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就像上帝一样。《资本论》相当于《圣经》，一字一句都不能改动，而且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严密的解释。

那些被驳斥“你们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女性却这样想：可是我真的很累，这到底是为什么？正如日心说被否定的哥白尼，她们咽下了“地球就是在转”的反驳，选择了隐忍。但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就此沉默。

一方有理论，一方有经验。如果理论不能解释经验，那么理论和经验究竟孰对孰错？经验不可能是错的。所以，无法解释经验的理论就是错的。

我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只要这么一说，马上就有人觉得我很喜欢马克思。但是请等一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是“忠实于马克思的女性主义者”，而是“向马克思发起挑战的女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之一海蒂·I.哈特曼曾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这本书中明确批判道：“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就像资本本身一样，都是性别盲目的。”（"Marxist categories，like capital itself，are sex-blind."，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涉及对家庭和家务劳动的分析，人们以此为依据，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性别是盲目的”。即没有看到女性的问题）在马克思形同上帝的时代，女性主义者照样给出了辛辣的批判。所以只靠马克思的理论无法解决女性问题。要解决女性问题，只能引进别的理论。那就是父权制理论。

在同一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许多女性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从那些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

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2020年10月，你们都经历过“国情调查”对不对？图3就是国情调查问卷的一部分。

国情调查里有一条提问是：“9月24日到30日，你是否工作过？”回答的选项有“做了工作的人”和“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而“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底下有一个次级选项是“家务”。

国情调查把“做家务的人”归入了“完全没有做工作的人”这一项。你们不觉得扯淡吗？

有人针对国情调查的问卷发出强烈的批判。我至今仍记得，1985年《朝日新闻》的读者投稿中有这么一条：“家务也算工作不是吗？看见国情调查的这个项目，我的妻子很生气。——50岁公司职员”。

《朝日新闻》把目光聚焦在这则投稿上，拿出报纸版面做了个特辑。当时负责国情调查的政府部门是总务厅（现总务省）统计局，报社向其咨询后，得到了极为冷淡的回答：“自1920年开展第一次国情调查起，一直使用同样的问卷，无法进行改动。”

直至现在，国情调查还在用同样的问卷内容，而一般来说，为了观察长期变化，不能对项目做出改动。

只不过，那位“妻子很生气”的“50岁公司职员”的妻子应该很愤慨，觉得“家务也是工作，我也是劳动妇女”。难道我这个家庭主妇就不算“工作女性”吗？这个疑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崭露头角，而当时正是无薪劳动论在日本普及的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