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之杪，苏轼行抵广州。

岭南三监司——转运使兼代广州经略使程怀立、提刑使王进叔、提举广东常平孙鼛都出来款待。

广州三司中，只有孙鼛与苏轼是旧好。孙字叔静，杭州人，十五岁即入太学读书，老苏先生很赏识他；而他的两个儿子，一娶晁补之女，一娶黄庭坚女。叔静是个淡于名利的君子，党事发生的时候，家人都怕会遭连累，但他毫不在意。年轻时，与蔡京相熟，认为此人德薄志大，假使得意，将贻天下之忧。这次，蔡京还朝时，与鼛相遇于途，对他说：“我若被用，愿来助我。”叔静说：“公能以正论辅人主，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就不必鼛来帮忙了。”蔡京默然。孙叔静是怎样一个人，由此可见。

苏轼奔波道途，又为秦观之丧感伤，疲劳积郁，一到广州，就病倒了。程怀立送药来，服后发汗，不可以吹风，只好睡在旅邸休息。与孙鼛秉烛夜饮，和诗曰：“秉烛真如梦，倾杯不敢余。天涯老兄弟，怀抱几时摅。”

幸而迈、迨二人带了孙子和女眷们都到了广州来会，一家人东分西散，几已七年，至今方得团聚。苏迨说起参寥、守钦被迫还俗，编管衮州，及钱世雄、廖正一被废黜事，苏轼慨然道：“小人只能坏他的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遭逢困厄愈大，当愈有胜境。”

因此，作书慰钱世雄（济明），并悼念守钦法师曰：

又书慰廖明略（正一）曰：

病好了，孙鼛送烧羊来。复书曰：“烧羊珍惠，下逮童孺。”看着孙儿们大啖羊肉，津津有味，老人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程怀立是地主，出面邀请苏轼宴会于广州城西北之净慧寺，三监司皆到。

净慧寺是广州一大名胜。寺中有九级浮屠，八棱飞檐，高二十七丈。萧梁大同三年（537）敕建，本名宝庄严寺，后改净慧禅寺，俗称花塔寺。端拱元年（988）开始重建，寺中供奉六祖慧能铜像；殿前有六棵大榕树，饭后，苏轼憩于六榕之荫，徇寺僧之请，为题“六榕”二字，后有“眉山轼题并书”一款，制成匾榜，悬诸寺门，从此大家都称之为“六榕寺”，净慧这个原名，反而完全湮没，几乎无人知道了。

广州是南海的一大都会，又是当时海舶胡贾通商丛集的码头，不但富饶，而且奢靡。三司衙门，常有宴会，席间，各出所藏书画文物来共同观赏，研讨鉴别，苏轼更是逃不了徇人要求题诗写跋，现在集中尚存《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韦偃牧马图》诗、《王太尉峡中诗刻跋》《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诗笔跋》《书进叔所藏琴》等篇，皆是应酬文字。

在许多次的宴会中，苏轼最欢喜的是孙鼛招待他在邸宅中的那一回。一日之中，享受了心爱的四物，书赠曰：“今日于叔静处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享用之余，方从海外蛮荒归来的人，不免会想起在那边饮无酒、食无肉、写字无纸笔的日子，不胜感慨，所以《书孙叔静诸葛笔》云：

苏轼在广州得一新识，推官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人，虽在政府任官，因其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问学者尝数百人，他也乐于教人，在家置席讲学。苏轼来了，他带了所撰书及旧作，不经他人介绍，遮道来谒。

读过他的作品，苏轼大为称赏，对他说道：

“你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你十七贯五百！”[〔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就留他下来，谈论终日不倦。

离开广州至清远峡，有《答谢举廉》一函，畅论文章。略曰：

书中大骂扬雄的《太玄经》和《法言》，说他故意用艰深的文词掩饰他的浅薄，正是“雕虫篆刻之末技”！此言实是苏轼文论的画龙点睛之语。

在广州时，得郑嘉会自粤西来书，他也是遭逢挫折、无意仕途的人，所以来问苏轼将来的归止，有意相从，同隐于溪山之间。苏轼的愿望，最好是回四川老家，否则，他行遍天下，最感亲切的地方是杭州。如言：

苏轼在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上旬继续雇舟前行。孙鼛带了儿子坐一小船追来，又与之同舟共进，在大风巨浪中送至城西四十余里的金利山，于崇福寺饯别后才回去。苏轼深感这老兄弟拳拳的爱意，作书称谢不置。

舟抵清远峡，几个新旧交识如吴复古、广州天庆观的何道士、罗浮宝积寺的昙颍和尚、惠州的海会禅师等人，都从广州一路追来，祖饯于清远峡的广庆寺。

万万料想不到，吴复古忽然害起病来。他是个终年在外奔走，以道路为家的人，又行绝粒不睡的修功，身体本就非常虚弱，一病遂此不起，问以后事，但笑不言。

苏轼本来预定的行程是从广州径度大庾岭，至吉安登陆，赴湖南长沙转往永州。（见本集《与李端叔书》）月之十五，将发浈阳峡，孙鼛、谢举廉各派专差送来最近的报导：“已见圣旨，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

苏轼最高兴的，就是不必远赴湖南，他对道路跋涉，实在怕了，一身疲倦，亟需休息。于是再改行计，《复孙叔静书》云：

英州（广东英德）城小，江水贯于市内，旧时架木作桥，用不了几年就坏了，郡守何智甫发起造座石桥，一劳永逸。桥成之日，恰巧苏轼到此，何守亲自来求碑文。苏轼为作四言诗一篇，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者是也。

苏轼作好诗，而且用大字写了，但并不送去，等何守来再请时，便说：

“轼未到过此桥，难以想象落笔。”

何即请他同往一观。轼说：

“使君是地主，应先升车。”

何谢不敢，于是并轿而行。到了桥上，苏轼说：

“正堪作诗，今晚交件。”

至夜，派人送去。苏轼之所以有此一番张罗，盖因所写诗中有“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这几句话，所以一定要与何守同走一趟，印证此语不虚。这种一语不苟的精神，竟是史家风范，不是平常诗人所能有的。[〔宋〕洪迈：《容斋三笔·何公桥诗》。又何薳《春渚纪闻》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值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输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记中梁、谭二人，都是宋宫的大太监。]

在英州没住几日，韶州通判李公寅、曲江令陈公密都已派遣专使来迎。新任广州太守朱服（行中）来到英州，看苏轼旅中缺少夫役，就分遣一部分自用的仆役，又派节级梁立、林总率领这些人，送苏轼上路。

于是，苏轼就非常安稳地离别了英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