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本该在这里——他们现在人在哪儿？下雨了，天很冷。密布的乌云在天边一动不动。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泥潭、沼泽和树沼湿地。通向这里的唯一一条路也被水淹了。尽管我们开的是动力强劲的越野车，但也陷入泥泞之中，在又黑又黏的淤泥里挣扎，现在以极不寻常的倾斜角度杵在车辙、水坑和沟壑中，动弹不得。我们不得不从车上下来，冒着倾盆大雨徒步前进。我们经过了一块高耸的巨石，巨石顶上站着一群狒狒，警惕不安地望着我们。在路边的草丛中，我看到了一个人，他蜷缩着身体坐在地上，因为疟疾浑身哆嗦；他没有伸出手，也不乞讨，只是用毫无所求的眼神看着我们，甚至不带一丝好奇。

我们只能看见远处有几座被毁掉的兵营，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现在是雨季，到处都是湿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叫“伊唐”，位于埃塞俄比亚的西部，靠近苏丹边境。几年来，这里形成了一个由十五万努尔人，也就是苏丹战争中的难民组成的难民营。直到几天前，他们还在这里。而今天，这里空无一人。他们去哪儿了？他们怎么了？唯一能打破这片沼泽死寂的、我们唯一能听到的，只有青蛙的呱呱叫声，疯狂的、像蛤蟆一样的叫声，响亮，吵闹，震耳欲聋。

1991年夏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要去埃塞俄比亚视察伊唐难民营，邀请我一同前往。我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就去了，因为能去这样的难民营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需要提一下的是，这些难民营出于种种原因一般都位于偏远落后、与世隔绝的地方，交通不便，而且通常也都禁止进入。在那些难民营中生活是痛苦悲惨的境遇，时时刻刻都处在死亡的边缘。除了一些医生和各种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外，人们对这些地方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世界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遭受集体苦难的地方隔离起来，不想听到关于它们的消息。

我一直都以为，亲眼看看伊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想要到达伊唐，得先到亚的斯亚贝巴，然后在那里租一架飞机（和谁租？拿什么租？）飞到五百公里外的甘贝拉，这是伊唐周围唯一有机场的地方。甘贝拉已经位于和苏丹的交界处了，想要在那里降落，难度之高无法想象。但是我假设我们有一架飞机，也有准降许可，飞到了甘贝拉——然后该怎么办呢？在这个贫困的小城里我们该去找谁？在市中心集市的摊位上，几个赤脚的埃塞俄比亚人冒着瓢泼大雨，一动不动地站着，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等什么？而我们在甘贝拉又从哪儿能搞到汽车，找到司机、把车从泥潭里推出来的人、绳子和铁锹呢？我们从哪儿能弄到食物呢？但是我们假设，这一切我们都有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达伊唐？一天够吗？我们要说服、乞求、贿赂沿途多少个警务站，才能获准继续前进？最后，当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的大门口，警卫也可能让我们回去，因为营地里正好在流行霍乱或痢疾，或者有权放行的指挥官恰好不在，又或者没有人给你和难民营中的努尔人当翻译。或者，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在大门前面，门的另一边一个活着的人影都没看见。

苏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在此之前，它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由阿拉伯穆斯林的北方和黑人基督徒（与泛灵论者）的南方组成，这两大族群是被官僚制度强行拉在一起的。两个族群一直势不两立，相互之间充满了敌意和仇恨，因为多年来北方的阿拉伯人一直入侵南方，俘虏南方居民并将他们作为奴隶贩卖。

这两个相互敌对的民族怎么可能生活在同一个独立的国家之中呢？当然不能，这正是英国人的目的。当年，老牌的欧洲列强都认为，即使他们表面上放弃了殖民地，但实际上那些地方仍由他们统治。比如在苏丹，依然需要他们不断调解北方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及泛灵论者之间的关系。然而，没过多久他们的帝国幻想就破灭了。早在1962年，苏丹的南北方之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内战（在此之前南方已经发生过多次暴动和起义）。当我1960年第一次去南方时，除了苏丹签证外，我还必须持有在单独一页纸上的特别签证。在南方最大的城市朱巴，一位边防警官拿走了我的签证。“这是怎么回事？”我抱怨道，“我还需要这个签证去离这儿两百公里的刚果边境呢！”这位警官不无得意地指了指自己说：“在这儿我就是边境！”实际上，除了这座城市的犄角旮旯以外，喀土穆政府对这一大片广袤的土地已经没多大权力了。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此：朱巴由来自喀土穆的阿拉伯驻军保护，而该省则由游击队掌控。

苏丹的第一次内战一直打到1972年，持续了十年之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脆弱不堪的和平断断续续。在此之后，喀土穆的伊斯兰政府1983年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伊斯兰法（伊斯兰教法），这一举动将战争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可怕阶段，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非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可能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但由于它发生在我们这颗星球最偏远的地方，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欧洲或美国等地的任何人，所以无法引起更大的关注。另外，由于该地区的通信困难和喀土穆的严格限制，媒体无法进入这场战争的战场，无法到达那些悲惨的、尸横遍野的杀戮之地，世界上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苏丹正在发生一场大战。

这场战争是在多条战线、多个层面上进行的，其中的南北冲突甚至已不再是当今最重要的冲突了。除此之外，战争的真实面貌可能会被混淆和扭曲。让我们从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两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北方说起。北方主要是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这里跟一望无际的沙漠、风化的碎石联系在一起。的确，苏丹北部是沙地和岩石，但不只如此。从亚的斯亚贝巴飞往欧洲，过这一地区的上空时，我们会看到一幅非同寻常的景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金黄色的撒哈拉沙漠一望无垠，在沙漠的正中间，会看到一大片翠绿的田野和种植园——尼罗河沿岸地带，河流在这里呈现为一道宽阔平缓的半圆弧。深赭色的撒哈拉和翡翠色的农田之间仿佛用刀割开了一条界线：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过渡的层次，种植园的最后一棵树木边上就连接着沙地的第一块土。

曾经，这些河畔田地养育了数以百万计的阿拉伯农民和生活在那里的游牧民族。但是后来，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苏丹独立之后，农民被他们富有的喀土穆同胞赶走了，在军队和警察的帮助下，这些富人和将军们一起占有了河边肥沃的土地，在上面建起了巨大的出口作物种植园，来种棉花、橡胶、芝麻。他们与军队将领和政府高官结成联盟，于1956年夺取了政权并一直执政至今，他们将“黑人”居住的南部地区视为殖民地，对其发动战争，与此同时压榨他们的同胞——同样来自北方的阿拉伯人。

这些苏丹阿拉伯人被掠夺了财产，赶出了家园，失去了土地，他们必须找地方生活下去，给自己找点儿事情做，找到谋生的来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喀土穆政府日益壮大的军队招募入伍，还有一部分将加入人数众多的警察和官僚机构职员队伍。那么其他人呢？这一大群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人该怎么办？喀土穆政府将想方设法地把他们逼到南方去。

苏丹北方有大约两千万居民，南方大约有六千万。南方有几十个部落，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然而，在南方这片多部落的海洋中，有两大族群格外引人注目，这两个民族加在一起占了该地区人口的一半。这就是丁卡人以及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努尔人（尽管有时他们会互相对抗）。离很远就能认出这两个民族的人：他们都很高（两米左右），体型苗条，肤色黝黑。他们是一个样貌美丽、体格健壮、高贵甚至有些傲慢的种族。多年来，人类学家一直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又高又瘦。他们几乎全靠牛奶摄取营养，有时还会喝他们饲养、崇拜并喜爱的奶牛的血。这些奶牛是不能被杀掉的，也不允许妇女接触它们。丁卡人和努尔人的生活均服从于这些奶牛的要求和需要。旱季时，他们和牛一起在尼罗河、加扎勒河和索巴特河附近度过；雨季时，当远处高原上的草开始变绿，他们和牛一起离开河流，向那些草场的方向前进。在这种永恒的节律中，他们往返于在上尼罗河的河岸和高原牧场之间，这仿佛是他们的一种仪式，丁卡人和努尔人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拥有空间、无边无际的土地和开阔的地平线。如果他们被封闭起来，就会生病，瘦得皮包骨头，油尽灯枯，最终死掉。

我不知道战争是由什么引发的。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可能是有些政府军队中的士兵偷了丁卡人的奶牛？丁卡人又去把牛抢回来？然后就开始了射杀？丁卡人被杀死了？估计就是这样吧。当然，奶牛只是一个借口。喀土穆的阿拉伯贵族们不同意南方那些放牧的跟他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南方人不想在独立的苏丹国内被奴隶贩子的儿子统治。南方要求独立，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北方决定消灭叛军。就这样，屠杀开始了。据报道，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已夺走了一百五十万人的生命。

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战争爆发，愈演愈烈，慢慢平息，接着再次爆发。尽管已经持续了那么多年，我却从未听说有人想要为这段历史写一本书。在欧洲，关于每一场战争的书都堆满了一个个书架，档案馆里全是文件，博物馆里还有专门的展厅。在非洲，什么都没有。哪怕是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战争，很快就会淹没在记忆中，被人遗忘。第二天，战争的痕迹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死了的人要马上埋掉，泥坯屋被烧了就在原地搭一个新的。

文件记录？这里从来就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写在纸上的命令，没有指挥作战图，没有密码、传单、公告、报纸和信件。这里没有写日记和回忆录的习惯（而且很多时候根本没有纸）。没有记录历史的传统。另外，谁来做这些事呢？没有收藏爱好者，没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没有档案员，也没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许这样更好，起码不会有这样的人在战场徘徊。不然他会立刻被警察注意到，然后送到监狱里并怀疑他犯有间谍罪，那么他就会被乱枪打死。这里的历史总是突然出现，如神兵天降，收割血染的收成，掳走牺牲者，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到底是谁？它为什么要向我们降下残忍的诅咒？多想无益，还是不要深究了。

我回到了苏丹。战争是在崇高的口号鼓舞下开始的（北方：我们必须统一国家；南方：我们必须为独立而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年轻国家的悲剧演变为不同军事阶层对自己的国家发动的战争、一场武装力量对无辜人民发动的战争。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贫穷、人人饥肠辘辘的国家，如果有人拿起武器，拿起砍刀和自动步枪，首先是为了抢夺食物和填饱肚子。这是一场为了一把玉米、一碗米饭的战争。在这里，各种抢劫都格外简单，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幅员辽阔、荒无人烟的国家，交通不便，通信设施薄弱，人口稀少而分散。在这样的条件下，抢劫、掠夺和强盗等行为经常都会逍遥法外，更不要说任何形式的监督和管理了。

发动这场战争的有三支武装力量。第一支武装力量是喀土穆精英集团所掌握的工具：由总统奥马尔·巴希尔领导的政府军。许多公开或秘密的警察机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大地主的私人武装都和这支军队相互配合。

与这一统治阶级力量抗衡的是约翰·加朗上校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军游击队（SPLA），以及南方从苏丹人民解放军脱离出来的各种组织。

最后还有第三支武装力量：数不胜数的“民兵”。他们是出身部落的年轻人（经常是儿童）所组成的准军事团体，由各地方或部族的军阀领导，他们根据局势和利益决定，是与政府军合作，还是与苏丹人民解放军合作（民兵是非洲近年来的产物，是一支奉行无政府主义、极具侵略性并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瓦解着国家、军队、游击队行动和政治运动）。

所有这些军队、师团、兵团、民兵队和特种部队，这么多人，这么多年，他们究竟是为了对付谁？有时候，他们相互开战。但更多时候，他们与自己的国家作战，也就是对本国那些手无寸铁的民众发动战争，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为什么要对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呢？难道这些全副武装的男人是被某种动物学上的反女性主义所驱使的？当然不是。他们袭击抢劫成群的妇女和儿童，是因为世界把援助都给了她们，一袋袋的面粉和大米、一箱箱的饼干和奶粉，这些东西在欧洲无人问津，但在这里，北纬六度到十二度之间，却比任何东西都珍贵。有时他们也不一定要从妇女手中把这些宝贝夺走。他们只需在食物运来时把飞机团团围住，然后扛起一袋袋、一箱箱的食物，运回自己的部队就行了。

喀土穆统治者多年以来一直使用饥饿作为武器来消灭南方人民……人们挨饿并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食物。食物有的是，有时还会过剩。但是在那些想填饱肚子和那些仓满钵满的人之间，竖着一道高高的屏障——政治博弈。喀土穆政府限制为饥饿人民提供援助的航班入境。许多飞机刚飞抵目的地，就会立刻被当地军阀抢劫一空。谁拥有武器，谁就拥有食物；谁拥有食物，谁就拥有政权。这里的人不会去考虑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核心，不会考虑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本质。我们所在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为了能撑到明天，只能在地上爬行，想办法从泥土中挖出几粒谷物。

伊唐：

我们走到了营地。那里以前肯定是个医院，现在被毁坏得满目疮痍。是谁毁掉的呢？床四脚朝天，桌子被砸得散架了，所有的柜门都敞开着。一台新的X光机被石块砸坏了，机身弯曲，杠杆被拽掉了，带刻度盘和仪表盘的面板也被碾成了碎渣。它可能是方圆五百公里内唯一的一台X光机。现在却变成了无用的废品。是谁干的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旁边还有一台发电机，也被砸得粉碎，惨不忍睹。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唯一的科技产品（当然，除了武器之外）变成了无法运转的垃圾。

我们从那里沿着河堤走到唯一一个地面还算干的广场上。两边都是积水，散发着腐烂的气味，成群的蚊子四处乱撞。湿地和沼泽中有一些简陋的小屋，其中大多数都是空的，但有些里面也有人坐着或躺着。他们待在水里？是的，待在水里，我亲眼所见。最后，这里一共聚起了一百二十个人。有人让他们排成半圆形。他们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其他人去哪儿了呢？另外的十五万人难道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了？他们去了苏丹。为什么去苏丹？领导人命令他们去的。营地里的人多年来一直挨饿，他们已经没有理解能力，没有方向感，也没有个人意志了。好在还有人对他们下达命令，这就证明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还对他们有所要求。这些人为什么不和其他人一起离开营地？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会自己提出请求吗？不，他们什么都不做。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只要得到援助物资，就能活下去。如果没有援助，他们就会死。但他们昨天得到了。前天也是。所以情况真的不算太糟，所以也没什么好提要求的。

一个老年男子示意让我们走开。我问他是否可以照一张照片。当然可以。在这里干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