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生的J

五月份，J就满40周岁了。J女士有个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住在首尔近郊的新城公寓。对，还有她的丈夫。丈夫在建筑公司工作，现在在外地现场出差，只有周末回家。今年是他们结婚的第十二年。没有丈夫在身边会感觉空虚吗？嗯，坦率地说，丈夫在身边和现在成为周末夫妻没感觉有什么区别。

J女士是一名保育教师，早晨先送女儿上学，然后和儿子一起去幼儿园。生孩子之前，J女士在幼教机构工作。机构从事婴幼儿教材和教具的销售，以及上门课程的开发运营。J女士负责管理上门授课的教师。虽然是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企业，却不能保证员工享受育儿假。因为没人照顾孩子，J女士只能在分娩之后辞职，下决心绝对不买那家公司的书。她一边养育孩子，一边考取了保育教师资格证，从去年开始到老二的幼儿园工作。

女儿好像进入了青春期。四年级后，女儿和J女士的感情出现了诸多裂痕，年初没让女儿参加防弹少年团演唱会这件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J女士认为，11岁还不到参加演唱会的年龄，所以没有同意。女儿好友的妈妈却帮孩子买票，陪孩子去了现场。这让女儿到现在都依然失落不已。她不是不理解女儿喜欢明星的心情，毕竟自己小时候也是某位歌手的狂热粉丝。

“徐太志和孩子们”乐队在J女士读初二那年，也就是1992年出道，1996年她读高三的时候退出歌坛。也就是说，J女士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和徐太志一起度过，属于“徐太志一代”。她也曾不顾一切跑到首尔看徐太志出场的公开录制现场，或者打歌排行榜节目。粉丝们喜欢的不仅是徐太志的歌声和舞蹈，还为他发声的信息发狂。他演唱《回家》，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就会回家；他演唱《梦见渤海》，粉丝们就会关注统一问题。高中主动辍学的徐太志改变了人们对学历的看法。徐太志不是单纯的歌手，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现象。

徐太志之后，由大型娱乐公司选拔练习生，经过训练后出道的日本明星育成方式在韩国也成功立足。练习生出身的青春偶像组合层出不穷，他们专以青少年为目标群体，也会演唱有关教育体制和反对校园暴力的歌曲。不知为什么，J女士却不为所动。当跻身排行榜冠军的时候，他们首先向社长道谢。这让J女士感到陌生。

年轻的艺术家高举旗帜，反对既有规范和秩序，徐太志是给处于最感性青少年时期的J女士带来最大影响的人物。

J女士是97届高中毕业生，那一届也是历年来最难的高考。拿到成绩表的考生们都吓坏了，不知道这么少的分数能不能考上大学，或者可以考上哪所大学。J女士从甲、乙、丙、丁组中选择一所作为意向志愿，其他三所为保底志愿，结果被多所大学录取。她选择了配置表中排名最靠前的大学。

大学生活挺无聊。尽管大学是由年轻而充满生机的成员组成的空间，可是怎么说呢，好像被人猛地泼了冷水之后的风景。大概是院系制度造成的。1995年的5.31教育改革方案之后，从1996年开始按照院系选拔新生的大学急剧增多。J女士所在的社会科学院有将近300名新生，除了学号靠近的几名，其他大部分同学连名字都不知道。一年级属于社会科学院，二年级刚刚分到同一专业，三年级以上从入学就是同一个学科，所以前后辈关系复杂而又尴尬。入学前一年，也就是1996年的韩总联[韩国大学生总学生会联合的简称。——译者注]事态也给他们带来了影响。示威和镇压过程中的暴力事件让国民对待学生运动的目光变得冰冷，学生运动的组织能力也有所减弱。另外，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学生们忙着积累自己的资历。回忆起大学时代，J女士首先想到的单词不是社会意识、年代感、责任感，而是“个人主义”。

从四年级开始，她就到处投简历，然而直到毕业也没能找到工作。不能再朝父母伸手要钱，想要打工，可那个时间还要做就业准备。没有钱，心情也跟着畏畏缩缩，渐渐地不再愿意和人打交道。每天独自为就业担心，感觉自己真的抑郁了。差不多在毕业一年后，她才找到工作。尽管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然而坦率地说，她并不满意。她由此懂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简直就像做梦一样虚幻。

公司待遇很低，也没有什么社会福利。不过几乎没有夜班，休息日一天不落。这些理所当然的事都成了巨大的优点，可见大韩民国的职场人的生存现状有多么艰难。

对于J女士来说，公司就是赚钱的地方。当然，她会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不过也仅此而已。下班之后，她看书、学外语、做运动，这样的时光非常快乐。如果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作职业，并且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那自然最好，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世界上更多的人在默默地做着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成为平凡而勤奋的职场人。J女士也是其中之一。

小公司里是非多。只要看到有人聚集的背影就让人头疼，但是J女士和同组的两位前辈姐姐十分合得来。下班后，三个人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还经常一起喝酒。她们定好日期休假，一起旅行。和姐姐们在一起有很多回忆。绝对无法忘记的回忆有两件，都是发生在光化门广场的事情。

进入公司第二年，也就是2002年，那时候J女士还是新职员，韩日世界杯在那一年举行。当时大韩民国没有人不喜欢足球，大家都在为世界杯疯狂，还出现了街头啦啦队这种独特的文化。就连不懂足球规则，从未认真看过足球赛的J女士，也想亲身体验这份热情。在人多的地方推来挤去，比赛结束后很晚回家，这些都让她担心。不过，她和姐姐们都想，难道不应该去光化门广场看一看吗？

比赛的最后一天是2002年6月18日，韩国对阵意大利。比赛从晚上8点30分开始，三个人下午请了半天假，早早去了光化门广场。即便这样，她们也没能占据好位置。人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多人同时屏住呼吸，同时欢呼、感叹，同时歌唱。安贞焕在加时赛里打进金球的时候，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拥抱、哭泣。J女士、姐姐们、拥挤在广场里的陌生人，似乎都忘乎所以了。回头看的时候，这真是一段愉快而奇特的经历。

如今三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工作。环境、生活都和从前不同，三个人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都很忙碌，不过一年还是会见一两次面，分享积聚已久的话题。去年年初，三个人在时隔15年后再次重逢在光化门广场。这次的心情不是喜悦，而是愤怒，手里拿着的不是助威道具，而是蜡烛。和2002年那天一样，人多得难以置信。那么多人同时屏住呼吸，同时欢呼，同时感叹，同时歌唱。

向所有人开放的广场，自发聚集的人群，怀着同样的想法和目的，同样的声音，站在广场上有些许的激动，可是很奇怪，心情却并不舒畅。怎么描述这种感觉呢？如果一定要找个相似的词语，那应该是负罪感。活了这么多年有过炽热的时刻吗，哪怕短暂也好？苦恼过，困惑过，质疑过吗？虽然自己找借口说现在是和平时期，经济困难让谋生都变得困难，但J女士的心情还是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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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女士其实就是我，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很久以前就断了联系的同学，是用孩子的名字称呼彼此的同龄邻居妈妈。

回忆童年时光，有种浪漫情怀。虽然我们家境清寒，但整个世界并不贫穷。人们很自由，充满自信，过得还算悠闲。那时流行“健康生活”，从国民政府时期到参与政府时期，我就读大学，踏入社会后，社会气氛也称不上死板、僵化、受到压抑。而现在流行的是“性价比”和“消费降级”。大众的声音不再自由，社会氛围变得倾向于厌恶和贬低。只要能过得好，道德标准可以无限降低。而且在几年之间，死了太多人。

我40岁了。听说人过了40岁，就要对自己的容貌负责。因为容貌会随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而改变。需要负责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容貌，还有周围的世界。从此以后，我不会只被周边情况影响。我的态度和价值观也要影响周围的人和组织，甚至影响到更广阔的范围，也就是社会。我想做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