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来宾：

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卢旺达。这是一个小国，小到你们在看很多关于非洲的书的时候，书里的地图只会用一个点来标记它。只有在这些地图的注释中，你才会发现，原来位于非洲大陆中部的这个点就是卢旺达。卢旺达是一个多山的国家。非洲的地理特点是多平原和高原，而卢旺达的特点则是除了高山，还是高山。这些山脉海拔高达两三千米，有的甚至更高。这就是卢旺达又被称为“非洲的西藏”的原因，不仅因为这里的群山，还因为它是如此的独特和与众不同。它的非同寻常不仅体现在地理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层面。一般来说，非洲国家的人口是由多部落组成的（在刚果生活着三百个部落，在尼日利亚有二百五十个部落），而在卢旺达只有一个民族，即巴尼亚卢旺达人，按照传统分为三个阶层：拥有牛群的图西族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务农的胡图族人（占人口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五）以及当工人和仆人的特瓦族人（占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一）。这种社会阶层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与印度的种姓制度类似——形成于几个世纪以前，至于究竟是在十二世纪还是十五世纪，由于没有书面文字记载，人们对此仍有争议。我们只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这里都有一个由出身图西族、被称为“姆瓦米”的君主统治的王国。

这个山地王国曾是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国家。巴尼亚卢旺达人既不搞侵略征战，也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他们的领地，这和以前的日本人有些像（因此，他们对其他非洲民族的梦魇——贩卖奴隶并不了解）。第一位到达卢旺达的欧洲人是1894年来到这里的德国人，旅行家、军官古斯塔夫·阿道夫·冯·格岑伯爵。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八年前的柏林会议上，殖民国家在瓜分非洲的时候，就将卢旺达给了德国人，而当时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卢旺达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间，巴尼亚卢旺达人生活在一个殖民地，却浑然不知。德国人后来也对这块殖民地不怎么感兴趣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其拱手让给了比利时。比利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在这儿干什么大事。卢旺达距离海岸线太远了，有一千五百多公里，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因为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重要的原材料。所以，几百年前形成的巴尼亚卢旺达人的社会制度才得以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天然堡垒中一成不变地坚持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制度具有一系列欧洲封建主义特征。国家由一位君主统治，统治者身边围绕着一群世袭或非世袭的贵族。他们共同构成了统治阶级——图西族人。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财富就是牛：瘤牛，这个品种的特点是头上长着长长的、像尖刀一样漂亮的角。这些牛是不能杀的，它们神圣且无与伦比。图西族人以牛奶和牛血为食（他们用长矛刺开颈动脉后，将牛血倒入用牛尿冲洗过的容器中）。所有这些事都由男人来做，因为女人被禁止与牛接触。

牛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财富、名望、权力。一个人牛越多，他就越富有。他越富有，权力就越大。国王拥有最多的牛，他的牛群是受到专门照顾的。在皇家演讲台前举行的牛群游行是每年国家庆典的重头戏。那时会有一百万头牛从国王眼前走过。游行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牛群扬起尘土形成的云团会在王国上空飘浮很久。这些尘土形成的云团大小体现了国家的繁荣程度，而这一盛大仪式也多次在图西族的诗歌中被吟唱。

“图西族人？”在卢旺达我经常会听到人们说，“他坐在自家小屋的门槛上，看着自己的牛群在山坡上吃草。这景象让他充满自豪与幸福。”

图西族人不是牧民，也不是游牧民族，他们甚至不是养牛人。他们是这里的统治阶级，是贵族。

胡图族人的数量要多得多，他们属于地位更低的农民阶层（在印度这一人群被称为“吠舍”）。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之间是封建从属关系：图西族人是主人，胡图族人是他们的臣民。胡图族人以种地为生。他们要把一部分收成献给自己的主人，以换取主人的保护和一头用于耕作的牛（牛都被图西族人垄断了，胡图族人只能从自己的主人那里租牛）。这一切都和封建时期一样，一样的从属关系、一样的风俗习惯、一样的剥削压迫。

二十世纪中叶，这两个阶级之间逐渐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土地是争端的对象。卢旺达狭小，多山，人口密集。在非洲，靠放牧为生的人和靠耕种土地为生的人之间经常发生争斗。但是一般来说，非洲大陆地广人稀，其中一方可以去其他空着的地方，这样争斗就会平息。这种解决办法在卢旺达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这里缺少可以用来迁移或者退让的空间。与此同时，图西族的牛群在不断壮大，需要越来越多的牧场。建造新牧场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也就是把胡图族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但胡图族人的生活条件已经十分恶劣了。多年来，他们的人数一直在迅速增长。更糟糕的是，他们耕种的土地越来越贫瘠。因为卢旺达山区的土层很薄，薄到每年雨季来临时，倾盆大雨就会冲走大片的土壤，在许多原来胡图族人曾经种植木薯和玉米的地方，已经露出了光秃秃的岩石。

于是，一边是象征图西族人财富和权力的巨大牛群，另一边是被压迫、被杀害、流离失所的胡图族人，他们没有空间、没有土地，要么离开，要么死亡。这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比利时介入时卢旺达的情况。比利时突然变得高度投入：非洲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独立浪潮和反殖民主义正在兴起，因此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做出决策。比利时属于那些被这场解放运动弄得最为措手不及的列强之一。布鲁塞尔并没有明确的方针，而官员们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策略通常只有一个——拖延、推迟解决。比利时之前一直都靠图西族人统治卢旺达，利用图西族人来为自己服务。图西族人是卢旺达受教育程度最高，也最为雄心勃勃的阶级，他们现在却要求独立，而且立刻就要独立，比利时对此完全没有准备。因此，布鲁塞尔迅速改变策略：放弃图西族人，开始支持更为听话顺从的胡图族人。他们开始煽动胡图族人反抗图西族人。这种政策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1959年卢旺达爆发了农民起义。

卢旺达是非洲唯一以反封建革命的形式完成独立的国家。整个非洲只有卢旺达经历了自己的巴士底狱风暴、废黜国王、吉伦特派和恐怖统治。胡图族人，这群拿着长刀、锄头和长矛的农民来势汹汹，向他们的图西族主人发起了进攻。一场滔天大屠杀开始了，非洲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了。农民们焚烧雇主的庄园，割断他们的喉咙，敲碎他们的头颅。卢旺达沐浴在一片血腥火海之中。他们开始大规模地屠宰牛，很多农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尽情地大口吃肉。当时的二百六十万卢旺达居民中有三十万图西族人。据估计，有几万图西族人被杀害，还有几万人逃往刚果、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布隆迪等邻国。君主制和封建制度不复存在了，图西族人失去了他们的主导统治地位。胡图族人——农民阶级夺取了政权。当卢旺达在1962年获得独立时，正是出身农民阶级的人们组成了第一届政府。当时，年轻的记者格雷戈瓦·卡伊班达成了国家领导人。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卢旺达。这个国家的首都基加利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小城镇。我在那儿找不到任何酒店，或者那儿可能根本就没有酒店。最后是比利时修女们收留了我，让我住在她们干净整洁的产科医院病房里。

无论是胡图族人还是图西族人，经历了这场革命后都仿佛从噩梦中醒来。这两个民族都经历了大屠杀，一个阶级是刽子手，另一个阶级是受害者，这种经历会在人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痛苦痕迹。胡图族人心中的情感是五味杂陈的。一方面他们战胜了自己的主人，摆脱了封建枷锁，第一次获得了国家政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并没有彻底击败曾经统治自己的人，没有将其消灭殆尽，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尽管受到了重创，但是依然还活着，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复仇，这种想法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无法战胜的致命恐惧（我们得记住，对复仇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自古以来，复仇法则一直支配着这里的人际关系、私人关系和氏族关系）。所以，复仇确实很可怕。因为，尽管胡图族人占领了卢旺达的山区堡垒，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图西族的第五纵队（约十万人）仍在卢旺达境内；另外，也许更危险的是，之前被驱逐出堡垒的图西族人如今就在它周围安营扎寨。

把这里比喻成堡垒绝非言过其实。当我们从乌干达、坦桑尼亚或扎伊尔进入卢旺达时，总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迈入了一座大门，进入了这个矗立在我们眼前、由巍峨壮丽的群山组成的堡垒。昨天刚刚被流放到难民营的图西族人一走出他简陋的帐篷，眼前看到的就是卢旺达的群山。这里在一天中的清晨时分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我经常在黎明时起床，只为了欣赏一番这独一无二的美景。在我们面前是绵延不绝的群山，山峰高耸却平缓。它们沐浴在阳光的金色画框中，呈现出如绿宝石、紫水晶和翡翠的斑斓色彩。在这幅画中，没有嶙峋的黑色岩石，没有被暴风席卷的峭壁悬崖或被刮断的树干，也没有致命的雪崩、落石或山体滑坡。都没有。卢旺达的群山散发着温暖友好的光芒，景色壮美，山中空气清澈无风，氛围宁静平和，每座山峰的线条都完美无瑕，一切是如此令人心驰神往。清晨，绿色的山谷中弥漫着透明的薄雾，就像是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一层轻盈飘逸的薄纱，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桉树林和香蕉丛，看到田间劳作的人们。但图西族人首先看到的是放牧的牛群。那些他已经不再拥有的牛群，曾经是他存在的基础和生活的意义，如今却只能在他的想象中壮大，跃升为神话和传奇，成了他最大的渴望、美梦和执念。

就这样，卢旺达的悲剧上演了。这是巴尼亚卢旺达人的悲剧，这两个族群都认为自己拥有这片土地，但这片土地太狭小，无法同时容纳他们，想调和这两个族群的利益，变得像解决巴以问题一样困难。这场悲剧在慢慢发酵，一开始势头并不强，也不太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解决方案”的诱惑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迫切。

当时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还不至于发展到那种程度。那是六十年代，是非洲最充满希望、最乐观的时代。整片大陆沉浸在满心期待和狂喜的气氛之中，没多少人关注卢旺达的流血事件。没有通讯，没有报纸，而且——卢旺达？卢旺达在哪儿？卢旺达怎么去？的确，卢旺达仿佛是一个被上帝和人类都遗忘了的国家。很安静，死气沉沉，而且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里还很无聊。没有任何一条公路干线经过卢旺达，这里也没有大城市，甚至很少有人来这里。多年前我跟一个朋友、《每日电讯》的记者迈克尔·菲尔德说，我去过卢旺达，他问我：“你见到总统了吗？”我回答说：“没有。”“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啊？”他惊讶地问道。我很多同行都认为，在这样一个国家，唯一能够吸引人的可能就是总统了。如果见不到总统，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的确，在卢旺达这样的地方，让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它根深蒂固的封闭排外。我们的世界看似全球化，但其实是由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集的小地方组成的。环游世界就好像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每个村落都是一颗孤单存在、只为自己照亮的星星。对于大多数住在那里的人来说，他们家的门槛、他们村的尽头，最多不过是山谷的边界，就是现实世界的边缘了。再远处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不重要的，甚至是没有必要的；而他们手边的、视线范围内的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宏大，大到可以挡住广袤宇宙的一切。当地人和远方来客经常很难找到共同语言，因为尽管他们眼见的是同一个区域，却是从不同的视角。外来客用的是广角镜头，它给我们呈现出一幅遥远的、缩小的图景，但地平线却很长；而当地人用的是长焦镜头，甚至是可以将最微末的细节放大的望远镜。

然而，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自己的悲剧是真实的、痛苦的，而且未必是经过夸张放大的。卢旺达就是这样。1959年的革命将巴尼亚卢旺达人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从那时起，时间的流逝只会加剧不和谐的机制，激化冲突，导致一次又一次流血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末日的到来。

散落在边境营地中的图西族人开始密谋并准备反击。1963年，他们从南方邻国布隆迪发起进攻，那里是由他们的同胞——布隆迪图西族人所统治的。两年后，图西族人再次攻打进来。胡图族人的军队抵挡住了入侵，作为报复，他们在卢旺达组织了一场对图西族人的大规模残酷屠杀。两万名图西族人被胡图族人的长刀大卸八块，还有人称这次被屠杀的有五万人。当时，没有任何来自第三方的观察员、任何的委员会或媒体到达这些地区。我记得，当时我们一群记者试图进入卢旺达，被执政当局拒绝了。我们在坦桑尼亚只收集到了从卢旺达逃出来的人们带来的消息，她们大多是带着孩子的妇女，惊恐万分，饥肠辘辘。男人们一般都先被杀死了，他们冲出去后就再也没能回来。非洲的许多战争都是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隐秘进行的，在人迹罕至的地区，于寂静无声中，在全世界都不知情或者干脆被全世界所遗忘的地方。卢旺达的情况就是如此。多年来，这里一直持续着边境战争、杀戮和大屠杀。图西族的游击队（胡图族人把他们叫作“蟑螂”）焚烧村庄，屠杀当地居民。而当地居民则在胡图族军队的支持下对图西族人进行强奸和杀戮。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是一件难事。因为很多村镇都是各民族混居的。他们毗邻而居，路上抬头不见低头见，工作也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却悄悄地谋划着，算计着。在这种充满猜疑、紧张和恐惧的气氛中，古老的非洲部落传统的地下教派、秘密社团和黑帮不断滋生。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秘密组织，每个人都坚信其他人肯定也有自己的秘密组织，而且肯定还是敌对的秘密组织。

卢旺达和南方邻国布隆迪是一对孪生的难兄难弟国家。它们有着相似的地理和社会结构以及共同的数百年历史。它们的命运直到1959年才出现分化：在卢旺达，农民阶级胡图族人取得了革命胜利，他们的首领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在布隆迪，图西族人通过扩充军队和建立封建军事独裁统治维持甚至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然而，之前一直存在的、将这两个孪生国家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机制仍在运行。卢旺达的胡图族人继续屠杀图西族人，引起了布隆迪的图西族人对胡图族人的报复性屠杀，反之亦然。1972年，布隆迪的胡图族人试图效仿他们的卢旺达兄弟，在布隆迪发动起义。起初他们杀害了几千名图西族人，而图西族人作为报复又杀害了十余万胡图族人。屠杀本身并不能让卢旺达胡图族人有所动摇，因为屠杀在两国都经常发生，然而这次屠杀规模之大令他们十分震惊，他们决定要对此做出回应。促使他们做出这种决定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大屠杀发生时，有几十万（有时他们称有一百万）来自布隆迪的胡图族人在卢旺达避难，给这个屡遭饥荒的贫穷国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如何养活数量如此庞大的难民。

卢旺达军队首领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将军利用了这一危急局势（他们正在杀害我们在布隆迪的兄弟；我们没有钱来养活一百万难民），于1973年发动政变，宣布自己为总统。这次政变暴露了胡图族内部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战败（最后被饿死）的总统格雷戈瓦·卡伊班达所代表的是来自该国中部地区的温和自由派胡图族人。相比之下，新的统治者出身于卢旺达西北部的氏族，代表着胡图族中激进的沙文主义一派（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将哈比亚利马纳比作卢旺达胡图族的拉多万·卡拉季奇）。

哈比亚利马纳自此将在卢旺达执政二十一年之久，也就是说一直执政到他1994年去世。他身材魁梧、强壮有力、精力充沛，他将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建立一个铁血独裁政权上。他实行一党制，党的领导人就是哈比亚利马纳自己。该国的所有公民自出生起就必须是党员。他还修正了一直沿用至今，只看一个人是胡图族还是图西族这种过于简化的区分敌我的方式。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来丰富这种区分的标准：将他们划分为执政者和反对派。如果你是忠于政府的图西族人，你可以成为村长和乡长（但是当不上部长），但如果你批评政府，哪怕你是百分之百的胡图族人，你也会被送进大牢甚至送上绞刑架。哈比亚利马纳将军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反对他独裁统治的不仅有图西族人，还有很多胡图族人，他们发自肺腑地憎恨他，并竭尽全力与他抗争。所以，卢旺达的冲突不仅是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是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尖锐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基于族裔分类的整个语言及其思维方式都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它们模糊并丢失了最深层的真相：善与恶、真相与谎言、民主与独裁，而将自己局限于单一的、肤浅的、次要的二分法中，仅有一种对比、一种对立：他价值连城，就因为他是胡图族人；或者，就因为他是图西族人，所以一文不值。

加强独裁统治是哈比亚利马纳全力以赴的首要任务，但与此同时，他在另一条平行战线上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国家私有化。多年来，卢旺达变成了吉塞尼（哈比亚利马纳将军的故乡小镇）一个氏族的私有财产，更确切地说，是总统夫人阿加特，她的三个兄弟萨加塔瓦、塞拉芬和泽德以及这三兄弟的一群表兄弟的私有财产。阿加特和她的兄弟们都属于阿卡祖氏族，这个名字是打开通往卢旺达神秘迷宫的许多大门的关键。萨加塔瓦、塞拉芬和泽德在吉塞尼地区拥有豪华的宫殿，他们与姐姐和将军姐夫一起掌管着卢旺达的军队、警察、银行和行政机构。这个位于遥远的非洲大陆、群山环抱的落后小国，就由这个贪婪专制的酋长家族统治着。它是如何在世界上落得如此悲惨的名声的呢？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1959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图西族人为了保住性命逃离了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又有许许多多的人步其后尘从这里逃走。他们在扎伊尔、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布隆迪的边境搭起了一片片营地，形成了苦难的流亡者的聚居点，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回到家乡，回到他们（如今只能在神话中见到）的牛群身边。营地的生活凄凉、贫苦、令人绝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在这里出生、成年，他们想要去做些什么，想要努力去争取些什么。当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在非洲，祖先的土地是神圣的概念，它是令人神往、充满吸引力的地方，是生命的源泉。但是离开营地并非易事，这甚至是被当地政府所禁止的。乌干达是个例外，那里长年内战不断，动荡不安，混乱无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轻的社会活动家约韦里·穆塞韦尼在那里打响了一场游击战争，反抗刽子手米尔顿·奥博特的魔鬼政权。穆塞韦尼需要人支持，他很快就找到了，因为除了他的乌干达同胞以外，生活在卢旺达营地的年轻人——那些勇猛又渴望战争的图西族人也申请加入游击队。穆塞韦尼欣然接纳了他们。在森林中，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他们在乌干达接受军事训练，后来其中许多人从国外的军官学校毕业。1986年1月，穆塞韦尼率领他的部队进入坎帕拉并接管政权。部队中的许多指挥官和士兵就是年轻的图西族人，是那些出生在难民营中、父辈们从卢旺达被驱逐出去的年轻的图西族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人注意到在乌干达出现了一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图西族复仇大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为自己的家人所蒙受的耻辱和伤害复仇。他们举行秘密会议，成立了一个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Narodowy Front Ruandy）的组织，准备发动进攻。1990年9月30日夜间，他们从乌干达军营和边境的营地中消失，在黎明时分进入卢旺达境内。基加利当局措手不及，他们除了震惊，只有恐惧。哈比亚利马纳的军队很弱，士气低迷，从乌干达边境到基加利只有一百五十多公里，游击队一两天内就能到达首都。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哈比亚利马纳的军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要不是因为一个电话，1994年那场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这个电话就是哈比亚利马纳将军打给密特朗总统的求救电话。

密特朗当时顶着亲非洲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尽管大多数的欧洲列强都彻底和殖民传统决裂了，但法国是个例外。因为在漫长的殖民时代结束后，法国留下了一支庞大、活跃、组织严密的军队，军中的这些人曾在殖民统治时期做出了一番事业，在殖民地度过了（相当不错）的一生，现在他们在欧洲却成了局外人，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毫无用武之地。同时他们还坚信，法国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由法国文化和语言所联结的所有民族的共同体，总之，法国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语言空间，可以称之为“法语圈”（Francophones）。用简化的地缘政治学语言来诠释就是：这一理念认为，如果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人攻击了一个法语国家，那就好像是在攻击法国一样。

另外，亲非洲派的官员和将领们仍然深受“法绍达事件”的影响。我想简单讲一下这个事件。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瓜分非洲时，伦敦和巴黎都有一种奇怪的强迫症（尽管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把在非洲大陆上的领土安排成一条直线，保持领土之间的连续性。伦敦想要一条从北到南的直线，即从开罗到开普敦，而巴黎则想要一条从西到东的直线，即从达喀尔到吉布提。如果我们如今在非洲地图上画出这两条垂直的线，它们会在苏丹南部、位于尼罗河畔的小渔村法绍达相交。当时在欧洲有一种信念，谁拥有了法绍达，谁就实现了它的扩张主义理想，即建立一个连绵不断的殖民帝国。于是，伦敦和巴黎之间开展了一场竞赛。两国都向法绍达派出了远征军。法国人率先到达了那里。1898年7月16日，马尔尚上尉从达喀尔出发，徒步穿越了这条艰苦的路线抵达法绍达，并在此插上了法国国旗。马尔尚的部队由一百五十名勇敢且忠心耿耿的塞内加尔人组成。巴黎城欢呼雀跃，法国人充满自豪。但两个月后，英国人也抵达了法绍达。远征军将领基奇纳勋爵这才惊讶地发现，法绍达已被占领。但他不管这一套，在那里也挂上了英国国旗。伦敦城欣喜若狂，英国人得意洋洋。当时两国都处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狂喜中。双方从一开始就都不愿让步。当时有许多迹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会在1898年爆发，原因就是法绍达问题。最后（说来话长），法国人不得不撤军，英国取得了胜利。法绍达事件仍然是老法国殖民者心中痛苦的一道伤口，一听说“英语圈”（Anglophones）的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就会立刻发起攻击。

之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当巴黎得知，来自英语区乌干达的、说英语的图西族人入侵了乌干达的法语区领地，侵犯了法语圈的边境线，他们采取了一样的做法。

当飞机把法国伞兵送到基加利机场时，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部队正在一步步挺进首都，政府和哈比亚利马纳家族正在收拾行李准备逃跑。据官方消息，这次来的法国伞兵只有两个连。但这已经足够了。尽管游击队想与哈比亚利马纳政权作战，但他们不想冒险与法国开战——他们没有胜算。因此，他们放弃了对基加利的进攻，而是留在卢旺达，占领了东北部地区。这样，卢旺达事实上就处于分裂状态了，虽然双方都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状态。哈比亚利马纳希望，假以时日他将有足够的力量赶走游击队，而游击队则希望有一天法国人会撤走，然后哈比亚利马纳的统治连同整个阿卡祖氏族第二天就会垮台。

没有什么比这种既不打仗又无和平的状态更糟糕了。因为有些人上战场是希望打赢战争并享受胜利果实。然而他们的梦想落空了，进攻必须暂停。被攻击一方的情绪更加糟糕：他们虽然幸存了下来，但已经看到了失败的阴影，预感到他们的统治可能要就此终止。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自救。

从1990年10月（图西族人）发起进攻到1994年4月大屠杀的发生，中间经历了三年半的时间。在卢旺达统治阵营内部，赞成妥协让步、组建联合国民政府的人（哈比亚利马纳的人和游击队）与阿加特及其兄弟们所领导的狂热、专横的阿卡祖部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哈比亚利马纳本人也在躲闪、犹豫、不知所措，并逐渐失去了对事态发展的影响力。很快，阿卡祖家族的沙文主义路线占了上风。阿卡祖阵营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家，他们是知识分子、学者、来自卢旺达布塔雷大学的历史和哲学教授们，如费迪南德·纳希马纳、卡西米尔·比齐蒙古、莱昂·穆盖斯拉等。正是他们制定了为种族灭绝辩护的思想理论体系，将其合法化为确保胡图族能够存续的唯一出路和唯一解决方案。纳希马纳及其同事的理论宣称图西族是一个外来种族。从尼罗河沿岸某处来到卢旺达的尼罗特人征服了这片土地上的胡图族原住民，并开始剥削、奴役并从内部瓦解他们。图西族掠夺走了卢旺达的土地、牛群、市场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最终夺走了他们的国家。胡图族人沦为被他们奴役的角色，世世代代活在贫穷、饥饿和屈辱中。但是胡图族人必须夺回自己的身份和尊严，在世界各民族之中占有平等的一席之地。

纳希马纳在数十篇演讲、文章和宣传册中反思他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历史经验是悲惨的，让人充满沮丧的悲观情绪。胡图族与图西族关系的整个历史，是不断的集体屠杀、相互灭绝、强迫迁徙和宿怨世仇的黑暗时期。小小的卢旺达容不下两个如此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民族。除此之外，卢旺达的人口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二十世纪中叶，卢旺达有二百万居民，而五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接近九百万。那么，怎样才能走出这种恶性循环，摆脱这种残酷的命运呢？穆盖斯拉表达了一个自我检讨的想法，认为胡图族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1959年，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让图西族人逃跑了。我们当时就应该采取行动，把他们从地球上抹除。”这位教授认为，现在正是纠正这一错误的最后时机。图西族人必须回到他们真正的家园，位于尼罗河畔的某个地方。他强调，“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让我们把他们送回到那里。因此，在布塔雷的学者们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最终解决方案”：这些人必须消失，必须永远不复存在。

准备工作开始了。军队的士兵由原来的五千人扩充到三万五千人。另外一个军事打击力量是总统护卫队，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精英部队（法国向他们派来了教官，法国、南非和埃及提供了武器装备）。他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建立一支由民众组成的准军事组织——“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可直译为“让我们共同打击”）。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居民、无业青年和贫苦农民、在校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以及政府公务员都被吸纳进这个组织，他们接受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培训，这是数量极为庞大的一群人，是真正的全民行动，他们的任务就是进行末日屠杀。与此同时，省长和副省长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制定并提交一份反政府人员名单，这些人包括所有可疑的、不安全的、摇摆不定的人，以及各种有不满情绪的人、悲观主义者、怀疑论者和自由主义者。杂志《坎古拉》（Kangura）是阿卡祖氏族的理论机关刊物，但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所以他们的主要宣传机构是米尔·科林斯广播电台，后来在大屠杀期间，也是通过这个电台向民众发布命令：“死！死！图西族人尸体才把坟墓填满了一半！你们动作快点，快点把坟墓填满！”

1993年年中，其他非洲国家敦促哈比亚利马纳与卢旺达爱国阵线（FNR）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游击队将进入政府和议会，并占军队的四成。但阿卡祖氏族无法接受这样的妥协。他们不愿意失去对权力的垄断。他们意识到，使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刻已经到来。

1994年4月6日，一群“不明身份的肇事者”在基加利用火箭弹击落了一架正要着陆的飞机，上面坐着从国外归来的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他刚刚与敌人签署了妥协协议，已是颜面扫地。他的飞机被击落是开始屠杀政权反对者的信号，主要是屠杀图西族人，但也包括许多胡图族反对派。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发动的大屠杀持续了三个月，直到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队占领全国，他们才不得不逃走。

对受害者人数的统计数据各有不同，有的说五十万，也有的说一百万。没有人能准确计算出这一数字。最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昨天还是完全无辜的一群人，谋杀了另一群完全无辜的人，没有任何理由，也不为任何目的。就算受害者人数没有一百万，哪怕只有一个无辜的人被残忍杀害，那不也足以证明魔鬼就在我们中间吗？而在1994年的春天，魔鬼不就正在卢旺达吗？

五十万到一百万人被杀害，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了。想想哈比亚利马纳军队地狱般可怕的打击力量，他的那些直升机、重机枪、大炮和坦克，在三个月不间断的袭击扫射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因此丧生。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死于炮弹或重机枪，而是被长刀、锤子、长矛和木棍这些最原始的武器碎尸万段。因为该政权的统治者脑子里想的不仅仅是“最终解决方案”这个目标。在通往“最高理想”——即一次性将敌人赶尽杀绝的道路上，至关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全民犯罪共同体。人们大规模参与集体犯罪，罪恶感将所有民众连在一起，自此每个人都会背上杀人的良心债，每个人都知道，找自己寻仇将是他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在这种权利背后看到可怖的夺命幽灵。

无论是在纳粹还是斯大林模式中，都是由专门设立的机构如党卫队和内务人员委员会来充当刽子手，犯罪也是在独立的秘密空间中实施的。而在卢旺达，要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死亡的制造者，让犯罪成为全民参与的、普遍的，甚至最基本的行为，直到没有一双手不沾上鲜血——那些被当局视为敌人的人的鲜血。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些惊恐万分的胡图族人在被打败后大批逃往扎伊尔，他们在那里头顶着微薄的家当四处流浪。当欧洲人在电视里看到这无穷无尽的队伍时，他们无法理解，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些骨瘦如柴的流浪者，是什么动力在驱使这些骷髅排成受刑者般的长队，不停地走着，不驻足，不休息，不吃不喝，不说不笑，眼神茫然，卑微地、顺从地行走在罪恶和痛苦的悲惨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