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性刚直，善善恶恶，毫不假借。他固然有出尽全力，争取粮米备赈的仁心，但也有不顾常度、法外惩暴的勇气。

浙西诸郡，产丝织绢，全国第一。每年年初，政府拨出库钱贷放民户，约定于蚕熟后，以织成的绢抵还贷款，实即政府预购，一千输一缣，称“和买绢”。这批收购绢例须纲运上京，供中枢配给军公人员之用。

近些年来，民间故意织造一种“轻疏糊药”的劣绢，拖到期限迫近，蒙混缴纳，煽合众人拒绝官方挑剔，习以为风。但是送到京里以后，受配的官吏军人，都说两浙衣赐不好，年有估剥，使原纳专典的职官，被枷锁鞭挞，典卖竭产，还不够赔偿。

苏轼认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纳官吏，必须认真挑选，不受威胁。七月二十七日，受纳场前，就发生纳绢的民户二百余人齐声叫嚣的骚动事件，同时拥入州衙，向知州喧诉。苏轼一面依理晓谕，一面责令仁和县丞调查，此中必有凶奸为首的人在幕后煽惑群众，要挟官府。

果然查出是颜巽的两个儿子——颜章和颜益，他们纳和买绢五疋，全是轻疏糊药、丈尺短少的劣品，受纳官拒不接受；这颜姓兄弟立刻就号召到数百人，在受纳场上包围监收的官吏，大声叫喊示威，秩序大乱。苏轼即时下令，差人将这颜章、颜益逮捕到案，枷送右司理院（法院）勘查。

逮捕了首恶二人的第二天，人户缴送的都是好绢了，而且更无一人再敢喧闹生事。

苏轼继续追查这颜家父子的素行，原来他们是犯罪世家，地方恶霸，故意打击官府的威信，达到横行闾里的目的。颜巽原是土豪，他曾在衙门里当过书手，熟识胥吏，因犯赃私和逃税，两次刺配本州和滁州的牢城，而两次都托病保释出来，即在地方上为非作恶，父子凶奸，使老百姓望之如虎，不敢不听从他的号令。

这次事故，就案件的本质而论，不过触犯税法而已，所以右司理院的判决，只能予以行政处分，对这种凶狡的人，毫无用处。苏轼认为：“以匹夫之微，令行于众；欲以众多之势，胁制官吏。”这个样子的社会恶霸，实在不能姑息；右司理院只可依法判处，但显然不足收惩儆之效，除恶即是保良，苏轼别于法外加判曰：

径将颜章、颜益二人，“法外刺配”（脸上刺了花，充军到远恶州郡去）。苏轼一面上奏朝廷，乞状下本路转运使遍行约束晓示外，而自于法外作此处分，实已超越了知州的权限，同时引咎自请朝廷重典。

章上，朝中御史论苏轼为违法，贾易尤累章攻讦不已。朝廷无奈，一面诏许苏轼“放（免）罪”，一面将颜章也放了。苏轼心里很是不平，觉得州郡官的责任与权力，不成比例，很难做事，上《杭州谢放罪表》，有言：

这段话骂尽乡愿式的官僚政治，对于朝廷的处置不能坚持原则，也深表遗憾。该表还有一段自述个性的话，非常坦白而且沉痛。如言：

“临事不能自回”这句话，活画出一个严别是非、疾恶如仇的勇者的面相。

然而事情并未了结，朝廷虽已放罪，御史们还是不赦。后来总攻击时，这也是罪状之一。

北宋当时，最大的敌人是北方的辽国；而东北滨海之地的高丽，是臣属契丹的一个毗邻小国。契丹人阴蓄跃马中原之志，有政治预见力的人，都有“心所谓危”的警惕。他们利用高丽人来中国做间谍工作，“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论高丽进奉状》）。所以这些年来，有很多高丽人用各式各样的名义到中国来，朝贡的、通商的、拜佛的，络绎不绝。

他们通常都利用商船上的人来做内线，一则求财利，一则要情报，互相勾结，已是存在很久的事实。前几年有个王子和尚义天来华访谒各大丛林，即是一端。

明州，即今浙江宁波府，唐宋时代最大的贸易港。高丽人来华，大都是从明州入境，他们如欲到中原各地去游历，则杭州是旅程中第一个大站。

因此，苏轼到任才三四个月，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丽僧人请求进贡的案子。

这事情起源于已死的杭州惠因院僧静源。这静源不是一个佛门清净的出家人，从前曾在滨海地方的寺庙里住过，惯与出海的舶客交通牟利，那些舶客们在高丽替他做宣传。因此，元丰末年，高丽王子和尚义天来华时，也曾往拜静源。

今年，静源死了，他的门徒和一个叫徐戬的便想出花样来。那徐戬曾为高丽雕造夹注《华严经》板两千九百余片，公然运往，得到白银三千两的报酬。他食髓知味，乘此机会便鼓动静源的门徒，带了他师父的画像，搭了商船去高丽往告义天。义天就派他的门徒寿介、继常、颍流和院子金保、斐善五人到杭州来祭奠亡僧静源。苏轼令本州将他们送往承天寺安置，选职员二人，兵十名，妥善照管，不许随意出入。

祭毕，寿介才呈状称：临发日，高丽国母交他两尊金塔，命他进奉宫廷，祝皇帝和太皇太后的万寿。苏轼一面令主管部门退还他的书状，答复道：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一面奏报朝廷道：“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以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渺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

苏轼虽然已将这批高丽使者管在承天寺住，但是仍不放心，特别甄选了西湖下天竺的净慧禅师思义，来当高丽僧人的馆伴，赋予监察的任务。这净慧学行很高，通达世故，每日与他们讲论佛法，词辩之外，又复步步跟踪，弄得那些高丽僧人毫无办法。思义从谈话中，把寿介此行的动机和经过问出许多破绽，报告苏轼。[〔宋〕苏轼：《东坡志林》。]

旧例，外国使至，吴越七州政府所费的招待费，要花二万四千余缗，民间所费还不计算在内。苏轼认为不值得如此靡费，命令所属州郡酌量裁减。

高丽僧经他奏准，从福建泉州遣送归国。苏轼认为刁商招诱外夷，为国生事，必须严惩；同时奏奉朝廷准许，将徐戬发配到千里外的州军编管。

苏轼对这方面的警觉性很高，元祐五年八月泉州纲首检举商客王应年等冒请高丽公凭，发船入大辽买卖。他便上《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此是当时情势下必须做的“保密防谍”措施，而执政大臣们，由于和平日久，十分颟顸，对之漠然。

苏轼治大恶，务严峻，绝不姑息；但是对于轻微罪过而事足同情者，他的宽厚，却又常常出人意表。

有件债务案子，某人欠绫绢钱二万不偿，被债主告到官里。苏轼把被告传来讯问，供曰：“我家以制扇为业，父亲刚死，又遇今年入春以来，连雨天寒，所制的扇子卖不出去，并非故意不还。”苏轼看了他老半天，然后说：“姑且把你所制的扇子拿来，我来替你发个利市。”

一会儿扇子取到，苏轼就中选取白色夹绢团扇二十柄，就拿起判笔来各写行书、草字，画枯木竹石，顷刻而尽。给他道：“拿去，赶快变钱还债。”那个人抱扇泣谢而出。一出府门，就被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立刻卖光了，到后一步的还懊恨不置。这故事传说出去，阖郡称嗟。[〔宋〕何薳：《春渚纪闻》。]

苏轼对于偶犯罪失的士人，爱护尤甚，因为他经历过一个寒士的困难，非常同情他们。

一次，所属都商税务查获了一个逃税的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带了两大包私货，包面上写作“杭州知府苏某封至京师苏侍郎宅”。不但逃税，而且冒名。苏轼问他内中所装何物？此人实说道：“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资为赴京盘缠。我以一百千钱买得建阳小纱二百端，如沿路抽税，到京就不剩一半。以为当今负天下重名者莫逾先生，所以假冒台衔。不料先生已临镇于此。罪实难逃，乞求宽恕。”

苏轼叫笔吏另加包封，上写自己名衔送“京师竹竿巷苏学士收”交给吴味道，且说：“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过，当却惠顾也。”味道悚谢再三而去。[〔宋〕何薳：《春渚纪闻》。又周煇《清波别志》所记，事同而略简，其结语曰：“倘遇俗吏苛刻，必断治伪冒，没入其物，还有此气象乎！”人治国家，重教化而轻刑罚，宋朝更是一个特别尊重士人的时代。苏轼此举，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批评他。]

苏辙于本年六月除吏部侍郎，三日后改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味道不知，所以称苏侍郎；而苏轼改写包封，称苏学士。

苏轼治郡，对于鱼肉人民的豪强，虽然绝不放过，但是那个时代，国家承平日久，社会安定，所以真正的巨奸大憝，并不常有，犯行大多是些偷鸡摸狗，迫于饥寒而起的细事。在苏轼人道主义的观念上，求生是人的基本权利，因求生而致犯罪，实在可以同情，甚至想到自己在这里做官，恋恋于这份俸禄，也不过是为了生活。二十年前[苏轼于熙宁四年辛亥（1071）六月签判杭州，至元祐五年庚午（1090），恰为二十周年。]，他初来杭州做签判，那年除夕，在都厅当值，例须点查囚系的人犯，看到黑越越的一大堆人挤满了监狱，点到天黑还不能回家，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曾在厅壁上题过一首“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的诗。

二十年后，苏轼重来，苛酷的新法已经革除了，现在情况，已与从前不同。元祐五年除夕，检点狱讼，竟是“庭事萧然，三圄皆空”。

苏轼听到这个报告，欢喜满足之余，认为此“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和前篇韵作诗呈公济、子侔两通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