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金莲烛

苏东坡新传  作者:李一冰

贡举事了,苏轼就得认真考虑自家的出处了。

上年冬季,赵君锡所提出的叶祖洽改官案,赵挺之弹劾的馆试廖正一案,王觌的宜兴一郡案等等,抨击的本身,苏轼认为不必辩白。不过,一案未平,一案又起,让精神时间照这个样子消耗折磨,实在太不值得,所以他就不提劾案,只以疾病的理由,连连上札,请求外放。

太皇太后召见,面问他:“何故屡入文字乞郡?”

苏轼具以病状为对,太后宣论:

“岂以台谏有言之故?你兄弟自来孤立,向来进用,皆是皇帝与老身主张,不因他人。今来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苏轼退朝后,深感太皇太后恩德高厚,外放一言,再难启齿,自知不容于人的真实原因,只是在于“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所致,倘然仍踞高位,谤讪一定不绝。因此他改乞朝廷罢免他翰林学士的位置,别给京师里任何一个闲差,可望免为台谏攻击的目标。元祐三年三月下旬,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剖析遭人攻讦的因由云:

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致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人。虽蒙圣主知臣无罪,然臣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

苏轼但求给予一个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的闲官,俾资自保。札上,太皇太后只是“慰留”。

司马光逝世后,朝内群臣既自分别派系,人事纷争不已,而散在京外的那批熙丰之臣,蠢蠢欲动,不是恶意评骘朝廷的施政,就是从中挑拨离间,诡变无穷。

只爱谈禅,不喜接见士大夫的太平宰相吕公著,际此内外交迫的境况,自己则又既老且病,实在无法支应,屡请罢相。至元祐三年四月,获准解除实际政务,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和文潞公一样,成为国家的元老。

相职的继任是以中书侍郎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大防以不植党羽,立朝公正无私而被重用。范纯仁是范文正公(仲淹)的次子,字尧夫。他的政见不尽同于司马温公,看前述争差免役法和主张恢复青苗放款以济国用两事,可以概见。纯仁青年时代有个出名的“麦舟故事”。范文正公在睢阳,派尧夫到姑苏去取麦五百斛,回程路上,舟次丹阳,遇见父执石曼卿,问他来此已有多久。曼卿说:“我已来了两个月,原想将三具先人的灵柩运回西北去归葬,但是没处借钱。”尧夫就把麦子和船都送了他,自己骑马回去。到了家里,不敢对父亲说,直到文正问道:“在东吴见到故旧没有?”他才将遇见石曼卿的经过说了出来。文正便说:“那你何不就将麦舟送他。”尧夫才坦然道:“已经给他了。”其人品德之高,为人称道。[〔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宰相的更易,是何等重要的国家机密,所以必须先将学士召入翰林院,锁院,然后面授词头,撰麻公布。

学士因“撰麻”锁院,与试士不同。试士有预定的日程,一切可先准备;撰麻都是临时宣召,或全番或半番快行差员,分批往学士邸第“传宣”,须等各班快行分批到齐,则学士上马,穿朝服,戴高帽,众人簇拥入院。院内如别有直宿学士或直学士在,均须先行回避出去。当夜,依照宣论撰麻,撰就进呈,一面通报閤门宣赞舍人[閤门宣赞舍人:掌朝会、宴餐、供奉、赞相、礼仪诸事。],当晚由御史台閤门通报,明日“宣麻”[宣麻:宋存唐制,宣布重要诏令用白麻纸,其他诏令用黄麻纸,在朝廷对文武百官宣读,称“宣麻”。],则文武百僚明晨均须集合赴文德殿听宣。其郑重有如此。[〔宋〕赵升:《朝野类要》。]

四月四日,苏轼被传锁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对,内东门小殿帘中,传出除目。那是吕公著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交他撰写“麻制”。苏轼承旨毕,太皇太后忽然说道:“官家在此。”

“适已起居(行礼)过了。”苏轼恪恭谨对。

“有一事要问内翰(宋称翰林学士),前年任何官职?”太后询问。

“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太后再问。

“备员翰林,充学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关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关官家事。”

“莫非是大臣论荐?”苏轼恭问。

“亦不关大臣事。”

苏轼大惊,郑重回道:“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久待要学士知道,”太后说,“此是神宗皇帝的遗意。神宗皇帝饮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箸不举时,内监们都知道定是苏轼写的什么。他又常常称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学士,就上仙了。”

苏轼听到此处,禁不住感情激动,失声痛哭。太后和皇帝也都流下泪来。随命赐坐,吃茶。

“内翰,内翰,直须尽心奉事官家,即是报答先帝的知遇。”太后郑重叮咛。

苏轼拜辞,太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学士归院。[〔宋〕王巩:《随手杂录》。]

自此,苏轼一面尽力经筵,教育这位年轻的官家,遇事直抒己见,不顾一切地言事,只为报答先帝和太皇太后的知遇。

苏轼居常还有特派的外交任务,如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在中国东北边境,契丹人所建的辽国,派使者耶律永昌、刘霄来贺坤成节(宣仁太后诞辰),诏以狄咏(狄青之子)、苏轼为“馆伴”。宋制:番使入国门,即差馆伴使副负责接待,陪同住在驿馆,凡趋朝、见辞、游宴均相伴同。辽是宋朝最大的敌国外患,馆伴的职责,混合外交和防谍的双重任务,苏轼表现得处处谨慎。

他们初与刘霄会食,苏轼酒量本来不大,饮半,他已谢不胜酒力,刘霄便念起他的旧作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是不善饮酒的人?”苏轼心里很奇怪北虏也知他的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宫廷赐宴回馆,刚开始起步,苏轼骑的那匹马失足小蹶。刘霄立即下马过来慰问:“受惊了,没有受伤吧?”苏轼回答:“衔勒在御,虽小失,无伤也。”他很镇静地保持着上国大臣的风度。[〔宋〕何薳:《春渚纪闻》。]

苏轼陪契丹使入宫觐见时,望见文潞公(彦博)站在殿门外,使者却立改容,小声问道:“那位即是所谓以德服人的文潞公吗?”又问潞公的年纪。苏轼说:“今年八十三岁。”使者惊叹:“何等强健!”

苏轼说:“您只见他形貌,没有听他讲话。他综理庶务,酬酢事物,虽精练少年,也不如他。贯穿古今,博学强记,虽专门名家,亦有不逮。”使者拱手道:“真是天下异人!”[本集:《德威堂铭》。]苏轼后来撰富(弼)公碑,《答陈传道书》说:

某顷伴虏使,颇能诵某文,乃知虏中皆有中原文字,故为此碑,欲使虏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身为近臣的苏轼,前曾奉派使辽,辞谢未去。至元祐四年八月,他在杭州任时,苏辙奉派为贺辽国生辰的国信使,将行,苏轼作《送子由使契丹》诗,引用唐史李揆的故事,谆谆以谦抑自己,宣示中朝人才之盛为嘱。

李揆风仪俊美,口才很好,皇上叹为门第、人物、文学都是当代第一。入番会盟,酋长说:“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就是您吗?”

揆惧为番人所留,骗他说:“彼李揆安肯来耶!”

苏氏兄弟,一样名扬北狄,所以苏轼送行诗有“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那样的话。

果然,苏辙行至涿州,《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诗,便有那样一首: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辙至辽,辽主派他们的侍读学士王师儒为馆伴。师儒就很能讲说三苏的文章,还能背诵苏辙的《服茯苓赋》,但恨未见全集。苏辙所见辽人,大都会向他问候:“大苏学士安否?”

苏轼文名,传扬海外,虽为外夷所爱服,讵知他在国内,却不见容于同列的朝士,只望能够给予越州一郡,能够逃过台谏们的凶锋,就算很好的了。作《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之一,即言:

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

那知老病浑无用,欲向君王乞鉴湖。

苏辙此行,带了他的大儿子苏迟侍行。苏轼非常高兴,称赞他道:“随翁万里心如铁,此子何劳为买田。”

此后若干年,苏轼的门生张舜民(芸叟)也奉命出使大辽,见宿州馆中有题苏轼的《老人行》于壁间者,范阳书肆刻苏轼诗数十篇,题曰《大苏小集》[〔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足见辽人研究中原文化的热烈和对于苏轼诗文的崇拜,亦不限于外交应对上一时之用而已。

元祐三年(1088)五月初一,皇帝在文德殿视朝,苏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辙以户部侍郎轮值恰同“转对”。按制,自侍从以次朝官,每五日各轮派一员上殿,为“轮当面对”,简称“轮对”或“转对”。面对时,必须进呈有关时政的札子,即就所见条陈之类。

苏轼条陈三事:一是以天下之广,事物之变,执政和谏官不能尽知,请准其他臣僚皆得“请间奏事”,以广耳目;二是取士太滥,而中式进士得缺不易,因为得缺不易,所以到官之后,难免贪赃黩货;三是任子(恩荫)必须裁减,以救官冗,减少国家官俸支出的沉重负担。

这三事中以第一项为最重要,广开言路,可以使君上耳目聪明,君上耳目聪明,则执政的臣僚就无法把持政柄,蒙上蔽下——宋朝的台谏制度本意在于监督执政,但如台谏官竟为执政利用时,则君上耳目尽废,历史上的权臣也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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