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由说：“东坡黄州以后文章，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苏轼自言写文章是他生平一大乐事：

自述创作过程中“文思潮涌，触处生春”的乐趣，尤其动人：

他这枝天生健笔，虽然能够给他带来痛快淋漓的快感，但也给他惹上无穷的灾祸，然而这是思想家的武器，艺术家的工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原是生命相与的事业，无可言说。而且，文字的创作，即是个人性情的表露，丝毫勉强不得，即如二苏自幼为学，本出同一源头——“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因兄弟赋性不同，表现在文字上的风格和品评文字的态度，也就完全相异。苏辙是个朴实厚重的人，所以他所仰赞的欧阳文章，着眼于“公之于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苏轼不然，他看评文章，首重气势，所欢喜的是笔锋精锐、议论英爽之作，看到一篇好文章，即拍案称快，如欧阳文忠初见他的文字一样，连呼快哉、快哉！又如他欣赏李廌的文字，即在于它有飞沙走石之势，所以，夏均父诗说：“栾城去声色，老坡但称快。呜呼二法门，近古绝伦辈。”[〔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苏轼作文虽求快意，笔墨淋漓，看似平易，但也有工细的一面，非如后世那些斗方名士，兴到为之，随手挥洒，自称才子。他也一样有句斟字酌的过程，细针密缕的工夫，和欧阳文忠一样。

欧阳修作完一文，便将稿子贴在墙壁上，坐卧之间，随时复看，随时修改，必至自认完美无疵，方肯脱手示人。苏轼虽然才思敏捷，落笔之前，先有腹稿，旁人只见他文不加点的才气，但他自己腹内经营，并非完全不需推敲，只是灵感来得快，他又敏于捕捉，不着痕迹而已。

前人于苏轼诸孙处，得见数幅诗稿真迹。有一幅和欧阳叔弼（棐）诗，“渊明为小邑”句，初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改作“县令”，凡三改才成现在这个句子。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作“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句，确有语病，仍须涂抹再三，改而又改。[〔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蜀中石刻东坡文稿，改窜之迹累累，费衮《梁溪漫志》里，具注两篇，颇堪玩味。

不过他读书多，记忆力强，一笔在手，左驱右转，无不如意，确也是罕见的才能。

苏门中人，常有旁观苏轼当众写作的机会。一日，苏轼与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会于私第，忽然有旨，令撰《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银合茶药诏》，他便磨墨伸纸，落笔写下开端“于赫神考，如日在天”八个字，适遇外间有事，苏轼搁笔暂出，诸人拟续下句，都猜不出他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苏轼回来，马上援笔续写道：“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

诸生大为叹服。[〔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又杨万里《诚斋诗话》。]

这段时间里，苏轼有《鹤叹》（一作《病鹤》）这一首名作，虽欲以鹤自况，但结果则又不免感叹“愧不如鹤”，而以“难进易退我不如”来自嘲，写尽身不由己的悲哀。

另一他身后的传说，尤为有趣。

洪景庐（迈）在翰林院日，公闲，到庭院中去散步，见一老叟在花丛前晒太阳，随便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老叟说：“京师人，几代都在翰林院里当院吏。现在八十多岁了，年轻时还见过元祐朝的各位学士；目前子孙仍在本院作吏，所以养老于此。”接着又说，“听说今日文书甚多，学士才思敏绝。真不多见”。

景庐面有得色，便说：“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

那老人点点头，然后叹道：“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他不曾检阅书册。”

景庐大为惭赧。[〔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这景庐即是著《容斋随笔》《夷坚志》的洪迈，是一位学问渊博、究极群书的学者，官至敷文阁待制、端明殿学士，终亦不如苏轼记忆力的特强。《容斋随笔》里指责苏轼诗中用事错误的地方很多，也许是老吏一言的刺激使然，其实，些许小节，亦不足为大诗人病。如太后以金莲烛送他归院那一晚，苏轼连撰吕公著平章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三制，必须于顷刻之间写成，才能于当夜呈核，翌晨宣麻。而读者以为：“三制成于顷刻之间，撷史粹经，悉出吐属，可见其奋疾如风。”到底不完全是苦学所能达到的天才境界。

苏轼元祐在京师，先后不过三四年间，除奏议外，所作《内制》集有十卷，附《乐语》一卷，《外制》集有三卷，文繁体备，内容有朝廷典制、宫禁仪文、宰执恩例、馆阁掌故、寺观致祷、原庙告虔、外藩部落与边臣使客间的朝聘燕飨、抚绥存问，另有修省哀慕、节序令辰的应景文字，包罗万象，竟有八百余篇之多，可见他工作之重，下笔之快。

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有若干皇皇巨制的大文章，如二制官公祭司马光文，范镇取以志墓者；《司马温公行状》；敕撰《富郑公（弼）神道碑》《赵清献公（瞻）神道碑》《范蜀公（镇）墓志铭》：凡此皆是一代伟人，言行要作天下的模范，事功要作国史之根据的，岂是等闲文字。又如《张方平文集叙》《欧阳文忠公文集叙》，为范纯仁作其父《文正公（仲淹）文集叙》，也都关乎一代政事、文运流变发展的历史，只有苏轼才有资格撰写文章；而且在私人关系上，张方平、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对他的提掖，范镇对他的关爱，知遇之感，奖掖之恩，使他不能不竭尽心力，记述他们的事功行谊，以不朽的文章才配记述不朽的人物。

只有作诗，他自己也说：“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与王定国书》）这虽是黄州后期的话，但很明显，他的兴趣集中到书画上去后，诗情便偏枯了；同一理由，苏轼元祐在京，政务忙碌，稍有公退余闲，则朋友往来多，宴饮聚会多，谈玄说艺，把所剩的精力时间都用尽了，这段时间里，诗词方面，几近曳白。

赵翼《瓯北诗话》说得不错：“东坡自黄州起用后，扬历中外，公私事冗，其诗多即席即事随手应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烦，故遣词或有率略，押韵亦有生硬。心闲则易触发，而妙绪纷来；时暇则易琢磨，而微疵尽去，此其诗之易工也。”

所以苏轼元祐前期的诗作，不但数量很少，而且竟无一篇可与黄州名作相提并论的。

至于苏轼作词，历来最受批评，大抵指他以诗为词，不协音律，不可歌唱而已。南渡女词人李清照作《词论》，目空前古，持论甚严，她说：

不但易安居士如此说，如苏门陈师道亦言：

晚唐五代之际，词之初起，它的生命是音乐，原不过供人歌唱的艳曲，写景则不出闺阁园亭，写情则不外伤春怨别，所以填词必须协律，意境限于温柔婉约一路。

以后经过多少词家的努力，词的意境才扩大到可以抒写自我的情意，成为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创作中之一体；但各家表现的风格，总还拘束在浓丽的色泽和纤细柔婉的意致中，跳不出这个狭隘的范围。而胡寅（致堂）《酒边词叙》说：

这自是最高的称誉，王灼《碧鸡漫志》亦说：“东坡先生非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便是说，苏词虽然不谐旧格律，却能创出新道路。自唐、五代以来，苏轼首先跳出向来低吟浅唱的调门，以轶尘绝俗的豪气，高唱他胸中激荡的感情。高亢处出神入天，率性而行，音韵格律再也不能约束，甚至连词调句法的限制，他也不管，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照词调应为五、四、四断句，但他写的却是“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依凡理，这是一阕破坏格律的坏词，但是王国维说这阕和韵词的才情境界，反而凌驾章楶原唱之上，“才之不可强也如此”。

东坡词只有三卷，共三百余首，是全部著作中分量最少的一种，然而他是扩大词的境界，变婉约为豪放的第一人。王鹏运《半塘遗稿》说：“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苏轼自憾平生三不如人，即是着棋、吃酒与唱曲。他因自己不解唱，怀疑所作的词付诸檀板，到底唱不唱得好。一日，在翰林院，问一善歌的幕僚道：

“我词何如耆卿（柳永）？”

“郎中哪比得学士！公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轼为之抚掌大笑。[〔宋〕俞文豹：《吹剑录》。]

所以晁无咎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比陈师道的见识高明得多。而且苏轼并非真不能歌，晁以道说：

当此时也，大局鱼烂，苏轼被远谪岭外，心情十分沉重，非引吭高歌无法尽吐胸中的块垒，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再说，《东坡乐府》中，也有清丽舒徐之作，如《蝶恋花·春景》：

苏轼偶作小记，偶书小简，以些许文字写出无限清思，美不可言。杨升庵（慎）颂曰：“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行徐婉转，纤纤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

兹举数例：

一、小记

《记承天寺夜游》：

二、小简

《书赠何圣可（黄州）》[编者注：考《苏轼集》，应为《与毛维瞻》。]：

《冬至节日与孔平仲》：

《儋耳致秀才姜唐佐》：

以上偶录小简三则：一写寒夜灯温的佳趣，二写醺然曝日的自得，三写吃菜饭后饮茶一盅的怡逸。风神飘逸，如见诗人萧然自得的音容笑貌；但是由此可见，苏轼这人总不是个十丈红尘中的冠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