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聚焦的这代人是今后无退休社会的“主角”。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就业人口萎缩，老年人口激增，人们步入老年后还要继续工作，否则日本将难以为继。这样的时代已经近在咫尺。那时老年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序章中提到的团块次代。

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中位推算（出生率、死亡率均取中位预测值）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将在约20年后的2042年达到峰值，老年人口将膨胀到3935万人。同时老年人口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到2036年每3人中就有1人，到2065年每2.6人中就有1人在65岁以上。

而将在那时步入老年的主要是团块世代的子女，即1971～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团块次代”。他们目前还处在47～50岁阶段，但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占的规模最大，总共近800万人。

这代人的特征除了人口规模庞大之外，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走上社会时正赶上泡沫破裂后严重的经济低迷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许多业绩低迷、人员过剩的企业采取的措施不是裁员，而是最大程度缩减应届生招聘名额。在这段“二战”后最严重的“就业冰河期”从大学、专科学校或高中毕业的，正是20世纪70年代前期至8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们，包括全部团块次代。

日本人口与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内阁统计局、总务省统计局、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公布数据等

经历“就业冰河期”的这代人常被唤作“冰河期世代”，用《朝日新闻》2007年专题连载的标题“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来称呼他们的人也不少。这代人相比其他世代，没有找到期望的工作，陷入不稳定就业泥潭的人格外多。这个称呼似乎很贴近他们的自我认知，也有很多人自称迷失的一代。

2000万人规模的迷失的一代现在正值三四十岁，他们当中不少人工作依然不稳定，靠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与父母同住，没有成家，对未来感到不安。媒体还给他们起了“四十危机族”“中年打工族”等新名字。

迷失的一代与上一章介绍的“妖精大叔”可谓处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妖精大叔在公司里失去了立足之地，但仍有稳定收入；相比之下，很多迷失的一代无法从事期望的工作，收入低，甚至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

再过20年左右，这代人也将步入老年。面对自己的老去，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这里我想介绍一位采访中结识的男士。

这位41岁男士在一家公司当了将近20年的非正式员工。他从关东地区的国立大学毕业那年，正值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六成的2001年，也是第一届小泉内阁成立，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那一年。

这位男士当时也没有想好毕业后做什么，求职季只参加了三四家公司的面试，所以没能找到工作。据说当年很多学生投递了一百多家公司也没有找到工作。他所在的大学情况也不乐观，毕业时已经拿到录用通知的人反而是少数。

大学毕业后，为赚取生活费，他开始在一家对公零售企业做临时工。他没有信息设备进货销售方面的经验，工作所需的技能全靠自学和钻研。很多兼职工和临时工干不了多久就会辞职，所以有时候他不在就忙不过来。他本以为这份工作只是找到正式工作之前的“过渡”，没想到一干就是好几年。

“当时觉得能有活干就不错了，现在看来是我想得太简单了。起初时薪大约900日元，每月到手工资也就15万日元左右。虽然收入很低，但可以长期做，所以当时没有足够的危机感。”

开始工作后不久，店长认可他的工作表现，给他涨了时薪。因此，在连日加班的繁忙期，到手月工资有时也能超过25万日元。然而那位店长被调走后，接下来近十年他一直没有涨薪。他感觉到加薪与否全看领导的意思，与能力、经验完全不挂钩。

“我明明只是临时工，但只有我会干的工作却越来越多。正式工不了解一线的具体情况，和客户打交道时做不到临机应变。我原以为自己想走的时候可以随时走，但忙碌的工作挤掉了求职的时间。渐渐地，比我年轻的正式员工越来越多，现在连店长都比我年纪小。即便如此，对那些经验尚浅的正式员工，我还是会尽量照顾到他们的体面。”

根据客户情况调整订单需求并保证按期交货需要经验和细心。做这些通常由正式员工做的工作，让他很有成就感。他被客户误认成正式工的次数也更多了。“咦，你是临时工啊。我还以为你是正式工呢。”然而，男士对公司的贡献没有得到认可，而且根据上面的方针，他还被禁止加班，到手月工资最多只有16万日元了。在男士看来，公司依靠临时工维持运转，却不改善他们的待遇，甚至把人当“成本”。

“客户都很信任我，可当我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向领导提建议时，领导却觉得我在批评他。工资低、待遇差已经够郁闷了，工作得不到认可对我的心理伤害更大，仿佛整个人都被否定了。”

十八年间，这位男士并没有“躺平”。他一直在等待机会转正，也投递过其他公司，然而“应届生”门槛阻断了他的前程。简历的工作经历栏只能填“打工”，所以被当作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新人；参加其他公司的面试时，也总会被问及“为什么毕业时没有找到工作”。白发已经悄悄爬上头，而他现在还住在年过七十的父母家里。

“说到底还是太依赖父母了。我觉得40岁是一个分水岭，而我已经过了这个年纪。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虚度了半辈子。就这条件，我也不敢考虑结婚。照这样下去，晚年只会充满不安。”

这就是迷失的一代。这位男士自称“吃亏的一代”。即便如此，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还是后悔和自责。

“这些年我也并非没有努力，但最后还是没有正式工作，我觉得是自作自受。和求职季投了几百家公司的人相比，我还是不够努力。上大学时没能找到兴趣点，该拼的时候也没有拼出成绩。混成这样也有我自己的错，不能都怪就业冰河期。”

他把自己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讲给我。这些年他对待工作肯定也是这样真诚。听完他的讲述，我不认为这个责任在他自己。

迷失的一代如今也到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纪，而包括这位男士在内，他们依旧靠非正式工作和微薄的工资过活，没有摆脱“迷失”状态。这才是这代人的真实写照。

步入社会的时间仅相差短短几年，却给今后的人生带来难以逾越的差距。这一现实在统计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

对比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中2010年和2015年的工资金额，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35～39岁人群和40～44岁人群的工资相比大幅减少。也就是说，迷失的一代拿到的工资比大他们五岁的人在相同年纪时拿的还要少。得出这项结果的联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在调查中发现，除工资以外，在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在职时间、20～29岁的能力发展乃至幸福感上，迷失的一代评价都很低。显然不论是否成为正式员工，这代人都“受到了亏欠”。

负责整理调查数据的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这样分析：“这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永不消融的冰河’，这代人到了中老年仍会面对严酷的现实。要想拯救冰河期世代，眼下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等他们到了50岁，再让他们从头来过也来不及了。”

智库日本综合研究所的调查也揭露了迷失一代的具体困境。男性中从事非正式工作以及不工作也不求职的非劳动人口比例比年长世代更高，该研究所认为这一现象与中老年“家里蹲”人数的增加有关。

迷失的一代的问题绝非这个群体自身的问题。这个群体现在受到关注，是因为庞大的人口群体处于不稳定状态，使日本社会整体受到沉重打击。

问题之一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40岁以后，孩子教育、买房等消费需求本应旺盛，而团块次代的支出金额低于年长世代，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与父母同住的“单身寄生族”也步入中年，他们的父母已步入老年。正如序章中所提到的，中老年人的“家里蹲”、七旬父母照料四旬子女的“7040现象”等社会问题很多都与迷失的一代有关。

对人口结构的负面影响则更为严重。在团块世代（第一次婴儿潮）和他们的子女——团块次代（第二次婴儿潮）之后，“二战”后第三次出生率大幅提升，也就是第三次婴儿潮并未出现。少子化的原因涉及多方面，但非正式雇佣和低收入这两座大山无疑削弱了迷失的一代抚养后代的能力。如前文所述，在这代人步入老年的20～30年后，日本人口曲线将变成顶部膨胀的“棺材型”。负担单身且高龄的迷失的一代的就业人口进一步萎缩，看护及医疗领域的劳动力供给将严重不足。如果不稳定就业的状况在未来仍得不到缓解，晚年申请低保的人数将会激增。

这是一枚威胁日本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定时炸弹。提出“单身寄生族”概念的中央大学教授（家庭社会学）山田昌弘甚至预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未来大批无法养活自己的老年人会压垮就业人口，甚至可能出现老年贫民窟。”

“社会终于开始注意到潜在的问题。与父母同住、未婚、前途渺茫的‘中年单身寄生族’群体规模很大。未来一片迷茫，甚至有人称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他们目前经济上靠父母援助，所以尚未形成社会问题。如果在国外，这些人已经足以引起暴动了。不管怎样，父母的援助终有一天会结束。再过10～20年，他们的父母去世后，问题将一下子浮出水面。”

为什么这代人无法摆脱困境？原因有二。

首先是非正式雇佣规模扩大。泡沫经济破裂后劳务派遣限制放宽，适用职业范围扩大，正式工与非正式工的区分使劳动力市场出现类似身份制度的分层。就业不稳定化的浪潮也波及此后的世代，迷失的一代成为率先迎接这股浪潮的“先头部队”。

其次，最大的原因在于日本独特的雇佣惯例。应届生统一招聘、年功序列工资制以及终身雇佣制成就了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高速增长。为确保劳动力，公司录用白纸一样的年轻人并包揽他们的职业教育。这种系统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或许有一定效果。

然而，在泡沫破裂后的经济长期低迷期，这种雇佣系统弊病突显。为维护老一代的铁饭碗，多数日本企业忽视不同世代员工间的平衡，极力缩减新人的招聘名额。而经济复苏后，企业依旧优先录用应届生，使迷失的一代成为时代的弃儿。换句话说，因为“妖精大叔”的利益而被挤出正式员工队伍的正是迷失的一代。如今，经济界已开始倡议废除应届生统一招聘和终身雇佣制，但要拯救已步入中年的他们，常规的雇佣制度改革为时已晚。

面对危机局面，政府终于采取行动。安倍政府根据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提议，在2019年的“经济财政运营及改革基本方针”（俗称“骨太方针”）中加入了针对就业冰河期一代的支持政策，即今后三年内增加30万正式员工的目标。该会议当年听取民间议员的建议，将迷失的一代命名为“人生二次规划第一世代”，不料在网上引起批判与民愤。“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别忘了是谁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步的”。

近20年来，政府对这代人的处境熟视无睹，将他们逼到不得不重新规划人生的境地，难以想象在短短三年内就能出台切实有效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仿佛听到了这一代人的哀鸣。照这样下去，当迷失的一代步入老年，他们的生活会变成怎样？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是我自作自受。”

没有稳定工作的迷失的一代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每次听到都令人难过。

前文中提到的那位男士也是如此。他们身处的环境比其他世代更不利，要么想努力没有机会，要么努力得不到回报，到头来在不稳定的岗位上屈就近20年。就连这样的人都被“责任自负”的咒语束缚着。

这代人刚走上社会时，发生了“伊拉克绑架日本人质事件”。2004年4月，在伊拉克中部城市费卢杰近郊，从事志愿和采访活动的三名日本人被武装分子绑架。三人被释放回国后遭到抨击，舆论谴责他们应“责任自负”。那次事件以后，在分化与竞争社会的色彩逐渐显现的日本社会，“一切责任均应由个人承担”的观念开始蔓延。

而直接受到这股舆论洪流冲击的正是迷失的一代。“他们被指责为不能吃苦，胆小懦弱。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找不到稳定工作是年轻人自己的问题。为此，青年劳动力市场的根本性改革被一拖再拖。”东京大学教授（教育社会学）本田由纪回忆道。

“20世纪90年代，团块世代处在企业年功序列体系的上层；泡沫经济期间，企业又录用了过多的应届生。当迷失的一代走上社会时，这两个世代像巨石一样稳稳地压在他们头上。过度重视从属关系的日本社会采用独特的雇佣系统，企业将正式员工视为组织的一分子，允许其全面参与各种业务；在泡沫破裂后的经济低迷期，企业又缩减应届生的正式岗位录用名额，一下子增加了大量非正式岗位。只因毕业年份不同，境遇就天差地别，这应当是社会和政治的责任。”

同期，经济全球化引发压缩成本战，许多发达国家主要通过接收劳动力移民削减人力成本。而在日本，非正式劳动力的作用就相当于劳动力移民。从这个意义上讲，迷失的一代是时代的牺牲者。他们当中很多人感觉人生的近一半时间被遗弃，没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直面就业寒冬，被卷入非正式劳动力激增的这场社会变革的“主角”不是男性，而是女性。从事非正式工作的青年健康男性增多更吸引眼球，所以“男性非正式工”格外受媒体关注，但在此之前，女性就业早已出现大规模的非正式化。

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跌破60%的2000年前后，即便毕业于同一所一流大学，女生的求职之路也要比男生更加艰难。甚至有公司制定了“不招女生”的潜规则。在男生们陆续拿到录用通知的同时，很多女生投递了几十家公司仍没有找到工作，只能选择非正式岗位。

总务省2018年实施的劳动力调查显示，男性员工中非正式劳动力占22%，这一比例在女性中则高达56%。虽然该数字包括了结婚辞职后又出来做兼职的家庭主妇和老年女性，但女性从事非正式工作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以上。这一事实理应受到更多关注。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非正式工作的男性虽然也在增多，但派遣工、合同工、兼职工的主体依然是女性。

退休后钱会不会不够用？从事非正式工作的三四十岁单身女性们对未来充满不安。身为派遣工或合同工，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支撑老年生活的养老金、储蓄和家人的援助都很微薄。“无退休”的不安已经蔓延到超高龄社会的主角——女性们的身边。

2019年秋天，我遇到了一位属于迷失的一代的43岁女士。拥有本科学历的她至今仍在从事非正式工作。

她哽咽着对我说：“我希望国家为迷失的一代提供补贴，就像育儿补贴那样。不要把错全推给时代，抛弃我们。”

“优秀职场人”是我对这位女士的第一印象。她因工作稍微迟到了一会儿，特意事先电话告知，见面后还非常郑重地向我道歉。她着装举止也无可挑剔，是一名通晓商务礼仪的职业女性。

就算她说自己是一流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我也不觉得奇怪。然而，现实中她却是东京一家公司的合同工，为了完成繁忙的工作争分夺秒，只有午饭时间可以离开工位。

像“昭和白领”那样在茶水间边聊天边品茶的生活，她根本不敢想。但即便全身心投入工作，年收入目前也只有280万日元左右。和十年前相比，时薪只涨了50日元。

这年9月，台风登陆关东地区导致首都铁路交通瘫痪的那一天，她花了四小时从家去公司上班。“如果同事们都不缺勤，我即便不情愿也不得不去。我是时薪制，而且休息了工作没人做，第二天还得加班。”

这位女士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我根据她的讲述整理了她这20年的经历。

她生长在一个昭和时代的“标准家庭”：父亲在大企业上班，母亲和父亲在同一家企业工作，结婚后离职做家庭主妇，生养了两个孩子。她从私立高中考入中等私立大学，毕业找工作的1999年正好是就业冰河期。她向一百多家公司寄出了索要招聘资料的明信片，获得面试机会的只有二成，并且都没有拿到录用通知。

最后，她经父亲的熟人介绍进入一家上市集团公司，正式走上社会。可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家公司只给女员工分派辅助性工作。早上擦桌子、整理报刊架也要女员工来干。在昭和时代，女性通常通过“一般职位”进入公司，负责端茶倒水、复印资料；和公司里的20多岁男同事结婚后离职，回归家庭。这种企业文化被这家公司完完整整地继承下来。这位女士曾经提议用计算机提高工作效率，却被男领导拒绝了。

在这里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她想进一步提高职业能力，干了三年半后决定辞职。当时正是《年轻人为何三年就辞职》（城繁幸著，光文社新书）一书畅销的几年前。

“现在想来，如果当初在那家企业坚持干下来，或许已经等到机会了……”

辞职后，她换过多次工作，以派遣工和合同工为主。在默认应届生统一招聘的日本雇佣环境下，社会招聘的市场很小。每次换公司，待遇和劳动条件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越来越差。

其中一家是社长独裁的公司。那家公司类似于现在所说的“黑心企业”，两小时以内不算加班，也不准员工带薪休假。

她还在一家“共享服务”公司干过——企业集团为削减成本，把人事、会计等职能部门分割出来成立关联企业，以外包形式进行这些业务。这里的员工大多从一流企业的总部调动过来，实质上就是裁员。因此公司里充斥着自暴自弃的氛围。公司活多人少，她每天工作到深夜，赶末班车回家，到家倒头便睡。亲属过世请丧假时还挨了批评。

“周末两天也要上班。长时间劳动削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渐渐就会觉得，只要有地方愿意用我就知足了。”

即便如此，她仍然没有忘记提升自己。利用工作间隙学习，她考下了会计、计算机、托业和社会保险咨询师等资格证。但公司以年龄和缺乏实操经验为由，不给她转正。在她待过的几家公司里，连正式员工都疲惫不堪，甚至有人患上抑郁症。其中一家公司的40多岁单身女领导告诉她：“在这里，你会像我一样被工作榨干。我已经放弃结婚生子了，你如果还有这个打算，最好离开这里。”

“失去的二十年”，这个说法存在已久，而这位女士这些年的工作经历仿佛处在日本企业这二十年间的各种节流和裁员的第一线。她工作过的很多公司裁掉文职岗位，用非正式工替代，把一整个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公司来削减用人成本，强迫那里的员工长时间劳动。

据她说，这种公司的非正式岗位上总有许多迷失的一代的女性。她们学历高、能力强，工资微薄，还时刻担心公司拒绝续签劳动合同。恐怕没有比这更好利用的员工了。

虽然女性被企业定义为廉价劳动力，但她们也有今后的人生。身处非正式岗位的单身女性经济基础薄弱，也很难得到家庭、储蓄、养老金等安全网的援助。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2040年，女性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未婚率将从2015年的4.5%大幅提升到9.9%。按照目前趋势，靠养老金和储蓄不足以为生的女性老年人口或迅速增加。

记者结识的这位女士也对晚年感到不安，她说自己在日本年金机构的网站上计算过65岁以后能领到多少养老金。截至目前每月能领6万日元左右，如果今后继续工作，每月兴许能领到10万日元。为确保晚年有钱可用，最近她参加了“累积小额投资免税项目”（NISA）。

“只靠养老金生活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多干几年，但体力肯定会越来越差吧。父母那一代还能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但在我和朋友们生活的时代，努力根本得不到回报。”

女士完全想象不出自己安度晚年的未来。对“无退休时代”的不安使她产生了那个想法：“希望国家为迷失的一代提供补贴。我们这些没有孩子的人与育儿补贴和幼托免费政策无缘，却还要缴税。在劳务派遣公司工作的时候，很多工作内容是给休产假和育儿假的正式工补空缺。在世人讨论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会不会休陪产假的时候，希望大家也能理解一下没有孩子的人的心情。”

如今，这位女士只希望有一份不用担心被解雇的稳定工作，就算收入不高也行。希望企业能够给迷失的一代提供更多机会，不要因为年龄抛弃他们。

一些地方和国家部门响应安倍政府的号召，为冰河期世代开放了社招岗位。这位女士也应聘了几个符合条件的岗位，为此还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补习班，可惜最终都没有被录用。

考试内容和校招笔试如出一辙，有方程组、力学计算等题目，报名和录取比高达好几百。考场上，和自己一样身穿西装的女性以及衣着休闲的男性很醒目。

“我们这代人人口基数大，所以竞争激烈，这些年一直在参加各种笔试和面试。常年处于必须和人竞争的状态，身心压力很大。然而收入却很低，身体被工作榨干，还要被年轻人嘲笑。一想到努力就换来这样的结果，精神就很受打击。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同时代女性中，有人因长期过劳累垮了身体，只得辞职。”这位女士继续说。

“看到有人被裁员或解雇，大家会觉得干不好理应被淘汰。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我认为最终应该由国家和社会来保护这代人，但似乎很多人开始质疑是否有必要一起去拯救落后的人。不知道政府是否真的打算解决这个问题。”

一口气说完这么多，她喃喃自语道：

“我们不是用完即弃的棋子。”

2020年春天暴发的新冠疫情将迷失的一代的非正式女员工推向了更艰难的境地。

那位女士所在的公司在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也开始实行居家办公。工作全部转移到线上，但没有组织任何相关技术培训。合同工被要求上岗时就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所以不能说自己做不到。在家也不方便向同事请教，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20多岁时考取了信息处理资格证的她虽然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但由于一直从事非正式工作，基本没有机会充电，最后是独自看手册掌握了远程办公技术。她听说，在隔壁部门，一位40多岁的非正式工因为学不会远程办公系统而辞职了。她强烈地感受到，在疫情下的日本，未婚与非正式岗位上的女性正在被无情地抛弃。

有数据显示，女性的精神在疫情下已处在崩溃边缘。2020年夏季，自杀人数同比开始上升。10月自杀人数达到2153人，其中男性1302人，同比增长21.3%，女性851人，同比增长82.6%。新冠疫情蔓延导致非正式工合同到期不续签的情况增加，其中受害者多数是女性。

年轻时的挫折会直接导致后半生的不安。即使努力维持眼下的生活，想到年老后还是很害怕。这样的年轻女性在逐渐增多。

“20岁之后的十年是黑暗的十年。”奈绪（35岁）这样形容自己的过去。在大学里没能和周围人搞好关系是一切不幸的开始。而且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所以不到半年她就不再去上学了。

她曾经以900日元左右的时薪在汉堡店、居酒屋打工到凌晨。为了掌握一门谋生技能，她在打工之余到医疗行政岗位的职业培训学院学习，但工作和学习的双重压力把身体压垮了。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天听音乐看书，一转眼就是好几年。她由母亲一手带大，又是家里的长女，不出去工作也受到了家人的批评。

于是她离开母亲家，申请了低保，渐渐地抓住了重新振作的机会。现在她在福利事务所卖东西，还同时干好几份临时工。虽然工资低，但总算有了一定收入，成功告别了低保。但每当想到几十年后的生活，她就感到非常害怕。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她也想过考资格证书，但现在的收入连学费都攒不出。

“月收入12万到15万日元左右，基本存不下钱。老了以后能干的也就只有保洁了。都说养老需要2000万日元，我能有多少呢？只能继续吃低保吗？还是说，死在街头？”

领低保的那段日子，她连求职用的正装和新电脑也不舍得买。她一直心怀愧疚，去医院看病也抬不起头，每次看到网上抨击低保户的言论就很沮丧。

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可她不知道该怎样做。随着年龄增长，她也越来越焦虑。

“虽然大家都说责任自负，但像我这样努力无门的人也很多。走错一步，就只能落魄一辈子吗？”

奈绪重新开始工作的契机是参加横滨市公益财团法人“男女平等促进协会”主办的“女子讲座”。该讲座面向没有工作、为工作和生活烦恼的15～39岁单身女性，通过提高她们的安心感和自我肯定感帮助她们再就业。

该协会男女平等中心横滨南馆的小园弥生馆长（58岁）说，与10年前创办讲座时相比，现在女性们的处境更加困窘。

“女性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这种陈腐的观念如今依旧阴魂不散。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找对象和找工作的夹缝中苦恼，父母年老后又要求她们照顾，自己的未来规划被一拖再拖。”

昭和时代，日本女性大多回归家庭，由丈夫外出赚钱。进入平成时代后，家庭观更加多元，不婚人口也有所增加，但援助单身女性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过去被视为贴补家用的短期工等非正式工作，现在却成了很多女性的主要收入来源，稳定的工作和足够的收入成为奢求。

该协会以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单身女性为对象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显示，约83%的受访者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

“没有离职金也没有奖金。将来要想活下去只能申请低保。希望国家开设安乐死机构。”（35岁）

“退休后，光靠退休金连养老院都住不起。我大概会一个人死在家里吧。”（44岁）

“自己老了以后也没有个伴儿，身体或工作出问题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解决。很不安。”（35岁）

负责这项调查的该协会职员白藤香织（50岁）在听到众多女性的心声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单身女性既没有家人，也没有住房。她们不清楚自己能工作到什么时候，需要多少存款维系老年生活。未来一片灰暗。她们觉得没有任何人关注到自己的处境，孤立感越来越强。她们是被社会遗忘的人。”

我们还采访了作家、社会活动家雨宫处凛。她为陷入贫困的未婚及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女性们发声，让世人了解她们的困境。生于1975年的她也属于迷失的一代。

“派遣法修订后，很多岗位被允许雇佣派遣工。我们这代人是新版派遣法的最大受害者。泡沫经济破裂后，大家只是暂时找一份非正式工作维持生计，却被批评为‘综合能力差’‘自己没本事’；还有些人将我们的处境描述为‘步入社会的过渡期’‘逐梦的自由选择’，并未注意到这是严重的雇佣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被称作迷失的一代反而很开心”。雨宫说。因为这个称呼让她感觉到世人终于明白问题不在这代人自身，也让她意识到，心里的这份痛苦不是她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迷失的一代’更是‘被剥削的一代’。婚姻、工作、儿女、住房，这些父母辈拥有的，她们一件也没有。40岁以前还能算青年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中年问题了。如果在昭和时代，工作不稳定的女性可以通过结婚回归家庭，而现在，不得不独自生活的女性在逐渐增多。”

雨宫也认为，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单身女性被社会遗忘了。

“国家向老年人和单亲妈妈伸出援助之手，却容易忽视我们这些单身女性。因为这是新出现的群体。二三十年后，这代人里申领低保的人数会激增。”

一项研究证实了雨宫的看法。未婚及离异的单身老年女性的贫困率今后将呈上升趋势，2040年达到40%，到2060年，半数以上将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申领条件。做出这项骇人预测的是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的教授稻垣诚一。

稻垣教授用计算机搭建“微观模拟模型”，对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从厚生劳动省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结果中抽取匿名12万人的数据，用计算机概率性模拟出每个人的未来。在现行制度和人的行为模式不变的前提下，用与现实相同的概率随机抽选决定出生、婚姻状态、就业状态、收入、年金、是否与父母同住、照顾老人等人生中的大事件。换言之，就好比一场“精确的人生游戏”。

将12万人的模拟操作重复100次，就能得到约1200万人次的人生预测数据，且误差基本为零。该模型还可以预测个人及家庭单位的未来收入分布，甚至模拟年金制度改革后的效果和非正式雇佣减少后的出生率变化趋势等。欧洲等地区已经利用该手段预估、分析政策成本及收益。

由于微观模拟模型已证实未来老年人口贫困率将会上升，稻垣教授进一步调查了未来遇到问题的人群以及将会遇到的具体问题。如他所料，就业年龄期间长年从事非正式工作或处于无业状态，并与父母同住的人群，也就是“单身寄生族”，将陷入贫困，但让他震惊的是，其中很多未婚和离异女性将迎来困窘的晚年。

“与父母同住的女性群体目前在社会上并不突显，但父母去世后，她们将面临经济困境，潜在问题就会一下子突显出来。此外，婚后辞去工作的女性在离婚后大多从事非正式工作。这些人年老后只能领到国民年金，甚至无年金可领。”

稻垣教授指出，单身男性的正式员工比例高。即便是冰河期世代，从事非正式工作的男性群体规模也比女性小。固然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单身男性也面临经济困境，但群体规模相对较小，而且从平均寿命来看，男性比女性早六七年离世，所以女性贫困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要远大于男性。

“女性不仅将更加长寿，未婚、离异比例也将进一步增加，2050年时预计这一群体达到583万人，占老年女性的近三成。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她们恐怕撑不到八九十岁。绝对数字一旦达到这么大规模，低保制度会兜不住。”

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出现大批年老后不得不继续工作的女性。这仿佛是她们对长年榨取自己的日本社会的“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