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光。到处都是光线，到处都是明亮的。阳光洒遍每个角落。就在昨天，还是被水浸透的秋天的伦敦。流淌着雨丝的飞机。冷风和昏暗。而这里，从清晨开始，整个机场都沐浴在阳光下，我们所有人——都在阳光下。

过去，人们徒步、骑马或乘船游历世界，旅途让他们习惯了变化。大地的风貌从眼前缓慢流转，世界的场景以难以察觉的速度悄然改变。旅途常常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人们有时间适应不同的环境，熟悉新的景物。气候也是分阶段、逐渐变化的。旅行者从寒冷的欧洲到达炎热的赤道地区之前，已经经过了温暖宜人的拉斯帕耳马斯、烈日之下的马哈拉和炙热的佛得角。

如今，这样的循序渐进已荡然无存。飞机带着你冲破冰雪严寒，当天就把你抛入烈火焚烧的赤道深渊。你还没来得及揉揉眼睛，就已经置身潮湿酷热的“地狱”【原文为 pickla，典出但丁《神曲》，引申为“烈火、酷热之地”】之中。你会立刻汗如雨下。如果冬天从欧洲飞来，你会忙着脱掉大衣和毛衣。这是北方人抵达非洲后第一个入乡随俗的举动。

北方人。有没有想过，北方人其实是这个星球上的绝对少数群体？加拿大人和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部分美国人和德国人，俄罗斯人和苏格兰人，拉普兰人和因纽特人，埃文克人和雅库特人——名单不算长。我不知道是否达到了五亿人，而这甚至还不到全球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温暖的气候中，在阳光下度过一生。人类最早的起源也在阳光充足的地区，最早可循的人类踪迹就发现于那些温暖的国度。不妨看看《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是什么样的气候？那里四季如春，甚至可以说相当炎热，不然亚当夏娃怎么会终日赤身裸体，哪怕是在树荫下也丝毫不觉得冷呢？

还在飞机的舷梯上，就已经体验到一种新奇——热带的气味。新奇吗？但这扑面而来的香气，分明就是弥漫在平斯克佩莱兹大街上卡兹曼先生商店里的气味，那家店专卖舶来品和其他稀奇的玩意儿：杏仁、丁香、椰枣、可可、香草和香叶，论个卖的香蕉和橙子，论斤称的豆蔻和藏红花。又或者德罗霍贝奇？在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里？那些“光线昏暗却又琳琅满目的商店里面弥漫着浓烈的油漆、火漆、焚香的味道，弥漫着遥远国度和珍稀原料的芬芳”。然而，热带的气味却又有所不同。很快就能感受到它的沉重和黏腻。正是这种气味，让人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地球上的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繁盛而不知疲倦的生物体永不停歇地运转着，孕育、繁衍、开花，同时也在生病、分解、蛀朽、腐烂。

这是流汗的躯体和晒干的鱼的味道，是腐肉、烤木薯、新鲜花朵和枯萎海草的味道，总之，这是一种既令人愉悦又刺激感官的气味，既吸引人又让人抗拒，勾得人心痒又令人厌恶。这种气味会从附近的棕榈林飘来，从炙热的土地中升起，飘浮在城市腐臭的沟渠上空。它不会离开，因为它是热带的一部分。

最终，最重要的发现——人。这里的人，当地人。他们与这里的景色、光线和气味是如此契合，仿佛融为一体。人与景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互补且和谐的共同体。一种同一性。仿佛每个种族都被深深嵌入自己的风景与气候之中。人类塑造环境，而环境也塑造人类的容貌。在这些棕榈树、藤蔓、灌木和丛林中，白人显得格格不入，像是怪异的侵入者。苍白，虚弱，汗湿的衬衫，黏在一起的头发。不断被口渴、乏力和忧郁折磨。他总是在害怕，害怕蚊子、阿米巴虫、蝎子、蛇——任何移动的东西都让他充满惊惧、忧虑和恐慌。

而当地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凭借力量、优雅和耐力，自然而从容地行动，一切都按照环境与传统所规定的节奏进行着，不慌不忙。反正人这一生无法包揽一切成就，总得给别人留点什么吧？

我在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试图了解阿克拉（加纳首都）。这座城市就像是从灌木丛和丛林中爬出来的一个小镇，经过不断的自我复制与过度扩张，最终停在了几内亚湾的海岸边。阿克拉是平坦的，大多是简陋的低矮平房，偶尔有两层以上的楼房。这里没有复杂的建筑风格，没有奢华和排场。普通的灰泥墙，墙面是奶油色、浅黄和浅绿。墙上布满水痕。雨季刚刚过去，留下了无尽的斑点、马赛克、奇异地图和繁复花纹组成的星空图，如同抽象的拼贴画。市中心的建筑很紧凑，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生活就在街头上演。街道是车行道，两旁是露天的排水沟。没有人行道。汽车和人群混杂在一起，行人、汽车、自行车、手推车，还有牛和羊——所有的东西都一起流动。沿着整条街道的两边，在排水沟的后面，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场景正在展开。妇女们在捣木薯泥，在炭火上烤芋头，煮着各种食物，兜售口香糖、饼干和阿司匹林，洗衣服并晾晒。仿佛有一条规定，要求所有人早上八点必须出门，待在街上。实际原因并非如此：房子太小了，破旧又拥挤。室内没有通风，空气滞闷，气味也难闻，几乎无法呼吸。此外，待在街上还可以参与社交生活。妇女们不停地交谈，喊叫，手里比划着，放声大笑。站在锅盆旁边，她们有绝佳的观测点，可以看到邻居、行人、整条街，听到争吵和闲话，关注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一整天，人们都在人群中活动，呼吸着户外的空气。

街上驶过一辆红色的福特轿车，车顶安着喇叭。一个沙哑又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正在招呼大家参加集会。集会的焦点是克瓦米·恩克鲁玛——大救星，加纳总理，国父，非洲领袖，所有被压迫人民的领导人。恩克鲁玛的照片随处可见——报纸上（每天都有），街头海报上、旗帜上、长及脚踝的波盖勒细棉布裙子上。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充满活力的面容，或微笑或严肃，镜头角度暗示这位领导人目标远大，在展望未来。

“恩克鲁玛是救世主！”年轻教师乔·扬波激动的声音中满是崇敬，“你听他的演讲了吗？他就像一位先知！”

是的，我听过。他来这里参加体育场的集会。与之同行的还有一些年轻的部长们，个个精神抖擞，给人留下他们十分快乐且一直乐在其中的印象。大主教们将手中的杜松子酒洒在讲坛上，这是献给神灵的祭品，是与神沟通的方式，请求他们的庇护与赐福，这也意味着大集会正式开始了。这样的集会当然有很多成年人，但孩童也不在少数，从母亲背在背上的婴儿，到刚会爬的幼童，再到小学生、中学生，各个年龄段都有。小孩子由年长些的孩子照看着，而年长些的孩子又由更大几岁的大孩子照看。年龄的等级制度得到了严格遵守，服从是绝对的。四岁的孩子对两岁的孩子掌有完全的管理权，而四岁的又必须听从六岁孩子的管理。多亏这种大孩子管理小孩子的机制，成年人就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比如认真听恩克鲁玛的演讲。

救世主的演讲很短。他说，最主要的就是要获得独立，独立以后，其他的自然会随之而来，所有的美好幸福均来源于独立。

他身材魁梧，动作果断，面容棱角分明，眼睛大而有神，目光扫过只能看见黑压压的头顶的人海，神情如此专注，仿佛他想把每一张面孔都数清楚。

集会结束后，讲台上的人混入了（下面的）人群，场面变得热闹拥挤，然而几乎看不到任何安保或警察。乔挤到一个年轻人面前（途中告诉我这位是部长），问明天能否去找他。那位年轻人淹没在周围嘈杂的人声中，并没有听清乔说的是什么，有些敷衍地说：好啊，好啊。

第二天，我找到了矗立在皇家棕榈林中的教育与信息部的新大楼。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小旅馆里记录下了前一天的情景：

畅通无阻。既没有警察，也没有秘书，甚至没有大门。

掀开花门帘走进去。部长办公室笼罩在一片温暖的昏暗光线中。他站在办公桌旁整理文件。把一些揉成团扔进纸篓，另一些抚平后收进文件夹。一个瘦小的身影，穿着运动衫、短裤、凉鞋，左肩上搭着肯特布¹，动作有些紧张。

这是科菲·巴克，教育与信息部部长。

他是加纳乃至整个英联邦最年轻的部长。三十二岁，在这个位子上已经三年。他的办公室位于三楼。这里的职位高低是和楼层对应的。职级越高，楼层越高。因为楼上有穿堂风，而楼下的空气就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所以小公务员都在一楼办公，司长们在二楼，稍微有点风，只有顶楼的部长们才能享受到令人渴望的习习凉风。

什么人都可以来找部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如果有人要办事，就来阿克拉，打听一下某某部长（比如农业部）在哪儿，然后到那儿掀开门帘，坐到办事人员面前，告诉他来这里的事由。要是部里没人，也可以去他家里找他。其实去家里更好，还能得到一顿午餐和饮品。人们对白人的政府办事机构总是敬而远之。但现在大家是自己人，不必拘束。我的政府，必须帮我解决问题。想要解决问题，必须让他们了解问题所在。想要让他们了解，就得来这儿解释。最好是面对面，直接说清楚。来办事的人络绎不绝。

“您好！”科菲·巴克问，“您从哪里来？”

“从华沙。”

“您知道吗，我差点就去那里了。我已经走遍了欧洲：法国、比利时、英国、南斯拉夫，都去过。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等着去波兰，但克瓦米发电报让我回来参加我们执政党——人民大会党——的党代会。”

我们坐在桌子旁，他的办公室没有门，窗户也没有安装玻璃，取而代之的是百叶窗，窗板条的缝隙里透进微弱的风。狭小的房间里堆满了文件、档案和小册子。墙角摆着一个保险柜，墙上挂着几幅恩克鲁玛的肖像，书架上放着一台老式苏联收音机。收音机里传来嗡嗡声，巴克把它关上了。

我想让他讲讲自己的故事。巴克在年轻人中有很高的威信。他是个很好的运动员，擅长足球、板球，还是加纳乒乓球冠军，年轻人喜欢他。

“稍等一下，”他打断我，“我得打个电话到库马西（加纳第二大城市）。我明天在那儿有比赛。”

他给邮局打了电话，但对方没有帮他接通，而是让他等着。

“昨天我去看了两场电影，”他一边举着电话听筒一边对我说，“我想看看他们放了什么。他们放的这些电影，其实是不应该让学生看的。我得发布命令，禁止年轻人看这些东西。今天早上，我去市里的书摊视察了。政府给教科书定了很低的价格，但有人反映书商私自提价。我去看了看他们是不是卖得比指导价格高。”

他又拨通了邮局的电话。

“听着，你们那边到底在忙什么？我还得等多久？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知道。”

“你是哪位？”巴克问道。

“值班接线员。”

“好，我是教育与信息部部长，科菲·巴克。”

“哇，您好呀，科菲！我马上帮您转接。已经接通库马西了。”

我看他那小架子上放着的书，有海明威、林肯、库斯勒和奥威尔。一本《简明音乐史》，一本便携版《美国英语词典》，还有一些侦探小说。

“读书是我的爱好。我在英国的时候买了《大英百科全书》，正在一点一点地读。我吃饭的时候必须看点书，面前必须有一本书打开。”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更大的爱好是摄影。随时随地拍。我有十几部相机。每次去商店看见新款相机，就忍不住买下来。我给孩子们买了投影仪，给他们放照片。”

他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三岁。所有孩子都在上学，最小的也不例外。如果一个三岁的小孩已经是一个学生了，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要是他在家淘气，妈妈就会把他送到学校去，自己可以省很多心。

科菲·巴克自己三岁的时候就上学了。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希望能多照看这个孩子。他小学毕业后就去了海岸角（加纳南部城市，中部区首府，濒几内亚湾）上初中。后来他成了一名教师，然后又当了公务员。1947年年底，恩克鲁玛在美国和英国完成了学业，返回加纳。巴克听了这个男人关于独立的演讲，于是写了一篇题为《我对帝国的憎恨》的文章。他被开除了，因为上了黑名单，谁都不愿意雇用他，他只能在城里无所事事。然后他就遇见了恩克鲁玛。他被任命为《海岸角每日邮报》（Cape Coast Daily Mail）的主编。

当时巴克二十岁，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呼唤自由》，进了监狱。除了他，恩克鲁玛和几位活动家也被捕了。他们被关押了十三个月，最终被释放。

而如今，这些人组成了国家政府。

现在他说的都是大事：加纳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会读会写。我们计划在十五年内消除文盲。缺少教师、书籍和学校，都是要面对的难题。学校分为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两类，但所有学校都要由政府管理，执行统一的教育政策。除此之外，有五千名大学生在海外留学。这些大学生多数会回国，但往往已经和人民失去了共同语言。看看那些反对派吧，他们的领袖都是牛津和剑桥毕业的。

“反对派想要什么？”

“我哪儿知道？我们认为反对派是必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在议会中是拿政府给的工资。我们同意所有的反对党、反对团体和小团体组成一个大党，这样他们的力量会更强大。我们的立场就是，任何人只要有意愿，都有权利在加纳创立政党，但前提是不以种族、宗教或部落为依据。我们这里任何党派都可以使用宪法允许的手段来争取政治权力。但是，你明白，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知道反对派想要什么。他们召开集会大喊：‘我们是牛津毕业的，可那个科菲·巴克连中学都没上完。他现在是部长，我们却什么都不是。等我当了部长，巴克给我当勤杂工我都嫌他蠢。’但人们不会听这种话，因为像科菲·巴克这样的人，在这里比所有反对派的人加起来都要多。”

我说我准备走了，因为马上要到午饭时间。他问我晚上有什么安排。我说我打算去多哥。

“去那儿干吗？”他手一挥，“来我们的派对玩吧。广播电台今晚有一个。”

我没有邀请函。他翻出来一张纸，在上面写道：“请接待来自波兰的记者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参加派对。（落款）科菲·巴克，教育与信息部部长。”

“拿着，我也会去，到时候我们拍点照片。”

晚上，我在广播电台大楼门口的保卫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坐到了特地为我安排的桌子旁。派对正酣时，一辆灰色“标致”停在了舞池边（舞池设在花园里），车上走下来的是科菲·巴克。他穿着和在部里时一样的衣服，除了腋下夹着一件红色运动服，因为那天夜里他还要去库马西，得多穿点儿。这里的人对他都很熟。巴克是负责中小学、高校、报刊、广播、出版社、博物馆的部长，这个国家所有科教、文艺和宣传相关事务都归他管。

我们很快就混入了人群。他刚坐下喝了杯可口可乐，又马上站了起来。

“走，给你看看我的相机。”

他打开了汽车后备厢，拿出一个箱子，把箱子放在地上，跪下打开。我们开始把相机拿出来，一一摆在草地上。总共十五部。

这时，两个微醺的小伙子走了过来。

“科菲，”其中一个抱怨道，“我们买了票，但这里的人不让我们留下，说我们没穿西装。那当时为什么卖票给我们？”

巴克站起身回答说：“听着，我可不是为了这种小事来的。这儿有好多人，让他们去管你们这点事。我头上有国家大事要处理。”

那两人摇摇晃晃地走开了，我们继续拍照。只要他脖子上挂着相机一出现，很多桌旁的人就招呼他去拍照。

“科菲，给我们拍一张！”

“给我们拍！”

“我们也来一张！”

他在不同的桌子中间转悠，看中那些漂亮的女孩，安排她们站好，叫她们笑，然后打开闪光拍一张。他叫得出她们的名字：阿贝娜、艾福卡、艾希。她们伸手和他打招呼，不起身，耸耸肩，在这里这是俏皮的风情信号。巴克继续往前走，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他看了看手表。

“我得走了。我得赶上比赛。”

“你明天过来吧，我们一起把照片洗出来。”

标致的车灯闪了几下，消失在夜色中，而派对依旧旋转着，或者说摇摆着，直到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