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库马西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通常人们认为有目标是件好事，这样人就有追求，有方向。但另一方面，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戴上眼罩的马：只知道自己的目标，而忽略了其他的一切。而那些“其他的”——广阔，深邃——往往更加有趣和重要。毕竟，进入另一个世界就是进入一个谜团。这个谜团可能蕴藏着无数迷宫和角落，充满了谜题和未知。

库马西坐落在绿树和鲜花之间，位于平缓的山丘上，就像一座巨大的、允许人们定居其中的植物园。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对人类充满善意——气候、植物，还有这里的人。清晨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却美得令人惊叹。周围一直是黑夜，忽然间，太阳从里面游了出来。游？这个动词似乎暗示着某种缓慢的过程。但实际上，太阳就像一颗球被人从山后猛地抛出。你立刻看到那团火球，它离你那么近，甚至让人感到一丝恐惧。而且这团火球还在朝你移动，越来越近。

太阳的出现就像发令枪，整个城市即刻开始运转。仿佛人们整夜都蹲守在他们的起跑线上，现在太阳一声令下，他们立刻迈开脚步，奔向前方。没有任何过渡阶段，也没有准备时间。街上顿时挤满了人，商店开门，篝火和厨房冒出炊烟。

库马西的热闹与阿克拉不同。库马西的热闹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仿佛封闭在自己内部。这座城市是阿散蒂王国¹（属于加纳）的首都，它警觉地守护着自己的独特性，守护着五彩斑斓、充满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在这里，你会遇到氏族首领漫步在街头，或者目睹源自远古时代的仪式。本地文化中充满魔法、巫术和咒语的世界，在这里也很活跃。

从阿克拉到库马西的路程，不仅是从大西洋海岸深入非洲腹地的五百公里，也是进入那些相较于沿海地区，殖民痕迹更少的地区的旅程。非洲幅员辽阔，鲜有通航的河流，缺少通车的公路，再加上恶劣且致命的气候，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但它们也构成了一道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使得殖民者无法深入内陆。他们只能留守在海岸边，依赖他们的船只、武装防御工事、粮食储备和金鸡纳霜（奎宁的旧称）。在十九世纪，如果有人——比如斯坦利——敢于从东到西横穿整个非洲，这样的壮举会成为世界新闻和文学持续多年的话题。正是因为这些交通上的障碍，许多非洲的文化和习俗得以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

从形式上讲——仅仅是形式上——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统治始于柏林会议（1883年至1885年），当时几个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还有比利时、德国和葡萄牙）瓜分了整个大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非洲解放。然而，事实上，殖民渗透早在十五世纪就开始了，并在接下来的五百年中蓬勃发展。这一征服过程中最无耻、最残忍的阶段，是持续了三百多年的非洲奴隶贸易。三百多年的突袭、追猎、围捕和伏击，通常是由白人与他们的非洲和阿拉伯同谋者协力组织的。数百万年轻的非洲人被运走——在噩梦般的条件下，挤在船舱里——横渡大西洋，在那里用汗水为新世界的财富和繁荣奠基。

非洲——饱受摧残且毫无还手之力——被掏空了人口，摧毁了家园，几乎沦为废墟。大片土地变得荒芜，灌木丛覆盖了原本开满鲜花、阳光明媚的地区。但殖民时代在非洲人的记忆和意识中留下的最痛苦、最难以磨灭的痕迹，还是长达几个世纪的蔑视、羞辱和苦难在人心深处埋下的自卑和伤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殖民主义达到了顶峰。然而这场大战的进程及其象征意义，实际上推动了这一体系的崩溃和终结。

为什么会这样？只要到种族思维的黑暗国度稍加探访，就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在殖民时代，种族和肤色的差异是欧洲人与非洲人关系的核心、本质和主要形式。每一件事——每一种交流、从属和冲突——都被转化为“黑人-白人”的概念框架；当然，白人更优越、更高级、更强大。白人是“先生”和“大人”，是“老爷”（sahib）和“主人”（bwana kubwa），是上帝派来主宰黑人的毋庸置疑的统治者。非洲人被灌输：白人是不可侵犯、不可战胜的，白人是一个团结又坚固的力量。这是支撑殖民统治体系的意识形态，它巩固了一种信念，即任何质疑或反抗都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突然之间，被征募到英国和法国军队中的非洲人看到，在他们参与的这场欧洲战争中；白人在互相残杀，互相射击，互相摧毁城市。这是一种启示、震动和冲击。法军中的非洲士兵看到，他们的法国殖民统治者被打败了。英军中的非洲士兵看到，帝国的都城伦敦遭到了轰炸。他们看到惊慌失措的白人，四处逃窜的白人，哭号求饶的白人。他们还看到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地哀求一块面包的白人。当他们向东进军，与英国白人一起攻打德国白人，他们时不时会看到身着条纹囚服的白人，只剩白骨的白人，身首异处的白人。

目睹白人战争的景象，非洲人所受的震撼尤为强烈，因为非洲居民（除了极少数例外；比利时殖民的刚果就没有这样的例外）被禁止前往欧洲，甚至不能离开非洲大陆。他们只能根据殖民地里白人的奢华条件来想象白人的生活。

另外，二十世纪中叶的非洲居民，除了邻居、村长或者殖民统治者告诉他的事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来源。所以，他了解的世界，就是自己在附近所见，或是晚间篝火旁听到的故事。

这些“二战”老兵后来从欧洲返回非洲，很快加入了各种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和政党。这些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的取向各异，目标也各不相同。

来自法属殖民地的人们最初提出的诉求比较局限。他们还没有谈论自由，只希望所有殖民地居民都能成为法国公民。巴黎拒绝了这一要求。当然，那些接受法国文化教育并达到其标准的人，所谓“进化者”（evolve），可以成为法国公民。但这样的人只有极少数。

来自英属殖民地的人们更加激进。他们的灵感、动力和纲领来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奴隶的后代——描绘的大胆的未来愿景。他们提出了名为“泛非主义”的理论思想，其主要倡导者包括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克鲁梅威尔、作家杜波依斯和记者马库斯·加维（来自牙买加）。他们所持观点有所不同，但在两点上达成了共识：一，世界各地的黑人，无论是在南美洲还是在非洲，都属于同一个种族和文化，应该为自己的肤色感到自豪；二，整个非洲应该独立并统一。他们的口号是“非洲属于非洲人”！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纲领上，他们产生了分歧：杜波依斯主张黑人应该留在他们居住的国家，而加维认为所有黑人，不管身在何方，都应该回到非洲。

他甚至一度贩卖海尔·塞拉西一世（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的肖像，声称这就是返回非洲的签证。加维于1940年去世，从未亲眼见过非洲。

加纳的年轻活动家、理论家克瓦米·恩克鲁玛成为泛非主义的热情支持者。1947年，他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回国。他创立了政党，吸纳了很多“二战”老兵和年轻人。在阿克拉的一次集会上，他喊出了战斗口号：“独立，现在就要！”在当时殖民统治下的非洲，这句口号犹如引爆炸弹。十年之后，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第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阿克拉也立刻成为整个非洲大陆所有运动、思想和活动的非正式中心。

这里到处是解放的热潮，你可以遇到来自全非洲的人，还有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好奇心、不确定以及欧洲各国首都日益增长的恐惧——非洲是否会暴乱？是否会洒满白人的鲜血？他们会不会组建军队，装备上苏联人提供的武器，带着仇恨和复仇的冲动，挺进欧洲？

早上，我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阿散蒂先锋报》（Ashanti Pioneer），然后去找他们的编辑部。经验告诉我，在这样的编辑部里待一小时，比花一周时间走访各个机构和名流能了解的东西都多。这次也不例外。

在一个破旧的小房间里，熟过头的杧果和印刷油墨的味道奇异地混合在一起。一个开朗的大胖子热情地欢迎了我，仿佛他对我的到来已经恭候多时了。（他开口就说：“我也是记者。”）他名叫奎西·阿穆。

见面时问候的过程和气氛对于后续的交往至关重要，所以这里的人特别注意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从第一秒就表现出巨大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热情。首先，你伸出手，握手。但不是那种正式、克制、点到为止的握手，恰恰相反——你的动作幅度要很大，要用力挥动手臂，仿佛你不只是想平静地握手，而是想把对方的手扯下来。如果对方的手完好无损，那就说明他也熟悉整个问候仪式和规则，他也会幅度很大地做出同样的手势，朝着你挥动的手迎上来。这时，两只充满巨大能量的手在半路相遇了，以惊人的迅猛势头碰撞到一起，抵消了彼此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当两只手开始一起挥动，你们会发出一连串响亮、悠长的笑声。这意味着你们对这次见面感到高兴，并且彼此充满好感。

接下来是一大篇寒暄的问答：“您最近怎么样？身体好吗？家人好吗？所有人都身体好吧？爷爷呢？奶奶呢？叔叔呢？阿姨呢？”诸如此类。因为这里的家庭往往非常庞大而且分支众多。根据习俗的要求，每听到一个肯定的回答，都要用一连串响亮而热烈的笑声作为回应，而这反过来也要求对方发出相似的甚至更为热烈的笑声。

经常看到两个人（或者更多人）站在街上，迸发出爽朗的大笑。这并不是说他们在给对方讲笑话。他们只是在打招呼。如果笑声停止了，那么意味着问候仪式结束，可以进入正题了，或者只是双方暂时安静下来，让疲惫的内脏休息片刻。

我和奎西完成了整套盛大又欢乐的问候仪式，开始了关于阿散蒂王国的话题。阿散蒂人一直抵抗英国人直到十九世纪末，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从未完全屈服。即使现在，加纳独立了，他们也和恩克鲁玛及其沿海地区的支持者保持距离——他们并不十分看重这些人的文化传统。阿散蒂人珍视的是自己丰富的历史、传统、信仰和律法。

在整个非洲，每个较大的社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原始的信仰体系和习俗，有自己的语言和禁忌，所有这些都非常复杂、深奥且神秘。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人类学家从不使用“非洲文化”或“非洲宗教”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非洲的本质在于其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他们将每个民族的文化视为一个独立、唯一且不可复制的世界。他们也是以这种方式写作的：如E.E.埃文斯·普里查德写的努尔人，马克斯·格拉克曼写的祖鲁人，乔治·托马斯·巴斯登写的伊博族，等等。而在当时，欧洲人的思维是倾向于做简化和分类的，他们喜欢把所有非洲的东西塞进一个袋子里，并满足于简单的刻板印象。

“我们相信，”奎西告诉我，“人由两部分组成：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血和父亲赋予我们的灵。血缘因素是更强的部分，因此孩子属于母亲和她的氏族，而不属于父亲。如果妻子的氏族命令她离开丈夫并回到娘家所在的村落，她会带上所有的孩子一起走（因为妻子既住在娘家村子里，也住在丈夫家里，但她在丈夫那里只是作客）。有这种可以回到娘家氏族的机会，哪怕她被丈夫抛弃，也不会无家可归。如果丈夫像暴君一样对待她，她也可以自己搬出去。但这些是极端的情况，因为通常家庭是一个强大又有活力的蜂巢，每个成员都各司其职。

“家庭总是很庞大的，通常有几十个人。丈夫、妻子（们）、孩子们、表亲。家庭成员会尽可能多地聚在一起，共度时光。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是所有人最珍视的。住在一起或者比邻而居也非常重要：有很多工作只能集体完成，否则就很难生存下去。

“孩子在家庭中成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发现社会环境的边界更宽广了，他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家庭，许多这样的家庭组成了氏族。氏族由所有相信他们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组成。只要我相信你和我拥有同一个祖先，那我们就同属一个氏族。这个观念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同一个氏族的男女不能有性接触。这是最严格的禁忌之一。在过去，打破这个禁忌的双方都会被判处死刑。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严重的罪过，因为会激怒祖先的灵魂，并给整个氏族带来许多不幸。

“氏族的首领是族长，由长老会召集的氏族大会选出。长老包括村长、小氏族的头领、各种有职务的人。每次可能会有几个候选人并经过多轮投票，因为这个选举很重要：族长的位置至关重要。从当选的那一刻起，族长就成了圣人。从此以后，他不可以赤脚走路，不可以席地而坐，别人也不可以触碰他或者说他的坏话。族长来了——从远处就能看到撑开的伞。族长有一把巨大的、装饰华丽的伞，由专门的仆人撑着；小氏族的头领也会撑伞，不过是从集市上的阿拉伯人那儿买的普通伞。

“氏族族长是极其重要的职务。阿散蒂人信仰的核心是祖先崇拜。一个氏族包括了大量的成员，而我们能看到和接触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生活在世间的这一部分。其他的——大多数——是祖先，虽然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我们，但实际上仍然会参与我们的生活。他们在注视我们，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他们无处不在，看见一切。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惩罚我们；可以赐予我们幸运，也可以让我们陷入灾难。他们决定着一切。所以，和祖先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整个氏族乃至每个成员平安顺遂的前提。而这种关系的质量和密切程度，正是由氏族族长来负责。他是氏族的两个组成部分——祖先世界和生者世界——的中间人和联络者。他向在世的人传达祖先的意志和决定，与此同时，如果在世的人违背了传统或律法，他也向祖先祈求宽恕。

“为了求得宽恕，人们会向祖先献祭：以水或棕榈酒浇地，献上食物，宰羊上供。但这一切可能都不够。如果祖先依然愤怒，在世的人将会遭受持续的苦难和疾病。乱伦、杀戮、自杀、抢劫、冒犯族长和施行巫术，都会引起祖先最大的愤怒。”

“自杀？”我很惊讶，“怎么惩罚一个自杀的人呢？”

“我们的律法规定要斩下他的头颅。自杀是犯忌的。氏族律法的首要原则就是每个罪行都要受罚。如果有罪不罚，整个氏族都会陷于灾难，面临灭顶之灾。”

这里有众多的小酒馆，我们坐在其中一家的露台上，喝着芬达。显然，这种饮品在这里垄断了销售。吧台后面，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头枕着胳膊打盹。天气炎热，让人昏昏沉沉。

“族长还有很多其他的职责，”奎西接着说，“他要化解纠纷，解决冲突，所以他也是法官。在农村地区尤为重要的是，首领还负责分配土地给各个家庭。他不能把这片土地赠予或出售，因为土地是祖先的财产。祖先们就在这片土地中，生活在其中。族长只能将土地分配给人耕种。如果某块田地不再肥沃，他会为这家人指定另一片土地，而这片田地就要休耕，为未来积蓄力量。土地是神圣的。土地赐予人们生命，凡是赐予生命的都是神圣的。

“族长享有最高的尊敬。他周围有一群长老组成长老会，在未征求后者意见或得到同意的情况下，他不能单独做出任何决定。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民主’。每天早上，长老会的每位成员都会去族长家里向他问好。通过这种方式，族长就知道自己领导有方，也有长老们的支持。如果某天早上长老们没有来拜访，那就意味着他已失去威信，得下台了。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族长犯了‘五罪’之一：酗酒、暴食、与巫师勾结、对待村民不公、未征求长老会意见擅自行事。如果他失明、得了麻风或者失去心智，他也必须下台。

“几个氏族会组成联盟，这就是欧洲人所说的‘部落’。阿散蒂部落是八个氏族的联盟，首领是同样由长老会辅佐的阿散蒂国王。这样的联合不仅仅是因为共同的祖先，它还是一个地理、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有时，这样的共同体非常庞大，人口过百万，甚至超过了某些欧洲国家。”

我犹豫了很久，但最后还是问他：“给我讲讲巫术吧？”我犹豫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家不太愿意提及的话题，经常都是以沉默带过。

“现在已经不是所有人都信这个了，”奎西回答说，“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确切地说，很多人是害怕不信的后果。我的祖母就认为巫婆是存在的，她们晚上会在田野里孤零零的高树上聚会。有一次我问祖母：‘你见过巫婆吗？’她笃定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夜里巫婆们会用蜘蛛网把整个大地缠绕起来。她们手里拿着蛛丝的一端，另一端缠到世界上所有的门上。如果有人想要开门出去，就会碰到蜘蛛网。巫婆会觉察到，然后立刻消失在黑夜里。早上你只能看到树枝和门把手上垂下来的一段段蛛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