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根勘所就其两个月间酷烈的勘问后，作成“勘状”，性质类似现在司法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首先记录苏轼的五代和仕历，历官的举主。再记述苏轼任凤翔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举驳王文敏盗官钱，官员公按，罚铜八斤等两次过失记录外，别无前科。

宋制，一般罪犯，只问三代，而苏轼一进台狱，首即讯问五代，并问有无誓书铁券[〔宋〕朱彧：《萍洲可谈》。“誓书铁券”乃皇帝颁与功臣享受某种特权之铁契，左颁功臣，右藏内府，取券合之，推其功而赦减其罪。]，只有死囚才如此问法，他们显然是故意恐吓。被捕前，皇甫僎的态度也是如此，可见是有计划这样做的。

论苏轼的犯罪动机与目的，则曰：“登科后，入馆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乌台诗案》）换句现代话来说，则是替他安上了一个“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的语言文字”的罪名，其责不轻。

其次，列举与苏轼相识的张方平、王诜、司马光、范镇等二十四人，认为“其人等与轼意相同，是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而这些人收受苏轼的讥讽文字，又不申缴有司官署，也该一并问罪。

最有趣的是状内详细叙述王诜与苏轼往来的事实，如王诜累次送酒食茶果与苏轼，又送弓一张、箭十支、包指十个，苏轼托王诜令人裱背画幅三十六轴，没有付钱；苏轼赴杭州通判任，王诜送他茶、药、纸、笔、墨、砚、鲨鱼皮、紫茸毡、翠藤簟等；如赴徐州任时，送他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缎之类，都一一详列如清账，都是罪状。苏轼为嫁甥女，向王诜借钱二百贯，后又续借一百贯，自后未曾归还；又苏轼代相知僧人，托王诜代求师号、紫衣、祠部度牒等，也全列入罪状之内。

其实，他们预定王诜为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号打击目标，只因没有可以罗织的材料，就堆砌了一车废话，说明一点：与苏轼交往亲密，即是“罪行”。

如勘状引王巩言：“真宗时，朝里尊礼杨大年，时人称之。今王诜尊礼子瞻，亦同大年。”这也是苏轼遭人嫉视的原因之一。

王诜从前因赵世居谋叛案被牵涉案内，也曾登殿应讯，问完话，他向神宗抱怨道：“今后不敢与人往还了。”皇上论曰：“如温良之士大夫，往还亦自无害。”

苏轼后来听说，曾取笑王诜道：“次第自家是不温良的也。”原来他又误交了不温良的苏轼。

与王巩关涉的，乌台诗案只能举出王巩至徐州访苏时，带来张方平诗稿一卷，封面题作《乐全堂杂咏》，苏轼题诗卷末被指为以荒林废沼比朝廷新法，致有人物衰谢，风俗虚浮之叹，皆是胡牵乱扯。本来亦不关巩事，但后来处分，王巩得罪独重，远贬广南，盖因他们原想打击张方平，而方平三朝元老，敢做敢说，不是一个好惹的人，所以就将他的女婿王巩，做了代罪的羔羊。北宋政事的混乱与腐败，至熙丰之世，处处暴露无遗。

李清臣奉差编修国史，苏轼赋诗赠行，有“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谓苏轼于仁宗时，曾进史论二十五首，指他妄以贾谊自比，意欲清臣于史中著载其事。

与苏辙诗，举“至今天下事，去莫如子猛”，称其辞卸制置条例司职务之勇决；又“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说自己才力不胜，也都是“谤讪”或“讥讽”。

赠孙觉诗“若对青山谈世事，直须举白便浮君”，指苏轼叫人莫谈国事，亦成罪状，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诛心曲解，何所不至。

他如与章传、刘述、周邠、刘攽、李常、僧道潜（参寥）、陈襄、刘恕、曾巩诸人唱和之作，送钱藻、蔡冠卿，扬州赠刘挚、孙洙诗，为僧居则作《大悲阁记》，为王巩作《三槐堂记》，为王安上作《公堂记》，作《灵壁张氏园记》《后杞菊赋》等，说苏轼俱已招认，“有此罪愆，甘服朝典”，云云。

苏轼在狱中，日被群小肆意虐侮，又遭那么残酷的勘问，自问决不能堪。一说，他曾将常服的青金丹，埋藏土内，以备有一天必须死时，则一次服下，足可自杀。

有一狱卒，叫梁成，极富仁心，苏轼日常生活，他都非常帮忙。苏轼有寝前洗脚的习惯，梁成每天夜里都为苏轼烧壶热水。苏轼看他诚恳，托他道：“轼必死，有老弟在外，我写成两诗，托你送给他，以当诀别。”梁成安慰他道：“学士必不致如此。”轼说：“假使我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能送到，则死不瞑目矣。”

梁成就慨然接了下来。[〔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那两首诗，冠以长题曰：“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

苏轼入狱后，杭州父老感念这个好官，为作解厄道场，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苏轼深受感动，自以为生不能再至杭州，希望死后能够葬在西湖山上。

梁成将此二诗，秘藏枕内，到苏轼出狱时，送还说：“还学士此诗。”苏轼抱头伏案，自不忍读。

苏轼在台狱，受尽折磨，熬过两个月，总算勘问审理完毕，御史台于十月上旬，撰成勘状，奏请皇帝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