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母亲在餐厅里刚喝了一勺汤，就轻轻地“啊”了一声。

“有头发？”

我以为是汤里掉进了什么脏东西。

“不是。”

母亲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又轻快地舀了一汤匙送入口中，若无其事地转过脸去，眺望厨房窗外盛开的山樱花，然后这么侧着脸又轻快地舀了一匙汤，送入她那两片小巧的嘴唇里去。“轻快地”这个形容词用在母亲身上绝对没有夸张。她用餐的方式与妇人杂志上面介绍的大相径庭。弟弟直治有一次边喝酒边对我这个做姐姐的这样说过：

“不能说因为有爵位就是贵族。有的贵族虽无爵位，却拥有天爵[指具备天赋美德的尊贵的人。]的气质。也有像咱们这样的只有爵位名号，可穷酸得跟贱民差不多，别提什么贵族了。像岩岛（直治同学中的一位伯爵）那样的人，不是比新宿妓院里拉皮条的还下作吗？前不久，那家伙还穿着什么无尾礼服去参加柳井（也是弟弟的同窗，一位子爵的次子的名字）哥哥的婚礼呢，有什么必要非得穿无尾礼服出席呀。这个且不说，在即席演讲时，那个蠢驴竟然人模狗样地用起了蹩脚的敬语，真是令人作呕！装模作样是和高雅风马牛不相及的虚张声势。本乡附近随处可见写着‘高级寄宿’招牌，可见所谓华族[华族是日本于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之间存在的贵族阶层。“华族”之出现始于1869年6月17日，而正式确立“华族制度”的《华族令》则是于1884年7月7日制定。“华族”于1947年5月3日，随着战后日本国宪法生效而正式被废除。]，大部分都可以算是高级乞丐。真正的贵族才不会像岩岛那样装腔作势呢！就拿我们家族来说，真正的贵族，也只有妈妈一个了吧！妈妈的派头可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噢。望尘莫及！”

即便是喝汤，我们都是微微低头对着自己的餐盘，横着拿汤匙舀汤，然后横着将汤匙送入口中，而母亲则是将左手手指扶着桌边，上身挺直，仰着头，也不看盘子，横着汤匙轻巧地舀起汤后，宛如燕子般——我真想这样形容，轻盈自如地使汤匙和嘴呈直角，让汤从汤匙的尖端流入唇间。而且一边漫不经心地左看右看，一边一匙接一匙的，就像扇动着小翅膀般使用汤匙，绝不会洒出一滴汤，也没有发出喝汤声或器皿碰撞声。或许这不符合正规礼仪，但在我的眼中，妈妈的样子非常可爱，简直就是最地道的吃法。事实上，这样将汤送入口中反而更香甜，真是不可思议。不过，因为我就是个直治所说的高级乞丐，无法像母亲那样轻松自如地驾驭汤匙，只好低头望着盘子，按照所谓正规礼仪，枯燥乏味地用餐。

不只是喝汤，母亲的进餐方式全都偏离了规范。肉一上桌，她总是迅速用刀叉将肉都切成小块，然后放下餐刀，右手拿起叉子，一小块一小块地叉起肉块，悠然自得地吃起来。如果是带骨头的鸡肉一类，当我们担心切肉时弄出响声，小心翼翼地将肉从骨头上切割下来时，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用手指轻轻捏住鸡骨头，用牙齿把骨头和肉撕开，若无其事地吃进嘴里。这种不雅的吃法，不仅令母亲显得很可爱，甚至是迷人，不愧是真正的贵族，就是非同凡响。不光是带骨头的鸡肉，吃午餐时，母亲也时不时捏起火腿或香肠之类的送进嘴里。

妈妈还对我说过：“你知道饭团为什么那么好吃吗？因为它是用手指捏出来的呀。”

我也想过用手抓着吃可能更好吃，不过，总是感觉像我这种高级乞丐东施效颦的话，弄不好更像真正的乞丐了，所以一直不敢尝试。

对于母亲，连弟弟直治都说望尘莫及，所以我也觉得想要模仿母亲困难无比，甚至令人绝望。记得一个初秋的夜晚，月色皎洁，我和母亲两人在西片町家的池边凉亭里赏月，笑谈着狐狸和老鼠娶亲，新娘的装扮有什么不同时，母亲突然站起来，走进亭子旁边的胡枝子丛深处，然后从胡枝子的白花中间露出更为白皙的脸庞，笑嘻嘻着说：

“和子，猜猜妈妈现在在做什么？”

“在摘花。”

妈妈轻声笑了，说道：“我在小便呢。”

我惊讶极了，妈妈竟然没有蹲下，同时我打从心眼里觉得妈妈太可爱了，自己根本别想模仿。

真有意思，怎么从今天早餐喝汤这件事，扯到这儿来了。不过说到这事，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是路易王朝时代的贵妇人们，也曾经若无其事地在宫殿的庭院或走廊角落里小便，她们的天真无邪实在是可爱，我的母亲或许可以算得上是那种名副其实的贵妇人的最后一个吧。

再回到今晨母亲刚喝了一口汤，就轻轻“啊”了一声的事，我赶紧问“有头发吗”，她回答“不是”。

“太咸了吧？”

今天的汤是我将美军的配给罐头中的青豆过滤后，做成的类似西餐汤样的浓汤。原本我对自己的厨艺就没有自信，尽管母亲说“不是”，我仍然不安地这样问。

“你做的汤味道很不错。”

母亲认真地说。喝完汤后，用手捏起包裹着海苔的饭团，吃起来。

我从小就不爱吃早餐，不到十点钟，肚子不会觉得饿，所以今天也是勉强喝完了汤，可是一点也不想吃饭团，就把饭团放在盘子里，用筷子戳碎后，再夹起碎块，学着母亲用汤匙喝汤时那样，让筷子和嘴呈直角状，犹如给小鸟喂食一般塞入口中，慢腾腾地吃着。这时，母亲已吃完了早餐，倏地站起来，背靠沐浴着晨光的墙壁，默默地看着我吃东西。

“和子还是不爱吃早餐啊，一定要特别喜欢吃早餐才行。”母亲说。

“妈妈呢？很喜欢吃早餐吗？”

“当然啦，我不是病人了呀。”

“和子也不是病人啊。”

“你可不行，不行！”

母亲凄然地笑着摇摇头。

我曾在五年前患了肺病，卧病在床，但是我很清楚，那只不过是由于我任性而得的病。倒是母亲最近得的这个病才真是叫人担忧的危险的病呢。尽管如此，母亲老是在担心我的身体。

“啊。”我轻轻叫一声。

“什么事？”这回轮到母亲发问。

我们对视了一眼，仿佛心有灵犀似的，我扑哧一声笑出来时，母亲也微笑了。

每当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羞愧袭上心头时，我便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发出“啊”的叫声。刚才，六年前离婚时的情形突然清晰地涌上心头，难受极了，不由得“啊”了一声。可是母亲又是因为什么呢？母亲没有像我那样的令人羞耻的过去，难道说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妈妈，刚才也是突然想到什么事了吧。什么事啊？”

“我忘了。”

“为了我的事？”

“不是。”

“直治的事吗？”

“是啊。”妈妈歪着头，“可能是吧。”

弟弟直治读大学期间被征召去了南方的岛屿，一直杳无音讯，战争结束后也去向不明。母亲说她已经做好再也见不到直治的心理准备了，我却不曾有过那种“心理准备”，始终认定早晚有一天还会跟他见面。

“我以为已经对他不抱希望了，可是，每当喝到鲜美的汤时，就会想到直治，心里特别难过。当初，应该对直治再好一些。”

直治从读高中时就非常热衷文学，过着近乎不良少年的生活，不知让母亲操了多少心。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每当喝汤时就会想到直治，发出“啊”的一声。我把饭塞进嘴里，不觉眼眶一热。

“没事的，直治会平安无事的。像直治那种坏蛋，才不会那么容易死呢。容易死的人都是老实巴交、漂亮温柔、心地善良的人。直治这家伙就是用棒子打他，都打不死的。”

母亲笑了，逗我说：“这么说，和子会早死了。”

“哎呀，为什么？我可是坏蛋中的坏蛋噢，所以活到八十岁绝对没有问题。”

“是吗？那么，妈妈活到九十岁也没有问题喽？”

“是啊。”

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合适。坏蛋长命，美人薄命。我的母亲很美，可我希望她长寿。我觉得特别难堪。

“妈妈真坏！”

说完，我的下嘴唇颤抖着，眼泪竟然掉了下来。

下面说说蛇的事吧。就在四五天前的午后，附近的孩子们从我家庭院竹篱笆丛里捡到了十个蛇蛋。

孩子们硬说是蝮蛇的蛋。我想，要是竹篱笆丛里生出十条蝮蛇，以后我就不敢去庭院里散步了。于是就说：“把它们烧了。”

孩子们一听，都欢喜雀跃，跟在我后面，到竹篱笆丛附近，一起堆了一些树叶和柴火，点燃后将蛋一个个投入火中。蛇蛋一直没有烧着，孩子们又将树叶和小树枝覆盖在火焰上加强火势，可还是不行。

坡下农家的女儿站在篱笆外笑着问道：“你们在做什么呢？”

“烧蝮蛇蛋呢。要是孵出蝮蛇来，太可怕了。”

“蛋有多大？”

“像鹌鹑蛋那么大，雪白的。”

“那是普通的蛇蛋，不是蝮蛇蛋吧。生蛋很不容易烧着的。”

姑娘觉得很可笑，笑着走了。

烧了大概三十分钟，始终没有燃烧的迹象，于是我叫孩子们从火中把蛋捡出来，把它们埋在梅树下，我捡了一些小石头来堆了个小坟墓。

“来，大家拜一下。”

说着我就蹲下来合掌，孩子们也都跟在我后面蹲下来合掌。然后孩子们就走了，我独自一人慢慢爬上石阶，只见母亲站在石阶上的藤架的阴凉处。

“你怎么这么残忍啊，真做得出来。”妈妈说。

“我以为是蝮蛇蛋，谁知只是普通的蛇蛋。不过，我已经把它们好好埋葬了，没事的。”

我虽嘴里这么说，可被母亲看到我这么做，还是觉得不太好。

母亲绝不是个迷信的人，但自从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的家里去世后，她就特别害怕蛇。就在父亲临终前，母亲看见父亲枕边有一条黑色的细带子，就把它拿起来，这才发现是一条蛇。那条蛇哧溜哧溜地逃到了檐廊，不见了踪迹。可是看到这条蛇的只有母亲与和田舅舅，他俩对视了一眼，为了不惊动临终前的父亲，两个人都忍住了，没有声张。所以我们那时虽然也在场，对蛇的事却一无所知。

然而就在父亲过世那天的傍晚，我也亲眼看到了在庭院池畔的所有树上都爬满了蛇的奇观。我现在是个二十九岁的女人，十年前父亲去世时已经十九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所以虽然时隔十年，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应该不会有错。我为了剪供花，走到庭院的池边，忽然看到有一条小蛇缠绕在池畔的杜鹃花枝头。我有点吃惊，正想去摘另一棵树上的棠棣花时，发现那棵树的枝头也有小蛇缠绕着。其他的桂花树上、枫树上、金雀花树上、紫藤上、樱花树上……每一棵树上都有蛇缠绕着。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有多可怕，只是觉得蛇也和我一样，在为父亲的去世而悲伤，所以爬出洞穴来祭拜父亲之灵吧。后来，我把庭院里有好些蛇的事悄悄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很镇定，歪着头像在思考什么，却没有说话。

不可否认，这两次蛇事件，令母亲变得极端厌恶蛇了。与其说是讨厌蛇，不如说变得敬畏着蛇了——就是说，对蛇抱有敬畏之心了。

母亲看到了我烧蛇蛋，一定会觉得非常不吉利，一想到这儿，我也突然发觉烧蛇蛋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很担心这件事会使厄运降临在母亲身上。第二天、第三天，我仍然无法释怀，可是今天早上，我又在饭厅不小心说出什么红颜寿短之类的混账话，而且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忍不住哭了出来。吃完饭，我一边收拾早餐的桌子，一边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仿佛钻进了一条会缩短母亲寿命的可怕的小蛇，厌恶得不得了。

可是当天，我又在庭院里看见蛇了。由于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我忙完厨房里的事后，想把藤椅搬到庭院的草坪上去编织。我拿起藤椅走到庭院里，却发现庭院假山石旁的细竹丛那儿有一条蛇。啊，真讨厌！我也没有多想什么，又拿起藤椅回到檐廊里，把椅子放在檐廊上，然后坐下来开始编织。到了下午，我想去庭院深处的佛堂里的藏书中拿一本罗兰珊[玛丽·罗兰珊（Marie Laurencin，1883—1956），法国女画家。]的画集，就走下庭院，忽然发现有一条蛇正缓慢地在草坪上爬行，和早上的蛇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一条纤细、高雅的蛇，我想它一定是一条母蛇。它静静地穿过草坪，来到野玫瑰的阴影里，然后停下来，昂首吐出细如火焰的蛇信，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又垂下头，无精打采地缩成一团。我当时还是一心想着它是一条美丽的蛇。去佛堂取了画集后，从庭院走回来时，瞅了一眼刚才那条蛇待的地方，可是它已经不在了。

傍晚时分，我和母亲在中式房间里边喝茶边眺望庭院时，今天早上的那条蛇又迟缓地出现在第三级石阶上。

母亲也看到那条蛇了。

“那条蛇会不会是？”母亲突然站起来跑向我，拉住我的手，呆呆地站着。

母亲这么一说，我也恍然大悟：“是蛇蛋的妈妈？”

“是啊，是啊。”母亲连声音都嘶哑了。

我们手拉着手，屏住呼吸默默地凝视着那条蛇。忧伤地伏在石阶上的蛇又慢慢地晃动着身子，无力地横穿石阶，向燕子花那边爬去。

“从早上开始，它就在庭院里转来转去的。”我小声说，母亲叹了一口气，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

“是吗？它是在找蛋啊，好可怜！”母亲悲伤地说。

我只好嘿嘿地笑了几声。

夕阳照在母亲的脸上，她的眼睛仿佛闪烁着蓝光，微带怒气的脸庞美丽得让人不禁想要拥抱她。“啊！”我忽然觉得母亲的脸庞与刚才那条悲伤的蛇好似有些相像。盘桓在我胸中的那条蝮蛇般丑陋的蛇，或许会在某个时候咬死这条无比悲伤而美丽的母亲蛇吧。不知为什么，我有了这样的念头。

我把手放在母亲柔软纤巧的肩上，不明缘由地局促不安起来。

我们放弃了东京西片町的家，搬到伊豆这个中国式样的山庄来，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初。父亲过世后，我们家的生活一直依靠母亲的亲弟弟，也是母亲唯一的亲人和田舅舅负责打理的。然而战争结束后，世道变化很大，和田舅舅告诉母亲，眼下的经济状况，他已经无力再关照下去了，还是卖掉宅子，遣散所有的女佣，母女二人去某个乡下买一处比较像样的房子，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为好。母亲对金钱的事比小孩子都无知，既然和田舅舅都这么说了，就委托舅舅办理一应事宜。

十一月底，舅舅寄来一封快信：“在骏豆铁道的沿线，有一处河田子爵别墅要卖，由于宅子位于高处，视野很开阔，还有一百坪左右的田地。那一带是梅花胜地，冬暖夏凉，我想你们搬过去后，一定会很满意的。因为要直接和对方见面详谈，所以请你明天务必来我在银座的办公室一趟。”

“妈妈，你会去吗？”我问。

“当然了，是我委托舅舅找房子的。”母亲神情落寞地笑着说。

第二天，母亲拜托以前的司机松山开车，中午十二点一过就出门了，晚上八点前后，松山先生送她回了家。

“已经决定了。”

妈妈走进我的房间，撑在我的桌上，整个人就像要崩溃似的坐下来后，说了这么句话。

“什么，决定了？”

“全部。”

“可是……”我不由得惊讶万分，“也没有去看是什么样的房子就……”

母亲一只胳膊肘支在桌上，轻轻托着额头，叹了口气。

“你和田舅舅说那是个好地方啊，我觉得可以就这样闭着眼睛搬到那里去。”母亲说完抬起头微微一笑，她的脸庞虽有点憔悴，依然很美。

“是啊。”我不忍心打击对舅舅信任有加的母亲，便顺着她说道，“那好吧，和子也闭着眼睛搬到那里去喽！”

说完两人放声大笑，而后又觉得特别寂寞。

后来每天都有工人来家里打包，准备搬家。和田舅舅也来过，并一一过问，叫我们该卖的就卖掉。我和女佣阿君两个人又是整理衣物，又是把破旧物品堆在庭院前烧掉，忙个不停。母亲既不帮忙整理东西，也不指挥，每天都在自己房间里磨磨蹭蹭的不出来。

“怎么了？不想去伊豆了吗？”我硬着心肠，用有点严厉的口气询问母亲。

“不是。”母亲精神恍惚地回答。

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一切都整理好了。傍晚，我和阿君两人在庭院前点了一堆废纸和稻草，母亲走出房间，站在檐廊上默默地看着我们点燃的篝火。寒冷的西风刮过来，烟挨着地面飘走。我偶然抬头看母亲，见她的脸色从未有过地难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大声叫道：“妈妈，你的脸色很不好。”

母亲微微一笑，“我没什么不舒服的。”

说完又悄悄回了屋。

那天夜里，由于棉被已经打了包，所以阿君就睡在二楼西式房间的沙发上，母亲和我向邻居借来一套被褥，铺在母亲的房间，我们两人睡在一起。

母亲声音异常苍老地对我说：“因为有和子在，因为有和子跟我做伴，我才去伊豆的啊……因为有和子跟我做伴啊……”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反问了一句：“要是没有和子呢？”

母亲突然哭了起来，“那还不如死了的好。妈妈也想死在你父亲去世的这所房子里啊……”母亲啜泣着说，越哭越厉害。

迄今为止，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次这样气馁的话，也没有在我面前哭得这么厉害过。就连父亲去世时，还有我出嫁时，怀着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时，在医院生下死胎时，以及我卧病在床时，乃至直治做了坏事时，母亲都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过。父亲去世后的十年间，母亲依然和父亲在世时一样，是个宽厚、温柔的母亲。我和弟弟也是无忧无虑地在母亲的宠爱下长大的。可是，母亲现在已经没有钱了。她为了我们，为了我和直治，毫不吝惜地把钱都花光了。因此，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住了多年的家，搬到伊豆的小山庄，开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的寂寞生活。如果母亲心眼不好，抠抠搜搜地苛待我们，悄悄地为自己积攒金钱的话，不管这个世道变成什么样，她也不会绝望到现在这个程度吧？啊，没有钱是多么可怕而悲惨的无可救赎的地狱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悲痛万分，简直是欲哭无泪，所谓人生残酷指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感受吧。我只觉得身体僵硬，像块石头一般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

第二天，母亲的脸色仍然不太好，做什么都磨磨蹭蹭的，似乎是想尽可能在这个家里多留一会儿。可是和田舅舅来了，通知我们行李都寄出去了，今天出发去伊豆。于是，母亲才慢腾腾地穿上大衣，默默地向跟我们道别的阿君和其他曾经在我家做过事的人点了点头，就和舅舅还有我三个人走出了西片町的家。

火车内比较空，我们三个人都有座位。一路上，舅舅的兴致特别好，还不停地哼着曲子，但是母亲的脸色很差，一直低着头，好像很冷似的。我们在三岛换乘骏豆铁路，在伊豆长冈下车，然后坐了十五分钟左右的汽车，下车后沿着缓慢的坡道往山里走，看到一个小村庄，小村庄的最边上有一处中国风格的小巧玲珑的山庄。

“妈妈，这儿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啊。”我喘着气说。

“是啊。”母亲站在山庄的玄关前，眼睛里掠过一丝欣喜。

“最重要的就是空气新鲜，很干净的空气。”舅舅很自豪地说。

“真是新鲜啊。”母亲露出微笑说，“这里的空气好香甜啊！”

三个人都笑了。

进门一看，东京的行李已经送到了，从玄关到房间堆满了行李。

“还有，客厅的景色特别好！”

舅舅兴致勃勃地拉着我们去看客厅。

午后三点左右，冬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庭院的草坪上，从草坪走下石阶后，有个小水池，周边种了许多梅树，院子下面有片宽广的橘园，橘园那边是村路，村路那边是水田，水田的远处是一片松林，越过松林可以望见大海。坐在这客厅里，大海的水平线差不多和我的胸部一样高。

“景色很柔和啊。”母亲懒懒地说。

“也许是空气的关系吧。这里的阳光和东京完全不同，光线好像用丝绸滤过的。”我兴奋地大声说。

宅子的一楼有一个十榻榻米[一榻榻米的面积大概是1.62平方米。]和一个六榻榻米的房间，以及一个中国式的客厅，玄关有三张榻榻米大小，浴室也差不多大，还有饭厅、厨房，二楼有一间放着一张大床的西式客房。我暗想，虽然只有这几间屋子，但对我们两人来说——不，即使直治回来变成了三个人，也不会显得特别狭窄。

舅舅到这村庄仅有的一间旅馆去要外卖。然后，他把送来的便当在房间里打开，一边喝着带来的威士忌，一边笑谈和这座山庄以前的主人河田子爵在中国旅游时出洋相的事。舅舅一直谈笑风生的，不过母亲只吃了几口便当，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时，她小声说：“我想躺一下。”

我从行李中取出被褥，让母亲躺下，可还是放心不下，就从行李中找出体温计，给母亲量了一下体温，竟然是摄氏三十九度！

舅舅也很吃惊，赶忙去下面村子里找医生。

“妈妈！”

我大声喊道，母亲仍然昏昏沉沉的，没有反应。

我紧紧握着母亲纤细的手，啜泣起来。母亲真是太可怜了——不，我们两个人真是太可怜了！我一直哭个不停，怎么也止不住。我边哭边想，何不就此和母亲一起死了算了。我们什么都不再需要了，我们的人生在离开西片町的家时就已经结束了。

大约两个小时后，舅舅带了个村里的医生回来了。这位医生已上了岁数了，穿着仙台绫[一种仙台地方特产的高级丝织品。]的裙裤，脚上穿着白布袜。

诊断之后，医生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或许会转成肺炎。不过，即便转成肺炎也不需挂虑。”然后给母亲打了一针，就回去了。

第二天，母亲还是没有退烧。和田舅舅给了我两千元，交代我万一母亲要住院的话，就打电报给他。当天他就回东京了。

我从行李中取出最需要用的炊具，煮了粥给母亲吃。母亲躺着吃了三匙，就不吃了。

快到正午时，下面村子的医生又来了。这次他虽然没有穿裙裤，还是穿着白布袜。

“还是住院比较好吧……”我说。

“无此必要吧。今天我给她打一针药力大的，想必会退烧的。”

他的话依旧是不得要领，而且在打完这支所谓的强效针后，他又回去了。

没想到，也许是强效针产生了奇效，当天午后，母亲的脸变得通红，出了一身的汗。我给母亲换睡衣时，母亲笑着说：“他没准是个名医呢。”

热度已经降到了摄氏三十七度，我高兴地跑到村里唯一的那间旅馆，请老板娘卖给我十个鸡蛋，回家后立刻煮成半熟的给母亲吃。母亲吃了三个半熟鸡蛋，还有半碗稀粥。

第二天，村里的名医又穿着白布袜来了。我谢谢他昨天给母亲打的强效针，他深深地点了点头，言外之意似乎是那还用你说吗，然后仔细地给母亲做了检查，扭头对我说：“老夫人的病已全然无碍了。故而，此后老夫人想吃什么，或想做什么，都任由其便。”

这位村医说话还是那么文绉绉的，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忍住没有笑出来。

我把医生送到玄关，回客厅一看，母亲已经坐起来了。

“看来他还真是个名医啊。我的病，已经好了。”母亲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我把隔扇拉开吧，外面正下雪呢！”

天空刚刚漫天飞起了鹅毛大雪。我拉开隔扇，和母亲并肩坐着，透过玻璃门眺望伊豆雪景。

“我的病已经好了，”母亲又自言自语地说，“这样坐着看景，以往的事全都像是一场梦。到了该搬家的时候，我真是从心里不愿意来伊豆。想在西片町的那个家再多待片刻，哪怕是一天半天也好。坐火车时，我感觉自己已是一半心死了，到了这里后，刚开始还有些兴奋，可天一黑下来就特别怀念东京，胸口火烧火燎的，结果就失去了知觉。我得的不是普通的病。上帝杀死了我一次，然后又唤醒我，让我变成了与昨日不一样的另一个我。”

从那天起直到今天，我们母女俩的山庄生活，还算是平安无事地过来了。村庄里的人对我们也非常友好。搬来这里是去年的十二月，之后经过了一月、二月、三月，直到四月的今天，我们除了一日三餐外，大多时候是在檐廊上编织东西，或在中式客厅里读书、饮茶，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二月里梅花盛开时，整个村庄都成了梅花之海。到了三月，也多是风和日丽的日子，因此盛开的梅花一点儿也没有凋零，一直绽放到三月末。无论是清晨、中午还是傍晚，梅花不分昼夜，开得美不胜收，令人赞叹。只要打开檐廊的玻璃门，花香随时都会飘进屋里。三月底，一到傍晚就会起风，黄昏时我在饭厅里摆碗筷，准备晚餐时，会有梅花的花瓣被风吹进来，飘进碗里沾湿了。到了四月，我和母亲在檐廊上编织东西时，谈论的话题几乎都是种庄稼的计划。母亲还说她也要帮我种地。

啊，如此写来，我们仿佛真的如母亲所言，死而复生，脱胎换骨了，不过，人类毕竟是无法像耶稣那样复活吧。母亲虽然那么说，可是每当喝汤时依然会想起直治，不由得“啊”地叫出声来。而我的过去给我留下的伤痕也没有完全得到治愈。

啊，我想要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如实写下来。我有时甚至会想，在这座山庄里的平静生活都是虚伪的表象。现在我们母女俩虽然获得了上帝恩赐的短暂休息，但我感觉在这平静中，已然有某种不吉利的阴影在悄悄降临。母亲虽然装出很幸福的样子，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而我的腹中栖息了一条蝮蛇，它不惜牺牲母亲而茁壮成长着，我无论怎样阻止，它仍然在长大。啊，倘若这只是季节的缘故就好了。近来，我对于现在这种生活常常觉得无法忍受，干出烧蛇蛋等不像话的事来，也是自己的这种焦躁心理的反映。其结果只会更加深母亲的悲哀，使她更加衰弱。

一写到“恋爱”这个字，我就写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