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始于一个陌生人。

现实总是如此。

这个陌生人坐在我事务所接待区的一张棕色皮椅上，只一眼便能看出他与其他人不同。他双腿修长，穿着一条蓝色细条纹羊毛长裤，与西装的其余部分相配。白色纽扣领衬衫是丝绸和棉的混纺材质，一条深蓝色的粗领带为这套装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卷曲的棕色头发向后梳着，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就像画册上推销这套西装的模特。如果除去与其他坐在我事务所接待区的人的一个共同点，他本可以成为模特——他懒散地靠在椅子上，长腿向前伸展，仿佛刚穿着一双崭新的鞋子走过了五十个街区。除了疲惫，他的眼神似乎也让人觉得很熟悉。

他的目光在房间里游移，眼睛没有看任何具体的东西，而是在寻找着什么。这个人看起来就像背负着重担。

麻烦就是金钱。除非遭遇了最糟糕的情况，否则这个人绝不会来找我。最近，由于疫情导致的停业，办公室的资金流受到了冲击。现在纽约正在复苏，疫苗起了作用，这里的前景看起来更加光明。我仔细打量了这个男人一会儿，觉得他有点眼熟。办公室秘书丹尼斯微笑着从这个穿着高档西装的男人身边走过，然后打开我办公室的玻璃门，进入房间又关上。

我喝完了今天的第一杯咖啡，起身准备去厨房的咖啡机续杯。

“坐下吧。”丹尼斯微笑着说。

她端着一杯热咖啡，但我注意到那并不是她的马克杯。她把咖啡放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说：“你的第二杯。”

丹尼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律秘书，比大多数律师都要聪明，同时也非常有条理，对商业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还有着堪比密歇根湖的宽广心胸。她的打字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100个字，作为打字员的同时还管理着我的律师事务所，当然这才是丹尼斯的主要职责。但这些职责并不包括为我泡咖啡，我不喜欢别人为我泡咖啡或买午餐，我从来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以前，丹尼斯从未给我倒过哪怕一杯水。

她站在那里，面带微笑。

“你需要涨工资吗？”我问。

“不用，我很好。我记得你说过，只有喝完两杯咖啡，你早上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状态。”

这倒是真的，但我记不清什么时候对丹尼斯说过。

接着，哈利·福特抱着一大沓文件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曾是一名法官，也是我的老导师，现在是顾问，帮助我们解决案件中棘手的法律问题。哈利把文件扔在我的办公桌上，一屁股坐在我面前客户专用的椅子上。

我们的调查员布洛赫跟在哈利身后进了办公室，她推着两把椅子进来，自己坐了一把，另一把空着。我在弗林和布鲁克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凯特·布鲁克斯也带着自己的椅子进来，坐下后把腿交叉了起来。布洛赫和凯特自小相识，她们之间有一种通过眼神、手势或微表情就能沟通的默契。布洛赫从牛仔裤口袋里拿出手机，关掉了它。身穿职业套装的凯特从夹克里掏出手机，也关掉了。

他们都盯着我。

“这是要干预[通常指一个人有某种问题（如酗酒、吸毒或其他不良行为）时，其家人和朋友为了帮助这个人改变行为而组织的一次面对面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聚在一起，表达他们的关切，并鼓励有问题的人寻求帮助。]我吗？”我问，“我没有喝酒，不信问哈利——”

“喝吧。”丹尼斯打断了我。

“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觉得这和接待区穿西装的那个家伙有关？”我问。

布洛赫噘起嘴唇，朝凯特投去一个明显是提示的眼神。

“我们要接一个新的案子。”凯特说。

“我们？”我问。

她点点头，说：“这个案子需要我们所有人全力以赴。布洛赫和我在周末读了相关文件，哈利昨天也读了。这是个大案子，艾迪。”

我一动不动。

我喜欢接活儿。帮助他人是我的职责，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好事。如果我们接到了大案子，我觉得哈利或凯特会提前告诉我。虽然我们是朋友，但布洛赫平时很少说话，她对任何人都不多言。

“如果我们真的接到了大案子，那为什么我会觉得现在这像是十面埋伏？还有，为什么丹尼斯要给我泡咖啡？”

“因为我喜欢泡咖啡。”丹尼斯说。

“不，你不喜欢。外面那个人是谁？他是客户吗？”

“不是，”哈利说，“他是客户的律师。”

我扭头看了看周围的人，又瞥了那男人一眼。我终于想起在哪里见过他了——电视上。

“他是奥托·佩尔蒂埃？”我问。

哈利点了点头。

这解释了他那身西装和精心打理过的发型。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用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手指擦拭着嘴唇。去年之前，曼哈顿大多数刑事律师都没听说过奥托·佩尔蒂埃这个名字。他的客户住在纽约的高级地段，而他专攻高级法律领域：房地产、税收、财富管理、离婚和遗嘱认证。换句话说，他帮客户省下足够的税款，让他们可以买一艘游艇或一栋房子，再确保他们在离婚时能保住财产，最后确保政府在他们去世后不会拿走太多遗产。所以，当奥托·佩尔蒂埃接手了纽约最大的刑事案件时，纽约的刑事律师们都大吃一惊。这个大案子的影响力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我能看到他眼周的疲惫。

奥托代表凯莉·米勒——睡魔的妻子。去年，在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通过指纹和DNA确定丹尼尔·米勒就是睡魔后，他们搜查了她家。一年过去了，他们仍在寻找睡魔。有人认为，既然抓不到真正的凶手，那么凯莉·米勒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这让联邦调查局和警方看起来像是有所作为了。他们需要一场胜利，因为这座城市和大部分州的居民都长期生活在对睡魔的恐惧之中。把一个“杀人犯”绳之以法，是执法部门正确的政治决定。

“等等，他是想让我们在这案子上搭他的顺风车吗？我才不做副手呢。”我说。

“他不是要我们给他做苦力或牵着他走，”凯特说，“他希望我们接手辩护。”

“什么？为什么？”

“他一直在争取达成协议，但地方检察官不肯配合。奥托·佩尔蒂埃不是庭审律师，他需要一支有庭审经验的团队。”哈利说。

“他这样做确实很大度，对他的客户来说也是正确的选择，但问题是，我们不为有罪之人辩护。地方检察官说凯莉参与了睡魔六起谋杀案，我不会让一个杀手逍遥法外——”

“她说自己是无辜的。”凯特说。

“他们都这么说。”我说。

“我觉得她说的是实话。”凯特说。

在我认识的所有律师中，凯特绝对是最聪明的一个。如果她相信凯莉·米勒，那其中肯定有她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我开始有些感兴趣了，但理智将我拉回了现实。

“等等，这案子不是几天后就要开庭了吗？他为什么要现在甩掉这个案子？说不定他在辩护过程中搞砸了，如果我们接手并进行庭审，就会招来客户对我们的诉讼。”

“我想不会，”哈利说，“虽然他没有任何经验来应对谋杀案审判，但我已经查阅了案卷，他在预审准备阶段做得完全正确，所有适当的请求都已提交。我不清楚陪审团会是什么样子，但又能糟糕到哪里去呢？案件将在两天后审理，这个时间足够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以前也曾临时接手过案件，而且，这并不是毫无辩护余地的案子。这里面还是有值得一战的东西的，艾迪。”

我双手掩面。我需要黑暗、片刻的宁静，以及再来一杯该死的——

“你的咖啡。”丹尼斯说。

我用手指抚过脸颊，睁开眼睛，看见所有人都在盯着我。我不愿接手这个案子，还有另一个原因。

“睡魔还在逍遥法外。如果我们插手，就离那个疯子更近一步了。那样会有风险——”

“我们都明白风险的存在，但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针对我们，”她说，“毕竟我们是在救他的妻子。最大的风险是，如果我们无法证明她无罪，媒体就会对我们的律所大肆抨击。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就是又一名女性受害者因我们而得到公正。你知道，这对我意义重大。”

凯特打断了我，我能看到她眼中的热情——她想要接手这个案子。自从我们成为合伙人以来，凯特一直致力于为职场上遭受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在上一家律所工作时，凯特曾遭到同一业务组合伙人的不当骚扰，自那时起，她便致力于打击那些“厌女”的雇主。那些案件对她而言具有个人意义：她每帮助一名女性，都不仅仅是在为那个人伸张正义，同时也是在疗愈受到伤害且至今尚未完全愈合的那一部分自己。

我点点头。

“那就听听他的说法吧。”凯特说。

“好吧，让他进来。”

丹尼斯请那人进来。我的办公室不算特别大，所以现在略显拥挤。他脸上仍是那种表情——一个陷入困境、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的表情。我把手伸向胸口，摸到了佩戴在衬衫上的圣克里斯多福纪念章[一种常见的宗教护身符，多被天主教信徒佩戴。圣克里斯多福是旅行者的守护圣人，因此相应纪念章或吊坠常被旅行者佩戴，以求旅途平安。]。

落座的奥托勉强挤出一丝微笑。他需要我们，但他仍觉得自己应该说服我接手这个案子。自我介绍了一番后，他接着说：“恭喜您，弗林先生，您现在接手了全美国关注度最高的谋杀案审判。”

“我不想失礼，”我说，“但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陌生。我猜我的同事们预料到我会有所抵触了。首先，除非我相信客户是无辜的，否则我不会接手案件。我以前栽过跟头，不需要再有更多心魔。其次，我是个疑心重的人。我还是没弄明白，你为什么会把这个案子转给其他律师事务所。我认识的一些律师，他们为了这样的案子甚至可能六亲不认。”

奥托交叉起长腿，面带微笑地说：“我可以给您不止一个理由来接受这个提议。我的客户，对不起，应该是您的客户，愿意给你们律所200万个理由。此案的代理费是300万美金，我拿走三分之一，作为前期准备工作的报酬，剩下的归你们。所以，成交吗？”

这个数字让凯特双眼放光。这就是那种大案子，是全国最热门的案件，有着大多数律师只能幻想的巨额报酬。这是个一生难得一遇的案件，是个我们都在追寻的那种案子，是个能够成就我们职业生涯的案子。对我们律所来说，这就像是中了彩票，只有傻瓜才会拒绝。

所以，我回答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