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四年（1059）九月，妻丧终制，老苏决定全家离蜀。

轼、辙兄弟这两位新科进士，当然要回京去，办理注官手续，两位年轻的媳妇，留在家乡没人照顾，何况长媳还怀着孕，都必须跟随丈夫同行。

老苏自己并非不知故乡眉山风土可爱，只因受够了人情势利的伤害，再也不愿住在眉山看小人得意的嘴脸。他从前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诗曰：“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

然而，他没有这个能力，在那时候，不过是一个秘密的心愿而已。而今夫人死了，儿媳都将离去，一个孤单的老人，没有穷独故里的必要，所以他也决定同走。

为了超度死去的夫人，他造了观音、大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和引路王者等六尊菩萨像，连同两副龛座，舍与极乐院，在如来堂里供养，作《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说苏家最近三十年间，骨肉零落，悲忧惨怆之气，郁积未散，所以他决计要“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也希望菩萨保佑程夫人的魂魄，能够超脱幽阴，遨游于上下四方，如他“游于四方而无系”一样的快乐逍遥。

嘉祐四年十月，他们一家人自眉州入嘉陵江，经戎、泸、渝、涪、忠、夔诸州，下三峡而抵荆州度岁。

初自眉州入江，苏轼豪气凌云地说：“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岷江之滨，有凌云寺凿山为大弥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依山建九层楼阁为庇覆，极是壮观。他们的船，随着奔腾的江流，行过大佛脚下，这一路水平山远，胸襟异常旷荡。舟过宜宾，行近戎、涪一路，地与多山的贵州接境，沿江遂见不知名的山峦无数，一重一重的夹岸峭壁，高耸天际。夜泊牛口渚，才见岸边有三四户人家，疏树寒灯，非常寥落。船上要补充食物，但这穷荒地方，是无酒亦无肉的，只好向他们买点蔬菜回来，看他们住在“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的家屋里，身上穿的破裤，遮蔽不了双股，饭不满盂，被盖都不齐全，天生的性情，使苏轼忘怀山川，只注意眼前小民的寒苦，以为他们连这个样子的生活也在过，而且过得毫无怨言，自忖道：“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过泸州安乐山，听说天师张道陵曾经在此小寓，所以山上的树叶都有纹如道士所篆的符。苏轼不信这些神话，他说天师早已死了，他的子孙也一样要死，岂能有神力于满山的秋叶。

江流两岸，群山壁立，这青年人站立船头眺望，风平浪静，不觉舟行，但见群山去如走马，他举起手来，想与山上的行人打个招呼都来不及，觉得新奇有趣，作《江上看山》诗：

此诗虽是少作，但已充分显露苏轼作诗已能自由表现他敏锐的观察与丰富的想象能力。在船上看到山上行人的影子，也想举手和他说说话，他开朗与和善的性格，也完全流露于此。

十月小寒，江上下起大雪来了，舟中无事，兄弟学欧阳体作《江上值雪》诗，照欧阳修的限制，作雪诗不得用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的比喻字眼，他们更加设限，不得用皓白洁素等形容词。这是一种游戏，但也是一种运用文字的训练。过忠州后，沿途独多三国时代的名迹，如至鱼腹，游永安宫，登山望诸葛亮的八阵图，看诸葛盐井，访屈原庙，作赋。抵夔州，吊刘备托孤的白帝城，都是宇宙山川与历史人物的交织，怀古吟诗的好题目。

至夔府而后入峡，首过瞿塘，两岸峭壁对耸，上入霄汉，仰视天如匹练，中贯一江，是乃三峡的大门。苏轼形容峡门的形势：“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群山逼阻水势，水又反激起来，狂噬山脚，水石相激，造成危险的涡流，势欲吞舟，而一舟微茫，前途难测。

过了瞿塘，经滟滪堆，全系崩山碎石积成，出水数十丈，夏秋涨水时，水又高出堆上数十丈，苏轼有赋。以后便是巫山，巫山是峡中一大县，但山隘诡怪，如石门关，仅通一人行，为天下之至险。过了巫峡，便是归州新滩，此处因山崩石裂而成，所以又称新崩滩。不但水流湍急，白浪汹涌，而且水中暗伏锐石，船触上石礁，立即沉没，每年舟毁人亡于此者不可胜计，为峡中最险之处。苏轼诗：“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从高来，一一投涧坑。”大鱼都被浪冲到滩上，暴鳃而死。他们在新滩遭遇了大风雪，被迫停航三日，船上什么事也没有，只能到附近村落去走走，走到一个叫龙马溪的地方，买到了酒，父子三人就蹲在船舱里喝闷酒。

经黄牛峡、扇子峡，登虾蟆碚，而至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奇形怪状，不一而足，欧阳修《下牢津诗》所谓“入峡山渐曲，转滩山更多”者是也。再过三十里，则已见江南的一片平原，舟甫出峡，人人额手相庆，如得更生。

至夷陵，这是欧阳修曾被谪居的小邑。他们专诚往访了欧阳修所筑的至喜堂。过荆门十二碚，皆高崖绝壁，巉岩突兀，以险固得名。十二月八日才到江陵驿。

三苏父子自眉州舟行，至荆州出陆，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

这六十日中，舟中无事，父子三人共做了一百篇诗赋，合为《南行（前）集》，苏轼作集叙（因避父祖名讳，所以他们父子写序，都作叙或引），首述作文的态度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是苏轼文论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

《南行集》没有传本，今从三苏集中寻绎出来，得苏轼之作四十二篇，苏辙二十三篇，附老苏所作及各赋共七十二篇，散佚者已逾三分之一。

苏氏一家在船舱里闷了两个月，亲历三峡之险，实已精疲力尽。到得荆州，已是十二月中旬，腊鼓频催，凋年急景，行路也不方便，所以就在荆州住下来，过了年再走。

苏轼因当地的风土见闻，作《荆州十首》，其第一首曰：

这是苏轼的少作，饶有杜甫《秦州杂诗》的风貌。

嘉祐五年（1060）正月初五，他们从荆州启程，陆行赴京。经浰阳，渡汉水而至襄阳，苏轼作古乐府《野鹰来》《上堵吟》《襄阳乐》三首，又去南阳城南二十里登访了诸葛亮的隆中草庐，拜观了武侯的遗像。

过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宋属京西南路），太守赵尚宽正在发动戍卒、招揽流民，共同从事修复三陂、疏浚召渠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做好了，足以灌溉民田数万亩，而且使濒临饥饿边缘的流民和淮湖一带失业的老百姓来做工，可以用自己的血汗和力气，分到陂渠附近的荒地，耕种落籍。

在那个“民以食为天”的社会里，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固不必说，而化荒地为良田，收游民为自耕农，此于安定社会方面的贡献，又岂仅增产而已。苏轼对赵太守这项工作，敬佩万分，他虽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能亲执壶浆箪食，帮助赵太守迎劝四方的来者，独为《新渠诗》五章，代赵太守告于道路，即如现在布告。其中一章说：

继续行程，二月至许州，始识范文正公（仲淹）次子纯仁，时任许州签判，范苏订交自此。时正春光明媚，苏轼往游许州西湖，但见游人如鲫，提壶携酒，非常热闹，而苏轼却想着欢游背后有人寒饿，诗言：“……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川七不登（七年年成不好），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

过汝州，游颍考叔庙。至尉氏，大雪纷飞，酷寒入骨，苏轼独留驿所，取酒解寒。忽然，有一来自北方的旅人狼狈进来，头戴的竹笠上已经积雪盈寸，下马登堂，面色苍黑，冻得全身僵硬。苏轼现成有酒，就邀他过来同饮。主人持杯未举，那来客却已顾不得客气，斟满大杯，一倾而尽。其时，外面风狂雪暴，“千门昼闭行路绝”，如临世界末日，而驿所里这两个同是风雪中的旅人，则酒暖颜酡，相与笑语不绝，一直喝到天黑。次日天明客去，苏轼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见他横策上马而已。

大苏自荆州陆行京师，途中作诗三十八首，小苏《栾城集》中仅存七篇，两人共四十五首，后人编为《南行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