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严重的抑郁和沉重的课业让我不堪重负，我预约了贝弗利山庄的一位精神科医生。那时，我对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学一无所知，我是从父亲那里得知这位医生的名字的。我父亲是一位建筑承包商，他提到这位医生是一个建筑项目的投资人。除了向这位医生求助，我走投无路，我也没有向父母提起这次预约。医生见过我之后，说服了我父亲，让他相信我需要治疗，并把我转介给了一位同事，医生认为这位同事能帮助我。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迈克尔·伊恩·保罗（Michael Ian Paul）医生那里接受每周一次的治疗，一共持续了13年。5年之后，我们把治疗的频率增加到了每周两次，后来是每周三次。最后，在我完成研究生学业、开始接受精神分析训练时，治疗变成了每周四次。我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那位精神科医生投资了我父亲的项目，而我听到了他的名字，这一切纯属巧合，我也很庆幸他没有把我转介给保罗医生之外的任何人。我发现自己需要帮助，于是就去求助，当我找到帮助我的人时，就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但是，生活让我遇见迈克尔医生，是一个纯粹的巧合。

我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即使是现在，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我依然经常想起他，为他给予我的帮助心怀感恩。每当我认识的人抱怨精神分析治疗的价格昂贵，并惊讶于我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治疗时，我只能如此回答：“你能为自己的生活开出什么样的价码？”在我父母拒绝付费之后，我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支付治疗费用，我也非常珍惜我的治疗机会。如果没有保罗医生的帮助，我不会有现在的家庭、事业和朋友。

如果我没有成为迈克尔的患者，我永远不会写出这本书。全书字里行间传达的许多洞见都是我多年来躺在他的沙发上所接收与领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是通过目睹他的榜样示范才学会怎样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的。也许我的表达方式与他不同，我对羞耻感的理解是在精神分析治疗结束很久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但我对人性、对人类内驱力的看法基本与他一致。

在接受正式的精神分析训练时，我有许多优秀的老师和督导，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罗伯特·卡珀（Robert Caper）、詹姆斯·古奇（James Gooch）、伊冯娜·汉森（Yvonne Hansen）以及唐纳德·马库斯（Donald Marcus）都在我的职业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同学汤姆·格兰特（Tom Grant）的友谊支撑着我完成了学业。我同样很感激来访者们的信任与忠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我这里接受了很多年的治疗，很多时候都是他们耐心地等待我的理解逐渐发展进步，直到我能够帮助他们。

24年前，我搬去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时，我有幸参加了劳雷尔·戈德曼（Laurel Goldman）周四下午的写作培训班。劳雷尔是我见过的最敏锐、最有洞察力的评论家。在那里，我与同学克里斯蒂娜·阿斯科尼斯（Christina Askounis）、安吉拉·戴维斯-加德纳（Angela Davis-Gardner）、彼得·法林（Peter Filene）、琳达·奥尔（Linda Orr）以及佩吉·佩恩（Peggy Payne）一同学习，劳雷尔帮助我成长为一名作家。我曾在课上把本书的最初几稿逐章读给大家听，大家的评论与鼓励帮助我把本书打造成了今天你看到的样子。

大约在两年前，玛拉·埃斯蒂斯（Marla Estes）建议我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一些帖子，详细陈述不同的心理防御机制。写一本如何“解除”心理防御机制的书也是她的主意。在写作的过程中，这本书变成了一个涵盖内容更广、更为综合的人生体验概述，并且我试图将自己在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写成自助手册的形式，但本书的原始创意要归功于玛拉。新先驱出版社（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的梅丽莎·柯克（Melissa Kirk）为本书的书名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好友凯西·斯坦福（Kathy Stanford）、戴夫·伯克黑德（Dave Birkhead）凭借出色的平面设计才能，负责本书英文版的封面与装帧设计。此外，如果没有迈克尔·艾哈（Michael Eha）的大力支持与鼓励，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最后，我想感谢每一位家人，谢谢他们的耐心与热情。尤其是我的儿子威廉，他很久以前就催促我写博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