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中部是广袤的高原，无数悬崖和峡谷纵横交错其中。雨季时，湍急的河流沿着这些深谷流淌。其中一些到了夏季会干涸，消失，露出干裂的河床，风在上面扬起黑色的尘土——被太阳烤干的泥浆。在这片高原之上，时而会有三千米高的山峰兀自突出，但它们与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或喀尔巴阡山脉却毫无相似之处。这些高山由风化的石头组成，呈铜褐色，山顶平坦而光滑，甚至几乎可以当作天然的机场。乘飞机从这些山峰上飞过，可以看到建在上面的没有水源和电灯的简陋茅草屋和泥坯屋。你立刻会想到：那里的人怎么生活？靠什么生活？他们吃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待在那儿？正午时分，在这样的地方，大地的温度一定就像滚烫的煤渣，灼烧他们的脚，把一切都变成灰烬。是谁把他们流放到这样一个高耸入云的地狱？为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我从来没有机会爬到这些孤零零立在山顶的定居点去寻找答案。而在这片高原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关于那些人的故事，那些在高耸的云层边、在人类的边缘艰难求生的可怜人。他们出生时便无人知晓，过不了多久可能就会死掉——不为人知，甚至没有名字的生命。然而那些在山脚下的人们活得也并不轻松，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去沃洛，”特费里和我说，“去哈勒尔盖吧！你在这儿什么都看不着，去了那儿什么都看得到。”

我们坐在特费里位于亚的斯亚贝巴¹家中的露台上，眼前是高墙下的花园，喷泉发出轻柔的水声，周围生长着繁茂的紫色三角梅和明艳的黄色连翘。特费里提到的地方距离这儿有几百公里，那些省份的居民正死于大规模饥荒。在这里，在这个露台上（此刻从厨房里飘出了烤肉的香气），简直难以想象。而且，该如何理解“大规模群体死亡”？人永远都是自己死去的，死亡是他一生中最孤单的时刻。“群体死亡”意味着，一个人正在孤单地死去，而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孤单地死去，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只是巧合，而且往往是违背其意愿的巧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孤单地经历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死亡时刻，而在他们身边还有很多人也在这一刻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非洲刚迈入最黑暗的二十年。内战、叛乱、政变、屠杀，以及萨赫勒地区（西非）和东非（特别是苏丹、乍得、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数百万人开始遭受的饥荒，这些都是危机的征兆。充满了希望与美好前景的五六十年代已经过去，在那个时期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摆脱了殖民主义，成为独立国家。在那个时期，世界上主导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认为，自由几乎会自动带来繁荣，只要获得自由，曾经的贫穷之地立刻会摇身一变，成为处处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世界。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智者们都坚信这样的观点，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它们，特别是这些预言听起来是那么诱人。

事与愿违。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处处是权力之战，部落、种族冲突、军队力量、腐败的诱惑、黑帮的威胁，一切都为夺权所用。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呈现出其脆弱的、无法履行基本国家职能的特点。当所有这一切在非洲发生时，世界正经历着冷战，东方和西方也将其战争扩展到了非洲地区。冷战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那些弱小的、依赖外部援助的国家，它们的问题和利益完全被忽视。这些国家的政务和事件要严格服从大国的利益，而不被赋予任何独立的价值和重要性。除此之外，还有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对待非白人文化和社会那种傲慢、嚣张的态度。每次我从非洲回来，人们问我的不是“坦桑尼亚的坦桑尼亚人怎么样”，而是“坦桑尼亚的俄罗斯人怎么样”。没有人问我利比里亚的利比里亚人过得怎么样，他们问的都是“美国人在利比里亚过得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比德国旅行探险家汉斯·克里斯托弗·布赫遇到的情况强多了。他和我抱怨说，在完成了对大洋洲最偏远的社会的夺命之旅后，人们问他最多的问题是：“在那儿吃什么？”）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屑一顾、这种傲慢的轻视更令非洲人难过的了。这是羞辱和贬低，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特费里是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他有几辆破旧的“贝德福德”卡车，用来运输棉花、咖啡和皮革。这些卡车既去沃洛也去哈勒尔盖，所以他同意我和他的卡车司机们一同前往。这对我来说是唯一的机会，因为去那些地方既没有大巴车，也没有飞机。

在埃塞俄比亚的道路上行驶非常艰难，而且经常会有风险。旱季的时候，车子行驶在陡峭山峰上开辟出的狭窄的碎石路上，经常打滑，道路边上就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在雨季，山路根本无法通行，横穿平原的道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地，车子很可能会被困在那里好几天。

在夏季的高原上开几个小时的车，人会被灰尘熏得黢黑。与此同时，由于天气炎热，浑身被汗水浸透，一天结束时，我们身上就覆盖了一件厚厚的尘土盔甲。这种由微小的微观颗粒组成的尘土，形成一种炙热的烟霾，渗透到衣服里并侵入身体的每一个缝隙，过了很久都难以把它们完全洗掉。眼睛是最受折磨的。这些卡车司机的眼睛经常肿胀发红，常常抱怨头疼，而且年纪轻轻就可能失明。

我们只能在白天行驶。因为从黄昏到黎明，道路的管理权在一伙频繁出没、横行霸道的黑帮手里，他们被当地人叫作“索马里土匪”，什么都抢。这样一群年轻的土匪谁来抢谁，以前还会把抓住的人吊死在路边，后来他们进步了，不再使用这么夺人眼球的处理方式。这是一场殊死搏斗，因为如果土匪将受害者丢弃在贫瘠无水的荒野中，这些可怜人就会渴死。因此，城镇的出口处都设有警务站。警察会盯着手表或者直接看看太阳，计算我们在下一次天黑之前能不能赶到下一个城市（也就是到下一处有警察的地方）。如果他们觉得到不了，就会让我们回去。

我坐上了一辆特费里从亚的斯亚贝巴发往北部的卡车，这辆卡车去沃洛省，在德希埃和拉利贝拉附近去拉皮革。计算一趟旅程有多少公里是否有意义呢？在这里，距离是用从起点A到终点B之间所用的小时和天数来计算的。比如从德希埃到拉利贝拉的路程是一百二十公里，但是整个行程可能要花上八个小时（这还是在我能搞到一辆非常好的路虎越野车的情况下，对此我深表怀疑）。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得花上一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目的地。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说不准。当地的卡车大都锈迹斑斑，破旧不堪，在根本不能称之为路的道路上，在一片尘埃和炎热的包围中，这些卡车总是出故障，而想要找到配套的零件维修，就得返回亚的斯亚贝巴。所以，道路上的一切永远是未知：我们出发，行驶，但是何时到达（以及是否到达），或者何时返回（以及是否能返回），永远是个问号。

我们要去的地方常年干旱，牛群因缺少牧草和水而死亡。牧民们从死去的牛尸骨上剥下皮革，以微薄的价格出售。这点钱够他们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以后他们去不了国际救援营，就会悄无声息死在这片炙热荒野中。

黎明时分，我们出了城，离开了包围着城市的翠绿桉树林，离开了路边的加油站和警务站，来到一片被阳光淹没的高原上，踏上了一条前一百公里都是柏油路面的公路。特费里之前告诉我，开车的萨赫鲁是一位值得信赖、沉着冷静的司机。萨赫鲁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为了活跃气氛，我轻轻撞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时，我冲他笑了笑。萨赫鲁也露出了笑容，他笑得真诚，还有点害羞——他不确定这样的相互微笑是否会让我们的关系有点过于亲密了。

越远离城市，这个国家就越荒芜，越死寂。只有偶尔看到孩子们放着几头瘦骨嶙峋的牛，还有弯着腰、驮着一大捆干树枝的妇女。我们路过的茅草屋几乎都是空的，周围也不见人，不见任何动静。景色静止了，就像一幅画，完成之后一直摆在那里，不再改变。

突然，路中间出现了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手里端着自动步枪。萨赫鲁面如死灰，脸色虽然还算镇定，眼神中却充满恐惧。萨赫鲁把车停下，那两个人一言不发地爬上了车斗，用手敲了敲驾驶室的顶，示意我们开车。我低头坐着，尽量不表现出我吓得魂快没了。我偷偷看萨赫鲁，他握着方向盘，身体僵硬，又害怕又阴郁。我们大概开了一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发生。阳光明媚，天气炎热，驾驶室里被飞扬的尘土弄得很昏暗。突然那两个人又开始敲车顶。萨赫鲁乖乖把车停下。他们一言不发地跳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消失在野地里。我们甚至都没看到他们去了哪个方向。

下午，我们开到了小镇德卜勒西纳。萨赫鲁把车停在路边，立刻就有一群人把我们围住了。这些人衣衫褴褛、瘦骨嶙峋，个个都光着脚。很多是小伙子和孩子。这时，立刻有一名警察拨开人群来到我们面前，他穿着一套破旧的黑色警服，上衣的扣子只系了一粒。他会说一点英语，立刻用英语说：“把你们所有东西都带走！所有东西！他们都是小偷！”然后用手一个一个地指着围在我们周围的人：“这个是小偷！这个是小偷！”我的目光随着警察手指的方向望过去，他的手指顺时针移动着，在每一张脸上都会停留一下。“这个是小偷，”警察接着说，当他指到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孩时，他的手颤抖了，高声喊道，“先生，这个是大坏蛋，大贼！”

围观的人非常好奇地看着我。他们面带微笑，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一丝的愤怒，也没有嘲讽，反而是一种尴尬，甚至是谦卑。“而我，不得不和他们待在一起，先生。”警察为自己感到难过。仿佛是在为他的悲惨命运寻求最卑微的补偿，他向我伸出手说：“先生，您能帮帮我吗？”他想要让他的请求听起来更合理，又补充说：“我们这里都很穷，先生。”他指指自己，指指那些“小偷”，又指指德卜勒西纳那些东倒西歪的泥坯屋、破烂不堪的道路以及这个世界。

我们往小镇里面走，来到了这里的集市。集市上有售卖大麦、豆子和小米的摊位，还有售卖羊肉的摊位，旁边是卖洋葱、西红柿和红胡椒的摊位。其他地方还有卖面包和羊奶酪的摊位，卖糖和咖啡的摊位。还有卖沙丁鱼罐头、饼干和薄饼的，应有尽有。但是，本该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热闹非凡的市中心大集，却是一片寂静。摊位上的女性小贩们一动不动，只是偶尔懒洋洋地赶一下苍蝇。到处都是苍蝇。它们聚成黑压压的一片，气急败坏，来势汹汹。我们在躲避这些疯狂向我们扑来的苍蝇时，不小心闯入了街边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被遗弃的、陷入无尽痛苦的世界。在满是灰尘、脏兮兮的地上，躺着一些饿得瘦骨嶙峋的人。他们是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干旱夺走了他们的水，烈日灼伤了他们的庄稼。绝望的他们来到这个小镇上，希望能喝到水并且找一点吃的。虚弱的他们没有力气做任何事，只能以一种最安静、最服从的方式死去——饿死。他们的眼睛半睁半闭，毫无生气，也不带感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眼睛望向何方。在我站着的地方附近，躺着两个妇女，她们瘦弱的身体因为疟疾的折磨而颤抖着。这些身体的颤抖是这条街上唯一的动静。

我拉了一下司机的袖子，说：“咱们走吧。”我们穿过市中心集市，穿过摆在那里的一袋袋面粉、肉块和一瓶瓶矿泉水：大饥荒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非人道的原因造成的。国家本来有足够的粮食，但旱灾一来，物价上涨，贫苦农民买不起粮食。当然，政府本可以干预，世界也本可以发声，但是由于担心自己的名誉扫地，统治者不愿承认国内发生了饥荒，拒绝接受帮助。当时，埃塞俄比亚有一百万人死亡，但先是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隐瞒了这一情况，后来夺走了他王位和性命的人——门格斯图少校——也隐瞒了这一情况。战争让他们势不两立，谎言却将他们连在一起。

山路崎岖且荒凉，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牛群。炙热的灰色大地上有一些牛的尸骨。在一棵金合欢的树荫下，妇女们拿着大陶罐等待着：也许会有一辆开往镇上的水罐车路过这里，司机出于怜悯会停下车，把水龙头拧开一会儿？

傍晚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德希埃，再开一天就可以到拉利贝拉。一路上千沟万壑，十分炎热，行驶其中如同在炼钢炉里。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动物和植物。但是只要一停车，就会有一大群苍蝇围住我们。就好像它们一直在这儿等着我们似的。嗡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仿佛在宣告胜利的喜悦：你们终于来了！抓住你们了！这里这么多苍蝇是哪儿来的呢？这里怎么还会有生命存在？

我们终于开到了拉利贝拉。拉利贝拉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如果不是，那应该把它算上。想要见到拉利贝拉的真容，本来就是一件难事。雨季时这里没有任何可通行的道路，旱季时开到这里也容易不了多少。只有乘飞机才能到达，还要在飞机能飞的情况下。

从路上什么都看不见。确切地说，只能看到一座普通的村庄。村子里有很多小男孩跑出来，每个都在央求你选他当向导，因为这是唯一的赚钱机会。我的向导名叫塔德塞·米雷勒，是个小学生。但现在因为饥荒，学校关了，所有地方都关了。村子里不断有人死去。塔德塞说，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但是还有水，所以他就喝水。也许他在哪儿得到了一把谷物或者一块饼？他承认他得到了一把谷物。“但是，”当他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十分担心，“除此之外什么都没了。”接着他又求我说：“先生！”“我听着呢，塔德塞。”“救救我吧，我需要有人救救我！”他看着我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只有一只眼睛。在这张疲惫不堪、备受折磨的孩子的脸上，只有一只眼睛。

塔德塞在某一瞬间抓住了我的手。我以为他想跟我要点什么，但他只是拉着我的手，以防我掉到悬崖下面去。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座岩石雕刻而成的教堂。一个凿刻在山体内部的三层楼高的建筑。我继续往下走，同样是在这座大山里，但从外面看不到的地方，又雕刻出一座教堂，又一座教堂，巨大的教堂，一共十一座。这个建筑奇迹是十二世纪时阿姆哈拉人的国王圣拉利贝拉所创造的，阿姆哈拉人曾是（现在也是）东方正统教会基督徒。国王把这些教堂建在山里，这样一来，入侵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就无法从远处看到它们。即使看到了，由于它们是这座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斯林也无法拆除或移动它们。圣母玛利亚教堂、救世主教堂、圣十字架教堂、圣乔治堂、圣马可堂和圣加百列堂，都通过地下隧道相互连接。

“先生，你看！”塔德塞一边说，一边用手给我指救世主教堂前的院子。其实我自己已经看到这幅景象了。在我们所站之处下面十几米的地方，在教堂的院子里和楼梯上，一群残疾的乞丐缠作一团。尽管我不喜欢“缠作一团”这个说法，但我无法找到其他词来代替，因为这个词最能描述这个场面。下面那些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残缺的肢体、躯干和瘦弱的身躯交错缠绕，形成了一个蠕动爬行的生物，从这个生物里面伸出了几十只胳膊，而在没有胳膊的地方，有数不清的嘴巴向上张开，等待着有人朝里面投喂吃的。我们从一个教堂走到另一个，下面这个纠结在一起、不断发出呻吟、奄奄一息的巨型生物就跟着我们爬动，时不时地从它身上掉下一个已经不能动弹的成员，被其他人抛弃了。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朝圣者来施舍了，而这些残疾人也无法从这些岩石悬崖中走出去。

“先生，您看见了吗？”当我们返回村庄的时候，塔德塞问我。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仿佛这就是我此行唯一真正应该看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