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再度还朝。将至都门，为门下侍郎的老弟苏辙已经奏请得旨，准备出省来迎，苏轼先寄以诗——《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

三十多年前，兄弟俩长途跋涉，初至京师，接连忙着举人试、进士试的那份热望，那份兴奋，如今早已消失净尽。几十年的仕历，只是一场春梦。最可哀的是病倦老马，重来汴河堤边，却还回不得家乡。即使梦里还乡，但梦境却又那么短促，那么遥远而且苍白。

苏轼和上次一样，仍然寄寓兴国院东堂，表示伺候过皇上郊祀典礼的差使后，纵使不能言辞，亦将坚决要求外放。另一方面，苏辙是当今执政的副相，他是外臣，必须远避嫌疑，不便住到他的东府官邸去。

十一月十二日，皇帝驾幸景灵宫，苏轼为卤簿使，导驾前行。他的朋友蒋之奇、钱勰都是从驾的官员。

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在汴京端礼街之东，供奉宋太祖以次历代帝后的御容。皇帝亲祀郊庙，先至景灵宫行礼，谓之“朝献”。十三日宿斋太庙，行礼毕，启驾往开封府城南熏门外的南郊坛去，这是宋朝祭天的斋宫。

帝驾将至青城，仪卫森严肃穆，南郊大礼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和卤簿使、御使中丞为仪仗使、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的乘车刚到景灵宫东棂星门外时，忽然有赭伞覆盖的犊车和青盖犊车十余辆，争道不避仪仗，冲突而来。

苏轼大惊，马上叫御营巡检使去挡在车前，喝问：“西来者是谁？敢尔乱行！”车上人答道：“皇后、某国太夫人和大长公主。”

所谓某国太夫人者，通称国婆婆，是皇帝的乳母。

苏轼要他们补个状来。

驾抵郊坛，礼毕，苏轼对担任仪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纯说：“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闻。”意思是要他出面纠举。李端伯因为这是皇后，表示不敢。苏轼便道：“某自奏之！”

他就在当日当地（青城），出疏上奏皇帝。先引汉成帝郊祀，赵昭仪从在属车间，扬雄献赋谏诤的故事，申明自古妇女不当参与斋祠的原则，继言今日之事，则是：

皇帝看了，交给使者，那苏奏原疏驰送宣仁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

照往例，次日法驾回宫，皇后在朱雀门下迎接。这一天，宫中后妃也都未出宫门。[〔宋〕李廌：《师友谈记》。]

苏轼来京，沿途章奏不绝，初则请辞新命，但朝廷的指挥是“为已差充卤簿使，大礼日迫，不许迁延”。继在南都再奏：“乞候过南郊，依前除臣一郡。”而今，南郊祀典已过，苏轼便立即奏乞越州。

越州即是浙东绍兴一带，与杭州为邻郡，相隔一条钱塘江而已。苏轼还很乐观，以为太皇太后会接受他的请求，遇到前在杭州、助其开治西湖的苏坚（伯固），便和他说笑道：“伯固可以再来同开会稽（绍兴）的镜湖！”

不料朝廷告下，非但不允外放越州的请求，且是诏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的重任。

一身兼两学士职，在当时也是久未得见的“异数”。苏轼大出意外，惶恐力辞，札言：“闻命悸恐，不知所措。……岂徒内愧，必致人言。”然而，降诏依然不允。

苏轼在如此难以违拗的情势之下，逼不得已，只好收起这几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心中盘旋的乡心。一切退休生活的热望，恍如滚汤浇雪，霎时间消融得不见踪影。即此块然一身，绕室彷徨，不知如何自措起来。

从政以来，历经患难，数被污蔑，现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怎还可以再住京师，受狂热猎官的后辈任意糟蹋。于此，不能不使他记起老师欧阳修来。他们师徒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史》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又曰：“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以至于在议论如何追崇皇帝生父濮王这件事上，被台谏御史们结伙围剿，焦头烂额；后来又被小人勾结罪犯，诬告他与己所抚养的甥女不干不净，制造帷薄不修的谣言来中伤他，摧辱他。欧阳修痛心之余，未及引年，请告老致仕。

盛德如欧阳修尚且如此下场，苏轼焉能不怕政治上全不讲理的机阱，他如再稍恋栈，则前途的吉凶祸福不卜可知，放逐流离，还是细事。

朝廷不可留，外放不获准。苏轼再三思量，只剩下一条路可行，请求给予一个重难边郡的任务。

治边的主要任务在于边防军务，而宋朝的传统，重文轻武，《宋史·余玠传》说：

所以，守边之吏，如用文人，也大抵都是政治上很不得意的人才去边郡。这条路，志在猎取功名富贵的人，是不屑一顾的。苏轼决心“人弃我取”，以避祸患。

何况，这些年来，边疆政治和边防军务，久被中朝忽视，两皆败坏不堪。苏轼认为，与其让宝贵的生命在如此混沌的政治社会里平白浪费，不如效力于需人做事的边疆，比较有点意义。

谈兵是苏轼的家学，轼辙兄弟，议兵议财，皆有特见。苏轼肯定自己能够做好这份工作。

这状子呈递上去后，朝廷仍然不肯接纳，而且诏令“断来章”，使他不能再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于十二月初到两学士守礼部尚书任上去了。

苏轼既已就任侍读学士，就以全副心力来继续担任辅弼圣学的工作。

依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为防止绝对的君权发生权力泛滥的弊害，儒家只能从两个方向来约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来作精神上的限制，这就是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体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来把皇帝塑造于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辅弼圣学”。这些努力虽然并不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够驯化权势，尤其对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常常大于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基于此一认识，苏轼愿意倾力于此。

然而成长中的哲宗皇帝，相别虽仅四五年，面目却已完全不同。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对任何权威和成规心怀敌视的反抗时期。况自正位以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大臣都当他是个不足论事的孩子，实际政务非但没有让他插手，甚至并不向他关白；即使指事垂询，大臣也不具对，自司马光开始，就是如此。皇帝渐渐长大了，宣仁太皇太后曾在宫中问他说：“彼大臣奏事，乃胸间且谓何，奈无一语耶？”皇上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后来蔡京传说：“皇上说，垂帘时期，朕只见臀背。”[〔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内心蕴藏不平，已非一日，终于造成心理上一道敌视的壁垒，一副偏激的成见，不愿听取太皇太后所用大臣们的任何言语，他只冷冷地等待“亲政”那一天的到来。

苏轼是看他从小到大的近臣，从眼前这青年皇帝的态度上，不会感觉不到那种乖异的不合作的态度，不愿听言的淡漠的神情。他抱着甚深的忧虑。

但他认为，皇帝总还年轻，假以时日，他会慢慢成熟起来的，身为保傅的人，目前只有加倍努力来开导这个青年的基本观念，指引正确的趋向，其重要等于抢救未来的国运。

苏轼迩英进读，第一次就讲汉武帝和唐太宗的不同，说武帝厌闻汲黯的忠言，太宗思念虞世南的耿直，所以，贞观大治，而武帝之世，盗贼半天下云云。从这个讲题推想，也许正为矫治这位青年官家不肯接纳他人意见的反抗态度而发，亦未可知。

苏轼这次呈递的到任谢表，内容简直就是一封谏书。他向这位皇帝学生掬诚进言道：

不幸这位皇上，现已不似从前那样听话，对于师保的进言，马耳东风，竟然毫不在意了。苏轼想尽诱导的办法，过了新年欢乐时期，正月二十六日重开讲筵时，他又从容向皇上说道：

停顿一下，苏轼续言道：

这次，皇上听他讲得很有道理，有颇以为然的样子，苏轼就非常高兴。退后，对宰辅们讲述经过，很兴奋地说：“皇上天性好学，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编为一书，以备进读。”[〔宋〕李廌：《师友谈记》。]

当时，皇帝所读的教材，原是林希编的《五朝宝训》，也许范围太狭窄，也许教训口吻太多，容易使青年人发生厌倦的感觉；若以前代正史进读，则又嫌太庞杂，其中有很多不足上烦圣览的史事，所以苏轼有了这个主意。

于是他和读讲官顾临、赵彦若共同就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的事迹，写了一个节本，于八年八月间编写成书，送由尚书省进呈，核定开讲。

就讲读的内容而论，苏轼认为教育皇帝“圣学”的方针，应与普通人不同，一般的政治理论——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固然需要知道，但用人行政和听言之法，这种实用的统治技术，对于一个即将亲政的君主，更是重要。

凡事讲求实用的苏轼，根据这个理念，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唐德宗时代的宰相陆贽，以及他的著作《陆宣公奏议》。

《陆宣公奏议》，在浩瀚如海的著作林中，算不上是一部学术性的经典之作，但却流传于广大的士人手中，是一部从仕前必读的书。此书，曾被少年时期的苏轼所热烈喜爱，他不仅喜欢陆贽行文，气势蓬勃，更深切佩服的是陆宣公那种平实尽理的政治见解，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方法。苏轼当年，反复熟读，一唱三叹。这本书，对苏轼的文章气谊都有影响，甚至对他的政治人格的形成——那份竭尽谏言的忠诚，也有极大的作用。

《唐书·陆贽传》：贽自被德宗召为翰林学士，以其“秉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这岂不就是苏轼主要的行谊吗？又说：“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难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

陆贽得君之专如此，但最后还是不免于凶终隙末者，毛病就是出在“极言尽谏，巨细不遗”。一方面使绝对权力的人主听得多了，由厌倦渐生拂逆的恶感；一方面造成奸人裴延龄、卢杞辈谗慝的机会。俗言：“伴君如伴虎。”一旦触怒了他，陆贽几乎不能保全首领，虽经同僚救助，卒被贬谪忠州别驾，死于谪所。

回想《陆宣公奏议》里面，许许多多恳切的言论，几乎尽是苏轼今日想对这位青年皇帝倾诉的意见。但他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尽情陈说。陆贽奏议中指陈德宗的短处，未始不是哲宗所已有或可能发生的缺点。然而哲宗尚未亲政，苏轼没有事实依据，不能乱说。于是，他想：假使皇上能够先把这本书熟读深思，则不啻借了陆贽的文字，传达他自己一片忠心的讽谏，希望哲宗能从此书获得解悟，建立起辨别邪正的观念、听言纳谏的态度。苏轼自己深受陆贽思想的影响，相信它也有同样的力量，对哲宗皇帝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

因此，他续于八年五月七日，会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等侍读官，上了《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

札中一段说陆贽遇非其君的话，非常尖锐。德宗的离心离德，老臣的一腔愤懑，都从字里行间，跳跃而出。

那段话是这样的：

苏轼进呈《陆宣公奏议》一书的动机，明言是“心欲言而口不逮”。显然是哲宗皇帝的反抗心理，与太皇太后任用的旧臣间，已经筑起了一座隔阂的高墙，任何一个元祐大臣，在他心理上都发生排斥，苏轼也不例外。

挽救不了的时代错误，岂仅是元祐诸臣共同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