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是个开明的英主，喜欢听多方面的意见，所以王安石常将外来的地方官，引见皇帝，用以证见新政的成功，坚定皇帝的信心。范纯仁谏勿听信小臣之言，苏轼有听言太广之诤，都是针对这个情形而发。在安石方面，当时反对新政的人太多，很担忧这年轻的皇帝，会被众口动摇，所以竭力劝说神宗，为人主者必须“独断”。有一个独断的君主于上，必然连带产生“专任”的大臣于下，这是王安石巩固新政及其领导地位的一策。

开放言论，众谋国是，在苏轼看来，是比什么问题都重要的先决条件。他要揭破安石“独断”论的企图，限于位卑职小，没有办法进言。适逢开封府考试举人，苏轼被派为考官，就借发策来鼓励正论，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为问。王安石看到了，认为是讽刺他，非常愤怒。

初，言官群起反对新政，数月之间，台谏一空。一日，安石独对，向神宗进言曰：“陛下知今日所以议论纷纭之故何在？”

帝曰：“此由朕置台谏，皆非其人。”

安石说：“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但恐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

于是安石荐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不能得官于中朝，以妹嫁与安石之弟安礼，结为姻亲，安石援以为助。

神宗又诏近臣举荐谏官，翰林学士范镇应诏奏举苏轼，可当其任。景温深恐苏轼这个劲敌，一旦当上谏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发制人，奏劾苏轼前于英宗治平三年丁父忧，扶丧归蜀时，沿途妄冒差借兵卒，并于所乘舟中，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这件劾案，诏下江淮发运湖北运使逮捕当时的篙工水师，严切查问，又分文六路，按问水行陆行所历州县，令向苏轼曾经差借的兵夫舵工侦讯，又查知时任天章阁待制的李师中，其时，曾与苏轼遇于中途，就要他出来作供伪证，故意将这案子，闹得雷厉风行。

师中，字诚之，治平中自广南还京，他曾在史馆与苏轼共事。苏轼扶丧返蜀，师中出守凤翔，道出江陵，曾相邂逅。师中是个光明磊落的气节之士，岂肯为人做伪证。而各地方查问的结果，贩货的事根本子虚乌有，而所谓冒借兵卒一节，只是有几个眉州派出来迎接新太守的兵夫，因便送苏轼至京而已，并无冒差事实。穷治年余，毫无所得。

当景温劾苏案付查之初，声势严厉，似有将兴大狱的模样。范镇上疏为苏轼辩诬，他说：“苏轼于治平中丧父，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二百两，轼皆辞谢不受，而现在言官劾他舟中夹带私盐贩卖，能得多少？岂有不受赠银而冒险私贩，博取蝇头小利之理。”[〔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其时，司马光为乞外放，入对垂拱殿，神宗问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

这句问话的背后，显然有安石所说的苏轼在幕后操纵司马，反对新政的此一猜疑在内。司马光就趁势对曰：

“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

帝曰：“青苗有显效。”

光对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

神宗说：“苏轼非佳士，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

光凛然对曰：“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赐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臣，何独恶于轼也。”

神宗果然“独断”不悟，“专任”安石如故。熙宁四年九月，司马光罢知永兴军。

是年，诏开贤良方正制科，范镇举荐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文仲策言九千余字，力论新法不当。宋敏求定为异等，安石大怒，持请神宗御批，令以原官回任。范镇不服，疏争：“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疏上不报。

于是范镇以“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求致仕。略曰：

续复极言青苗之害，指责王安石以个人的喜怒定国家的刑责，结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疏入，安石大怒，执着这份疏状，气得手都发抖，就亲自草制，诋斥范镇，命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应得恩典，一概削去。范镇谢表说：

这话，完全针对王安石而发，天下闻而壮之。苏轼往贺范镇致仕，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愀然不乐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命也。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本集：《范景仁墓志铭》。]

范镇自此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杜门谢客，以防政治迫害，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乎！”

司马光在永兴军，随又乞判西京留台，屡请不报，最后一疏曰：

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马光去志已坚，最后只好从其所请。既至洛阳，他就从此绝口不谈时事，邀约一批史学者如刘恕、范祖禹等着手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的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由孙觉推荐，以秀州军事判官召来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以为如何？”定曰：“人民称便，皆大欢喜。”常说：“举朝方共争此事，君莫作此言。”李定往见安石，告知此事，并说：“定但知据实说话，不知京师乃不许说。”

安石闻言大喜，将他引见神宗。帝不次拔擢，命以定知谏院，宰相说：“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遂拜权监察御史里行，陈襄奏弹不得，宋敏求以其资格不合，封还词头，翌日自行辞职。依次轮值李大临、苏颂，相继封还，拒不撰告，如此更奏更下，一直换到第七个人，才得通过，而宋、李、苏三人，坐“累格诏命”的罪名，同时落职。马永卿《元城语录》载：“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公论之不为屈如是，齐太史崔杼弑君，杀三人而执笔如初，何异。”

御史陈荐继起奏劾李定前为泾县主簿时，闻母仇氏死，匿不服丧。诏下淮浙转运使问状，还奏：“李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信：“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盖其生母早为其父所出而改嫁。

宰相曾公亮请饬追服，安石力主不必，且罢陈荐的御史职，改官李定为崇政殿说书，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言：“李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并且辞侵安石。李定不能自安，求解职，乃以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李定不服出母之丧，到底不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而全台总攻，满朝讹议者，不过是借李定以反对王安石而已。

恰巧这时候，长安大尹钱明逸奏报：有个从前做过知广德军的朱寿昌，扬州天长人，生七岁，其父朱巽为长安太守时，出其所生母刘氏另嫁，母子不相闻问者五十年，寿昌宦游四方，多方寻母不得。熙宁三年，与家人诀别，弃官入秦，断荤茹素，刺血写经，沿途散布，祈有遇合，行次同州，果获重逢，其时刘氏已经七十多岁了。[〔宋〕邵博：《闻见后录》。]

神宗以为至孝，召寿昌赴阙，时适群攻李定不服母丧的热潮中，安石甚忌寿昌，但付审官院，使授河中府通判，希望他赶快走而已。

这更激起士大夫间的伦常正义之感，纷纷作诗褒扬朱寿昌的孝行，居然汇印成书。苏轼后亦作贺寿昌得母诗，曰：

这首诗里，通篇称扬朱寿昌的孝行，其中只有“此事今无古或闻”及“西河郡守谁复讥”两句[西河郡守暗指李定。《史记·吴起传》：吴起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后仕卫为西河守。]，被人附会为讥刺安石袒护不孝之人，因此结怨李定，导生后来的诗狱，其实非是，那是党争之祸，并非私怨。

谢景温劾奏苏轼一案，也是当时政争中的一件大事。其中，御史风闻言事，可以不负责任，而横遭诬陷的苏轼，则无反证足以自明，只好静待侦查，待到查无实据，他就乞请外调。

神宗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认为不可，拟令通判颍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

苏轼自签判凤翔至今，已经十年，屡经“磨勘”迁官，现为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位仅次于侍郎，已足够知州的资格了。何况他又望重士林，名满天下，但是中书硬要压抑，神宗也只好指个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缺给他。

宋为防止地方割据，以文人出守列郡，自下湖南，复置通判，由中朝直接选派京朝官担任此职，一切公事须经通判联署，才能生效，目的在以通判牵制知州，削弱地方首长的权力，以免尾大不掉。

这个制度，却产生另一流弊，即知州与通判经常发生摩擦，如欧阳修《归田录》言：

这一两年来，朝中耆老和反对新法的朋友，一个一个地离京远去，失意京华的苏轼觉得送行者比远行人还要难堪，他对钱藻说：“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送吕希道知和州说：“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我生本是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环顾四周，越来越觉得孤独难耐。

“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馆阁同事秘书丞刘恕（道原），是最后一个仅留的朋友，忽然听得他已向朝廷乞准回乡省亲，行有期矣，苏轼心里更是难过。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家居庐山之下，为当代第一流的史学家，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事，可坐而问，娓娓而谈，如数家珍。恕与安石有旧，安石执政，有意邀请刘恕到三司条例司去帮忙，恕说：“天子付公大政，正宜恢弘尧舜之道，不应以利为先。”说他自己不懂经济事务，一口回绝了。

当时王安石权倾天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这样说话。道原不但说了，后又条陈新政之不合众心者，贻书劝请复旧，在稠人广座中，即使当着安石门生的面，也毫不为他忌讳，痛论时政得失，甚至觌面指摘安石的错误，气得安石脸色发青。后来他们就断绝了往来。

刘恕将行，苏轼作《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诗，因为刘是史学家，遂牵连想起一辈历史人物，借来发泄心里的悲愤。如言：“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棰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以孔融、汲黯比刘恕，以曹操、张汤比安石，而十分称赏道原那种知识分子所仅有的劲气，徒手搏虎的勇敢。

道原曾说那班得意忘形的新政人物，恰如喝醉了酒的狂人在手舞足蹈，不过引人发笑而已，故诗曰：“自言静中阅世俗，有似不饮观酒狂。衣巾狼藉又屡舞，傍人大笑供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