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所以谈起刑罚以及执行这项有趣职务的各种刑吏来，主要是因为只是在住院以后，我才对这些事情有了一个初步明确的了解。在此以前，我对这一切只是有所耳闻而已。驻扎在我们县城及其附近的各个囚犯营、囚犯看管所和其他军事连队，往往把受过刑罚的囚犯送到我们这个病房里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当我还十分贪婪地细心观察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所有这些使我感到新奇的规章制度，所有这些已受过刑罚和准备去接受刑罚的囚犯，自然也就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我激动不安，我感到困惑，感到惊慌。我记得，我当时突然急不可耐地开始深入探究这些新现象的详细情况，倾听囚犯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并亲自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力求得到解答。而且，我很想搞清楚判刑和用刑的各种等级，各种刑罚的细微差别以及囚犯本人对这一切的看法；我竭力想象那些去接受刑罚的囚犯的心理状态。我已经说过，受刑前很少有人能保持平静，就连那些过去曾多次受过酷刑的人也不例外。一般说来，被判处刑罚的人这时完全被一种强烈的、纯粹是肉体上的恐怖感所征服，这种恐怖感是不由自主的，无法抗拒的，它压倒了这个人的全部精神实质。就是后来，在我蹲监狱的数年期间，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细心观察着那些受刑的犯人，他们受完前一半刑罚后入院治疗，医好背上的创伤，又被迫出院，以便第二天去接受那剩下来的后一半刑罚。把刑罚分为两次接受，一般是根据行刑时在场的医生的意见决定的。如果根据罪行判定的棒刑数目过大，犯人又一次忍受不了，就分为两次或者三次接受，这要根据在场的医生的意见而定，也就是要看受刑者能否继续穿过队列，是否会危及他的生命。一般说来，五百棍，一千棍，甚至一千五百棍，是要一次接受的；如果判的是两千棍或三千棍，就要分为两次或者三次执行。那些已医治好背上创伤并准备出院接受后一半刑罚的囚犯，在出院那一天和前一天往往显得愁眉苦脸，郁郁不乐，沉默寡言。看得出来，他们都有点神志不清，精神上显得十分空虚。这样的人都不大乐意和别人说话，他们总是沉默不语；更为有趣的是，别的囚犯也从不多和他们说话，尽量不谈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表示安慰，甚至竭力不去注意他们。对于候刑的犯人来说，这样当然会更好一些。然而也有例外，例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奥尔洛夫就和别人不同。在受完前一半刑罚后，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背上的创伤竟久久不能痊愈，以至他不能很快出院去接受上次留下来的后一半刑罚，不能随同其同伙在解往其他流放地的路途中逃跑。他这个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天晓得他头脑里都想些什么啊！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生命力旺盛的人。他感到非常高兴，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尽管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这是因为还在接受前一半刑罚以前他就想过，他可能忍受不住棍棒的拷打，可能会被打死。他在受审期间就听人讲过长官们用刑的手段，他那时就做好死的准备了。可是受完前一半刑罚以后，他又振作起来。他被送进医院时，已被打成半死；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重的伤势；他进来时显得很高兴，心里充满了希望：他会活下去的，一切传闻都是假的，他马上就要从刑罚下解脱出来，经过长期的监禁受审以后，他将重新开始去幻想征途、潜逃、自由、田野和森林……可是出院后两天，由于未能经受得住后一半刑罚，他死在医院里了，他是在那张他曾经躺过的病床上死去的。关于此事我前面已经谈过了。

然而，那些在受刑前曾日日夜夜感到焦虑不安的囚犯们，大多数都很勇敢地经受住了刑罚，即使最胆怯的人也不例外。甚至在他们入院后的第一天夜里，我也很少听见他们有谁呻吟过一声，就连那些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也是如此；一般说来，这种人是善于忍受疼痛的。我曾向很多人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我有时很想弄清楚这种疼痛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可以与什么相比？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记得一点，我所以要了解这些情况绝非由于无事可干，或者出于好奇。我再重复一遍，我感到焦虑不安，感到震惊。然而，不论问谁，我都不能得到一个使我感到满意的答复。灼痛，像火烧一样灼痛，——这就是我能了解到的一切，这就是人们给予我的唯一回答。灼痛，仅此而已。最初，我和米—茨基比较接近，我也曾问过他。“疼极啦，”他回答说，“像火烧一样灼痛，觉得脊背就像被烈火烘烤着一样。”总之，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记得当时我曾有过这样一个奇特的看法，我不知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不过，囚犯们的普遍意见都有力地支持这种看法，即：用树条抽打，如果抽的次数很多，那就将是我国采用过的刑罚中最严酷的一种。乍听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十分荒诞和不可能。然而，用树条抽打五百下，甚至四百下，就可以把一个人抽成半死，超过五百下，几乎肯定就会把人抽死。就连体格最强壮的人一次也忍受不了一千下。可是，一个人却能忍受得住五百棍，而且丝毫也不会危及生命。就连体格不很强壮的人，也能忍受得住一千棍，且无生命危险。即使两千棍，也不能把一个中等体力或体格强壮的人打死。囚犯们都说，树条比棍棒更厉害。他们说：“用树条抽更能伤人，更会使人感到疼痛。”再没有比树条抽打更使人痛苦难熬的了。树条更能刺激人的神经，使神经过度紧张，使人难以忍受。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反正不久以前曾有过一些绅士老爷们，只要一有机会打人，他们就感到快活，使人不由得回想起德·萨特侯爵[德·萨特（1740—1814），法国色情小说作家。]和勃琳维莉侯爵小姐[指法国侯爵小姐玛丽娅·马德琳娜·勃琳维莉，她是一个著名的女犯人，为了得到其父亲、两位哥哥和其他亲属的遗产，她毒死了他们。一六七六年被判处死刑。]来。我想，在他们的快感里，一定会有一种使这些绅士老爷们销魂蚀骨的东西，一种又甜又苦的东西。有些人像饿虎一样舔人的鲜血。谁若是拥有这样的权力，谁若是能够无限度地主宰另一个人（这个人也和他一样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也和他一样在上帝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的肉体、鲜血和灵魂，谁若是拥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地凌辱另外一个胸前佩戴着圣像的人，这个人就必然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为所欲为起来。残暴是一种习惯，它不断地发展，最后发展成一种病态。我认为，一个最高尚的人也可以因习惯而变得愚昧无知和粗野无礼，甚至粗野到惨无人道的程度。血与权令人陶醉，使人变得冷酷无情，腐化堕落；到最后，就连最反常的现象也会为头脑和感情所接受，甚至感到十分惬意。人和公民被毁灭于暴君之手，到那时要想恢复人的尊严，要想忏悔，要想得到复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恣意妄为，甚至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感染力的影响，因为这种权势是有诱惑力的。如果社会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那么，社会本身的基础也就会受到传染。总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实施肉刑的权力，乃是社会的弊病之一，是毁灭社会上任何一种萌芽、任何一种文明变革意图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是使社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解体的根本原因。

刽子手在社会上是受人唾弃的，然而贵族阶级的刽子手却远非如此。不久前有人发表了反对的意见，但也只限于在书本上谈谈而已。甚至就连那些发表这种意见的人，也还未能抑制住对这种专横暴戾的渴望。任何一个工厂主，任何一个企业家，当他想到他的工人及其家属往往要完全依附于他时，想必一定会感受到一种有刺激性的快乐。这是肯定无疑的；一代人不会很快就摆脱掉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东西；一个人也不会很快就抛弃那种已经注入他的血液之中，也可以说是从母亲乳汁里吮吸过来的东西。不可能发生这种急遽的转变。人们还很少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祖传的罪孽。应该彻底抛弃它；但这并不是很快就能办得到的。

我又谈起刽子手来了。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刽子手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另一种是不自愿的，职业的。自愿的刽子手在一切方面当然要比职业刽子手低劣，然而人们对职业刽子手往往十分厌恶，他们常常使人感到可怕、憎恶、不可理解，甚至使人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怖感。为什么对一种刽子手的恐怖感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而对另一种刽子手竟漠然视之，甚至加以赞扬呢？往往有这样的怪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甚至是一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在社会上也很受人尊敬，然而，比方说，如果受刑者在他们的严刑拷打下不喊叫，不恳求他们的宽恕，他们就觉得忍受不了。受刑者一定要喊叫，一定要哀求宽恕，这已成了惯例，只有这样才算合乎礼节；受刑者倘若偶尔有那么一次不想喊叫，掌刑者（我认识这个人，他在其他方面也许是个善良的人）就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起初，他本想轻轻地杖责几下，但由于听不到通常应有的那种“大人呀，我的生身父亲呀，开开恩吧，我将终生为您祷告”等等的喊叫，他便狂怒起来，又多打了五十大棍，直到受刑者呼救求饶为止。“没有办法呀，这家伙太不懂礼貌了！”——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至于谈到这个被迫的职业刽子手，众所周知，他不过是一个被判了刑的流放犯而已，后来被留用充当刽子手；他起初向别的刽子手学习用刑的本领，学好以后，便终身留在监狱里充当刽子手；他在监狱里受到特殊的待遇，住在单独的房间里，甚至可以治理个人的财产，但他几乎总是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当然，活人不是机器，刽子手打人虽说是迫于职守，但有时他也感到不安；尽管打人使他感到快乐，但他和受刑者本人并无宿怨。打人的技巧和学问，渴望在自己的伙伴和公众面前大显身手，这一切都刺激着他的虚荣心。他千方百计地磨炼自己的打人技巧。此外，他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为众人所唾弃的人，他到处都感觉到人们对他有一种几乎达到神秘程度的恐怖感，很难担保这一切对他不产生影响，不增加他的狂怒和他的兽欲。就连小孩子也知道，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说也奇怪，我所见到的刽子手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聪明，通晓事理，然而自尊心都特别强，而且高傲自大。他们的自豪感是不是因众人对他们的鄙视而得到了发展，这种自豪感是不是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给受刑者带来了恐怖并感到自己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而得到了增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也可能是他们出现在刑场时的那种隆重仪式和戏剧性场面，促使他们产生了某种骄傲情绪吧。我记得有一个时期，我经常遇到一个刽子手，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此人中等身材，肌肉发达，四十岁左右，长着一张愉快而聪明的面孔和一头卷发。他总是显得特别高傲、悠闲，外表保持着一种绅士风度，他回答别人的问话时总是很简短，态度审慎而温和，不过，他那温和的态度中却带有几分傲慢，仿佛他在我面前有什么值得骄傲似的。值勤的军官常常当着我的面跟他谈话，似乎对他也很尊重。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故意在长官面前加倍地显示自己的谦恭、严酷无情和自尊感。长官跟他谈话时的态度越是友好，他就越发显得不肯让步，尽管竭力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我相信，他这时一定会觉得自己无比优越于跟他谈话的那位长官。这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在炎热的夏天，他手持一根细长的木棍，由卫兵监押着，奉命去打县城里的野狗。这个县城里无主的野狗特别多，而且繁殖得也特别快。节假日里，这些野狗常常伤害人，因此，当局下令派刽子手去消灭它们。然而就连这种卑贱的职务，显然也丝毫没有损伤他的自尊心。他由一个疲惫不堪的卫兵监押着，神气十足地在城里街道上走来走去，妇女和小孩一看见他那副神态，便吓得惊恐万状，可是他却怡然自得地、高傲地瞧着迎面走来的人。不过，刽子手们的日子却过得相当舒适。他们有钱，吃得很好，常常有酒喝。他们的钱是受贿得来的。一个被判处刑罚的民事犯，在受刑前总是要送些礼物给他们，即使花去最后一文钱也是要送的。对于那些有钱的犯人他们就进行敲诈，敲诈的数目则根据犯人的钱财状况而定，有时向他们要三十卢布，有时甚至更多。遇到特别有钱的犯人，他们更是拼命地讨价还价。当然，刽子手在用刑时不能打得太轻，如若这样，他就得拿自己的脊背负责。既然已经受了贿，他可以答应受刑者将不狠狠地打他。他的建议几乎总是被犯人欣然接受，否则，他就将残酷无情地刑罚他，他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有时，他甚至向很穷的犯人敲诈一笔巨款；犯人的家属常常跑来和他讨价还价，苦苦哀求他，如若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将有一场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激起的那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怖感，便发生了作用。关于刽子手，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没有讲过啊！囚犯们曾亲自告诉我，刽子手一棍子下去就能把人打死。然而，有谁做过这样的试验呢？不过，这是可能的。人们说到这一点时都说得十分肯定。刽子手也亲自对我说过，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们还告诉我，他可以高高地举起棍子往犯人的脊背上抽打，但打过以后连一点微小的伤痕也看不出来，犯人也感觉不到一点疼痛。不过，关于刽子手的种种鬼把戏和毒辣手段我已讲得太多了。刽子手即使接受了贿赂并答应要轻打，但第一棍还是要使出全身力气来打的。这甚至已成了他们的惯例。打过第一棍以后，他可以把棍子放轻，特别是在他事先接受了钱的情况下。但是第一棍，不管是不是接受了钱，他是要使劲打的。说实在的，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受刑者立即习惯于刑罚，在挨过头一重棍以后，再挨轻棍就不那么痛苦了，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在受刑者面前显显威风，让他尝到点儿厉害，头一棍就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也知道他是同谁打交道；总之，就是为了炫耀自己。不管怎么说，在用刑前，刽子手往往十分兴奋，感到自己强大无比，可以主宰一切；在这种时刻，他是一个演员，观众们都怀着惊奇和恐惧的心情看着他；在打第一棍以前，他总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受刑者喊一声：“支撑着点，我要加热啦！”——这是在这种场合通常要说的两句不吉祥的话。很难想象，人的天性竟被歪曲到了这种地步。

住院初期，我听囚犯们讲这一类故事听得入了迷。躺在床上，我们都觉得无聊极了。天天都是如此！早晨医生们来查巡病房，还能使我们快活一阵，医生们走后就开午饭。在我们如此单调的生活中，吃饭当然是一件极大的乐事。每个人的饭菜是根据病情规定的。有的人只准吃带点米粒的稀汤，有的只准吃稀粥，还有的只准吃麦仁粥；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麦仁粥。囚犯们躺得时间久了，自然变得有点娇弱，因此都喜欢吃点好吃的东西。那些已经恢复健康或接近健康的病号，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炖牛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条公牛”。患坏血病的病人的伙食最好，——他们有洋葱拌牛肉、生姜拌牛肉等菜，有时还能分到一杯酒。面包也是根据病情规定的，有黑面包、半白面包，不过烤得都很好。院方给病人的饭菜规定得如此细致，只能使病人感到可笑。当然，有的病人任何食物都不能进口，可是有的病人胃口却好得什么都想吃。有些病人常常交换饭菜，于是给一个病号订的饭菜就转到另一个病人手里了。还有一些病人，他们嫌给自己规定的饭菜太少，便向别人买熟牛肉吃，或者把患坏血病病人的那份饭菜买过来，这样就能喝到克瓦斯，喝到医院自制的啤酒。有的人甚至吃双份饭菜。规定的份饭可以转卖。一份牛肉的价钱相当高，可卖到五个戈比。如果在我们病房里买不到，就打发人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买，那里买不到，就到那个所谓“自由的”军人病房里去买。反正总是能找到卖主的。有些人宁肯啃面包，也乐意攒几个钱。当然，大家都很穷，不过，那些有钱的病人还是常常打发人到市场上去买面包圈儿，甚至买其他香甜可口的食品。我们的看守在完成这些委托时，是完全无私的。午饭后是最苦闷的时刻；有的人因无事可做，便躺下睡觉，有的聊天，有的拌嘴吵架，有的则大声讲故事。若是没有新患者进来，那就更加寂寞无聊。新患者的到来，几乎总是对大家产生某种影响，如果他是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就更加如此。大家都打量着他，竭力想搞清楚他是什么人，从何地而来，他的案情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那些被解往别处而路过这里的犯人特别感兴趣；他们总是能讲述一些外地的情况，不过却很少提他们自己的事；关于他们自己的事，如果本人不讲，大家也从不打听，只问他从哪儿来？和谁同来？路途上如何？到哪儿去？等等。有的人一边听他讲述，一边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的往事：过去被押解时的情景，路途上的伙伴、刑吏、押解犯人的军官。受过棒刑的犯人一般是在傍晚时分被送进来。他们的到来，总是给大家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不过，关于这些我前面已经讲过了。然而，并非每天都有这样的犯人被送进来，无人送来时，我们就显得有点儿萎靡不振，所有的病人似乎都彼此讨厌起来，有的甚至开始争吵。就连那些被送来进行甄别的疯子，也使我们感到高兴。装疯卖傻的鬼把戏有时也被那些候刑犯人所采用，以便逃脱刑罚。有些人很快就被揭穿了，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行动策略，于是一个犯人装了两三天疯以后，突然又无缘无故地变得头脑清醒了，他们安静下来，怏怏不乐地开始要求出院。无论是犯人，还是医生，都不责备这个装疯卖傻的人，就是提到他不久以前所耍弄的那些鬼把戏时，大家也不觉得难堪；大家一声不吭地帮他办理出院手续，一声不吭地送他出院，两三天以后，受完刑罚，他又被送到我们病房里来。这种事情曾经有过，但并不多见。但那些被送进来进行鉴别的真正的疯子，却往往给整个病房带来极大的灾难。有些疯子笑笑嘻嘻，疯疯癫癫，又是喊，又是跳，又是唱；囚犯们起初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瞧，真有趣！”——他们看着一个刚刚被送进来的疯疯癫癫的囚犯说。然而，我一看见这种不幸的人，就感到十分难过和沉痛。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疯子。

疯子最初进来时往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然而他们那永无休止的疯癫行为和没完没了的乖张行径，很快就使我们大家讨厌透了，一两天之后就使得大家完全不能忍受了。其中有一个疯子在我们这里住了大约三个星期，最后把我们闹得简直都想跑出病房去了。真是无独有偶，这时又给我们送来一个疯子。这个疯子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件事发生在我服苦役的第三个年头。在我入狱后的第一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入狱后的头几个月里，那是在春天，有一次我和一批囚犯到两俄里以外的砖厂去帮助烧砖工人干活。为了到夏天能够烧砖，需要对砖窑进行维修。一天早晨，米—茨基和Б领我去见当时在砖厂当监工的奥斯特罗日斯基军士。他是一个波兰人，已经六十多岁了，身材高大，瘦骨嶙峋，一副堂堂的仪表，令人肃然起敬。他很早以来就在西伯利亚服兵役，虽然出身平民，而且是在一八三○年波兰起义后作为一个普通士兵来这里的，但却颇受米—茨基和Б的喜爱和尊敬。他总是读天主教的《圣经》。我曾同他谈过话，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和蔼可亲，头头是道，讲起故事来是那么引人入胜，他瞧着人时又是那么温和与真诚。从那以后，我有两年没有看见过他，我只是听说，他因某一案件受到了侦讯，现在却突然作为一个疯子被送到我们病房里来了。他尖叫着、哈哈大笑着走了进来，接着就以最不雅观的姿势在病房里跳起卡马林民间舞蹈来。囚犯们都非常高兴，我却感到十分悲伤……三天之后，我们大家简直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了。他跟人争吵，打架，尖叫，唱歌，甚至夜间也时常做出一些令人十分讨厌的乖张事情来，把大家厌烦得简直想要呕吐。他谁也不怕。人们给他穿上疯人紧身衫，然而这样一来我们更倒霉了，虽然不穿紧身衫时，他也是寻衅闹事，和人打架。在这三个星期里，全病房的人往往都异口同声地请求医务主任把这位宝贝调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两三天以后，那边又请求把他调到我们这儿来。由于一次进来了两个不守本分、好打闹的疯子，我们这两个病房便轮流看管他们。可是，两个疯子在一起则更糟。后来把这两个疯子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这时我们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奇怪的疯子。有一年夏天送来一个身体强壮、外表显得十分笨拙的候刑犯人，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长着满脸难看的麻瘢，两只小眼睛总是红肿着，面孔显得特别阴沉和郁闷。人们把他安置在我旁边。原来他性情十分安静，跟谁也不说话，总是呆呆地坐在那儿，像是在想心事似的。天一黑，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看样子像是想告诉我一件特别重要的秘密；他没有一句客套话，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一两天之内他将受两千棍的刑罚，现在又不对他用刑了，因为上校Г的女儿正在替他斡旋。我困惑不解地瞧了他一眼，对他说，据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上校的女儿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我还没有猜透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并不是作为一个疯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病人被送进来的。我问他患了什么病？他说他不知道，也不知为什么把他送到这里来了，还说他身体十分健康，上校的女儿爱上了他；那是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有一天她坐车从拘留所门前经过，当时他正巧扒着铁窗往外看。她一眼看见他，立刻就爱上了他。从那以后，她曾借机到拘留所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和父亲一块儿去的，说是找她哥哥，她哥哥是一位军官，当时正在那儿值勤；第二次是和她母亲一块儿去给囚犯分发施舍品，当她从他身边经过时，她低声告诉他，她爱他，并将设法搭救他。奇怪的是，他竟如此不厌其详地向我讲述这件荒诞不经的故事，这一切当然完全是出自他那病态的、可怜的头脑中的幻想。他真诚地相信他能够逃脱这次刑罚。他用平静而坚定的口吻讲述那位小姐如何狂热地爱他；尽管这个故事十分荒诞可笑，然而从一个年近半百、精神如此颓丧、外貌又如此丑陋的人的口中，竟能听到一位钟情的小姐的桃色事件，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异。说也奇怪，对刑罚的恐惧竟把一个懦弱的灵魂捉弄到这样可悲的地步。他也许真的从铁窗里看见过什么人，结果，他那因恐惧而产生的、时时刻刻都在增长着的精神失常状态，便以这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个不幸的大兵一生中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什么姑娘，忽然间却幻想出这样一个完整的恋爱故事来，于是便本能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不放。我默默地听完他的故事，然后告诉了其他囚犯。当大家都对此表示好奇的时候，他却像是害羞似的一声不吭。第二天，医生长时间地询问他的病情，他说他什么病也没有，经过检查证明他也确实无病，于是医生便让他出院。医生走出病房后，我们才发现他的病历上写着sanat（痊愈），这时要想把他的情况告诉医生也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就连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过，这件事完全是那位送他进医院的军官的过错，那位军官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儿来。这是一次疏忽大意。也许，那些送他进医院的人也只是猜测，其实并不完全相信他已经神经失常，他们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就把他送来进行鉴别。不管怎么说，两天以后，这个不幸的人被带去受刑。结果，出乎意料的体刑使他大为震惊；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相信他会受刑。当把他带到士兵行列中间时，他开始喊叫：“救命！”受完刑罚后，他又被送进医院，由于我们病房里没有床位，他被送进另外一间。我曾打听过他的情况，听说他在八天之中没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他感到困惑，感到特别伤心……后来，等背上的伤治愈后，便把他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至于说到治疗和服药，据我观察，那些轻病号几乎从不遵照医嘱去服药，重病号和真正有病的人却很喜欢治疗，并按时吃药；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外科治疗手段，什么拔罐子呀，用水蛭吸血呀，热罨剂呀，放血呀，一般平民都非常喜欢并相信这些治疗方法，我们这些病号也很乐意，甚至非常喜欢采用这些方法。有一个奇怪的情况使我很感兴趣。有些人虽然能够经受住棍棒和树条的抽打，但拔罐子却往往使他们疼得哼哼呀呀，叫苦不迭。是他们变得娇气了呢，还是故意装腔作势，——那我就不知该做如何解释了。的确，我们的医用吸血罐有点特殊。那种能够立即刺进皮肤的小型吸血罐早已被我们的医师丢失或弄坏了，也许是破旧得不能再用了，因此不得不用手术刀在皮肤上切许多小口。每拔一次罐子需要切十二个小口。用原来的那种小型吸血罐吸血并不疼，吸血罐上的十二个针头猛然刺进皮肤，几乎感觉不到疼痛。然而用手术刀切就不同了。手术刀切得很慢，能够感觉到疼痛；比方说，拔十个罐子，就得切一百二十个小口，同时切这么多伤口，当然会感到疼痛的。我拔过这种罐子，尽管有些疼，使人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至于疼痛到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有时，看着一个身材高大而又强壮的小伙子疼得又是哭又是喊，确实叫人感到可笑。总之，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有的人在处理重大事件时既果敢又沉着，可是当他待在家里无事可做时，却无病呻吟起来，大耍小孩子脾气，把饭端到他面前他也不吃，还动不动就骂人；什么也不合他的心意，什么都使他感到不快，认为人人都对他粗暴无礼，人人都折磨他，——总之，正像俗话所说的，这些老爷们纯粹是温饱生是非；这种人在普通老百姓中间也能遇到，在我们监狱里，由于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就更加屡见不鲜了。在病房里，这种娇生惯养的人往往受到大家的嘲笑，有些人甚至嘲骂他；于是他沉默起来，仿佛正等着人家骂他，让他安静下来似的。乌斯季扬采夫特别不喜欢这种人，他从不放过机会辱骂这种娇生惯养的人。其实，他也从不放过机会和任何人吵骂。吵骂已成了他的乐趣和需要，这当然是因为他有病，或多或少也是出于愚蠢。瞧吧，一开始他聚精会神地认真倾听别人的谈话，然后就开始用平静而又充满自信的声调教训起别人来。他什么事都爱管；好像他是专门被派到我们这儿维持秩序或监督别人的行动似的。

“他什么事都管。”囚犯们往往笑着说。不过大家都不和他一般见识，尽量避免跟他吵骂，有时只是付之一笑。

“看他那一大套训人的话！拉三车也拉不完。”

“我说什么啦？不能在混蛋面前脱帽行礼，这是一定的。只不过用手术刀划破了一点儿皮，他喊什么？爱吃鱼就别嫌腥，应该忍着点儿。”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不，弟兄们，”一个囚犯插嘴道，“手术刀倒没什么，我试过了；要是被人揪着耳朵不放，那才疼呢。”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怎么，你的耳朵被人家揪过吗？”

“你以为没有吗？当然被人揪过啦。”

“怪不得你的耳朵向外伸得那么长。”

这个小个子囚犯叫沙普金，他的两只耳朵确实很长，向两边伸着。他是个流浪汉，年纪还很轻，但办起事来却很老练稳重，他话里总是蕴藏着一种严肃的幽默感，这就使得他讲出来的故事具有很多滑稽可笑的成分。

“我干吗要想你的耳朵被人揪过没有呢？你这个笨蛋，我干吗要想这个？”乌斯季扬采夫又插嘴了，他悻悻地望着沙普金，尽管沙普金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话，而是向大家讲的，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是谁揪过你的耳朵？”有人问道。

“谁？当然是警察局长啦。弟兄们，这是我流浪时发生的事。我们走到K城，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一个叫叶菲姆，他没有绰号，也是一个流浪汉。我们路过托尔明的时候，在一个农民家里发了一点儿财。托尔明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我们一进村，就四下张望，看能不能在这儿捞到点什么，然后就溜之大吉。我们在乡下自由得很，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不像城市里这样提心吊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嘿，不管怎么说，先进酒馆再说。我们回头一看，有个乞丐模样的人走到我们跟前，他穿得破破烂烂，胳膊肘子露在外面。我们就东拉西扯起来。

“他说：‘请问，你们有没有公文？’[身份证。——作者注]

“我们说：‘没有，没有公文。’

“他说：‘原来是这样。我们也没有。我这里还有两个好朋友，他们也在库库什金将军麾下当差[即住在布谷鸟歌唱的森林里。他是想说，他们也是流浪汉。——作者注]。我斗胆建议，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吧，不过我暂时身无分文，先请你们破费一瓶。’

“我们说：‘欢迎，我们太高兴啦。’于是我们就喝起酒来了。这时他们告诉我们，可以留在这儿做木匠活儿，这是我们的本行。城边上有一座房子需要翻修，那里住着一个有钱的小市民，真是家财万贯。我们当天就去拜访了他。我们五个人刚来到这个富户人家，当夜就被人逮住了。我们被送进派出所，后来又带我们去见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说，他要亲自审问我们。他叼着烟袋走出来，后边有人给他端着茶，这个家伙很壮实，留着连鬓胡子。他坐下来。这时，除了我们几个人以外，又送来三个，也是流浪汉。弟兄们，其中有一个流浪汉特别有意思，他说他什么都记不得了，任凭你用木棍敲他的脑袋，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什么都忘了。警察局长转过身来问我：‘你是什么人？’他大声咆哮着，像打鼓似的。嘿，当然啰，我也这样说：‘大人，我什么都记不得啦，一切都忘啦。’

“他说：‘你等一等，我还有话跟你说，我认得你这副嘴脸，’他一边说，一边瞪着眼珠子瞧我。可是在这以前我根本就没见过他。接着，他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拔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就叫拔腿就跑吗？’

“‘是的，大人。’

“‘那好吧，就算你是拔腿就跑，你呢？’他转身问第三个。

“‘我后边跟，大人。’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就叫我后边跟，大人。’

“‘是谁给你这个下流痞起的这个名字？’

“‘是好人给我起的，大人。世界上有的是好人，大人，这您是知道的。’

“‘那些好人是谁？’

“‘这我可忘记啦，大人，请您开开恩饶恕我吧。’

“‘全忘了吗？’

“‘全忘啦，大人。’

“‘你大概也有过父母吧？……你总该记得他们？’

“‘应该说是有过，大人，不过，我也忘得差不多了；也许有过，大人。’

“‘在这以前，你住在哪里？’

“‘住在森林里，大人。’

“‘总住在森林里吗？’

“‘总住在森林里。’

“‘冬天呢？’

“‘我没有见过冬天，大人。’

“‘好吧；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斧头，大人。’

“‘你？’

“‘快点磨，大人。’

“‘你？’

“‘不慌不忙地磨，大人。’

“‘你们什么都记不得了吗？’

“‘我们什么都记不得啦，大人。’

“他站着，笑着，我们瞧着他，也嘿嘿地笑。可是有时候他会冷不防给你来一拳，把你的门牙打掉。像他这样的人，往往都长得又肥又壮。

“他说：‘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以后还要审问他们；喂，你留下别走，’这是对我说的，‘到这边来，坐下！’我走过去一瞧：桌子上又是纸，又是笔。我心里想：他要拿我干什么呀？这时他对我说：‘坐在椅子上，拿笔写！’他一边说，一边揪着我的耳朵，一个劲儿地揪。我看着他，就像魔鬼看着神甫一样。我说：‘我不会写呀，大人。’他又说：‘写！’

“我说：‘您就发发慈悲吧，大人。’——‘写，你会写什么就写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继续揪着我的耳朵不放，一个劲儿地拼命拧！唉，弟兄们，我宁肯让他抽打我三百树条，哪怕抽得我两眼冒金花，也比揪耳朵好受。可他仍一个劲儿地催我写！”

“怎么，他发疯了吗？”

“不，他没有发疯。原来是这么回事——T城有一位书记官，不久前耍了个鬼把戏：偷了一笔公款，带着逃跑了，他的耳朵也是向外伸着。当时，已往各地下了通缉令。他根据耳朵的特征，以为我就是那位书记官，所以就来试探我，看我会不会写字，写得怎么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小伙子，揪得痛吗？”

“是的，痛极啦。”

发出一阵哄笑。

“喂，你写了吗？”

“写什么呀？我拿起笔来在纸上乱画，他一把抢过去，扔掉了。嘿，他打了我十几个耳光，就因为这件事把我关进了监狱。”

“你真的会写字吗？”

“从前会写来着，可是现在一拿起笔来，就什么都不会写了……”

我们那寂寞的时光，往往就消磨在这种故事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消磨在这种废话里了。天哪，多么无聊啊！天又长又闷，每天都是如此。要是有一本书看看也好啊！入狱初期，我常常住院，有时是因病，有时只是想离开监狱，到这儿来躺一躺。我在监狱里感到很难受，比这里更难受，特别是精神上。怨恨，敌视，争吵，嫉妒，经常不断地对我们贵族寻衅找碴，阴险恶毒的面孔！在医院里，大家都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相处得也比较友好。一天中最烦闷的时刻是在天黑掌灯以后。大家都早早地躺下睡觉。昏暗的夜灯照射在门口附近，闪着一些光点，我们这一头却显得很黑。室内的空气变得又腥又臭又闷热。有的人睡不着觉，便戴上睡帽，低着头在床上静坐一两个小时，仿佛在想什么心事似的。这时，你一小时一小时地瞧着他，竭力猜测他都在想些什么，借以消磨时光。有时你开始幻想，回忆往事，在想象中勾画出一幅幅广阔而又鲜明的图画；这时你会回忆起一些在别的时候回忆不起来、也不会像现在感受得如此强烈的琐碎事情来。有时你对未来进行猜测：将来如何出狱？出狱后到何处去？何时才能实现？将来能否返回故乡？想着，想着，你心中便产生出了希望……有时你干脆数起数来：一，二，三，四……以便在数数中入睡。我有时甚至数到三千，仍不能入睡。有人在翻身。乌斯季扬采夫又咳嗽起来，这是一个肺痨病患者的干咳，接着他又有气无力地呻吟起来，每呻吟一声都要说一句：“主啊，我有罪呀！”在万籁俱寂中，听着这病人的衰弱无力的呻吟，会使你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角落上有两个人还没睡觉，他们正坐在床上说话。其中一个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讲述那遥远的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讲述自己的流浪生活，孩子，老婆，过去的秩序。单从他那低沉的话音中，你就会感觉到他所讲述的一切已经永远不会再回到他身边来了，他，讲故事者本人，已经同一切失掉了联系；另一个人在听他讲。这时，能够听得见的只有那静悄悄的、有节奏的低语，犹如远处的潺潺流水声……我记得，在一个漫长的冬夜里，有一次我听到了一个故事。起初，我仿佛觉得它是一场噩梦，我仿佛正在患热病，这一切都是我在昏迷不醒中梦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