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五日，苏轼坐船循运河航赴常州。这几日，体气已稍恢复，苏颂的外孙李敒从河岸看到他，头戴小冠，身披一件半臂（背心），坐在船舱里。运河两岸挤满了当地老百姓，希望一瞻这位大名士的风采，苏轼顾谓坐客道：“莫看杀轼否！”[〔宋〕邵博：《闻见后录》。]

船到奔牛埭，钱世雄等在那里迎接。苏轼独自卧在榻上，慢慢坐起身来，对世雄道：

“万里生还，不料要以后事托你了。只是我与子由，自从贬往海南，就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诀，此痛难堪，其余都无所谓。”

停了好一阵子，舒过一口气来后，续道：

“我前在海外，写得《易》《书》《论语》三部书稿，今天想要全部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拿给别人看。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语毕，取出一只箧子，要打开来，却找不到钥匙。钱世雄说：“某现今才得机会随侍先生，不会马上就要谈到这个。”[何薳《春渚纪闻》引钱济明《跋施纯叟藏苏公帖》。]

船到常州，苏轼等就直接迁入顾塘桥的孙宅住了。

苏轼遂于这个月内，上表请老（退休），朝廷准以本官致仕。此时，参寥已经回到西湖智果院，派专人前来问安。苏轼作答书中提到请求致仕的原因，如言：

钱世雄每天都来，来则陪他在病榻边聊天，听他慨然追论往事，谈谈以往的人物，或则检出岭外几年间的诗文稿来给他看。苏轼说得高兴，时发一笑，世雄觉得他笑时“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何薳《春渚纪闻》引钱济明《跋施纯叟藏苏公帖》。]

七月盛暑，当地久旱不雨，苏轼命家人检出一幅黄筌画的龙，挂在中堂，他每夜亲自上香祷雨。这是他做州郡官时的习惯，现虽致仕家居，且在病中，亦不改关心大众生活的诚心。苏家旧藏的一些画件，多年未加整理，也趁此夏日，叫人拿出来，在阳光里晾曝，自己也还能出来略略检点。

亲友们任何馈赠，苏轼一概不收，只有钱世雄送的“和饮子”与“蒸作”（饮料与点心），都欣然接受了，但作谢片说：“切望止此而已。”

世雄如有一天未来，则派人去催请。来了，就以谈笑为乐。七月十二那天，精神更好一点，有起床来写写字的兴趣，就为世雄写了一幅惠州所作的《江月五首》。第二天，又为在惠州时寄世雄的《小字桂酒颂》写了题跋。

自从初五日起，至十三日这一周间，苏轼病况日见轻减，精神恢复不少；但至十四日病情忽然转剧，夜发高烧；十五日热毒大作，停服一切药物，只以参苓汤代茶。《与钱济明书》云：

国人论医疗，有“不药为中医”之说。苏轼所用方法，就是停止服食“治”病的药物，只饮参苓汤——人参主安精神，定魂魄，开心益智；茯苓安神；麦门冬疏导心腹结气，暖胃——意在培养元气，以身体自己的抵抗力来“却”病。

病象显示，苏轼患的是痢疾，用这个“不药为中医”的办法来对付细菌性的传染病——阿米巴痢疾，将归失散，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何况这一年来，全在长途跋涉中生活，历尽严寒酷暑、雨露风霜的摧残，体力本已十分亏损，真州再度中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齿间出血之日，忽又气逆上冲，日夜只好倚坐床头，不能平卧。陆元光将自用的一块懒版送来供苏轼卧用。懒版即古之“交床”，纵横三尺，垫在背后，苏轼觉得舒服多了。

后来他就是靠在这块懒版上过世的。[〔宋〕费衮：《梁溪漫志》。]

钱世雄眼看这病几已无药可治，濒临绝望的情急中，弄来一服“神药”劝他服用。苏轼说：“神药理贯幽明，未可轻议。”但却不吃。

陈辅之来候病，儿子们不敢通报。苏轼听到了，叫他们赶快追上去请他回来，相与道故。

苏轼自知不起，十八日把三个儿子都叫到病榻边来，对他们说道：“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地狱）。”又曰：“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这和苏格拉底临命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完全是同样的口吻。

至二十一日，自觉稍有生气，命迨、过二子来扶他起床，试行数步。

二十三日，睡醒过来，看到径山寺长老维琳的名刺，知他冒暑远来探病，惊叹久之，备书邀他晚上来对榻卧谈：

二十五日疾革，又手书与维琳道别：

苏轼作此书时，虽已自知不起，但他心里非常平静，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个死法都无所谓，重要者是活着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个活法，此即庄子所说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苏轼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且已竭尽一切，善事其生，所以今日，他能坦然写道：“死生亦细故尔！”

维琳是苏轼帅杭州时，聘来主持径山寺的长老，至今已历十年。苏轼再贬海南的消息传到东南时，很多浙僧每日为他祈祷佛祖保佑，无恙早愈，维琳是其中之一。

二十六日，维琳来对苏轼说偈曰：

苏轼神志清明，口答一偈：

维琳不懂“神咒”的典故，苏轼说话似已不甚利落，故索笔书曰：“昔鸠摩罗什病急，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后二日属纩。”这三十一字，是苏轼一生中的绝笔。[〔宋〕傅藻：《东坡纪年录》。属纩：人濒死时置绵于口鼻之上以为候。]

二十七日，病况更加恶化，上体热燥，下身寒冷，时有气息不支的现象。[〔宋〕苏辙：《栾城集·祭兄文》。]

二十八日，临危，听觉先失，然而神明丝毫不乱。维琳在他耳边大声道：

“端明勿忘西方。”

“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苏轼回答。钱世雄在旁，也凑近耳畔大声道：

“至此更须着力。”

苏轼答曰：“着力即差。”[〔宋〕周煇：《清波杂志》。]

世雄还要再问：“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

轼曰：“此语亦不受。”[〔宋〕释德洪：《石门题跋》。]

迈趋前问后事，不答。

苏轼遂此湛然而逝。时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三子——迈、迨、过；六孙——大房的箪（楚老）、符（仲虎），二房的箕、筌、筹（其中一个乳名叫普儿，一个叫淮德），三房当时还只有一子，曰籥，都在寝前送终，承衾痛哭，遵礼盛敛。

明年，改元崇宁，闰六月二十日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之峨眉山，即今河南省之郏县。

苏家祖茔，原在眉县老泉山。关山阻隔，路途遥远，势已不能归葬。苏辙买田临汝，子孙安居许昌，几已不作他迁之想。所以生前兄弟计议已定，在郏城县自有地上辟设一个流寓在外的苏氏族墓，墓地有山，名曰峨眉，亦是巧合。所以苏辙迎柩文说：“地虽郏鄏，山曰峨嵋，天实命之，岂人也哉！”

苏轼继室同安郡君王氏的灵柩，自始即厝于京师道院，至今已历九年。此时，迈等先赴郏城营墓，然后回到常州奉丧；苏辙先期已将亡嫂的灵榇，自京师迁至墓地附近的精舍等待，然后夫妇合葬于此，也是遵照苏轼生前的遗意办理的。

苏辙遵遗命撰墓志铭。

苏轼最后的仕历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谪后，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墓志说：“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

著作有《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论语说》五卷，《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