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愿居住河南的临汝，也辞谢了各方邀约，一心一意只要居住常州。这一段地方因缘，由来已久。

远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新中进士，他去参加开封城西郑门外琼林苑举行的进士及第宴时，席上遇到宜兴籍的同年蒋之奇，谈起他家乡的风土之美，苏轼非常涎羡，即席与蒋相约，将来如有退休这一天，必欲与他同到阳羡定居。这次在仪真碰到之奇，谈到二十八年前的旧约，苏轼诗中遂有“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的话。罨画溪，这个极美的水名，即是宜兴县的圻溪，琼林宴上，苏轼还仅闻其名，未履其地。到熙宁六年（1073），东南各地发生灾荒，苏轼时任杭州通判，奉派赴常润一带放粮赈饥。他一到常州，立即大为赞叹道：“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真是如有宿缘。

在常润道中，写五首诗寄给杭州的知州陈襄（述古），其中有一首盛称惠山泉、阳羡米的，即认为宜兴是书生居家最理想的地方。原诗是：

谁知十三年后的五月，他才得偿宿愿，居家于此。

苏轼回到常州时，正是江南春老，桃花犹盛，园蔬柔绿，江鱼鲜美的好时候。老饕苏轼，不免食指大动，尽情享受一番。扬子江中的鱼产，他最欣赏两种，一是鮰鱼，一是河豚，只可惜鮰鱼多骨，河豚有毒。他曾戏作一绝句说：

河豚鱼生活在江河入海口处，咸淡水混流的暖水之中。每年春初，沿江上溯，于四五月间杨花乱舞时，它们在淡水中产卵，等到所产的卵育成鱼苗后，再顺流而下，洄游海口，这时候，身含剧毒，割烹不得其法，食之立即中毒而死。所以梅尧臣诗说：“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邪。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然而，河豚尚未入海之前，有毒的部分还未发达，是可以吃的，盛产于镇江、南京、太仓、江阴、常熟、常州一带的江面上。苏轼来时，正是河豚当令的时节，据说这是一味千古无双的珍馐美味，它有鱼类的鲜嫩，又有豚肉的腴厚，尤其腹内有膏，色白，俗名“西施乳”，风味只可想象，不能言传。苏轼对此念念不忘，甚至当他题建阳僧惠崇所绘《春江晚景图》时，竟将春花春水江南一时的美景，都拿来做了河豚鱼的配角。如言：

苏轼嗜食河豚，不久就出了名。当地有一仕绅，特地烧了河豚鱼请他，全家女眷躲在屏后窥视，要看这位大名士吃了如何品评。

只见此老坐上桌后，下箸大嚼，一言不发，偷觑的妇人们甚为失望。正在此时，苏轼夹了一大块，狠狠说道：“也值一死。”即时放入口中。请客的主人，全家大悦。[〔宋〕孙奕：《示儿编》。]

苏轼在常州，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有时去与报恩寺的长老谈谈禅，该寺僧堂新造，以板为壁，苏轼便为题诗写字殆遍[罗大经《鹤林玉露》：“……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亟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有一次邂逅了从前的黄州通判孟震，两人共话黄州旧事，恍惚如在梦中。

像这样一家团聚，一点心事都没有的逍遥岁月，苏轼自己有阕《菩萨蛮》词，写得最为传神：

苏轼自从去年四月离开黄州以来，整整一年间，挈带全家老小，尽在长江、淮河东南一带流浪，生活很不安定。他曾费了多少精神，才在宜兴买定了田亩，又费了多少踌躇和渴望，才得获准常州居住，得偿二三十年前的夙愿。神宗皇帝驾崩，他很感伤，以为从此再也没有“出我于沟壑”的人了。他在扬州竹西寺玩的时候，以为只要年成好，衣食无虞，从此可做个高蹈的诗人，从容欣赏江南的好山好水，从容享受江南的水陆珍馐了。

然而，人的命运，正如他所说的，只像一片迎风起舞的弱羽，风如不肯停止，这羽毛也就静息不下来。神宗皇帝晏驾以后，中枢政治正掀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潮，太子赵煦嗣位，是为哲宗，虽然是“好个少年官家”，但当时他还只有十岁，不能亲政，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摄政，是为宣仁太后。

宣仁太后四月临朝，首召吕公著乘传赴阙，授尚书左丞，继留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征询人事。公著、君实两人的荐牍中都有苏轼，然而苏轼不知；太后深深记得神宗皇帝眷念苏轼的遗意，亦亟欲将他起复，所以四月中旬都中即有起用苏轼的消息。五月间正式颁发朝命，复官苏轼为朝奉郎。

宋朝官制，起复责降的罪官，亦要一步一步做，这是恢复正式官阶的第一步，然后才实授官职。在京的王巩最先得此好讯，立刻托人告知湖州的滕元发，滕就派贾收遄程前来通知。苏轼复书说：“一夫进退何足道。”读邸报，才知司马君实出山了，寄书致意，也只说：

苏轼仍以一介草民自居，不敢上陈任何政见，这种从容进退的风度，不是热衷爵禄的人所能想见的。

六月告下，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

苏轼虽然绝不愿意放弃常州的生活，然而君命征召之下，为知识分子拯物济时的责任所驱策，他不能不忍痛割舍。此后“荆溪风土”常常在他胸中萦绕，身在京中，却屡与翰林院的同僚蒋之奇、胡宗愈诸人谈说荆溪，作《蝶恋花》词：

七月至润州，许遵陪他重游金、焦二山，八月二十七日过扬州，访问接替吕公著知扬州的杨康公（景略），至石塔寺与无择道别。故黄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追来送他，相见淮上，与他同行。九月抵楚州，与杨杰游，至淮口，遇大风，不能行舟，困卧船舱中，他的次子苏迨作了一首《淮口遇风》诗，他读后高兴非凡，特步原韵和作一首，有“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那样奖誉的话。不但如此，他还写信寄扬州太守杨康公说：

欣欣得意之情，宛如声口。

大风中，蔡允元来看他，临别作书相赠，有曰：

“小儿逃学”，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譬喻。

过海州，已是十月，再经怀仁而至密州。

十年前苏轼曾官密州，在州城修造一座超然台，这次旧地重游，当然要盘桓一番。现任太守霍翔，亲自担了牛酒来迎接他和他的随从一行，又特诚在超然台上，置酒款待。苏轼高兴的是“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追攀”这一份民间的热情，感慨的是时光过得真快，当年的小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自己怎么能够不老，“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超然台上还留着当年手写诗赋的石刻，又不免拂拭尘垢，手自摩挲一番。追寻旧梦，虽然惆怅多于喜悦，但是别有一种温慰，对这地方产生无上亲切的感情，所以他还建议霍太守，可以在城外筑一石埭，将北流的扶淇二水导引进来，使城郭之间能多一道溪湾，景色将会更加美好。

苏轼于六月间自常启程赴任，一路上游山玩水、访问友好，直至十月十五日方才抵达登州，这一并不太远的旅程，足足走了三个月。

不料到任只有五天，同月二十日忽又奉到九月间的朝命：

“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

又要将他召还京师去了。他很早就知道登州海上有名的奇景“海市蜃楼”，总以为既官是邦，来日方长，总可以慢慢欣赏，而且此景居常出现于春夏二季，现在时入初冬，亦不易见。不料席不暇暖，就须离去。苏轼不肯坐失这回机会，往祷于海神广德王庙，居然应验，他终于看到了虚无缥缈中的这一奇景，作长诗《海市》记其观感。

苏轼于十一月二日别登州，过莱州、青社、济南、郸州、南都而至京师。

苏轼之与登州，真是名副其实的“五日京兆”，但他还是看出了当地有关军政与财税的两大弊政，必须改革。

他说：“登州地近北虏，实居边疆前线的地位，向来屯驻重兵，教习水战。每年四至八月，派兵戍守与北虏蓟州界附近的驼基岛，戒备森严，原是京东一路的最大屏卫。近年来久安无事，军方便将这支兵力，随便抽调到莱州、密州等处去分散屯驻，兵势分弱，易启敌人觊觎之心，而且更番抽调，也影响水上作战的训练。”

所以他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请令登州平海四指挥兵士不得差往别州屯驻。

其次，他详述所见登、莱两州现行榷盐制度的弊害，请求官收盐税，恢复食盐的自由贸易，以刺激生产，便利民食。苏轼在经济方面，一向反对政府统制产销的政策，现在所举，因为限于地位，只说登莱两州的弊害，但他盼望的还不止此，“并请详讲其余州军榷盐利弊情形”，施行改善。

这是《乞罢登莱榷盐》的第二状。

这两状，都是于十二月间一到京师，立即呈奏的。这是苏轼再度从政的第一手笔，表现他对国防和民生的两大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