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部的门口挤满了担架和警察，是不是发生什么大型事故了？我坐着候诊，离我不远就是一台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年轻男性。一名女性就陪在他身边，一直轻抚他的脑袋。这一天，天气非常寒冷。

我去分诊台讲了一下自己的症状，对方马上给我测了体温。39.4摄氏度。测完体温我就去等待室的椅子上坐着等待叫号。坐着对我来说其实很困难，我很想躺下来，但这儿并没有能让我横躺的空间。

前天S开始咳嗽，于是没有去上日托。昨天，丈夫也说身体很疲乏。而正在接受化疗的我状态也不好。我的免疫力越来越差，轻易就会被传染病毒。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感染啊，为此，我还戴了两层口罩，反反复复地洗手、漱口。可是，我实在无法离开S。

一早起床时我就察觉到自己可能是发烧了。这种隐隐的不祥的预感愈演愈烈，我感觉自己的体温越来越高了，还出现了严重的恶寒。我把暖气开到最大，整个人都钻进厚被子里，可是身体还是止不住地打寒战。我给癌症中心的急救热线打电话，可是完全没人接。我在电话留言里讲了一下自己目前的症状，然后躺在床上进入意识朦胧的状态。后来，急救热线给我回了电话，让我赶紧来急诊。于是丈夫开车把我送去了急诊。

按目前状况，我其实早做好了要等好几个小时的心理准备，所以排到我的时间还算比较早的。可能是因为我对分诊台讲明了自己目前正在接受化疗的情况，于是就得到了优先处理的机会吧。于是，我被直接带去单独的房间，换上了病号服。在此期间，我仍旧无法控制恶寒，整个身体都很疼。尤其是嗓子，如刀割般难忍。护士给我拿了泰诺，可我的嗓子疼到连吞咽药片都觉得费力，药物起效后虽然不再感到恶寒，可是嗓子疼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我还照了胸片，做了血检。躺在床上时，我手指上还夹了脉搏血氧计。能听到“哔——哔——”的有节奏的电子音。因为有疫情，所以我做了鼻拭子。长长的棉棒戳进了鼻腔深处，我顿时疼出了眼泪。

典子给我送来了手机充电器、水果、糖和书。但护士不让我走出房间，所以我没能见到她。我告诉护士自己想去趟洗手间，护士告诉我：“就在这屋里解决。”房间里有一个坐垫部分开了个洞的轮椅一样的东西。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用来干什么的，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个椅子下面摆了一个桶。我只能在椅子上小解，尿液流进桶里，又飞溅起来，沾到了屁股上。

那天一直到晚上我才见到了医生。胸片显示无异常。血检显示我的白细胞数值极低，不过医生说这可能是化疗的原因。新冠检测的结果还未从检测机构那边返回来，如果结果是阳性，那就必须采取一些特别手段了。最终等到结果通知的时间是夜里10点52分。结果是发送到我手机上的。阳性。看到那行字的时候，我已经连绝望的力气都没有了（丈夫和S在我逗留急救部门期间也接受了检测，他们俩也都是阳性）。

无论吃多少泰诺，嗓子火烧火燎的疼痛感都无法消除。我感觉自己的扁桃体肿到压迫了整个喉咙，简直连呼吸都困难。我反复出现恐慌发作，胸口仿佛被重重挤压，无论怎么拼命想要呼吸，肺里都吸不进一点点氧气。好几次想大喊，可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就算按了呼叫铃，护士那边似乎也因为太忙碌，很少会过来。我手指上的脉搏血氧计显示我的血氧指标很正常，也一直在发出规律的电子音。只要护士确认血氧计数值正常，就会认定我不要紧。

“所以，很遗憾，我们也没有什么能为你做的了。”

我已经接受了15次化疗，只剩最后一次了。

今年的新年前后这段日子，我过得很安稳。阿站已经彻底恢复健康了，除了愈后检查，这场病没有再继续影响他的情绪。之前遭遇事故的车辆也修理好了。丈夫的胆结石问题暂时得到了控制，S自从那次跑了趟急诊之后就再没有发过烧，耳朵也没有疼过。现在每天都和雷米一起玩儿到精疲力尽。

新年伊始，我和典子、智绘里一家，还有在UBC做素粒子物理学研究的马科斯一家一起去滑雪了。我对自己的体力没什么信心，所以没有实际上场去滑。就待在滑雪小屋里读了《三体》。还和典子他们领回来的小狗麦洛和特雷尔一起散步，一起在床上午睡。到了晚上，我们几家围坐在餐桌边，欣赏马科斯的弹唱，或者开心地讨论着宇宙的话题。孩子们会戴着黑色帽子，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步。去年还不会滑雪的S今年终于会滑了，满脸都写着成就感和自信。他还说不想住我们的那间小屋，而是想去和小空、浩介住一起，实际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化疗虽然会产生副作用，但因为有两周的间隔，所以熬过第一周之后会慢慢舒服一些（然后等身体好受了，又马上到下一轮化疗的时候了）。我也习惯自己给自己注射非格司亭了。我还会坚持比走路都慢的慢跑，而且在跑的时候被无数后来者超过去。在家里动不动就要歇一歇的日子，我也习惯了。我的心仿佛飘荡在低空，很安宁，很沉静。

就是在这当口，我感染了新冠。

在得知罹患乳腺癌以来，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是我？”

迄今为止，我曾想过无数次“怎么是我？”，可是，我从没想过“为什么是我？”。这里面的“为什么”，往往会含有一丝“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我？”的意思。而这往往会让我们对这种想法，以及这么想的自己产生强烈的自我厌恶感。所幸，得知自己患癌的时候，我丝毫没这么想过。我当时只觉得“好在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我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高兴我最爱的人没有遭遇这种事。

可是，当我身处急救单间里时，我终于忍不住想：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这种事竟发生在我身上？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躺在病房里，我满心恐惧，害怕下一次恐慌发作袭来，害怕下一秒，我就又不能呼吸了。所以我决定全神贯注地聆听自己的心跳声。可是，一旦开始关注心跳，偶尔的几次不自然的心跳加速声又会让我开始恐惧。有时我会感觉一阵意识模糊，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睡意袭来，还是此外的什么东西在接近我。

医生告诉我，目前新冠没有什么特效药。觉得疼，就吃泰诺。然后就只能硬着头皮等待痊愈。

从一大早起我就什么都没吃。肚子空空，可因为嗓子太痛了，我实在没勇气吃下任何东西。只能在泰诺还有效的时间里嚼一块随身带的日本制梅子味口香糖。我拆了一块，放进嘴里。然后立刻又塞了一块进嘴里。最终，我一口气把整包梅子口香糖全塞进了嘴里。嘴巴里塞满了口香糖，我用力嚼着，嚼着，一边哭一边嚼。嚼到下巴又酸又痛，我把口香糖吐在了纸巾上，又把嘴巴里残留的唾液吐进了简易马桶里。

那个马桶之中，还残留着我的排泄物。

1月13日

求求了，饶了我吧。

第二天离开医院时，我依然烧得厉害。

跑来医院接我的丈夫见我的状态竟然比昨天还差，吃了一惊。我浑身都在抖，除了口香糖什么都没吃。

回到家后，我连外套都没脱就一头倒在了床上。丈夫把暖气开到了最足，把所有被子都盖到了我身上，即便如此，我还是抖个不停。我知道自己必须得吃点泰诺了，可我甚至连爬出被子去拿药的力气都没有。最终，我用尽所有力气，才终于把泰诺吃了下去。可嗓子的疼痛感依然没有消失。

转天，我还得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再去趟医院。虽然新冠没有特效药，但化疗期间免疫力会下降得很厉害，为了防止新冠病情恶化，我必须接受一种叫作索托维单抗的新药的点滴治疗。关于这种药，医生和护士纷纷反复强调它“真的真的非常昂贵”。

因为我是新冠阳性，所以医院是没法随随便便让我进去的。我戴了两层口罩，在医院门口等待护士来接。她带着我步行去病房。因为药物的效果，我总算退烧了，但嗓子还是很痛，脑子也昏昏沉沉的。

病房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女性。看她头发很浓密，应该不是接受化疗的人。不过可能是有什么免疫系统的疾病吧。

“你是中国人吗？”

她问我。听说我是日本人，她露出一个失望的表情。我非常理解她的感受。人在不安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听到母语。听说是她儿子一直把她送到医院门口，但是医院不让家属进来，所以她就只能在这儿独自等着。

“我觉得不用来的，可是我儿子说得看医生，于是就来了。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药的。”

对方一个劲儿地重复着这几句话。而且她好像还有点耳背，必须提高嗓门和她说话，她才能听懂。可我嗓子实在太痛了，很难放大声音说话。

我们两人都是手腕上扎着点滴针头的状态，等待索托维单抗到场。因为这种药实在太贵了，绝对不能浪费，所以要保持万事俱备的状态才能拿药。我们等了30分钟，药总算拉来了。看着那个输液袋里装着透明的药液，感觉好像也没什么特征，更搞不清有什么特别之处。院方简单讲解了这种药可能会产生想吐或者过敏休克的副作用，不过这个副作用是短期的，长期来看又会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就不太清楚了（其实新冠的疫苗也是同理）。

当然，选择权在我。我可以拒绝使用这个药。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因为化疗和新冠而衰弱不堪，除了依靠这种新药，实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而我只希望自己能顺利地把化疗做完。

如果化疗顺利结束，那么就预定在2月末做手术。最后一次化疗后要稍微恢复恢复体力，所以空出四个星期左右再做手术会比较合理。化疗时间后推，手术时间也会自动延后。一旦后推，就不确定具体哪一天进行手术了。

我仍然记得之前听过的那个广播新闻。因为新冠疫情，医生、护士人手不足，有一位男性的手术遭延迟，在等待过程中，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就算完成了化疗，也并不意味着身体里的癌细胞就全被消灭了。在手术延迟的等待之中，肿瘤可能会再次变大。人在身心脆弱的时候，总是会想些有的没的。明明都还没做手术，但我这段日子总是会做些术后复发的噩梦。

这一次打点滴大概花了30分钟。也就是说，我和那位老妇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在此期间，她一直在和我聊天。

“这个药究竟是啥呢？”

“谁是咱们的护士呢？”

“在这儿搞这些，感觉好傻。”

途中，我放弃了回答她的提问。不时地，她会定定地盯着我看好久好久，然后大大地叹一口气。

打完点滴，我们还要再在屋里待五分钟。这个病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们两人的手被一遍又一遍地消毒，已经被擦得惨不忍睹。我很想把自己的护手霜借她用，可我根本没力气再做任何事了。

五分钟结束，她喊来了护士。

“谁来带我去找我儿子啊？”

过来的是负责其他病房的护士，那护士说她没办法帮忙。负责我们这个病房的护士之前说：“点滴打完之后自己用纱布按住针眼，过五分钟后就可以回去了。”但这个护士跑去哪儿了呢？我们都不知道。

于是，老妇盯着我看了会儿，问道：

“能帮我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吗？”

她好像没有带手机。我掏出自己的手机，请她把她儿子的电话号码背了一遍，拨出了电话，铃音只响了一声，对方立马接了起来。

“我们打完点滴了，我可以陪您母亲一起走到医院门口。”

听我这样说，对方在电话里连连道谢。我挂断电话，见她第一次露出了笑脸。那笑容令我忍不住想象她少女时的模样。

来的时候明明是护士带着的，回去时却只剩我们自己寻找出口。我们两个新冠病人彼此紧拉着打过点滴、被摧残得十分凄惨的手，缓缓走在长长的走廊上。她的腿脚好像不大好，走路时的仪态却非常端庄。

“这么大的医院，很容易迷路的。”

她说。的确，这医院特别大。估计会有一些新冠病人在这儿迷路，到处寻找出口吧。无论哪家医院，都长期面临着护士人手不足的问题。

“多亏有你在呀。”

她说。

“也多亏有你呢。”

我回答。

走出医院大门，就看到她的儿子一脸担忧地等在外面。他又不住地对我感谢了一通，然后拥抱了他的母亲。我们可都是新冠病人欸，这样近距离接触不要紧吗？我本来想问，但转念一想，他也有可能已经阳了。

丈夫和S看上去状态都不错。听说奥密克戎导致的症状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甚至属于无症状感染。而且，就算是阳性，也依然需要他们来医院把我接回去才行啊。

老妇很不开心地坐进车里，对我挥手道别。我也对她挥了挥手，坐进丈夫车里回了家。

我躺在床上休息，突然发现自己左眼一侧的边缘出现了一些闪光。

每当要开始偏头痛，我总会事先看到这种闪光。那个光很长，还一下一下地扭动着。有点像花花绿绿的龙。可是，这一回它的模样却好似雪花。那雪花不住地变换着色彩，静静地打着旋，非常漂亮。

时隔许久，我再次拜访了朱利安。发烧问题和嗓子疼痛的问题已经解决，体力也恢复了不少。可是味觉始终没能恢复。因为不想看到什么比较负面的信息，所以我就只是在网络上搜索奥密克戎毒株可能造成的症状。

我把自己请针灸师扎了扎穴位来缓解偏头痛的事，还有味觉尚未恢复的事，以及身体有些沉重的事都告诉了朱利安。朱利安为我开了新的处方，又说了一声“你稍等一下哦”，随后从厨房拿了一只杯子过来。杯子里是柚子茶。

“喝一口试试？”

我啜饮一口。柚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瞬间在口腔之中扩散开来，我吃了一惊。

“好喝！”

我不假思索地惊叹道。朱利安笑了。

“你的味觉会一点点恢复哦。”

在回家的路上，我顺路去了一趟韩国超市，买了柚子果酱。回去之后，我挖了满满一大勺，用热水冲泡开。尽情感受着那种“美味”，并为此感动不已。我在一天里喝了好几次柚子茶。之后的好几天，我还是只能尝到这个柚子茶的味道，但慢慢地，我也逐渐能尝到其他食物的味道了。一个星期之后，我的味觉就彻底恢复了。

1月24日

我读到了一条关于阿富汗的新闻。那是关于一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女儿的事。自塔利班控制阿富汗起，生活越来越艰难，难以为继。所以这一家决定以大约11万日元的价格把长女那扎宁卖掉。不过这件事被支援团体知道后，给予了她们援助，长女也免于被卖掉的厄运。衷心祈祷她们以后能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五个人。

最后一次化疗被取消了。

“距离手术也没有几天了，你得了新冠，也没什么体力。所以我们决定跳过最后一次化疗。而且，加奈子你的化疗成效很好。”

罗纳尔多医生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挂断电话后，我迷迷瞪瞪地呆坐了一会儿，然后哭了起来。因为很高兴。也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化疗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压力。

我原本觉得自己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体面地完成了一次次的化疗。实际上，这整个过程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辛……才对。可是，还剩一次，最后一次的化疗，又的确在我脑海深处投下一片阴霾。

常有人问我，化疗过程中哪方面最让人难受？虽然化疗会产生很多让人难受的副作用，会恶心，会有口腔炎症，会便秘等。但我的确挑不出哪一个是最难受的。不过，在治疗期间（我的化疗时长4个月），没有一天是很舒服轻松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受。当然，这4个月里的确也会有身体状态还不错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还能慢跑，甚至锻炼锻炼肌肉。能和朋友吃个饭，和小孩子一起玩耍，某些瞬间，我可能会短暂地忘记自己已经得了癌症。可是，每次做完这些，我都会累得筋疲力尽。我必须睡很长时间的午觉，光是洗个澡都累得动弹不得。尤其是在经历了一些开心事之后，那种疲劳感更是令人难受。因为那会提醒我：你的身体已经和之前截然不同了。

吃不下朋友们做的美味佳肴，我也会很难受。朋友们明明为了我和我家人，送来好多营养均衡的美味，可我有时候却只能吃下杯面和薯片一类的垃圾食品。一直到最后我也搞不清楚原因，但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和害喜有点像。总想吃点什么，不然就会恶心。可那个食物还不能是有益身体健康的类型，而且，就算吃下去，那种恶心的感觉也丝毫没能消除。我会吃杯面，吃薯片，甚至大半夜起床去厨房找吃的。即便如此，我的体重还是不断地下跌。得了新冠之后，我有一次洗澡前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的身体，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身上的骨头都突起来了，大腿和屁股上的肉也全没了，整个人薄得像纸片。

不过，对我来说，面容的变化倒没让我感到太难受。脸色虽然难看，但我也没涂过粉底液。手指发黑，我也不会涂指甲油。我出门始终戴着一顶毛线帽，与其说是遮挡我的脑袋，不如说就是单纯觉得好冷。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就在海边摘下帽子晒太阳。像这样能让头皮直接接触阳光的机会可不多呢，我得好好珍惜。周围的人并不会对我指指点点，也没人会盯着我看。就算偶尔和路人对上视线，对方也顶多报以微笑。

有一次，我在画具店和护士打电话，商量下一次化疗的时间。等我挂了电话，收银的男性对我说：

“不好意思，我听到了您电话里讲的内容，请问您现在是在接受化疗吗？”

“是的。”

我回答他。

“您真的很勇敢。”

随后，他为我本来要买的素描本和画笔都免单了。我特别开心，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护士克里斯汀（就是那个穿艳粉色匡威，性格很好的护士）。于是她说：

“太好啦！不过，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加奈子就是比任何人都勇敢，是骁勇善战的英雄！”

然后她又补充道：

“早知道会给免单，咱们就选点儿更贵的东西好了。”

我有一个名叫科尼的前辈，也曾患过乳腺癌。她是早我一年被诊断患癌的，在我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她的治疗已经结束了。是阿曼达介绍我们认识的。科尼是一位温和又体贴，同时很有能量的女性，所以我一见到她就喜欢上了她。我们时常找些由头聚一下，比如一起吃个饭、喝杯咖啡一类的。

“大家不是都会夸我们很勇敢吗？”

有一次，科尼说。

“我呢，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勇敢。因为这不是我自己主动选的路啊。”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想法一样，这令我感到很开心。

“我懂你！我也不觉得自己很勇敢，只觉得事出无奈，只能如此，对吧？”

“没错。”

当时我们就坐在一家名叫Simit Bakery的土耳其咖啡馆里。我点了一杯拿铁，科尼则说着“难得来这家店”，点了杯土耳其咖啡。这家店的贝果很受好评，于是我们各点了一种贝果，撕成小块品尝。我点的那枚贝果上面撒满了芝麻，口感软糯，特别好吃。我又继续说道：

“其实要说害怕，我是真的特别害怕。与其说是克服了恐惧，不如说只能一边认可恐惧的存在，一边坚持下去吧。”

关于“恐惧”，尼日利亚作家、社会活动家鲁维·阿贾伊是这么说的：

“‘无畏’和‘不会恐惧’是两码事。‘无畏’意味着恐惧不会削减我们该去做的那些事。它会让我们一边体会着‘恐惧’，一边向前进。”

我们，不，至少我自己是一点都不勇敢的。我害怕很多事，我总是战战兢兢。可我想活下去，所以我愿意坚持治疗。无论是自己给自己注射非格司亭，还是打索托维单抗，都是因为我怕死怕得狼狈。因为我想活着，无论如何都想活下去。

在作家王鸥行的作品《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中，主人公小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小狗祖母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可他仍旧不愿放弃，依然在坚持照顾着她。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勇气和献身，只是因为人类“就是如此”而已。

我把其中“祖母”的部分替换成了“我自己”。无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中，我都希望能尽全力维持自己的生命。而这并非出于勇敢和献身，它仅仅是一种冲动（所以，能下定决心斩断这种冲动的人，他们的勇气也是难以估量的）。

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会对我们说“你很勇敢”，而且会为我们还活着这件事献上祝福。我为此而感到高兴。所以我也从不会犹豫，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把自己的秃头展示给大家。

“有时候啊，我觉得自己打‘我得了癌症’牌还打得有点太多了呢。”

科尼说。她以前是个工作狂。自从患癌，她就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丈夫一边供养着两个孩子和科尼，一边还会做家务和烹饪美味料理。

即便是在化疗期间，科尼也在坚持慢跑。我们约见的地方无论多远，她都一定骑着自行车赴约。这段日子她报了滑雪课程，正为学会了向后滑行而雀跃不已。她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积极性格使然，一方面，也和接受治疗后发生的某件事有关。

最后一次化疗结束之后，她突然觉得有些寂寞。此前她一直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克服癌症”。每天都在和副作用战斗，和未知的疲劳对峙，和医生、护士团结一心地去努力达成那个目标。当所有治疗都结束后，她虽然很高兴，但同时也会思索：“接下来我要以什么为目标去活？”听到她这个问题时我还在接受化疗，于是我说：

“就只是活下去，不是就很好了吗？”

听我这样讲，她回答：

“话说得没错啦，但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吧，我需要一个目标，活着的目标。”

所以，报滑雪课程，也算是这目标的一环。

“原本做不到的东西一点点能做到了，这会让我感到很开心。”

此外，她还开始写作了。

“我想写小说，但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做，总之，我给自己定了目标，每天都得写点什么。”

“这样做真的很棒。”

我脱口称赞道。

我自己在治疗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坚持写东西。小说、随笔、日记。书写可以帮助我整理自己的思维，也能帮助我去发现自己意料之外的想法。在书写的过程中，我有时还会忘记自己正在接受癌症治疗（不可思议的是，在写一个关于罹患癌症的女性的小说时我偶尔也会忘记）。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救赎，但至少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绝对有必要的一种行为。

还有一个毋庸置疑地拯救了我的行为，就是阅读。小说、散文、报道、诗歌，我阅读了各种体裁的文字。为了同时学习英语，我读了英文小说。我跨过了“读不懂”的障碍，一头钻进了文字之中。我尽最大所能，把能找到的艾丽芙·沙法克的作品全都找来了。读到瓦莱里娅·路易塞利的作品Lost Children Archive的最后一章时，我屏气凝神，几乎一动都不能动。读凯利·里德（Kiley Reid）的作品Such a Fun Age的时候，我被逗得哧哧直笑，不过有时又觉得心里好似被针扎一般。读罗克珊·盖伊的作品《饥饿》令我感到悲痛不止，甚至中途要停下好几次，才最终读完它。

谈到读书，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这样说过：

“那就仿佛走进了一个漆黑的房间，手中举着一盏明灯。光明照亮了早已存在在那儿的一切。”

威廉·福克纳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文学，就好似在深夜的荒野之中擦亮的一根火柴。一根火柴的光亮是微弱的，但我们能凭它去意识到周围有多么黑暗。”

读过书后，我也感受到了福克纳所说的“黑暗”。故事自身散发的光芒无疑拯救了我。但是帮助我注意到了自己所沉浸的黑暗，这也一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强有力地拯救了我。这黑暗应该是顽固的、深刻的，它应该已经伴随我许久了。可是，当我窥视那似乎从未见过的、全新的黑暗时，我发现就连我自己都是崭新的。我不禁自问：我在这儿思考着些什么？我是谁？我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感觉和冥想比较相似。

在典子的推荐下，我一直坚持冥想。

入睡前，我会花十分钟（五分钟也好）的时间来深呼吸，并静观我自己。

就这么在冥想中逐渐睡着是很好的。比较麻烦的是脑子开始不停思索接下来必须做的事，还有复盘内心各种小疙瘩，导致完全无法集中精神的情况。不过，也不知从哪天开始，这种“无法集中精神的感觉”甚至也开始被我看作是能够观察到“全新的自己”了。类似：哎呀，我现在无法集中精神欸；啊，又有新的不安冒出来了呢。又来？加奈子你的不安可真多呀……一类的感觉。

我所静观的大抵都是我内在的恐惧。这种恐惧真的会非常非常频繁地出现。比如，倘若我某天非常生气，我便静观自己的情绪，当我逐渐将这种情绪条分缕析地拆解，最后出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恐惧。虽然有些感情乍一看是离恐怖很远的愤怒或恼火，但依然可以断言——恐惧才是它们的发端。

恐惧没有形态。那种没有实体的块垒将我附身，有时候，就连恐惧本身都仿佛在害怕些什么。于是，我开始怜悯恐惧。那长期寄生在我身体里，成为我情感发端的恐惧，完全是我制造了它。我是恐惧之母，恐惧之父，恐惧之友。于是我拥紧了我的恐惧。这被制造出来的、长期折磨我的恐惧，只有现在的我才能将它当作独属于我一人的东西，只有现在的我，才能紧紧拥抱它。

手术日定下来了。

我和马莱卡见了面，听了一下手术概要，她一直在强调：

“手术前一定要充分恢复体力，总之要尽量多吃点东西哦。”

听到她这么说，我想着得让自己孱弱的身体尽量长点肌肉，于是又做起了肌肉锻炼。胸肌的存在尤为重要。肌肉越多，手术后就恢复得越快。于是我选择了一些主要锻炼胸肌的练习，有空的话还会做俯卧撑。

已经不用化疗了。这令我感到心情爽朗。那种好似害喜一样的症状消除了，我的身体也变得能够接受美味饭菜，能吃下很多东西了。我的体重在逐渐恢复，也不再受腹泻和便秘困扰了。

头发已经长出来了（朋友还笑我说“连发根都是急性子”）。鼻毛长了出来，所以鼻腔里会存好多鼻屎的问题也解决了。阴毛也长出来了，性器官不再有异味了。长出来的毛发不会再脱落了，好不容易养出来的肌肉，也不会再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不过，这场手术也绝对会令我永远失去某样东西，那就是我的双乳。

虽然癌细胞集中在我右侧的乳房中，但考虑到我携带BRCA2变异基因，所以一旦复发，转移到左胸的概率相当高。为了预防，医生建议我切除两侧乳房，以后最好还能将卵巢也切除掉。

我对切除乳房没什么抵触心。生下S之后，我这对乳房曾免费提供了那么多的母乳。等哺乳期结束，乳房也彻底瘪了下去。那时候我已经有一种“我的乳房完成使命了”的感觉。我真的受了它太多照顾了，已经足够了。

医生告诉我，在切除乳房的同时还能再建。在胸部加入假体，也就是同时进行整形手术的意思。我对再建的事情表现得毫不积极。虽然说是“同时再建”，但需要先在胸部放入乳房扩张器，实际装入假体要等到好几个月之后才行。一想到还要再做一回手术我就感觉麻烦得要命。而且一旦做了整形，从此以后就得不断维护假体。而且激烈的运动还可能导致假体破裂，这一点也让我感到非常担忧（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出现）。所以我认定自己并不适合再做重建。

于是我告诉马莱卡，自己不准备做再建手术了。做出这个决定也并不算艰难。不过，当我听到她接下来的这句话时，却感到有些迷茫了。

她说：

“以后你说不定会改变想法，重建胸部呢，为了到时候可能会产生的需要，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也可以保留乳头部分哦。”

的确，我现在还不清楚几年之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想法。就好像在几年前，我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患癌一样。

不过，在和马莱卡聊过之后，我立刻做出了决定。因为我又和向我讲解术后各种问题的护士伊斯梅拉尔达聊了聊。她也曾患乳腺癌，而且为她做左胸切除手术的正是马莱卡。

“马莱卡医生的技术特别棒呢！”

伊斯梅拉尔达说。她穿着蓝色的护士服，看上去是个特别靠谱的人。

于是，多年的经验和自信开始令我情绪高涨起来。我偶尔会遇到那种在初次见面的瞬间就很想拥抱一下的人，伊斯梅拉尔达就属于这种类别。

“加奈子你要做再建吗？”

“嗯，我不准备再建了。不过我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留下乳头。”

“乳头？为啥？”

“因为……我虽然现在不想再建，但为了将来可能改主意想再建胸部的需要，有办法现在先保留乳头……”

听我说完这句话，她大睁着双眼问：

“乳头这东西，我们需要吗？”

她的问题令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确实，乳头究竟是什么呢？我开始思考。人们一般会从性的角度去认识乳头，然后呢？它往往会被当成只有女性才拥有的东西。但事实上，男性也有乳头。可是，往往只有女性不得不严格地遮挡住乳头。女性穿了会透出乳头的服装就要遭受批判和揶揄。

我的胸部非常小，小到不穿胸衣都没关系。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穿着胸衣，目的基本和乳房本身没关系，大抵只是为了挡住乳头。因为我一直认为不包住乳头（就算有衣服挡住）是不行的。可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平时一直要被迫挡住它，却又存在一个“可以想办法保留乳头”的选项呢？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会觉得没有乳头就很不自然呢？

因为有了乳头，乳房看上去才像真的。有些人因为肿瘤的位置导致不得不将乳头也切除，所以她们术后甚至还会在乳头的位置文一个乳头的花纹。我看过某个文身师的此类作品，文得非常出色，那些乳头简直能以假乱真。

可是，能说没有乳头的状态，就是虚假的吗？

“当然，决定权在加奈子你手上啦。”

伊斯梅拉尔达说完，卷起自己的护士服，把她的伤疤展示给我看。她的左胸没有做再建，只留下一道非常平整的线。她说得没错，一看这个痕迹就知道，马莱卡的水平很高。她没有了乳头，皮肤上还有不少黑色的痕迹，但非常光滑。那不是什么伪造品，那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换，仅属于她自己的胸部。虽然我的表达略显凌乱，但一言以蔽之，我觉得非常好看。

“这个状态对我来说是100%满足了！”

她说。她只切除了左胸，而且还切掉了比较大的一部分胸部，这导致她两边胸部很不平衡，所以得在左边的胸衣里塞上硅胶垫。

“加奈子是两边胸部都做切除对吧？那样的话很平衡欸！要是遇到参加派对一类需要展示成熟女性线条的情况，你可以随意选择喜欢的硅胶垫哦。”

和她聊过后，我意识到失去乳房和乳头，好像和我从今往后的生活并无任何关系（没错，那种感觉就好像在讨论假睫毛一样）。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状态，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生活。无论从这副身体上切除些什么，还是添加些什么，只要身体还是我们自己的身体，那它就是真的。我们这副真真正正的身体，不该由任何人去评判指点。为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依然活出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我需要仔细聆听，聆听只属于我自己的愿望。而我的愿望告诉我：你已经不再需要乳房和乳头了。

木兰花的花蕾已经长满了枝头。

花蕾是杏仁形状的，还生着软绵绵的灰色茸毛。模样介于毛毛虫和小猫咪之间，非常可爱。低头看地面，会发现雪莲花开始发出嫩芽了。天气尚寒，雨还在连绵不绝地下着，但是春天的脚步的确近了。

我在zoom上接受了术后引流管护理的讲习。

在接受乳腺癌的切除手术后，伤口部位会接一根管子，管子一头装着排放袋，用来接盛从伤口流出来的渗出液和血液。等到液体量变少，就可以去掉引流管。在日本，去掉引流管就意味着可以出院了。也就是说，刚做完手术当然是要住院的。但在加拿大情况却不一样。至少温哥华不一样。这个手术当天做完就可以回家。当时我听护士说完，忍不住笑了。

“那个，这可是把两边胸部全都切掉了欸，也是手术当天就回家吗？”

“对哟。”

“啊哈哈哈。”

我看了发给我的那张日程表，预计手术开始时间是12点，出院的时间是15点15分。那个……怎么还有零有整？这个15分是咋回事？紧接着我又意识到：不对头，这不是吐槽的重点！我简直怀疑自己看错了：从开始做两侧乳房全切的手术到出院只有三个小时？

既然当天就出院，那引流管护理就必须得我自己来做了。我在zoom上听了一下相关讲解。原本应该去医院实际听护士说明的，但因为新冠，就改成了线上。

我按照预定的时间上了zoom，眼前已经有好几位女性等在那里了。我们在屏幕前简单打过招呼，就开始等待护士上线。听讲的人里有几个人头上扎了发巾，有几个人毛发挺浓密的。看上去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人种也是多种多样，不过，大家都是乳腺癌患者。出现在屏幕前的这些人，全都曾熬过被告知患癌的那一晚。单是想到这一点，我就产生了一种超越屏幕的团结感。

很快，护士霍利出现了。打了一圈招呼，确认出席人数后，就立刻进入了说明流程。每隔8个小时，就要用量杯计算一下从那个圆圆的排放袋中倒出来的液体，并且记录下来。一般低于30毫升，就可以拔掉引流管了。我开始哆嗦起来：该不会，拔管也要我自己来？不过毕竟是引流管，这个还是得让护士来拔的。

“术后不可以压到有引流管的那一侧哦。睡觉要侧向反方向。有的患者会切除一部分淋巴结，所以胳膊可能会麻，建议在有伤口的那一侧垫个软靠垫，把胳膊靠在靠垫上睡会比较舒服。”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问道：

“请问，我是两边乳房都切除，这该怎么办呢？”

霍利“嗯……”地沉吟半晌，然后回答：

“那就暂时别翻身了。”

也是哦。我想。

几天后又要上zoom听讲了。这次是关于手术后的康复训练。这一次的说明会气氛要比上一次放松一些。护士谢恩偶尔开开玩笑，我们所有人都被逗笑了。

都到这一步了，也只能笑了。既然要做觉悟，至少得笑着做觉悟啊。

“做完手术当天就要尽量动一动，术后恢复就得多动。”

谢恩说。手术当天就能做的运动（说是运动，其实也只是上下提肩，或者左右转动脖子一类的）。从刚手术完，到取掉引流管、开始真正的运动为止，我们接受了一系列的运动训练指导。比较令我震惊的是，护士告诉我们术后刚开始那几天，运动前要先吃止痛用的泰诺。也就是说，就算要吃止痛药，也最好能尽量运动。听说最近对闪了腰的病人也不建议静养，而是尽量运动才恢复得更快。看来，我们的身体的自愈能力要比我们想象的更高。

话说回来，自打来到温哥华，我真的不知道听到多少次“泰诺”了。无论是预约后就能去的诊所，还是要等待好几个小时的急救医院，我总会听到“把泰诺吃了”这句话。自然，药局里也摆了五花八门的泰诺。不过实际上，它们都是如假包换的止痛药（还有人会在文身之前也吃泰诺）。

或许是想法太古板，对药物还有戒心吧，每次吃泰诺我都忍不住心里嘀咕：“吃效果这么立竿见影的药，是不是不太好啊？”尤其是在得了新冠的时候，护士给我的是超级强效的泰诺（药片超级大，而且是大红色的），吃完之后脑袋里一片白茫茫的，整个身子都好似飘起来了一样。可就算是这么猛的一剂药，对喉咙的疼痛还是毫不起效，可见得新冠有多难受。我家放药的架子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泰诺。小孩用的，大人用的，药效温和的，药效强劲的……总而言之，做完手术之后只要觉得痛，就吃泰诺。这是默认法则（关于这个泰诺，后续还发生了一些事）。

“咱们患者里有需要切淋巴结的吗？当天要做前哨淋巴结活检的病人。”

有好几个人举起手，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要在手术前接受检查，查看癌细胞是否转移到淋巴结。方法是在肿瘤周围注入色素，色素会通过淋巴管集中到淋巴结的位置。届时要切掉染上色素的淋巴结，在显微镜下观察是否出现转移。

接受活检，这当然没问题。但这个检查要从早上6点开始，这个我有点没辙。而且做这个检查的医院和我要做手术的医院还不是同一家，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说，我们要胸前染着蓝色墨水，开车转换“战场”。

如果要取掉淋巴结，那么可预测的后遗症是麻痹、肿胀、疼痛。其中尤其需要小心的是淋巴浮肿。淋巴的流动变差，淋巴液潴留，这会导致手脚浮肿。

把自己术后的美丽伤疤展示给我看的护士伊斯梅拉尔达，也把她淋巴浮肿的左手展示给我看了。她的左手涨得比她的右手大出了1.5倍。她说：

“不过我手部的感觉还都有，没问题！而且你看，我还是护士呢！扎针啊啥的完全可以！”

她可真是个帅气潇洒的人啊。

听完说明讲解后感到很遗憾的是，一旦切除了淋巴结，就不能再蒸桑拿或者蒸艾叶了。因为这些都会导致体温剧烈增高，这样会给淋巴带去太大的负担。我之前时不时就会跑去洋子家蒸艾叶。每次都蒸得大汗淋漓，令我忍不住惊叹：“人的身体里竟然会冒出这么多水啊！”而且，蒸艾叶冒出来的汗很清爽，一点异味都没有。蒸好之后整个身体暖洋洋的，那种温暖的感觉会持续三天。最开心的是，蒸这个还对我的慢性肩周炎和头痛很有帮助。

当然，如果能不切除淋巴结，肯定更好。但我之前接受活检时曾经检出过淋巴结转移的情况，所以为了预防，医生有极大可能会切除淋巴结。好恨啊！再也不能蒸艾叶了！

“话是这么说，血流和淋巴的流通都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运动！”

对我来说，把蒸艾叶换个角度的行动，就是柔术。在海边慢跑也很舒服，锻炼肌肉（虽然蛮辛苦的）也非常爽快。可是，要大量出汗，要体会到身体里的血液在快速顺畅地不断流通（而且是仅靠几分钟的对打练习），这样的运动，只有柔术才能做到。我问谢恩：

“那个，我听您说术后两周就可以正式做运动了？那柔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呢？”

“柔术？那是个什么运动？”

“就是不能踢，不能出拳，其他都行。被人骑到身上，或者骑到对方身上，勒住对手的脖子一类的……”

听我说到这儿，参加zoom会议的人都笑了。谢恩也笑了，然后她沉吟片刻回答：

“两个月，应该就可以了。”

我听到她的回答，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句：“绝对不可能啦。”

接受化疗期间，我偶尔也会跑去柔术道场。虽然什么都做不了，但我就是很想去看看大家练习对打的样子。每次去，贝尔纳德他们就会力气超大地拥抱我，以示欢迎。女性班级的阿绫和由依总会对我说：

“加奈子，你是个很强大的女性！”

看着班级里的同学在上课，我实在无法产生自己是强大女性的感觉。就在几个月前我还能做这么激烈的运动啊，真是不可思议。如今我的体力已大大下降，所以，很遗憾，怎么看我都不可能在术后两个月就重拾柔术。

道场上有小惠这样的前辈。小惠是随丈夫转岗来到温哥华的。这回算第二次暂留温哥华。她有两个孩子，小一点的那个叫阿渚的小孩在儿童班学习柔术。我带着S一起来上课的时候，阿渚总会陪S一起玩儿，她是个很强大，也很温柔的孩子。

小惠初中和高中都是学校柔道部的，所以早已经是柔道黑带。在这边的道场上她也是一路升级，转眼间已经是蓝带了。除柔术之外，她几乎每天都会去上泰拳课，我曾看到过她和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男性对手战斗的身姿，真是美得令人目眩。

小惠自从知道我患癌，就加入了我的Meal Train活动里。有一回她说自己在中东超市见到了生花生，于是从零开始做了一道花生豆腐。而且她还做过媲美甜品店的香蕉蛋糕，甚至用老面种做出了德式胚芽面包。

“我毕竟是专业主妇啦！”

小惠总是这么说。可我换位思考了一下，如果我是职业主妇的话，能做到这个程度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我还有个类似的朋友，她也是专业主妇，而且手腕高超，做出来的饭菜简直美味得难以置信。她就是奈绪。奈绪年轻时候是个所谓的“辣妹”。如今偶尔也能隐约看到她当年做“辣妹”时候的影子。我这个人呢，对辣妹简直喜欢得不得了。很多辣妹虽然看似轻佻，其实很懂礼貌，而且非常清楚自己的好恶，重情重义，行为端正。当然，其中或许也有我的主观意愿，可能我希望辣妹是我想的那样，于是硬把自己的理想往辣妹身上套了吧。不过，无论如何，奈绪的形象都完美地符合“我理想中的辣妹”。

奈绪是20来岁时在洛杉矶遇到了她的先生谢恩，两人还育有尼可和雷两个孩子。谢恩性格内敛且温柔。对于日本的文化和语言这方面，他的见地有时深刻准确到了让我这个日本人都大为佩服的地步。

尼可是个性格细腻温和的孩子，不过，他同时也很有冒险精神，2岁起就能玩滑板了。S也在大他一岁的尼可的指导下，把一直不敢滑的一个下坡道顺利挑战成功了。雷长了一头金色的鬈发，细长眼，性格比较特立独行。据说他1岁半就戒了尿布！今年虽然才3岁，但已经和尼可一样，开始挑战滑板呀单杠呀各种各样的运动。而且他很少哭。

奈绪为我带来的饭菜，每次都会仔仔细细地附上菜谱。慢炖芋头（里面还撒了一些柚子皮），码了满满蔬菜的什锦饭，用无麸质的春卷皮包的春卷，等等。有时她还会买一大份咸鱼子，做成酱油腌鱼子送给我。

小惠和奈绪都是我初次结交到的职业主妇朋友。

一旦开始当一名作家，我能接触到的人就比较有限了。基本是同行作家、编辑老师、设计老师或者摄影师，还有在对谈栏目遇到的一些音乐人、演员，也就是说，大家都是职场人士。仔细想来，我的高中同学和以前打工认识的朋友也都在工作，所以我的确是从来到温哥华起，才第一次和职业主妇成了朋友。

看着小惠和奈绪，我总忍不住想：“职业主妇这份工作竟然是没有报酬的，真的无法理解！”她们两人挂在嘴边的“我毕竟是专业主妇啦！”都是带着“我没有工作，所以做到这种程度也是理所当然啊”的意味在里面。可我总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她们真的比大多数人都努力认真地在工作啊。

的确，在温哥华做一名职业主妇（或者主夫）是很难的。房租和物价都在飙升，除非另一半的工资相当丰厚，否则夫妻一起工作才是常态。我明白她们对自己的丈夫心怀感激，可就算如此，我依然觉得她们所谓“做到这种程度也是理所当然”的想法并不成立。

我虽然没见过做职业主妇的加拿大人，但就我从同样在抚养孩子的朋友之中听到的看来，在众多国家的妈妈之中，日本的妈妈是把家务做得最完美的。很多妈妈给孩子准备的便当都是夹了黄油花生酱或者果酱的三明治，再配个苹果或者生的胡萝卜，加一份饼干，基本不会一大早就开伙。她们听说日本妈妈会在便当里塞上煮好的米饭捏成的饭团，还有鸡蛋卷和汉堡肉，个个都惊呼：“天啊，好疯狂！”对她们来说，那种花费大量时间心血做出来的卡通形象便当，肯定是外星球才会有的事吧。

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最初是把S送去了一个托管人数仅限两人的小日托班，经营这家日托班的是一个中国台湾籍加拿大人，名叫阿尼。当时才2岁的S在那儿和一个叫佐伊的女孩儿成了朋友。我们和佐伊的父母（布莱恩和基多）也成了朋友，到了夏天还会一起去露营。因为有佐伊这个好朋友，不知不觉间，S的英语发音变得比我们都要标准许多了。

迄今为止，阿尼见过无数小朋友的便当。她说，这些便当里，亚洲孩子的，尤其是日本孩子的便当和其他国家明显段位悬殊。阿尼曾和我讲过这么一件事，之前有一个加拿大家庭把他们的宝宝送来日托，结果那个孩子的便当盒里就只放了一个很硬的面包和一颗苹果。那个孩子咬了一口面包就不吃了，全都剩了下来。结果第二天，阿尼看了一眼那个孩子的便当盒，发现里面原封不动地摆着前一天咬了一口的面包。

“我看那孩子实在可怜，就给他做了饺子。”

说罢，阿尼又补充道：

“日本人做的便当营养均衡，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完美！可是，做这么一份便当很辛苦吧？”

的确很辛苦。每周的周日要先大量制作便当中的配菜，然后储存在冰箱里，而且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捏饭团。

阿尼的日托只能收3岁及以下的宝宝，所以S满3岁的那个夏天，就转去了新的日托机构。那家日托班是由一位名叫法提玛的伊朗女性经营的，在那儿，S遇到了自己最好的伙伴雷米。

和只有佐伊的阿尼的日托班相比，法提玛的日托班人数要多得多。当时S也逐渐萌发出了自我意识，所以我一开始还很担心他，怕他无法顺利融入新环境。但是，就在S去这家日托班的第一天，雷米就满脸笑容地将自己的玩具塞给了S。也正因为小伙伴的这一举动，S的心情彻底放松了下来。雷米和S的喜好非常相近，而且也会彼此影响。他们俩每天都会交换玩具玩儿，搞得都分不清哪个玩具是S的，哪个是雷米的了。

雷米的父母凯顿和利兹都是英国人，也是从伦敦搬来温哥华的。他们一家都很外向，同时又很酷。听说我患癌，雷米父母每周都会把S带去他们家帮忙照看。我身体还不错的时候，雷米也会来我家玩儿，这种状态一直到我治疗结束后依然持续着，星期三两个孩子在雷米家玩儿，星期五都在我家。

自从S开始去法提玛的日托班，便当盒就换成了保温桶。饭菜也变成咖喱、牛肉洋葱盖浇饭、意面、蛋包饭、亲子盖饭一类的风格。从结果判断，S更喜欢这种风格的便当。也就是说，在意颜色搭配、营养均衡的其实只有父母而已，比起这些，我们更应该做点孩子非常爱吃的，就是哪怕只有一道菜，也能美美地吃个饱的类型。而且这类食品可以先一口气做一大堆，再冷冻起来，每天早上只需要解冻一下就能拿走，这样家长也少了很多压力。

雷米来我家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做通心粉混合芝士酱汁。据说这种意面属于加拿大人的“妈妈的味道”。不过这道菜真的是“寸草不生”，一片菜叶子都看不到（自然，小孩子最爱这个）。雷米在我家只会吃这个芝士通心粉，要不就是杰诺维斯酱拌意大利面。不过，吃归吃，他每次也只吃一口就说：

“我不吃了。”

然后就跑去一个劲儿吃些葡萄、苹果，还有黄瓜一类的东西。我向利兹或者凯顿反映情况：

“雷米今天也基本没吃饭呢。”

他们两人听了都会回答：

“雷米就是那样子啦。”

看上去似乎一点都没放心上。当然，雷米回了家也会好好吃蔬菜的。不过在儿童饮食这方面，我感觉温哥华人都表现得比较松弛。

比如，学校的午餐时间只有40分钟，这还要加上玩耍的时间。学校的规定是吃完的孩子就可以玩儿了。但这个规定一出，就会有不少干脆不吃午饭的孩子出现。因为小孩子总想着赶快跑去玩儿。但是，老师并不太在意“不吃饭”这件事。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遵循他们自己的意愿就好。回想我的小学时代，当时学校的要求是不把餐盘里全部的食物吃光就不可以站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吃不完的小孩就只能在大扫除的时候去教室角落罚站。我有不少朋友对当年的这种惩罚都还有心理阴影。

雷米的身体很强壮，也很精神。他很少感冒，就算感冒了也马上就会恢复。不单是雷米，温哥华这边的人大多身体强壮，从很难马上找到专科医生，就连跑急诊也要等上好几个小时的经验来看，他们还是很重视保养身体的。不过，比起饮食（当然也存在一些对饮食极度小心的人），大部分人似乎更重视身体锻炼和运动。

眼看着那些加拿大人大快朵颐着一点蔬菜都没有的比萨，还大口喝着颜色超级诡异的果汁，同时还那么强大且健康，我就对我们亚洲人的身体能力感到有些“唏嘘”，就算喝了加入高汤的味噌汤，吃了加入大量蔬菜的料理，我的身体还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击垮了。

天气情况非常影响我的身体。温哥华从秋季到冬季一直在下雨。身体里那些在夏天生成的维生素D，转眼之间就用了个干净。得吃维生素D补剂，还要坚持做肌肉锻炼，让自己的体温增高些……可是做了这么多，我的身体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无声地悲鸣。尤其是气压变化导致的头痛非常熬人，而且我身上还叠加了一个提早到来的更年期不适。

有一次，我曾这样问我的英语老师麦克：

“天天这么下雨，不难受吗？”

麦克微笑着回答：

“嗯，我很喜欢下雨啊。下雨时空气清新甜美，而且晚上睡得特别香。”

他的出生地是艾伯塔省，因为从小生长在大雪纷飞的北国，所以在他看来，温哥华一点都不冷，简直太宜居了。在zoom上看到的他，无论什么天气永远都穿着一件半袖上衣。

“我小时候一周吃3顿一番拉面欸！对我来说，一番拉面的口味就是妈妈的味道喽。”

他说的“一番拉面”，就是札幌一番酱油味方便面。他的母亲在孩子的饮食方面应该也比较松弛吧。麦克体质特别好，每周会去上一次足球课，家里还有专门的拳击机器，供他做对打训练。

加拿大人非常明白，好身体是一切的基础。这种观念也大大地影响了我。只要身体健康，精神自然也会变得积极向上。当精神稳定，身体也能听从我们内心的愿望。这就是所谓的“身心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