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回出版界之前，我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潜意识是如此狡猾，我们在它的决定论面前无处可逃。被我疏远多年之后，书籍重新成了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职业。毕竟，书，是我最了解的东西。

或许，我在尝试着弥补某些东西。但它们是什么？又该如何弥补？我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服务他人的作品之中。不知不觉间，我依然在寻找答案，寻找我故事的零散片段。我就这样等待谜题自己解开。“小V”去哪儿了？有谁在什么地方看见她了吗？有时我的内心深处会传出一个声音，对我低语：“书籍即谎言。”我却不再理会它，仿佛我的记忆已经被洗去。时不时，会有回忆闪过，这样那样的细节浮现。我想，是的，就是这个，在这些话语中，这些字词里，包含了一小部分的我。于是，我把它们捡起，收集起来。我重新建立自我。有些书是绝佳的良药，是我忘记了。

每当我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自由的时候，G又和过去一样找上我，企图故技重施。尽管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但当有人在我面前提起G的名字时，我还是会僵住，又变回了刚认识他时的那个小女孩。我将一辈子都只有十四岁了。我的命运已经被写定。

某天，母亲转给我他的一封信，他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所以一直还是把信寄往她家。即便我从不回复，拒绝一切与他的联系，他也未曾气馁。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封信里，他想让我同意将我的照片收录进他的一本传记中，那是他的某位崇拜者写的，打算在一家比利时出版社出版。我的一位律师朋友用威胁的口吻替我回了信——即日起，无论以何种方式，如果G继续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我的名字或是影像，他将面临法律指控。G没有再来纠缠。我终于清净了，暂时。

没过几个月，我发现G有一个官方网站，上面除了他的生平和作品外，还有一些他的“战利品”的照片，其中就有两张是十四岁时的我，底下标注的是我的名字首字母V，它自那时起就成了我身份的象征（以至于我无意识中在所有的邮件上都会这样署名）。

这打击让人无法忍受。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朋友，他向我推荐了一位在肖像权问题上更有经验的同事。我们需要一份执达员的报告，这就让我花了一大笔钱。然而，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我的新顾问告诉我，很不幸，我们并不能做什么。这个网站并不是以G的名义注册的，而是由住在亚洲某个地方的人管理。

“G. M.很聪明，他让别人替他管理这些内容，我们无法按照法国的法律指控他上传了它们。从法律上讲，这个网站是他的粉丝创建的，仅此而已。这无疑是厚颜无耻的行为，但我们无法制止。”

“一个住在亚洲的陌生人怎么可能会有我十四岁时候的照片呢？而且还是只有G手里才有的照片？这说不通！”

“如果您没有保存底片的话，很难证明这里面的人是您。”她回答道，显得非常抱歉，“此外，我还听说，G最近找了一位律师界的权威人士为自己辩护，那位律师非常擅长知识产权相关的内容，是所有同行都惧怕的人物。进入一场尚未开始便已失败的法律战争，而且还要赌上自己的健康和年薪，真的值得吗？”

我放弃了，心如死灰。又一次，他胜利了。

一个讽刺的巧合在于，我现在正好在出版了G写于七十年代、名为《未满十六岁》的那本书的出版社工作。

在被这家出版社雇佣之前，我仔细确认了这本书的版权并没有续约：事实的确如此，但我不清楚缘由。我倾向于将其归因于道德谴责。不过事实可能要无趣得多：此类作品的拥戴者日渐减少，或者愈发耻于承认自己有这样的癖好。

不过，在巴黎几乎所有的出版商那里，G都依然很有话语权。在我们相识的三十多年后，他还是会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确认他对我的掌控依然存在。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我的，但文学圈小得像块手帕，流言蜚语传得极快。追究也没用。某个早上，我到办公室后收到了一封来自出版社主编的令人尴尬的邮件。几个星期以来，G一直都在骚扰她，给她发短信，请求她给我传话。

“我真的很抱歉，V。我已经尽量不让这件事情打扰到您。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肯罢休，我实在没办法，只好选择把这件事告诉您，并请您看一看他的邮件。”她写道。

在这些读来让我满是羞耻的信里，G事无巨细地回顾了我们的过去（生怕她不知道这整件事，而且好像这和她有关似的）。他对我隐私的侵犯令人难以忍受，语气还既谄媚又煽情。在一堆胡话中，他称自己命不久矣，最大的心愿就是再见我一面，试图借此博取她的同情。他还说他得了重病，若是不能再看一眼我可爱的面容，就无法瞑目……不要拒绝将死之人的请求……诸如此类。这也是为什么，他恳求她务必向我转告他的话。好像相信他说的这些胡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接着写道，因为不知道我的住址，所以很抱歉不得不往我工作的地方写信。真是无耻至极！他还假惺惺地对我没有回复他不久前写给我的一封信表示惊讶（事实上，远不止一封），并且将其归咎于我们最近搬迁了办公地点。

而实际上，我多次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过G的信并且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垃圾桶。为了迫使我打开一封，某天他甚至让另一个人帮他写了信封，这样我就无法辨认出那个人的字迹。不管怎样，信的内容三十年来都没有变过：我的沉默令他不解。我破坏了如此神圣的一段关系，还让他如此饱受折磨，我应该对此感到后悔！他永远不会原谅我离开了他。他毫无愧疚。有罪的人，是我，是我终结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女之间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无论我说什么，我都属于他，并将一直属于他，因为他的书会让我们疯狂的激情持续在黑夜中闪耀。

这位和我共事的文学主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替他说情，在G给她的回信中有一句话吸引了我的注意：“不，我永远也不会成为V的过去，她于我而言也是如此。”

再一次，怒气、愤恨和无力感涌了上来。

他永远不会让我好过。

面对着电脑屏幕，我号啕大哭。

2013年，在被冷淡对待了二十多年后，G高调重回文坛。他最新的一本作品获得了享有盛誉的雷诺多奖。一些我十分敬重的人毫不犹豫地在电视节目中公开称赞这位文学巨匠无可否认的才华。说就说吧。这一点没什么好质疑的，确实如此。我的个人经历让我无法客观地评价他的创作，它们只会让我感到厌恶。至于他作品的影响力，我倒是希望近二十年来逐渐开始出现的质疑声——无论是对他荒唐的行径还是对他在某些书中所捍卫的观点——能被更多的人听见。

这部作品的得奖曾引发过一场论战——可惜规模很小。极少数的几位记者（几乎都很年轻，和G不是同一代人，甚至和我都不是同一代人）公开反对他获得这项荣誉。而G呢，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里，声称这个奖项并非授予他的某一本书，而是他全部的作品，但事实并非如此。

“评判一本书、一幅画、一座雕塑、一部电影，不是以美感、表现力，而是以所谓的道德为标准，这已经荒谬至极。除此之外，还不怀好意地起草或是签署一份请愿书来抗议有识之士对这本书的欣赏，并且这份请愿书唯一的目的就是中伤作者、画家、雕塑家或导演，这就是纯粹的卑鄙之举了。”他对媒体这样说道。

“纯粹的卑鄙之举”？

那在国外遍尝“新鲜的肉体”，通过描写自己和女中学生的欢爱来积攒作家名气，之后还假以匿名的方式未经允许将她们的照片发布在网上，这又算什么？

时至今日，我自己也成了一名编辑，但依然很难理解为什么文学界赫赫有名的权威人士们可以出版G的那些日记，且原封不动地呈现里面包含的名字、地点、日期还有所有的细节，却对日记的内容不作任何长远的评估。至少对于受害者的熟人来说，辨认出G写的是谁并不费力。尤其是封面上还清清楚楚地写明了这些文本是作者的日记，而不是他本可以巧妙地用来当作挡箭牌的虚构故事。

为何在一个法律界定非常清晰的领域会有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漏洞？我想了很久，只能得出一种解释：如果说成年人和不满十五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是不合法的，那为什么当它发生在精英阶层的某个代表——摄影师、作家、导演、画家——身上时却可以被宽容呢？我们只能认为，艺术家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是拥有至高美德的存在，被我们赋予无上的权利，而他们只需要创造出别出心裁、具有颠覆性的作品作为回报。他们是某种享有特权的贵族，在他们面前，我们所有的判断都会被盲目地抹去。

而其他的任何人，如果在社交网站上谈论他与一个菲律宾小男孩的性爱，或是吹嘘自己有多少十四岁的情人，就会立即摊上官司并被视为罪犯。

除了艺术家，就只有教士可以如此不受法律约束了。

文学能作为赦免一切的借口吗？

我曾经两次遇见那个我在G著名的黑色笔记本里读到过名字的年轻女孩。娜塔莉是G在我和他还在一起的时候成功俘获的对象之一，尽管他对此拒不承认。

第一次，是在G常去的一家餐厅里。那里有一张他的专属餐桌，几个月前他才刚带我来吃过晚餐。我进这家餐厅是为了买烟，已经是深夜，G不太可能会在，他不属于夜猫子的类型。可惜，我错了。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一同看见的还有坐在他对面的那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她脸上的神采和气色令我局促不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已经老了。那时我还不满十六岁，和他分手还不到一年。

五年后，也就是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刚从索邦大学听完一节课出来，正沿着圣米歇尔大道往前走时，听见马路对面有人在叫我，还叫了好几次我的名字。我转过头，却没有立刻认出那个冲我招手的年轻女孩。她匆匆跑过马路，差点被车撞到，这让我想起，她叫娜塔莉。她有些局促地提起那晚在巴黎那家烟雾缭绕的餐厅里，我们之间仓促又令人痛苦的会面，当时，G还无礼地带着胜利者的笑容跟我打招呼。她问我是否有时间喝杯咖啡。我并没有什么同她交谈的欲望，但有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她脸上曾刺伤过我、让我觉得自己的青春都被她掩盖住了的那种神采，不见了。我本该对此感到满意，从中获得一种报复的快感。她是五年前成为G的情人的，那时我和G还在一起，所以冒险以这种方式同我搭话，还是在马路正中央，是很需要勇气的。我察觉出她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满脸都是焦虑的神色。

她看上去很激动，还有些不安，但我对她笑了笑，答应和她聊一会儿。我们坐下没多久就很快交谈了起来。娜塔莉对我说起她的童年，她破碎的家庭，还有她缺席的父亲。我怎么会不对此感到熟悉呢？如出一辙的故事情节，还有一模一样的痛苦与折磨。接着她又说起G对她造成的伤害，比如说操控她远离家人、朋友，以及她原先的少女生活中的一切。她说的话让我回想起G做爱的方式，机械又单调。看来她也是个把爱和性混为一谈的可怜女孩。我在她的叙述中看见了自己，我回想起来了每件事、每个细节。伴随着她汹涌而出的倾诉，我感觉自己也激动了起来，迫不及待地想要附和她，说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我有多痛苦。

娜塔莉不停地说着，反反复复地道歉，她咬着嘴唇，笑容里透露着紧张。如果G目睹这个场面的话，他一定会十分震惊，因为他一直极力避免让他的情人们见面，或许是担心她们一怒之下联合起来报复他。

我们俩都有一种打破了禁忌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呢？或许是一种迫切向能够理解我们的人吐露真心的渴望吧。而这实际上也让我如释重负，在几年前，这个女孩只会是我众多竞争对手中的一个，而如今我们同仇敌忾。

伴随着这份找到共鸣的激动心情，我们试着宽慰彼此：这段人生插曲已经结束了，我们甚至可以笑着谈论它，不带一丝忌妒、痛苦或绝望。

“他自以为很厉害，是最优秀的情人，而实际上，他是多么可悲啊！”

我们一同大笑起来。突然间娜塔莉的脸庞重新变得柔和与神采奕奕，就像我五年前曾赞叹过的那样。

然后我们又聊到了马尼拉和那些小男孩。

“说实话，你觉得他是同性恋吗？还是就是恋童癖？”娜塔莉问我。

“应该是恋青少年症吧。（我是学文学的，不记得在研究哪位作家时曾经看到过这个词了，不过我对此还挺得意。）他喜欢的，是未成年的状态，可能他自己也仍被困在这种状态中。尽管他聪明得令人惊叹，心智却仍处在青春期。所以当他和年轻女孩在一起时，你懂的，他会觉得自己也变回了十四岁的少年，或许，这也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原因。”

娜塔莉又笑了出来。

“是的，你说得对，我也愿意这样认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真肮脏，就好像是我睡了这些十一岁的菲律宾小男孩似的。”

“不，不是你，娜塔莉，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就和那些小男孩一样，那时没有任何人来保护我们，我们以为他赋予了我们存在的意义，而他只是在利用我们，或许不是有意为之，毕竟，这受他病态心理的驱使。”

“至少，我们有选择和谁上床的自由，而不是只跟老男人！”娜塔莉扑哧一笑后说道。

我现在可以确认，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由于和G在一起而饱受折磨的人。与他在书中吹嘘的相反，他给他年轻的情人们留下的并不只有令人感动的回忆。

我们没有交换电话号码或是其他任何能让我们再见的联络方式。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祝福彼此一切顺利。

娜塔莉现在过得怎么样呢？我希望她遇到了一个和她同龄的男孩，他在了解她的痛苦后还爱着她，并将她从羞耻中拯救出来。我希望她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但如今，像她那时一样如履薄冰、面容憔悴、了无生气、迫切地需要倾诉的女孩，还有多少呢？

难以置信。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会成为可能。经历了那么多次失败的感情，那么多想要毫无保留地被爱的挣扎，我所背负的许多创伤仍然得以被陪伴我的这个男人渐渐抚平。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如今他也到了青春期的年纪。我的儿子帮助了我成长。因为想要成为母亲，就不能永远停留在十四岁。他长得很好看，眼神特别温柔，总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值得庆幸的是，他极少问起我的童年。如此便很好。长久以来，我们的存在对于孩子而言，是从他们出生开始算起的。或许他也凭直觉感到有一片阴霾存在，并且最好不要贸然进入。

每当我陷入抑制不住的低落和焦虑中时，我常常会埋怨母亲。在很长时间里，我都试图从她那里听到一丝歉疚，得到一点忏悔。这让她很不好过。但她坚持自己的立场，从未让步。我指给她看如今的女孩们，希望她能改变想法：你看，十四岁的女孩不还是个小孩吗？她回答我说：这没什么，你在同样年纪的时候可是要比她们成熟得多。

后来，我请她读这本书的手稿——她的反应比任何其他人的都更令我紧张——她回信给我：什么也不用改。这就是你的故事。

G现在[指2019年。]八十三岁了，已到耄耋之年。至于我们过去的事情，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而现在——得益于时间的流逝——他也名声不再，哪怕是他最离经叛道的作品，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我决定提笔写下这段经历，是在很多年之后，又花了很长时间看着它被出版。迄今为止，我都没有做好准备。心里的障碍像是无法逾越一般。我首先担心的就是披露这段经历对我的家庭和工作造成的影响，那终归是很难衡量的。

我还需要克服的，是对那一小拨可能仍在声援G的人的恐惧。这可不容小觑。如果有一天这本书问世，我可能要面对激烈的抨击，有的来自他的支持者，有的来自参加了1968年五月风暴、因为签署了那份由他牵头的著名公开信而觉得自己一同受到了指责的人，甚至还会有一些来自反对所谓“正统”性观念言论的女性——总之，是所有惧怕道德秩序“后退”的人……

为了使自己鼓起勇气，我坚守着这样的信念：如果我想要彻底地消除我的愤怒，并重新夺回对这一段人生经历的掌控权，写作或许是最佳的办法。这些年里，很多人都曾建议过我这样做。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对我没有好处，试图让我打消这个念头。

最后是我的爱人让我下定了决心。因为写作，能让我作为一个主体，重新掌握自己的故事。一个困扰了我太久的故事。

说真的，我很诧异在我之前没有任何女性，也就是那些当时的年轻女孩，通过写作来纠正G在他书里描述的那一系列美妙的性启蒙故事。我其实更希望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来做这件事。或许她会更有天赋、更聪明，也更无拘无束。这或许也能让我松上一口气。因为此种沉默，恰恰印证了G所说的话，即从来没有任何女孩在遇见他之后会有所抱怨。

我并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想这更多的是因为这种精神控制极难摆脱，即便已经过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在这段感情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怀疑的处境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同谋，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比起文坛中那几位G的支持者，这种难以说清的关系才是更大的阻碍。

选中那些孤独、敏感、缺乏家庭关怀的女孩时，G就清楚地知道她们不可能威胁到他的名声。因为沉默便意味着同意。

但据我所知，这些不计其数的情人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写一本书谈论她与G之间的“美妙关系”。

这是不是某种信号呢？

如今与过去不同的一点，也是G和他的支持者们那样的人在痛斥严苛的道德氛围时纷纷抱怨的一点是，随着道德的解放，受害者们的声音也同样正在不断被传达出来。

最近，我打算去探访享有盛名的法国当代出版档案协会[当代出版档案协会（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简称IMEC），是法国一个旨在收集有关出版的档案、研究成果与文坛人物资料的非营利机构。]。协会以前是个修道院，坐落在卡昂平原上，修缮得很好。在那里，除了其它珍宝，人们还能通过预约欣赏到马塞尔·普鲁斯特或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手稿。出发前，我在网上浏览了在那里存有档案的作家名录，发现G. M.的名字赫然在列。几个月前，他将自己全部的手稿都捐献给了这家著名机构，同时捐赠的还有他的情书。他的身后芳名得到了保证。他的作品将会被载入史册。

于是我暂时打消了去当代出版档案协会的念头。我无法想象当自己坐在它那庄严肃穆的大阅览室里，仔细研读我所崇拜的某位作家时，我的邻桌却正在读着我十四岁时写的信。我也一度想过申请看看这些信。没准我还要撒个谎，说我要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学中的“逾越”主题，写一篇关于G. M.作品的论文。我的申请会不会先被递交到他那里？需要他的许可吗？真讽刺，要看我自己写的信，还得借助这样一番托词。

与此同时，虽然焚书这个举动始终让我心生恐惧，但我并不介意抛抛彩屑的庆祝活动。G给我题词的书还有他写的信，这些年来一直都放在母亲住所的一个抽屉深处，最近我把它们拿了回来。我打算找一个暴风雨的日子，在卢森堡公园的某个秘密角落里，把它们一一摊开放在身边，再拿上一把好剪刀，仔细地将它们剪成碎纸片后随风抛撒。

以后不会再有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