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内丝和塞斯终于请我做客了。说实话，我和伊内丝并不是特别熟。阿姆斯特丹这档子事基本属于撞大运。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柏林人朋友恰好在阿姆斯特丹，恰好碰到了伊内丝，正聊熟人们都住在哪里，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把我的地址给了伊内丝。她和我做过一段时间同学，搞过几次四人约会。她带着弗拉杰克，我带着戈兰。她和弗拉杰克从小上学就认识，读本科时结了婚。刚毕业，他们就离开了萨格勒布。有传言说他们去阿姆斯特丹了。弗拉杰克之前靠卖克罗地亚素人画家的作品赚钱读完了大学，业务主要在意大利。现在，他在阿姆斯特丹开了一家画廊。

我本来指望刚到阿姆斯特丹时，伊内丝就会请我过去。我给她打了几次约见的电话，但她总是有礼貌的借口：她太忙了，她要看孩子，不过“我们会见面的，就我们俩，像以前一样好好聊聊，怎么样？”我努力回想我俩当初到底有没有过不带戈兰和弗拉杰克单独见面的时候。

伊内丝是典型的萨格勒布人。她富有魅力，特别注重自己：她有她的美容师（“你真该去见见她。做完你都认不出自己的！”）、她的理发师、她的牙医、她的裁缝。她的衣服全在伦敦买（“乡巴佬才去的里雅斯特！”）她认识的人都是她的人，从签证处的女工作人员（“维奇卡五分钟就把咱们的签证弄好！”）到医生和理发师，再到肉铺老板和清洁女工（“米尔卡是顶级的好，特别会擦窗户，熨衣服谁都比不了。她随叫随到。”）她与周遭世界的亲近，她让世界完全服从于她的意志的能力，她在人群中的自在自如——仿佛人群是黄油，她是餐刀——她毫不关心想法与自己不同的人，行事雷厉风行，好像身居高位似的。她从本科起就过着这样的成人生活。这一切既让我反感，又吸引着我。她有萨格勒布女孩的品质：这种女性气质可能是母亲遗传的，也可能是因为她进入了特权阶级，学会了忸怩——说话略带鼻音，sh和ch音调比较高，喜欢重读末尾音节，语气里带着恭维，专门要显示自己和对话者是一伙儿的，不管那人是谁。不过，就算她的声音里有再多的同情和理解，她从来不做出承诺。

我倒不是急着见她，只是我来阿姆斯特丹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从没给我打过电话，这让我有一点难受。这是我多年来头一次化妆，我还戴上了耳环，穿上了高跟鞋。我沿着花街找她家，为自己非要盛装打扮见她的欲望感到有些羞耻。我想要她看到最好的我，妆容是为了掩盖实情。

伊内丝一点都没变。她在门口把面颊凑过来让我亲，挽着我的胳膊，把我领进了家里，一路上叨叨个不停（“塔尼卡——[塔尼卡是塔尼娅的昵称。“卡”在斯拉夫语言中常代表昵称，包括前几段里的维奇卡和米尔卡。]！转个圈让我好好看看你！哎呀，你真是太美了！像是十五岁的小姑娘！还有这身裙子！你从哪里买的？我还是有需要的东西就马上去伦敦买。你真该看看塞斯生气的样子！‘这边有什么买不到啊！’他说。唉，你就是买不到啊。他们倒是在P.C.霍夫特街搞了一条短得可悲的精品街，他们倒是尽力了，不过从百货商场来看，女王店比咱们的NaMa强不了多少……天啊！你还记得NaMa吗？怎么搞的，维罗维蒂察的哪个女生穿得都比普通荷兰女人强。你也注意到了吧。你肯定注意到了。”）

任谁都会以为我和伊内丝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而她滔滔不绝的劲头让我也这样相信了。我感觉是自己忙于工作，忽视了朋友。

坐下吃饭之前，伊内丝带我在她家里转了一圈。她首先给我看了孩子的房间。（“孩子跟塞斯的母亲住。皮特刚七岁，马赖克三岁。这是他们的照片。皮特和马赖卡，马赖卡是我起的小名。”）房子宽敞，装潢朴素，不过墙上挂满了克罗地亚素人画家的作品（“我想要一点让我想起故乡的东西，”她注意到我在看画，于是说道，“一点让荷兰人明白我们不是乞丐的东西，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看到书架上摆着的克罗地亚现代文学大师的作品时，我的眼神一亮：克尔莱扎、乌耶维奇、马托什的合集（“我睡前喜欢读一首乌耶维奇的诗。你不读吗？不过你读的比我多多了，我肯定。你都想象不到孩子有多累人！”）。厨房窗户的窗帘是斯洛文尼亚蕾丝材质的，窗台上有一个小木架，架上放着心形姜饼，还有包装成克罗地亚护照样式的克拉申牌巧克力，那是我送给她家的礼物。

“他就那么消失了？”她在厨房里忸怩地问我。

“你说谁？”

“戈兰呀，当然是。”

“他没有消失。他在日本。”

“还联系吗？”

“没。”

“谁猜得到！你俩是模范夫妻啊！怎么就发生了！”

“它就是发生了。”

“你跟米洛舍维奇在一块多好啊。”她打趣道。

我没有回答。她竟然还记得戈兰的官方登记民族是塞尔维亚族，我惊讶了。

“哈哈，别介意！我开玩笑呢。我能看穿你，大龄小姑娘。你把他锁在心里。他说你们永不分离。但他现在享受着自由，你却丢了钥匙。”

我不由自主地对着旧剪贴簿上的诗句微笑。突然间，紧张气氛消失了。

“要是你和我一样嫁了个克罗地亚人，分手肯定没这么难受，”她说，“你现在肯定已经二婚了。”

“错过机会了啊。”

“我们刚到阿姆斯特丹，弗拉杰克就放飞自我了。他迷上了草什么的。痴迷那种。”她说草像是对暗号似的，而且压低了声音，仿佛怕父母听见。

“弗拉杰克人呢？”

“连警察都不知道。但我才不管呢。他不再是我的麻烦了……好了，咱们吃饭吧。”

塞斯的克罗地亚语说得很好。（“看见我的训练成果没？我厉害吧！不过，其实是他丈母娘的功劳，对不对，塞斯？对了，你家人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你回去家里还有谁……”）我在的时候，伊内丝嘴说个不停。作为完美的女主人，她摆出了最好的银餐具（“我是专门为你摆的，帮你回忆我们过去的生活：这是我祖母传下来的。”）、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的橄榄油（“我们每年夏天都回老家。我们在科尔丘拉岛有一间不错的小屋。你哪天一定得过去看看。我们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就像吉卜赛人似的。葡萄酒、橄榄油、火腿，你能想到的都有。塞斯特别喜欢那边。孩子们也喜欢。对我来说，孩子会讲克罗地亚语很重要。当然，对我妈也很重要。她每年都和外孙一起住整整两个月。”）。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海岸、孩子、她的母亲、塞斯的荷兰人母亲。我几乎插不上话。

换一个场合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厌烦，但那个晚上她说的话让我感觉放松。忸怩的鼻音就像疗伤的软膏。这是多年来我的生活第一次显得正常。时间本身似乎被治愈了，缝的针被拆掉了。我总算站在了坚实的地面上，沐浴在伊内丝温暖舒适的话语中。有那么一秒钟，我还以为我们都在萨格勒布。当然，我们岁数都大了一点，而且弗拉杰克换成了塞斯，但戈兰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只是出去买酒了……

“你一定要尝尝我的罂粟籽蛋糕。我专门给你烤的。感谢奥匈帝国。要是没有它，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糕点，你懂我。罂粟籽也要从萨格勒布带回来。这边找不到，就连——该怎么叫他们合适呢——突厥人(Turks)也没有。”她显然希望我听懂她略带种族歧视色彩的称呼，然后赞许地眨眨眼。

“布雷克饼，巴克拉瓦点心，罂粟籽面条。”我唱道。

“你和你的思南病啊。”她抱怨了一句。我被这句评论惊到了，好像之前是我在不停念叨南斯拉夫似的。

喝咖啡的时候，伊内丝就开始用复数人称代词了。

“我们很高兴能帮到你。互帮互助太难得了。你在我们班从来都是第一，于是我就跟塞斯讲，我说啊，你应该请塔尼娅来。我们听说了不少你学生的事。还有那个男孩。真可怕！”

我再次被惊到了。我感觉闲谈的方向要变了。

“那个男孩叫乌罗什。”我说。

“每一代都有自杀的人。”她说。

“你什么意思？”

“我们上大学时就有一个，记得吗？他叫什么来着？”

“内纳德。”

“没错。去了趟印度，回来就自我了断了。他父亲是将军。我觉得跟毒品有关。天啊！还记得那些去印度朝圣的人吗？不过，你和我，我们从没有迷上脉轮啊，经书啊那些玩意儿，对吧？”

“你了解到那个学生的什么情况没有？”塞斯打断了伊内丝的话，我很感激他。

我把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我有点事情不得不告诉你，”他说，“不过，我收到了一些学生对你的投诉。”

他的话是对我心口的一记重击。

“什么样的投诉？”

“学生认为教师不称职时有权利投诉，我们也必须严肃处理。长话短说，有学生不喜欢你的授课方式。”

“不是真的吧。”我好不容易说道。

“恐怕是真的。”

“他们都抱怨什么了？”

“他们说你不务正业，上课是浪费时间。”

“他们这么说？”

“他们说你没有清晰的课程安排，课堂混乱不堪。他们不仅和你一块去咖啡馆，而且是你要求的。”

“谁说的？”

“我不能告诉你。”塞斯平静地说。

“你总不能说每个人都投诉了吧！”

塞斯没有回答。

伊内丝试着安慰我。她说我闭目塞听，我拒绝看到情况已经变了。在荷兰，人们不会站队，但他们能明白一加一等于二，不是吗？她说我心太大了，与学生太亲近了。“你知道那句老话：晚上陪娃睡，早起一身骚。”早起一身骚和她说这句话的口气让我对她产生了生理的反感。她告诉我，一项提案已经上交荷兰教育部，塞斯亲自起草的提案，建议所有荷兰大学将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分开；毕竟，这件事“早就该干了，考虑到既成的政治现实”。如果塞斯的提案通过，那么从明年秋季开始，克罗地亚语言与文学专业将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开设，塞尔维亚语言与文学专业将有格罗宁根大学开设。这个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格罗宁根已经有保加利亚语专业了。这就意味着，我来年九月有机会获得全职工作。他们没有其他的人选，一个都没有。她干不了，有孩子的原因，也因为荷兰规定夫妻不能在同系任职，特别是夫妻中有一方是系主任的情况下。再说了，她的博士论文从来没有用心写完。她说我应该为自己想想，毕竟人无再少年，而且我肯定不想回萨格勒布，不是吗？我在那边永远也找不到工作。我知道我们的人是什么样的。出了国就再也别回来。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再大的屁股也坐不了俩凳子，只能坐个屁股蹲儿。”没错，屁股。这是她的原话，我再一次对她产生了恶心。塞斯很喜欢我，但塞斯一个人做不了主。学生们对民族界限很敏感，比我意识到的要敏感得多。她惊讶于我竟如此天真，对现实状况，对“政治现实”如此视而不见。然后还有那个可怜的、自杀的塞尔维亚小伙的事，没错，就是乌罗什。哪怕孩子们以为已经逃过了劫难，但是，看看那些像狗一样紧跟着的可怕事物吧……

“我们请你来不是开心理治疗班的。”塞斯说。

“我不是开心理班的！你知道他们的教育层次差别有多大。我的课程必须让他们都有共鸣才行。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你看不见吗？我怎么能逼着刚从人间地狱逃出来的人学文艺复兴的喜剧啊？”

“你拥有的一切不也被夺走了吗？”她咯咯笑道，“当然夺走了。谢天谢地，南斯拉夫已经不在了！”

“你没学过心理治疗，你拿的钱也不是治疗费。我们国家有负责那方面的专家。他们叫心理医生。你的任务就是完成我们请你做的事情。我们出钱请你做的事。”

“听塞斯的话吧，亲爱的。他打心里为了你好。”

“你给他们都打了不合理的高分。系里的人都注意到了。你总不能说他们都是优等生吧？”

“他们就是。”我嘟囔道。

“这就是你。大心塔尼娅！她总是心那么大，塞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夸她的胸针好看，她就拿下来送给我。”

我不记得有这种事。到底是她编的，还是我忘了？

“好吧，你也看到高分收买不来好评了。你的学生坚持要有课程大纲。我觉得你低估他们了。他们对学业是认真的，我也为此感到高兴。”

“听塞斯的话吧，亲爱的。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又忸怩起来了，好像在跟一个小孩子讲话。

“我没有收买他们！你怎么看不到他们正在疗伤呢？我们都在疗伤！我对他们做的事比任何课程大纲都重要，我毫不怀疑。”但是，我说话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在对着空气发声。

塞斯耸了耸肩。

“如果他们觉得那更重要，为什么要投诉没大纲呢？”

在塞斯看来，我的观点只是没有履行授业职责的薄弱借口。我喉咙里有东西在涌动，我抽抽搭搭地哭了。我感觉被所有人背叛了：学生们背叛了我，我也背叛了自己，因为我在塞斯和伊内丝面前哭了。我不能相信，我就是不能相信竟会有一个学生向塞斯打小报告。也许不止一个？塞斯说的是们。会不会全班都去找他了？我感觉被羞辱，被抛弃，痛苦而愤怒。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但眼泪就是止不住。我惊恐极了——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以至于想的不是马上离开，而是蜷起身子，躺在塞斯家的沙发上过夜。一想到要回地下室公寓，我就满是绝望。

出于真心的关切，伊内丝马上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她是把出租车当救护车叫的。（“看你这个样子，我可不能让你拖着身子倒电车！”）车到的时候，塞斯伸出了手。

“我希望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他尴尬地说，“下周系里见。”

伊内丝把面颊迎了上来。

“一切都会好的，”她忸怩地说道，“相信我。塔尼卡。照塞斯说的做吧。你知道我们是爱你的，都是为了你好。”

我出门时，她把一个小袋塞进我手里。

“我给你切了一块罂粟籽蛋糕，明天早晨吃。”

出租车开走时，她给我飞了一个吻，然后就进屋了。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左手手背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痕，皮都红了，而且相当深。我开始是一阵害怕，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不过，我后来模糊地记起自己在扶手椅上坐了一会儿，把手放在暖气片上来回划。我在想，我到底烤了多久才会留下这样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