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拉各斯租的公寓一直被盗。这不仅发生在我离开时间较长的时候——去乍得、加蓬或者几内亚。即使我只是去附近的城镇短期旅行，必须去趟阿贝奥库塔或者奥绍博，我知道回来一定会发现窗户从窗框上被卸了下来，家具东倒西歪，橱柜被翻得乱七八糟。

这间公寓位于拉各斯岛的市中心。拉各斯曾是奴隶贩子的集结地：这一黑暗、可耻的历史起源，在这座城市的氛围中留下了不安和暴力的痕迹。身在此处，你会不断地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我乘出租车，正在和司机聊天，他突然不说话了，紧张地左顾右盼，观察街上的情况。我出于好奇问他：“怎么了？”他压低声音说：“这地方不好！”我们继续往前开，他放松下来，才又和我聊天。过了一会儿，路边走过来一群人，看到他们，司机再次沉默，四处张望，加速。我又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很坏的人！”再开出去一公里，他才又平静下来，回到我们之前的话题。

在这样一位司机的脑子里，一定印着一张城市地图，就像警察局墙上挂的那张一样。各种颜色的警示灯不断亮起、闪烁、跳动，标示着危险区域、抢劫地点和其他犯罪高发地点。这样的警示灯在我居住的市中心的地图上尤其多。当然，我本可以选择伊科伊，那里住的是尼日利亚有钱人、欧洲人和外交官，是安全的富人区，但那个地方太假了，排外、封闭，处处戒备森严。我想要住在一个真正的非洲城市，在非洲的街道上，非洲的房子里，不然怎么可能了解这座城市、这片大陆？

然而，白人住在非洲区并非易事。首先欧洲人就会强烈不满。一个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一定是疯了，要么就是心智不健全。他们试图劝阻我，告诫说：你会没命的，唯一不确定的是你怎么死——可能被杀，也可能在那种恶劣条件下自己活不下来。

但非洲方面对我这个计划也没表现出什么热情。“首先，这里有个具体的难题——到底住在哪儿？这种非洲社区特别贫困而且拥挤，只有破破烂烂的小房子、泥坯屋、贫民窟，没有通风，经常断电，到处是灰尘、恶臭，还有很多虫子。你能去哪儿住？能找到一个单独的住处吗？而且你怎么生活？就说取水吧，得从街上有水泵的那一头自己打水回来。这种事都是小孩子来做的。有时候女人也会。男人？从来不。这儿有一位白人先生，和孩子们一起在水泵前面排队打水。哈哈哈！这是不可能的！再说，就算你找到了一个独立的单间，总得关上门工作。但关上门？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都是集体生活，孩子、大人、老人，从来不分开，哪怕是死了，我们的灵魂也要留在活人中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让别人进去？哈哈哈，这是不可能的！”当地人非常温和地跟我解释，“而且，我们这里也不安全。经常有坏人晃来晃去。最坏的就是那些小子，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他们打人、抢劫，就像一群可怕的蝗虫，所到之处，席卷一空。他们很快就会嗅到，这里住了一个落单的欧洲人。对他们来说，欧洲人就是有钱人。到时候谁能保护你呢？”

但我心意已决，没有听取这些劝告。也许部分是因为我对那些一来就住进“小欧洲”或者“小美国”（即豪华酒店）的人不以为然，他们离开后会吹嘘自己到过非洲，但实际上他们从未到过非洲。

终于，机会来了。我认识了一个名叫埃米里奥·马德拉的意大利人，他在离梅西大街不远的小巷子里有一间废弃的农用工具仓库（白人都在逐渐关停他们的生意），在这个仓库旁边，确切地说是在仓库上面，有一个两居室的用人房空着，他很乐意把它租给我。一天晚上，他开车把我送到这里，帮我把东西搬了上去（顺着安装在楼外的金属楼梯爬到二楼）。屋子里很凉爽，令人愉悦，因为早上埃米里奥打开了空调。冰箱也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意大利人向我道了晚安就匆匆消失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要飞回罗马——在最近的军事政变后，他担心会有进一步的动荡，想把一些钱带回国去。

我打开行李，开始收拾东西。

一个小时后，灯灭了。

我没有手电筒。更糟糕的是空调也停了，除了一片漆黑之外，这里很快变得又热又闷。我打开窗，一股腐烂水果、烧焦的油、肥皂和尿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扑面而来。尽管大海离得不算远，但在这个封闭狭窄的巷子里感受不到一丝微风。这时是三月，一个酷热难当的月份，夜晚似乎比白天更热，更让人喘不上气。我从窗口探出头去，楼底下的小巷里，有人躺在编织垫上，也有人干脆躺在地上，半裸着身体。女人和孩子都睡了，几个男人背靠泥坯屋的墙壁坐着，盯着我看。我不知道他们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他们想要认识我？帮助我？还是杀了我？

我想我是无法在这样闷热的房间里熬到天亮的，于是就下了楼。两个男人站了起来，其他人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们都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光是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生存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我问他们，这里是不是经常停电。他们不知道。我又问，可以找谁来维修。他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互相交谈起来。然后其中一个人走开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了很久。最后他回来了，还带来两个年轻人。他们说，可以修好，要十英镑。我同意了。不一会儿，我房里的灯就亮了，空调又开始工作。几天后——电路又坏了，又是十英镑。然后是十五英镑，二十英镑。

说起被盗——起初，每次回到被洗劫的公寓我都会怒火中烧。被盗，首先就是被羞辱，被愚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把被盗视为羞辱和愚弄，在这里是一种心理上的奢侈。生活在一片赤贫的街区，我意识到盗窃，哪怕是小偷小摸，也可能是死刑判决。盗窃如同谋杀。我们小巷里住着一个孤独的女人，她唯一的财产是一口锅。她从菜贩那里赊来豆子，煮熟后用酱汁调味，再卖给路人，以此维持生计。对很多人来说，一碗煮豆子就是每天唯一的一顿饭。有天晚上，我们被一声凄惨的尖叫声惊醒。整个巷子都骚动起来。那个女人绝望地来回跑，歇斯底里地痛哭道：小偷把她的锅偷走了，她失去了赖以为生的东西。

我的许多邻居都只有一样东西。有的人有一件衬衫，有的人有一把砍刀，有的人有一把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镐。有衬衫的人可以找到一份当夜班保安的工作（没人想要一个半裸的保安）；有砍刀的人可以去伐木除草；有镐的人可以挖水渠。其他人只有自己的一身肌肉可以出卖。他们指望有人需要他们当搬运工或信使。但所有这些工作机会都很渺茫，竞争却十分激烈。而且，这些工作往往只是零工——干一天，干几个小时。

因此，我这条巷子、相邻的街巷和整个街区，挤满了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早上起床，找一些水来洗脸。然后，那些有点钱的人给自己买早餐：一杯茶和一块干面包。但大多数人什么都不吃。中午之前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必须找一个阴凉的地方。阴影每小时随着太阳移动，而人随着阴影移动——跟着阴影爬行，将自己藏进它的阴翳和凉爽之中，这就是他每天真正的工作。饥饿。很想吃点东西，但什么都没有。从附近的小酒馆飘来烤肉的香味。这些人为什么不冲进小酒馆呢？毕竟，他们年轻又健壮。

终于，他们中有一个忍不住了，突然传来一声尖叫：一个街头摆摊的女人——有个男孩从她的摊位上牵走了一串香蕉。这个被偷的小贩和其他摊主一起追，终于把他抓住了。警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这里的警察随身携带着大木棍，他们用棍子痛殴这个男孩。男孩躺在街上，蜷缩着，试图挡住警棍的殴打。街上瞬间就围了一大群人，这里很容易就会有一大群人看热闹，因为无所事事的人对于任何事件、混乱或骚乱都很关注，他们就希望能分散一下注意力、看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他们围得越来越近，仿佛警棍落下的砰砰声和男孩的呻吟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乐趣。他们用尖叫和呼喊刺激并鼓动着警察。在这里，如果抓到一个小偷，人们恨不得立刻把他撕成碎片，千刀万剐。这个男孩呻吟呜咽着，拿着香蕉的手已经松开了。离得最近的围观者们一下子朝香蕉扑了过去，你争我抢。

然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卖香蕉的小贩还在抱怨和咒骂，警察们都走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男孩艰难地爬向藏身之处，他又疼，又饿。围观者也都散开了，回到了自己在墙根下、屋檐下，回到了阴凉的地方。他们会一直在那里待到晚上。在这样酷热又饥饿的一天过后，他们无精打采，目光呆滞。但是，内心的麻木和呆滞不失为一种解脱，否则人就无法在这里生存，因为他天性中生物性的、兽性的那一部分，会啃噬掉他身上一切属于人类的东西。

傍晚时分，巷子里又稍稍有了些生气。居民们聚到了一起。其中有些人得了疟疾，一整天都只能待在这儿；还有一些人刚从城里回来。有些人今天运气还不错：他在某处找到了工作，或者遇到了亲戚，对方分了一些零钱给他。这些人今天可以吃晚饭了：一碗浇了辣椒酱的木薯，或许还有一个煮鸡蛋或一片羊肉。有的人会分一点吃的给那些孩子，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大人一口一口吞咽食物。任何分量的食物都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吃掉所有的东西，一粒渣都不剩。任何人都没有食物储备，因为即使有多余的粮食，也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他们的生活是暂时的，就活在当下，每一天都是一道要闯的难关，他们的想象力不超越此时此刻，他们不制订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幻想。

谁要是有一先令，就会去酒吧。这里酒吧很多——在背街小巷、十字路口、广场上。有时候这些地方很简陋，墙壁是波纹铁皮板搭起来的，门就用印花棉布帘子代替。即便如此，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个游乐场，应该纵情作乐。老式收音机里播放着音乐，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红灯泡。墙上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电影女明星的彩色照片。吧台后面通常站着一个高大肥胖的女人，她是老板娘。她这里只卖一样东西，酒吧里唯一的东西——自酿啤酒。这里的酒吧有各式各样的自酿啤酒：香蕉的、玉米的、菠萝的、棕榈酿的。一般来说，每个老板娘会专门酿一种。一杯这样的啤酒有三个优点：第一，含有酒精；第二，能解渴；第三，杯底有浓稠的沉淀物，这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一种食物替代品。所以，要是有人一天只赚了一先令，最有可能就是把它花在酒吧里。

在我的小巷里，很少有人长期定居。在这里经过的人都是城市里永恒的游牧民，在混乱的、尘土飞扬的街巷迷宫中流浪。他们很快就会离开，不留一丝痕迹地消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任何东西。他们搬走，要么是因为被工作机会的幻景所诱惑，要么是被突然暴发的流行病吓到，要么是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泥坯屋和露台的房东赶走。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流动的、脆弱的。存在，又不存在。即使存在，又能存在多久？这种永恒的不确定性导致我的邻居们生活在一种持续的警惕中，一种不断增长的恐惧中。他们逃离了农村的贫困，来到城市，希望在这里能过得更好。那些找到亲戚的人，可以指望得到一些支持，让自己在这里立足。但是，这些以前的村民中很多人没有找到亲戚，也找不到同族的人。他们有的人甚至听不懂大街上说的语言，不知道如何开口打听任何事。尽管如此，城市的力量依然吞噬了他们，成了他们唯一的世界，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就离不开这里了。

他们开始搭建一座遮身的屋顶，一个小角落，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因为这些移民没有钱——他们来自传统农村，没有钱的概念——他们只能在贫民窟周边找地方。贫民窟的建造是个非比寻常的景象。市政府通常会划拨一块最差的土地用于这个目的：松软的泥地、沼泽，或者贫瘠的沙地。在这样的土地上会出现第一个棚屋，然后旁边又会搭起第二个，然后一个个地搭起来。就这样，自发地，一条街道形成了。在这条街的附近又出现了另一条街。最终它们会相遇，形成一个十字路口。现在两条街道都会开始蔓延，分岔，交错，再分岔。一个街区就这样形成了。但首先，人们收集建筑材料。不可能弄清楚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从地里挖出来的？从云彩里拽下来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群身无分文的人什么都不买。他们头顶着、背扛着、胳膊下夹着瓦楞铁皮、木板、胶合板、塑料、硬纸板、金属车身、板条箱，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他们拼在一起，组装、钉牢、粘牢，最后造出一个介于棚屋和简易房之间的东西，它的墙壁就是临时拼凑的、五颜六色的壁画。

由于划给他们的通常是沼泽地或粗糙的砂石地，人们会用象草席、香蕉叶、酒椰叶或稻草铺好地面，这样就有地方睡觉了。这些街区，这些巨大的非洲纸雕艺术，是由一切东西构成的。正是它们，而非曼哈顿或巴黎的拉德芳斯，代表了人类的想象、巧思和幻想的最高成就。没用一块砖、一根钢筋或一平方米玻璃，就建造了一整个城市！

和许多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一样，贫民窟街区的生命周期也很短暂。一旦它蔓延得太快，或者城市决定在这个地点兴建其他建筑，它的命运就到头了。我曾经目睹了一个贫民窟的消亡，就在离我的小巷不远的地方。贫民窟一直延伸到了海岛的岸边，军政府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清晨，载着警察的卡车就开来了，周围立刻聚集了人群。警察冲进贫民窟，把住户赶了出来。哭喊声震天；一场骚乱。

这时，巨大的、鲜黄色的履带式推土机出现了。片刻之后，随着机器的前进，成堆的灰尘和碎片被扬起，一条又一条街道被拆除，留下一片片被碾平的空地。那天，小巷里挤满了房屋被毁的难民。有一阵子人满为患，嘈杂不堪，闷得更加喘不上气了。

有一天，我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是一名中年男子，穿着白色长袍，名叫苏莱曼，来自尼日利亚北部。他曾为我的意大利房东做过夜班看门人。他对这条小巷和整个街区都很熟悉。他非常腼腆，不想在我面前坐下。他问我需不需要值夜班的人，因为他刚刚丢了工作。我说我不需要，但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我给了他五英镑。几天之后，他又来了。这次，他坐下了。我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就开始聊天。我向他诉苦说，我家经常被偷。苏莱曼认为这很正常。盗窃的确让人难过，但却是减少不平等的一种方法。他肯定地告诉我，我被偷其实是好事，甚至是他们的一种友好姿态——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我对他们来说是有用的，因此，他们是接受我的。基于此，我应该感到很安全才对。他又问我，在这里有没有受到过威胁？我承认，的确没有。原来如此！只要我允许自己被偷，那我在这儿就是安全的。一旦我报警并且警察开始追捕，那我最好就赶紧从这儿搬走吧。

一周后，他又来了。我给他倒了茶。他用神秘的语气悄悄跟我说，要带我去扬卡拉市场，在那儿我们可以买点合适的东西。扬卡拉市场是巫师、草药师、占卜师和驱魔师出售各种护身符、辟邪符、占卜棒和灵丹妙药的地方。苏莱曼从一个摊位走到另一个摊位，仔细查看，询问。最后，他让我从一个女人那里买了一簇白公鸡羽毛。这东西挺贵的，但我没有提出质疑。我们回到了小巷。苏莱曼把羽毛整理好，用一根线把它们系起来，挂在了我门框的上方。

从那一刻起，我家里再也没有东西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