解释说：“简单得很。因为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上既没有声名显赫的国王，也没有名垂千古的英雄。1991年以前，斯洛文尼亚在历史上从未独立过，甚至从未幻想过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按照布拉茨的说法，这个国家的历史极为平淡，所以更看重文化和语言的力量。普列舍仁对斯洛文尼亚语的贡献，就如同莎士比亚对英语，歌德对德语的贡献。

“可是，我们却只能通过英语或德语来阅读普列舍仁的作品。”我担心引起布拉茨的不悦，又加了一句，“当然，这是一种遗憾。”

布拉茨倒不以为意。他一边走一边将话题转回斯洛文尼亚“极为平淡”的历史上。

公元6至8世纪间，南部斯拉夫民族逐渐迁徙至巴尔干半岛。其中，斯洛文尼亚一支在巴尔干半岛的最西端，也就是最靠近欧洲的地方定居下来。随后，斯洛文尼亚人版依天主教，而这也成了他们与同为南部斯拉夫民族，但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根本区别。

斯洛文尼亚始终是一个小民族。在漫长的中世纪，卢布尔雅那不过是一片沼泽之地。直到14世纪，他们才依靠哈布斯堡王朝站稳脚跟。之后的六个世纪里，斯洛文尼亚基本都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我和布拉茨沿着卢布尔雅尼察河漫步，两岸是餐馆、酒吧和二手唱片店。布拉茨告诉我，这条河不久会汇入萨瓦河，继而流向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那里曾是南斯拉夫的腹地，但同样的河流，并不能将三个相近的族群真正联合起来。

1914年，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凶手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奥匈帝国随即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那时，斯洛文尼亚人充满爱国热情，但这份热情是对奥地利君主的忠诚，而非塞尔维亚。”布拉茨解释说，“与塞尔维亚相比，斯洛文尼亚人更倾向于奥地利。”

“可是，布拉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在战后又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合并，共同组建了南斯拉夫王国呢？”

布拉茨答道：“很简单，这是像我们这样的小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想想看，如果我们仍然跟随奥地利，我们也将成为战败国的一部分。为了避免被其他国家占领，与塞尔维亚结盟，建立一个更大的南斯拉夫王国，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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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王国早期实行了短暂的代议制，之后便以塞尔维亚国王为首脑，实行独裁统治。1934年，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访问期间，遭到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的刺杀。人们意识到，暴力的阴影正逐渐笼罩这片土地。

在1941年发表的巴尔干旅行记《黑羊与灰鹰》的序言中，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为她的南斯拉夫朋友们写下了哀悼之词：“献给我的南斯拉夫朋友们，现在他们或己离世，或饱受奴役之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冲突导致南斯拉夫王国崩溃，国王流亡海外，八分之一的人口在战火中丧生。最终，在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的带领下，秩序得以重建。南斯拉夫放弃了君主制，以联邦共和国的形式重生。

我们经过卢布尔雅那大学，广场上的梧桐树洒下明暗斑驳的树影。布拉茨指着面向广场的小阳台告诉我，那就是铁托当年宣布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立的地方。

很多学者认为，铁托的南斯拉夫是19世纪以来对民族主义概念最为成功的实践。虽然南斯拉夫最终因为1990年代的悲剧性内战而解体，但在其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国家充满活力、备受尊敬，甚至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这同样也是我在斯洛文尼亚当代历史博物馆里的感受。在与布拉茨会面前，我细致地观看了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出乎意料的是，博物馆并没有表现出大部分后共产主义国家常有的那种批判性叙述和受害者心态。相反，我感受到了一种对过去岁月近乎惋惜的情绪。

我问布拉茨，作为年轻一代，他怎么看待那段历史？他是否认为南斯拉夫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

布拉茨思考了一下，表示这个问题很复杂。他对南斯拉夫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长辈们的讲述。

“我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常说，八十年代以前的生活是美好的。他在马里博尔的一家汽车厂工作，那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卡车生产厂。”

我想起了南斯拉夫老电影里那些卡车的镜头——它们很像中国的解放牌卡车。记忆中，它们总是在尘土飞扬的巴尔干山路上行驶。戴着鸭舌帽、叼着烟卷的司机探出脑袋，向追逐卡车的孩子们招手。

“爷爷说，工厂就像一个小型社会，餐馆、医疗中心、娱乐设施应有尽有，而且大多免费。对我们这一代来说，那些描述听起来像是童话故事。我甚至曾怀疑，爷爷在向我吹牛。”

我对布拉茨说，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工厂，很多人在这样的工厂里度过了一生。

布拉茨点点头说：“我爷爷就是这样。马里博尔的汽车厂倒闭时，爷爷伤心极了，连续一周都在借酒浇愁。后来，那家工厂被一家中国公司买下，现在生产机场摆渡车。”

布拉茨停顿片刻，看了看我，接着说道：“你刚才问我对那段历史的看法，这就是我的看法——当一切走到尽头，总会有转机出现。至于解体是否不可避免，这我不知道。但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当经济和社会出现双重危机时，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足以点燃整片森林。”

我们跨过圣詹姆斯桥，经过圣雅各伯堂区教堂。午后的阳光仍旧温暖，不少人在小巷的咖啡馆外就座。我和布拉茨也找了个位置坐下。布拉茨告诉我，他生于1999年，从记事开始，斯洛文尼亚已经成为欧盟的一员。他是在资本主义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下成长的一代。

“某种程度上，我们又回到了奥匈帝国时期。”他说。

“怎么讲？”

“我们将很多权力让渡给了欧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也更愿意去德国或奥地利找工作。这个国家开始变得空心化。”

“你对此感到担忧吗？”我问。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它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面对这种情况，斯洛文尼亚人往往选择自嘲。”

“怎么自嘲？”

“比如，我们国家的海军只有两艘船，后来其中一艘报废了。当时的新闻标题是‘斯洛文尼亚海军力量减半'。”布拉茨笑着说。

“对了，你为什么喜欢诗歌？”我问。

“它是我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有想过成为一名诗人吗？”

布拉茨摇了摇头：“我还是会找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会去维也纳——我女朋友想去那儿。”

“如你所说，又回到了奥匈帝国。”

布拉茨笑了“在斯洛文尼亚，机会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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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泰尔科瓦街区，一面墙上赫然涂着黑色的纳粹符号卐，然后又有人用白色喷漆在上面打了个大大的叉。

布拉茨建议我去梅泰尔科瓦看看。那里曾是南斯拉夫时代的军营，1991年斯洛文尼亚独立后，被卢布尔雅那的青年学生占领，变成了一座自由公社。政府一度想对那里进行商业开发，但遭到学生和占领者的抗议。如今，梅泰尔科瓦成了卢布尔雅那多元文化和亚文化的聚集地：有人被廉价的房租吸引，有人则喜欢那里自由的氛围、经常举办的前卫展览和地下演出。

一天傍晚，我步行前往梅泰尔科瓦。一出老城，卢布尔雅那便开始展现一座小城的空旷，越接近梅泰尔科瓦，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梅泰尔科瓦临近铁道线，走进院子时，耳边传来墙外的火车声。院子给人一种年深日久的艺术园区的感觉：建筑物的墙皮剥落，绘满五颜六色的涂鸦和口号（“城市为了人民而非利润”），空地上散落着不同风格的装置艺术。

在一个建筑物前，我看到一株巨大的毒蘑菇，足有四五米高，上面斑斓的绿色图案犹如龙鳞。在一堵墙壁前的脚于架上，悬挂着几个四肢修长、满脸榴皱的光头小人，它们就像异形胚胎，正挣扎着从母体中抽离出来。

夜色缓缓降临，院子里点着昏黄的灯光。学生、朋克、嬉皮士、外籍移民三三两两地站在外面，喝着酒，抽着烟，音乐从破败的建筑物里传出来。在偏僻的角落，到处扔着酒瓶和烟头。花坛中可以看到尚未融化的积雪，白色的冰晶上沾满黑色的污点。

一个穿着连帽衫的黑人男子向我靠近，问我要不要“抽烟”。他的帽子拉了起来，脸藏在阴影里。我问他哪儿有，他示意我跟他走。

我们走过两家酒吧，绕过一座花坛，来到一栋建筑物的角落处。空气中飘着大麻昧，还有音乐声。墙边有两只红色油漆桶，音箱就放在其中一个桶上。头顶的电线上挂着几只不成对的帆布鞋，可能是装置艺术，也可能是醉汉的杰作。

几个黑人男子站在这里，一边放着音乐，一边吞云吐雾。其中一位身着白色短款羽绒服，像是几个人中的头目。他看上去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蓄着一脸浓密的胡须。我走近时，他伸出一只拳头。我也本能地伸出拳头，和他的拳头相碰。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仔细观察他的面容：明亮的大眼睛，清晰的嘴部线条。我注意到，他的胡子修剪得很有门道——整齐的铲形胡子，像是细密的毛刷。这样的胡型有它特殊的意义，是他身份的标识。接着，在一种近乎礼节性的氛围里，其他几个黑人男子也过来和我碰拳。

我解释说，我并不是真的来买大麻的，我只是觉得这里的音乐很酷，很放松。

头目闻言，微微一笑，似乎对生意成不成并不在意。

“你喜欢这种音乐吗？”他问。

“对，我喜欢非洲节拍乐。”我说，"这是费拉·库蒂的音乐吗？”

“没错。”头目看了我一眼。

我们站在那里，随着非洲节拍乐晃动身体。夜色愈发浓重，音乐和大麻的气息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头目告诉我，他们是从冈比亚偷渡过来的。那是一个说英语、信奉伊斯兰教的西非国家。他是最早来的，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这意味着，他刚来时还只是个孩子。他以难民的身份长大，这塑造了他沉着冷静的性格。他试过各种谋生方式，贩卖大麻只是其中一项。他们每两三个月就会从荷兰运进一批货，有时甚至亲自驾车跨越边境。开放的边境意味着几乎无须受到检查，即便有检查，他们的肤色也提供了天然的保护色。

“白人警察一般不会检查我们。”

我问头目，梅泰尔科瓦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很多年轻人来梅泰尔科瓦找乐子——音乐、大麻、酒精——这是此地的活力所在。”头目说，“另外，这里也是个市场，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易。”

说话时，头目不时拿起油漆桶上的能量饮料喝上一口。他是虔诚的穆斯林，滴酒不沾。他告诉我，他每天都会在房间里铺上一块小毯子，朝着麦加的方向礼拜。

“信仰给了我平和，我不再随便与人争斗。”他轻轻笑了一下，“小时候我经常打架——你得足够强硬才能站稳脚跟。”

头目说话的时候手势不多，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他的语调平缓，声音低沉，但透过他的眼神，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在社会上磨炼出的锐利和机敏。

一个身材魁梧的亚洲男人向我们走来，手里捏着一罐啤酒，衬衣从外套下面露出一截。一个黑人男子欢快地吹了声口哨，像是在打招呼。头目说“这人叫哈比卡，来自阿富汗。”

在阿富汗，哈扎拉人通常具有蒙古人的特征。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可能是成吉思汗及其后人西征时期留下来的蒙古士兵的后裔。作为阿富汗的少数民族，他们长期遭受普什图人的歧视，很多人因此成了难民，流散在世界各地。

“你是哈扎拉人吧？”我问哈比卡。

“你怎么知道的？”

哈比卜扎着马尾，蓄着小胡子，眼角的鱼尾纹让他颇显沧桑。和头目一样，他也是偷渡来的。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他和家人逃到了伊朗，在伊斯法罕找到了暂时的庇护，后来又移居到德黑兰郊外。

伊朗的生活还算稳定，但依旧贫穷。“阿拉伯之春”的动荡让大批难民开始涌向欧洲。2011年，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哈比卜决定启程。他听说欧洲十分富有，那里的最低工资标准也远高于伊朗。

他随朋友来到士耳其，通过蛇头偷渡到希腊，再从那里换车。他本想去德国，可在卢布尔雅那就阴差阳错地下了车。

他孑然一身，远离亲人，尚未成年，因此申请到了难民身份。斯洛文尼亚政府为他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和每月一百六十欧元的生活补助，这样的待遇会一直持续到他成年。

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只会说几句英语。记忆中，钱总是不够花。如果买衣服就不够吃饭，如果吃饭就不够买衣服。他选择辍学，开始打工谋生。他做过各种零工，学会了斯洛文尼亚语，但依旧只能拿到最低薪金。

哈比卡告诉我，他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负责炒饭和炒面。由于他的面孔与中国人相似，许多顾客都误以为他是中国人。我猜，这或许也是雇主选择他的原因一——他长得像中国人，但比中国人便宜。

哈比卜一边喝啤酒，一边与我闲聊。从他的语气中，我感受不到太多情绪。他好像抽离了出去，在一段距离之外审视自己的生活。这让我好奇，他是否有信仰，或者从宗教中找到了支撑。

“我不信任何宗教。我只信我自己。”他说，“我只对自己的生命怀有信念。”

他一口气喝光手中的啤酒，随手将空罐放在墙头，用眼睛瞄了瞄，然后飞起一脚。啤酒罐没有从墙头掉落，但已被他踩得扁平。

“还有功夫。我一直在学习功夫。”

“你从功夫中得到了什么？”我问。

“动力。”他说，“还有内心的稳定。”

哈比卜交过一个女朋友。不久前，他们俩还开着二手车游历了瑞士。那竟然是他第一次离开斯洛文尼亚。瑞士的壮丽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旅行也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有多穷。归来不久，女朋友提出了分手，哈比卜正打算搬离他现在的公寓，寻找新的住处。

我们聊天的时候，陆续有人走进旁边一家俱乐部的大门。我们从墙上的海报得知，这里会有一场免费的波斯传统民谣演出。

哈比卜在伊朗生活了将近十年，算得上半个波斯人。我问他想不想进去听听，他似乎也正有此意。

我们走进俱乐部，站在人群后面。歌于是一位伊朗留学生，用英文开场，讲起了自己对伊朗政权的不满以及对“头巾运动”的支持。

那是西方媒体正在热议的话题——因为不遵守伊朗的头巾规定，一个年轻女孩遭到逮捕，随后在拘留所中死去。无数德黑兰的年轻人因此走上街头，抗议政府。

哈比卜眉头紧锁，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作为在伊朗长大的难民，他想必对伊朗女性的困境有着深刻的感受。我买了两瓶啤酒，带着安慰的意思，递给哈比卜一瓶。他一脸不悦地接过来，拉着我走出俱乐部。

“那家伙说的都是屁话。”他说，“唱歌就好好唱歌，扯那些没用的干什么？”

“你真这么认为？”

“他是来唱波斯民谣的，我们也是来听波斯民谣的。这跟政治有什么关系？他说那些话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表达什么？”哈比卜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他无非就是想迎合那帮西方人的优越感。”

“但是，他说的那些话，似乎没错吧？”

“我没说他有错——这是两码事。我不喜欢的是，他偏要扯上什么自由民主。他以为这里就有自由民主？他以为一到西方留学就变成了西方人？简直可笑！他才来了多久？”

“肯定没有你来得久。”

哈比卜二十八岁，已经在斯洛文尼亚居住了十二年。自从离开伊朗，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家人。他偶尔还会关注阿富汗的新闻，试图在那些新闻画面里寻找自己童年的影子，尽管他明白，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机会踏上阿富汗的土地。

和女朋友分手之后，他一直有离开斯洛文尼亚的念头。他渴望远走高飞，或许去加拿大碰碰运气。然而，他的身份、背景、教育程度，他的敏感、自尊以及对西方政治正确的不屑，几乎注定了他只能生活在底层。他逃离了战争，却逃离不了异乡人的身份。我甚至觉得，他被囚禁在了这里，囚禁在了西方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困境中。

我们又回到冈比亚人那里，音乐已经换成了雷鬼风格。黄色的灯光打在建筑物上，技下幢幢阴影。那些人就站在明暗交界的地方，随着鲍勃·马雷的嗓音摇摆。

两个穿着臃肿羽绒服的男孩神色异常地走了过来。哈比卡说，他们是摩洛哥人。他们和头目打了声招呼，便开始一件件地脱掉羽绒服里面的衣服——那些衣服全带着吊牌，是他们刚从商店里偷出来的。

头目打量着那些衣服，故意摆出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他逐一给出价格，既像施恩的王子，又像精明的商人。我想起头目之前说过，梅泰尔科瓦不仅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更是进行各种交易的市场。显然，眼前的这一幕，也是交易的一部分，是这个夜晚剧情的一部分。

摩洛哥男孩离去时，身材明显苗条了许多。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原来这么瘦。他们走得很快，缩着脑袋，就像被冬夜的寒气紧紧裹住，就像刚刚挨了一记闷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