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取道诺里尔斯克，从马加丹返回莫斯科。从科雷马到诺里尔斯克，飞机要在西伯利亚上空飞行三个多小时。那是一个晴朗的中午，空气夺目而透亮，甚至产生了一种特写镜头的效果，仿佛在透过放大镜看着大地。

下方，目之所及是一片白茫茫，光滑而坚实的平坦大陆被风打磨出一种极致的光泽。在这刺眼而了无生气的平面上，一个小小的、孤独的深蓝色造物正艰难地前行，那是我们飞机的影子，一个移动的标志，表明它正在飞行，表明我们还活着。

就像所有颜色一样，白色本身是无法描述的。它存在，但只有与其他颜色并置时，它才开始独立出来，并接受某种定义。这里没有其他颜色，只有无边无际的白色宇宙，我们那架伊尔-63的微小身影沉入其中，如同一只昆虫困在琥珀里。

但在某一刻，可以看到，在我们下方那明亮而纯净的表面上，出现了一条线。它孤零零地延伸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又看到第二条线。现在这两条线平行着笔直延伸，直到它们跟一条更清晰、更坚定的线交会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三条线在一片平坦、广阔的背景上伸展。突然，在一望无际的白色背景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新线条，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此前均匀单调的平面突然分裂出了正方形、长方形、菱形和三角形，变成了错综复杂的几何结构。形状在这里堆积，又向四面八方散开：这就是诺里尔斯克，西伯利亚的采矿和冶金区，就像波兰的西里西亚[西里西亚，中欧地理区域，大部分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该地的工业、煤矿、铁矿产业都很发达。]、德国的鲁尔区、美国的匹兹堡一样，只不过它在北极圈内。

诺里尔斯克和莫斯科之间是乌拉尔山脉。在飞越乌拉尔山的过程中，季节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一直是冬天，以及更多的冬天，而现在，在越过乌拉尔山的顶峰之后，我们直接飞进了春天。大地恢复了它在这个地区自然的灰褐色，银色的河水充盈着河堤两岸，到处散落着浅绿色的斑点。沿途还有一些别的城市，有伏尔加河，有森林，而过了森林，就是莫斯科。

一到莫斯科，我立刻陷入一个旋涡，里面都是研讨、辩论、争执和首都的流言蜚语。到处都是邂逅、会面、座谈和会议。每天从早到晚，形形色色的人站在普希金的雕像前高声争论，试图盖过别人的声音，他们用手指着对方的鼻子，把一摞摞传单塞到对方的眼皮底下。对巧舌如簧者、论战者、喋喋不休者、布道者和演说家、言辞犀利者和寻求真理者而言，这个时代宛如天堂。这个国家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类似的街头辩论俱乐部。在利沃夫、鄂木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卡拉干达的广场上，到处都能看到狂热的辩论者，一如1917年二月革命老照片中的场景。

当然，这些言辞的间歇泉中不乏有趣甚至神奇的东西，但有一天，我还是决定离开这些演说家和辩论者，去克里姆林宫。

去克里姆林宫的念头已经在我心里盘旋很久了。每当我从下榻的列宁大街去往市中心，经过右侧克里姆林宫巍峨的城墙、建筑和高耸的塔楼时，这个念头都会重新萌发。那时，我总是被克里姆林宫周围广阔的石头荒原所震撼——无边无际的广场，宽阔的桥梁，混凝土堤坝，还有铺着沥青和水泥板、绵延数公里的广阔区域。

在这些四通八达的广场上，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辆汽车四散离去，驶向不同的地方。它们一路猛冲，抄每一条可能的近路，猝然消逝在街道深处，而这些街道的起点都在很远的地方。偶然驻守于此的民兵明智地躲开了它们。尽管我们身处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市中心，但除了这些民兵，这里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星期天或者天气恶劣的时候，这种荒凉的感觉尤其强烈。风撕裂荒原，带来雨或雪。我有时会冒险踏入这些无人之地。下方，莫斯科河的灰水翻滚着。河的一侧是铅灰色的精英公寓楼，是这个地区唯一的住宅。我悬浮在一片空白之中，这片空白把难以触及的政府和这个城市的生命组织隔开。这里没有街道的喧嚣和流动，只有西伯利亚干草原般的辽阔和寂静。

克里姆林宫是一座由中世纪建筑和现代建筑组成的大型建筑群，矗立在一座小山上，四周被石墙包围。这道坚固的围墙上耸立着二十座大小不一的塔楼，其中最大的是救世主塔、尼科尔斯塔亚塔、纳若纳亚塔、特洛伊茨卡亚塔和保罗维茨塔。克里姆林宫内部有各种政府建筑，还有现已改为博物馆的东正教大教堂和礼拜堂。但克里姆林宫首先是帝国头面人物的办公地点，通常也是他们的住所。自从1918年列宁决定将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往莫斯科以来（主要出于安全考虑：圣彼得堡离海太近，离欧洲太近），帝国就一直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地上施行着它的统治。

从红场方向进入克里姆林宫，路程最短。如果天气晴暖，这里聚集的人最多。广场一侧是等候瞻仰列宁陵墓的长长的队伍，另一侧是等待参观斯帕斯卡亚塔的队伍。黑色的政府用“利哈切夫”（苏联产豪华轿车）时不时飞驰穿过大门，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最重要的那些没有车牌），至于车里坐着谁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车窗都被帘子遮着。这些车出入的频率如此之高，仿佛克里姆林宫内有一家汽车制造厂，新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离生产线。

如果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就这样走进克里姆林宫，是绝无可能的。只有三种情况可以：一，工作单位组织的集体参观（这是一种荣誉和奖励）；二，参加这里不时举行的重要会议（这时参会人员和特派记者可以进入）；三，受到某位在此办公的要员的召见。无论上述哪种情况，进入大门后，都要采用指定的路线前往预定地点，并且原路返回。

我试着从西边的特罗伊卡门进入，因为我知道那是供平民出入的步行通道。两位国民军的军官拦住了我，“请出示通行证。”

我给他们看了我的记者证。

“光这不行，还要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你要去哪里？”

“去参加西伯利亚少数民族代表大会。”

确有这样一场会议正在举行。他们让我回去拿通行证。当时是下午四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秘书和清洁工正从这个大门离开克里姆林宫。他们都拎着大包小包，里面装满了克里姆林宫商店出售的商品，都是名副其实的宝贝：火腿，奶酪，橙子。他们满载而归，摇摇晃晃地朝着远处的公交车站和地铁站走去。

第二天同一时间，我拿着通行证出现在特罗伊卡门口。他们检查了通行证，将照片与本人进行了比对，并确认我知道大会举行的确切地点。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也不打算去听西伯利亚人辩论。我只想看看克里姆林宫。

但我很快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我在暮色中穿过幽深而厚重的城门，看到城墙内是大片用石头铺砌的空地。我正前方是一马平川的老参议院广场，右边是国会宫的现代大理石建筑群，左边则是粉刷成黄色的长方形军械库。到处空旷而整洁。人行道显然刚刚清扫过，灌木修剪得整整齐齐，形状统一，路缘也用石灰刷得雪白。一阵风吹过，干枯的树叶出现在广场和人行道上，但在我看来，连它们都很干净。这种超然而严苛的清洁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强化了这个地方的贫瘠和荒凉。我有一种感觉，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但这只是一种错觉。

在我正前方，略微偏左，是我最感兴趣的建筑，它建于十八世纪，曾经是元老院大厦，后来成为苏联政府所在地。这座建筑呈三角形，位于克里姆林宫内部。列宁、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都曾在这里执政。有双重防护把它跟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隔离开来：首先，是克里姆林宫所在的高地四周的广场和空旷裸露的空间；其次，在要塞内部，它被克里姆林宫坚固的城墙和周围的其他建筑所庇护。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

1920年，英国作家H. G. 威尔斯来克里姆林宫拜访列宁，他注意到了守卫领袖的第三道屏障：

在我的记忆中，1914年的克里姆林宫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地方，就像现在的温莎堡一样，朝圣者和成群结队的游客畅通无阻。但现在它被封闭起来，难以进入，光是通过最外面那道门也要在通行证和许可证上大费周章。我们穿过五六个房间，被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哨兵反复检查证件，最终才得以进入。（《阴影中的俄罗斯》）

即使这样仍然不够。

无论是克里姆林宫周围人迹罕至的广场，还是要塞的围墙和大门，抑或要塞内部的空旷，或者建筑和房间内部的检查点，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于是他们深入地表，钻到了地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克里姆林宫和位于诺根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大楼之间，以及市中心的其他一些建筑之间，修建了很长的地下通道，这样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无须走上街头，就能从克里姆林宫的某个地方前往城市另一个区域……伊萨科夫上将回忆说：“我们和斯大林一起走在克里姆林宫长长的走廊上，交叉口站着哨兵，他们按照内务安全服务的规定，用目光迎接并追随每一个过路人，直到在心里把他们移交给下一个哨兵为止。我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就听见斯大林用愤怒而怨恨的声音说：‘他们说是在保护……但随时有可能在你背后开枪。’”（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审判》）

那好吧，地球表面得到了妥善保护，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一切也尽在掌控之中，没有人能挖穿地下。但不是还有来自空中的威胁吗？这一点也考虑到了。克里姆林宫上空设置了严密的防护。直到改革焦头烂额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些纰漏，那次，一个年轻的德国人鲁斯特突然降落，因为这次克里姆林宫的防空疏漏，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惩罚几位将军。

尽管1920年的安全系统仍处于幼稚松懈的临时状态，但这种对领导人的保护，仍使威尔斯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

也许，要确保列宁的人身安全，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这也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俄罗斯与他的直接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就政府行动的有效性而言，列宁也无法与俄罗斯保持直接联系。如果传达给列宁的消息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过滤，那同样，从他那里发出的消息也必然经过一定程度的过滤，而这种费尽心机的过程，很可能会造成一些严重的扭曲。

这位举止无可挑剔的英国绅士总是在清晨散步，下午喝加牛奶的茶，很有可能，当他遭遇列宁的一连串发问时，他意识到，过于严密的隔离影响了领导人的思想：

有两个——我该怎么称呼它们呢？——“话题”贯穿了我们散步的始终，一个是我问他的，“你认为你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你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另一个是他问我的，“为什么社会革命没有在英国爆发？你们为什么不发动社会革命？你们为什么不推翻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国家？”这两个话题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第二个话题又绕回第一个，“但你们又是怎么搞社会革命的？你们成功了吗？”由此，我们回到了第二个话题，“要使革命成功，西方世界必须参与进来，为什么不呢？”

我朝议会宫的方向走去。一开始没有人阻拦我，事实上周围看不到任何人。在一片寂静中，我只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回声，于是我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斯大林的寓所就在我眼前的这栋建筑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就是在这里自杀的：

跟斯大林在一起，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2年11月8日，一些关系友好的领导人携家眷齐聚克里姆林宫，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也在场，但斯大林迟到了。当他终于到达时，娜杰日达唐突地发表了一句讽刺的评论。斯大林勃然大怒，傲慢地予以回击。他有时会抽香烟，而不是烟斗，为了发泄对妻子的怒火，他突然把燃烧的香烟朝她脸上扔去，正好落在她裙子的领口，娜杰日达把香烟拿出来，跳起脚来，但斯大林转身走了出去，娜杰日达紧随其后。结果，斯大林回了别墅，娜杰日达则去了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庆祝活动被毁了，几个小时后，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第二天早上，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保姆、斯大林的管家卡罗琳·蒂尔第一个看到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倒在床边的血泊中，手里拿着一把小巧的手枪。（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审判》）

从那以后，斯大林一直独自生活，他的随扈几乎都是男人。但人毕竟得找点乐子，尤其当漫长的冬夜来临，那时暴风雪肆虐，寒风席卷克里姆林宫荒无人烟的广场。

晚餐结束时，斯大林举杯向列宁致敬。

“让我们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一切，干杯！”

我们肃穆地起身，默默干杯，然后很快就醉醺醺地忘记了列宁。但斯大林的脸上仍挂着严肃、庄重甚至愠怒的神情。我们离开餐桌，但还没来得及散去，斯大林就走到一台大型自动留声机前，他甚至还试着跳了几段自己民族的舞蹈。他不乏节奏感，但很快就停下来，失落地解释道：

“岁月不饶人，我老了。”

但他的朋友们，或者说，他的朝臣们开始安慰他：

“别这么说。你看起来很棒。你保养得非常好。不像这个年龄的人……”

随后，斯大林播放一张唱片，女高音的花腔响起，伴随着狗的嗥叫和狂吠。他带着过分而夸张的喜悦大笑起来……（米洛凡·吉拉斯，《与斯大林对话》）

斯大林放了一首舞曲，我们跳起舞来。我们当中唯一跳得好的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米高扬跳了起来，接着伏罗希洛夫也跳了起来。每个人都在跳。我跳起舞来就像一头冰上的母牛，所以我从来不肯挪动脚，但我也跳了起来。卡冈诺维奇也跳了，他比我好不到哪里去。还有马林科夫也一样。布尔加宁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常跳舞，他随着拍子用脚跳起了一些俄式舞步。斯大林也跳了，他双脚摇曳，双臂张开……我们唱啊，唱啊，和着斯大林播放的唱片。后来斯维特兰娜来了……斯大林立刻命令她跳舞。她跳了一会儿，累了，我看她几乎动弹不得了……这时斯大林已经步履蹒跚，他说：“哎，斯维特兰娜，跳啊！”她说：“爸爸，我已经跳过了，我累了。”但斯大林抓住她的头发，像这样用手整个抓住她的马尾，用力拉扯，你明白吗，非常用力地拉扯。（尼基塔·赫鲁晓夫，《回忆录》）

我朝元老院大厦的方向走去，突然，两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很年轻，身材魁梧，穿着灰色套装。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突然冒出来，迅速，果断，坚定。其中一个人举起手，示意我停下来。没有别的动作，但一切看起来都严肃而坚决。他们一个问题都没问，这是一个没有语言的场景。我站了一会儿，斟酌着该怎么办，然后我转过身，朝军械库的方向走去。

我继续走着，夕阳的余晖落入我的视线。也许正因为此，我才迟迟没看见我前面的两个人。他们很年轻，身材魁梧，穿着灰色套装。跟刚才那两个人一样，简直如出一辙，但显然是不同的人。其中一个人举起手，示意我停下。我停了下来，又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我转向了另一边。他们立刻消失了。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从图片上看过克里姆林宫。但我看到了元老院长长的轮廓——它在图片上的样子我很熟悉。于是我朝那个方向走去。但是，西伯利亚少数民族代表大会一定在另一栋建筑里，因为我一走近，两个年轻人就出现在我面前。他们身材魁梧，穿着灰色套装。此外，元老院内一片漆黑，所有入口都紧闭着。我决定朝南走，因为我看到东正教堂和礼拜堂闪光的圆顶就在那个方向。我希望，他们说不定会让我进去看看。

探险到了这个阶段，我推测，在从A点以直线走到预先选定的B点的过程中，如果我步伐坚定一些，甚至略带匆忙，说不定就能成功。

但即使用这个方法，也没有让我避免与另一对身材魁梧、穿灰色套装的男子相遇。好像我走着走着就会不小心碰到一个隐秘的按钮，它释放出无形的弹簧，不断地把一对对像双胞胎一样的男人投掷到我面前。一旦我退后或者转弯，他们就会消失，跟出现时一样迅速。

四周仍然空空荡荡。

傍晚时起了一阵风，在四处蔓延的寂静中，我只听到断断续续的私语和哀鸣。我穿过大教堂广场，沿途经过巨大的圣母升天教堂和高耸的伊凡大帝钟楼。在这里的每一处，人都感觉自己很渺小，被这些宏伟的庙宇压得喘不过气来，被它们独特的建筑风格所震撼。

最后，我来到波罗维茨卡娅塔，这里戒备森严，因为最高领导人的车辆经常从这个塔门出入克里姆林宫。我想看看这个地方，因为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贝利亚的书，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最后一次从这里进入克里姆林宫。那时斯大林已经去世四个月了，赫鲁晓夫接替了他的位置。赫鲁晓夫担心贝利亚会枪杀自己并夺权，他想先发制人，于是下令逮捕贝利亚。在这本题为《贝利亚：职业生涯的终结》的书中，时任莫斯科军区司令的K. G. 莫斯卡连科元帅回忆道：“6月25日上午九点，赫鲁晓夫给我打电话，让我带几个可靠的人去克里姆林宫，到马林科夫总理的办公室，斯大林也在那里办过公。他还让我带上地图和雪茄。我告诉他我不抽烟，我在战争期间就戒了。赫鲁晓夫笑了起来，说雪茄会派上用场的，但不是我想的那样。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他是让我带上武器。”

赫鲁晓夫说的是雪茄，而不是手枪，因为大家都在搞窃听，事情有可能败露。

十一点，莫斯卡连科带着他的人乘坐布尔加宁元帅（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豪华轿车来到克里姆林宫。他们在那里等着。

几分钟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出来见我们，开始讲述贝利亚最近如何对其他政治局成员举止不逊，如何监视他们，窃听他们的电话，跟踪他们的行程，打听他们去见了谁，并且如何粗鲁地对待他们，等等。他们告诉我们，马上要开政治局会议，一有信号，我们就要进去逮捕贝利亚。

G. K. 朱可夫元帅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和莫斯卡连科、他的副官、尼杰林将军和巴蒂克将军坐在一个房间里，等待铃响两下，这是事先约定好的信号。我被预先警告说，贝利亚体格很壮，会柔道。

“没关系，”我说，“我也很有力气。”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铃声响起。我开始担心贝利亚会不会掌控了局面。但就在这时，铃声响了，我站起来，我们一起走向政治局会议室。贝利亚坐在会议桌正中央。我的军官们把桌子包围住，他们走近贝利亚，命令道：

“站起来！你被逮捕了！”

贝利亚还没来得及站起来，我就把他的胳膊扭到身后，拉他起来，以防他挣脱。我看着他，他脸色苍白，非常吃惊。他呆住了。

我们把他带到休息室，然后又带去另一个房间。在那里，我们仔细地搜查他。哦，我忘了说了，扭住贝利亚胳膊的时候，我迅速摸了一下他的腰，检查他是不是带了武器。

我们把贝利亚锁在屋子里，一直到晚上十点，然后在夜色的掩护下开车带他离开了克里姆林宫。他被裹在一条毯子里，扔在汽车地板上，免得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注意到，然后给他的人报信。

然后，他们对贝利亚进行了审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想谋反。然后他们立刻对他执行了枪决。

莫斯卡连科把贝利亚从尼科尔斯塔的大门带出了克里姆林宫，那是离市区最近的门。

此刻，我穿过同一扇门来到特维尔大街（以前叫高尔基大街）。一些年轻人正在街上游行，我走近去听听他们在喊什么。他们手拉着手，一边走一边大喊：“可口可乐万岁！”

沿着特维尔大街同一方向前进的，是疲惫而饥饿的人们，不久前他们刚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就为了进入陵墓瞻仰一下列宁的遗体。现在他们又排起了第二条队，那是麦当劳的队伍，为了买一份配番茄酱和薯条的汉堡套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