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沃尔库塔应该是晚上，但我们白天就着陆了。所以这一定是另一个机场。

哪一个呢？

我在飞机上如坐针毡，但我马上发现，我是唯一感到不安的人，其他人连眼睛都没眨。我在这个国家的飞机上飞行过大约十万公里，从这些旅程中得到两点体会：首先，飞机总是满员——无论哪个机场，无论飞往哪个目的地，总有大批人在等待，有时一等就是数周，所以要想找一个空座位是不可能的。其次，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机舱内都是一片寂静。乘客们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人说话。如果听到某处传来嗡嗡声、笑声或者玻璃杯碰撞的声音，那就意味着飞机上有一群波兰人，旅行总让他们进入一种无限的欢欣状态，几近疯狂，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这里不是沃尔库塔，这里是瑟克特夫卡尔[瑟克特夫卡尔，俄罗斯科米共和国首府，位于共和国西南部。]。

我不知道瑟克特夫卡尔在哪里，我忘记带地图了。我们涉雪来到机场大楼。里面又闷又热，人很多。找到一张空的长椅是不可能的。所有长椅上都睡满了人，他们睡得那么沉，那么安详，仿佛早已放弃了有朝一日能飞离这里的希望。

我决定跟我那架飞机上的乘客待在一起，我害怕错过重新登机的广播，被落在这里。我们站在大厅中央，因为连靠墙的位置也都被占了。

我们站着，就那样站着。

我们站着，一直站着。

我穿着羊皮大衣（毕竟我要飞往北极圈），但在这个有暖气却不通风的大厅里，我的汗水开始滴落。把大衣脱掉吗？那我拿它怎么办？我手里拿着行李，大厅里也没有挂衣服的地方。我们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但最糟糕的还不是闷热和汗水。最糟糕的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还要在瑟克特夫卡尔站多久？一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辈子？说真的，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没有飞去沃尔库塔？我们还会飞去那里吗？什么时候？有没有机会脱掉羊皮大衣，坐下来，喝上一杯茶？这有可能吗？

我环视周围的人。

他们站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就那样看着：目不转睛。在他们的表情中看不到不耐烦。没有焦虑，没有烦躁，没有愤怒。最重要的是，他们什么都不问。他们不向任何人提出任何问题。他们会不会是已经知道什么了？

我问其中一个人，知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起飞。在这里，如果你突然问别人一个问题，你必须耐心等待。因为你可以从被询问者的脸上看出，他刚醒过来，他刚在这个刺激（问题）下重新获得生命，开始了从其他星球返回地球的艰难旅程，而这需要时间。然后，他会露出一丝轻微的，甚至感到好笑的惊讶神情——这个白痴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被询问者完全有理由把问问题的人当成白痴。因为他的全部经验告诉他，提问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无论如何，问不问都一样，他只会得知他们想告诉他的东西（或者毋宁说是他们不会告诉他的东西），并且，提问非常危险，会招来巨大的不幸。

诚然，斯大林时代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关于它的记忆还在，那个时代的教训、传统和习惯留了下来，深植在人们的意识中，并将长时间影响他们的行为。有多少人（或者他们的家人、熟人，等等），就因为在一次会议中，甚至一场私人聊天中问了这个或那个问题而进了劳动营？有多少人因此毁了前程？多少人丢了工作？多少人丢了性命？

多年来，官僚机构和警方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监视和举报系统，只为了揭露一种罪行：他问了吗？他问了什么？告诉我那个提问的人的名字。

两个好朋友在会议开始前的对话：

“你知道吗，我想在会上问问那件事。”

“我求你了，千万别问，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或者另外一对朋友的对话：

“菲迪亚，我想给你一点建议。”

“什么？”

“我注意到你问太多问题了。你是想自毁前途吗？理智点，控制住自己，别再问了！”

有些文学作品（比如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作品）描述了一个人从劳动营返回家乡的情景。一个男人在西伯利亚度过了艰苦的十年，回到家后，第一天晚上，他和妻子、孩子和父母围坐在餐桌旁。他们共进晚餐，甚至还交谈了几句，但没有人问这个新来者这些年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什么好问的呢？

《传道书》中有一句至理名言：“谁收集知识，谁就收集痛苦。”

在阐述这个令人痛苦的观点时，卡尔·波普尔写道（我只是凭记忆引述），无知不是简单和被动地缺乏知识，而是一种主动的立场；是拒绝接受知识，不愿意拥有知识；是对知识的拒绝（或者换句话说，是反知识）。

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如此广阔，且对生活至关重要，然而，它不仅是被禁止的雷区，而且被视为一种公开挑衅的、令人厌恶的言论形式，这是因为在苏联，提问的权力被垄断在审讯员手中。有一次，在从敖德萨开往基希讷乌[基希讷乌，东欧国家摩尔多瓦的首都，也是该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的火车上，我和同包厢的乘客聊了起来。他是德涅斯特地区集体农庄的农民。我问了他一些工作、住房和收入的情况。我每问一个问题，他对我的不信任就增加一分。最后，他怀疑地看着我，咕哝了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审讯员吗？”然后就再也不肯讲话了。

事实恰恰如此。如果我是审讯员，那就没问题了；审讯员是可以提问的；审讯员的任务就是提问。但普通人呢？一个坐在从敖德萨开往基希讷乌的火车包厢里的普通人呢？

“在这里，我才是那个提问的人！”面对因受诬陷而被捕、惊恐万分的叶夫根尼娅·金兹堡，审讯员利瓦诺夫这样喊道（《旋风之旅》）。是的，只有他，审讯员，才有提问的权力。

但人人都知道，审讯员提出的并非学术性的、不偏不倚的问题，他提问不是为了探究生存的深刻奥秘。相反，每一个问题都隐藏着致命的指控，他提问是要摧毁，要把人按在地上，彻底击垮。“交叉火力询问”的说法借用了战斗、前线、战争和死亡的词汇，这不是偶然的。

审问式的语言被警察、被所谓当局（organa）据为己有，所以一个试图了解什么的问句本身就预示了危险，甚至某种厄运。这导致在帝国，提问的人越来越少，问题本身也越来越少。这就是提问的艺术（这的确是一门艺术）逐渐消失的原因，一同消失的还有提问的必要性。渐渐地，所有事物都表现得它们原本就该是那个样子，不容置疑、难以辩驳的现实取得了胜利。既然如此，那就再也没有问题了。

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俗语、口号和习语，用来表示认同，或者至少是漠不关心、毫不惊讶、谦卑顺从、听天由命：没关系！那又怎样！一切皆有可能！好吧，算了吧！该怎样就怎样！你还能怎么样！Vsievo mira nie piereyebiosh（你又不能干掉全世界）！活到最后你就明白了！Nachelstvo lutshe znayet（老板比你懂）！这就是生活！要知足！扮猪吃老虎！你抓不住正在飞的鸟！如此等等，无穷无尽，毕竟这是一门极其丰富的语言。

一个不问问题的文明，一个将焦虑、批判和探索的世界——这个世界通过提问得以呈现——排除在罗盘外的文明，是一个原地踏步的、麻痹的、不再流动的文明。而这正是当局所追求的，因为统治一个静止的、噤声的世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几个小时后，我们从瑟克特夫卡尔飞往沃尔库塔（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一站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令人沮丧厌倦的等待是为了什么）。在夜间飞这条航线是一种对艺术和绘画至高水平的体验。飞机在爬升到几千米的高度后，突然飞入一个巨大的太空剧场的后台。我们看不到舞台本身，它消失在地球某个黑暗的地方。我们只能看到悬挂在空中的发光的帷幔，高达数百公里，呈现出轻盈的粉彩色，间杂着黄色和绿色。

这些帷幔发射出有节奏的、颤动的光。

飞机仿佛迷失在这些明亮的帷幔中，找不到出路，失去了方向，它在这些多彩的褶裥织物中不安地盘旋。绿色。最引人注目的是绿色。“绿色和蓝色在半明半暗中显得更加浓烈。”这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在《绘画论》中说的。的确，在黑色的映衬下，在柏油般深邃无边的天空中，绿色失去了它原本的镇静和平衡，呈现出如此强烈、如此威严的色调，以至于其他颜色都变得黯淡，沉入背景中。

当北极光的壮丽景象消融于黑暗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机场上空了。

气温零下三十五摄氏度。我立刻感到寒冷，感到刺骨的冰霜，我呼吸困难，身体发抖。人们四散离开。小小的机场航站楼前，是空无一人的广场。四处空旷，灯光暗淡。该怎么办呢？我知道，在这种温度里我坚持不了太久。航站楼里有一个警察岗亭，警察躲在一件巨大的羊皮大衣里，说很快会有辆公共汽车过来，我可以坐车去城里的旅馆。“这里只有一家旅馆，”他补充道，“很容易找到。”

一辆又小又旧的公共汽车，人塞得满满当当的。人们紧紧包裹在羊皮、皮草、头巾和一块块毛毡里，就像僵硬而笨拙的大蚕茧。当公共汽车刹车时，蚕茧们会突然前倾；当它突然启动时，蚕茧们又向后仰去。每到一站，就有几个蚕茧消失在黑暗中，然后别的蚕茧出现在它们的位置上（我只是猜测它们是新来的，因为所有蚕茧看起来都差不多）。有时候，我觉得有什么东西狠狠碾在我的脚上，感觉骨头都要裂开了，那是一些正向出口挪动的小蚕茧。打听旅馆的情况时，我必须对着蚕茧的上半部分，也就是正前方的球形物体，就像对着麦克风说话一样。得竖起耳朵才能听到回答，因为声音不是冲着我们说的，而是从蚕茧中飘浮出来。这种旅行方式的缺点在于，你可能坐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旁边却浑然不觉，看不清任何面孔，也看不清自己身在何处，所有窗户都被厚重的冰霜和繁丽的白色洛可可花束所覆盖。

我在蚕茧中逗留的时间不长，因为不出所料，半小时后，我们就来到旅馆附近的某个地方。车门砰一声打开，蚕茧们友好地退向两侧，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能从车厢里爬出来，下车，消失在黑暗和寒冷之中。

无论是卢浮宫，还是卢瓦河上的任何一座城堡，都无法媲美沃尔库塔酒店那阴暗简陋的室内，它给人带来如此愉悦而难忘的感受。在此发挥作用的是相对论那颠扑不破的法则。从巴黎的人行道迈进卢浮宫，并不是从尘世过渡到天堂，而从大街上进入沃尔库塔酒店的大堂却是。大堂救了我们的命，那里很暖和，而温暖是这座城市中最宝贵的东西。

我拿到钥匙，赶紧跑去我的房间。但我刚进去，就以更快的速度跑了出来：窗户不仅大开着，而且窗框上还包着一层厚厚的结实的冰，别想把窗关上。我赶紧跑去找女服务员，告诉她噩耗，但她一点都不吃惊。“我们的窗户就是那样的。”她试着让我平静下来；她不想让我太激动。还能怎么办呢？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沃尔库塔酒店的窗户。

这是一个古老的列宁主义的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罗斯文学评论家，记者、诗人和社会革命者。]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代）：怎么办？我们商量了很久。最后，我恍然大悟，除非我拿出纽约产的昂贵古龙水，否则她什么法子都不会想的。果然，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办法立刻出现在她脑中。她消失了一会儿，然后从走廊的黑暗中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锤子，那胜利的姿态，宛如印第安酋长在战胜白人之后高举他们的战斧。

我们开干了。这是一项几乎可以动用瑞士钟表匠的工作。关键是要在不损坏玻璃的情况下把巨大的冰块从窗框上撬下来。如果我们弄碎了玻璃，那所有工作都白干了，女服务员解释说，因为只有夏天才能更换玻璃，而离夏天还有半年的时间呢，那时我早就走了。“在那之前怎么办？”“在那之前就得忍着。”她叹了口气，回答说，耸了耸肩膀。虽然花了很长时间，但我们还是从矩形冰框中凿出了一条足够深的沟槽，勉强把窗户关上了。为了让我振作起来，女服务员还拿来一壶热水。水壶里冒出的蒸汽足够让房间暖和一阵子了。

我想见一个人，我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那头传来刺耳的嘎吱声。“是热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吗？”我问。电话仍在嘎吱作响，是的，我是。我们都很高兴。他知道我要来，正在等我。“坐公共汽车过来吧。”他说。我想，天都黑了，但我马上意识到，在这个季节，这里总是夜晚，于是我说，“我这就过去。”

我说，“我这就过去，”没有意识到我正在踏上一条濒临死亡的道路。

沃尔库塔位于科米共和国，在北极圈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里发现了大量煤矿。一个煤炭工业区迅速形成，其建造者主要是囚犯，恐怖政策之下的受害者。几十个劳动营拔地而起。很快，沃尔库塔就像马加丹一样，成了一个象征，一个唤起忧惧的名字，一个可怕的、往往是有去无回的流放之地。为之添砖加瓦的，还有NKVD的穷凶极恶，煤矿中致命的劳役、导致囚犯大量死亡的饥饿，还有噩梦般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寒冷。这里的酷寒折磨着手无寸铁、衣不蔽体、长期挨饿的人们，耗尽他们的忍耐力，让他们成为最残忍的折磨的牺牲品。

如今，沃尔库塔仍然是一个煤炭工业区，由十三座煤矿组成，它们沿着城市形成一个大圆环。每个煤矿旁边都有一个矿工定居点，其中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劳动营，现在仍然有人居住。定居点和矿井之间通过一条环形公路相连，两路公共汽车在上面相向而行。汽车在这里仍是稀罕物，所以公共汽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就这样，我坐上其中一路公共汽车，去拜访热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我只知道我要找“共青团波西奥莱克”，6号屋。一个小时后，司机停在一个应该是共青团波西奥莱克站的车站，打开车门，给我指了指要去的方向。但他指得很模糊，几乎可以理解为朝着银河系数百万颗星星中的任何一颗走去。但他的模棱两可并没有带来什么后果，因为一下车，我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起初，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漆黑中，什么也看不见。视力逐渐适应黑暗后，我发现周围是积雪覆盖的山丘。强风每隔一会儿就会吹袭山巅，把大片的雪花掀向天空，仿佛山顶上喷发出白色的岩浆。到处都是“雪山”，没有灯光，没有人烟，我冷得无法呼吸，一呼吸肺部就会剧烈地疼痛。

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要摆脱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离开车站，要等下一班公共汽车来，它迟早会来的（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但我的本能让我失望了，于是，在某种致命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或者仅仅出于轻率，我开始寻找共青团波西奥莱克和6号屋。轻率之处在于我没有意识到，身处北极圈的夜晚、身处白雪覆盖的荒原、脸冻得生疼、几乎无法呼吸，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径直向前走，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应该选一座山作为目标，但我还未能接近它，它就消失了，我踉跄蹚过雪地，呼吸困难，身体逐渐变得虚弱。狂风不停地刮着，一场致命的极地大清洗，把一座座雪山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改变它们的位置和形状，改变整个地理面貌。没有东西能帮我固定视线，也没有东西能引导我的方向。

在某一刻，我看到前方有一个深坑，深坑底部有一栋木制的平房。我滑了下去，沿着结冰的山坡滚了一段路。那是一家商店，门锁着，上着木栅栏。这个地方看起来安静而舒适，我甚至想在这里住下来了，但极地探险家的警告浮现在我脑海中，他们说，在冰天雪地的荒原里，这样一个温暖的雪凹就意味着坟墓。

于是我又爬了回去，重新出发。但去哪里呢？该往哪个方向走？我能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少，雪粘在我脸上，遮住我的眼睛。我只知道我要不停地走，我知道一旦停下来就会丧命。还有恐惧，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恐惧，你正被一种自己无法辨认也无力反抗的力量诱向死亡陷阱，你能感觉到这股力量正把你推向白色的深渊，你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无力。

我已经快没力气了，但仍时不时振作起来再走几步，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她正在狂风中挣扎，弯曲着身子，弓着背。我拖着身体走向她，气喘吁吁地说：“6号屋，”然后又说，“6号屋。”声音里充满希望，好像我的全部救赎都藏在这个地址中。

“你走错方向了，师傅。”她大声喊道，好盖过风的声音。“这是去矿井的方向，你应该……朝那边走。”她也像公共汽车司机一样，用手指了指银河系数百万颗星星中的一颗。

“不过我也要去那里，”她接着说，“走吧，我带你去。”

进入热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的房子，就像进入这个定居点所有的房子一样。首先，必须从远处定位到一座正确的雪山；山内部和山脚都有房子。人必须先爬上山顶，往下看，能看到一座两层建筑的屋顶，有一段开凿在冰雪岩壁上的台阶，从山顶通往房门。下山非常吃力，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马虎。然后，在那里，在居民的帮助下，人要跟雪堆搏斗一番，好把门推开一条缝，进到屋里去。

在这里，外人来访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以至于所有住户（每栋房子里都有几套公寓）都会出来迎接。每个人都会邀请客人去自己家坐坐，哪怕一分钟也好。

热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是名矿工，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退休了。在如此恶劣的极地环境中工作，其中一项福利便是提前退休。但这个福利也不大牢靠——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矿工能活到五十岁。他的胸部宽大浮肿，说话时声音嘶哑，还伴着哨音——他患有严重的尘肺病。他十六岁就来这里工作了。是来服劳役吗？不是，他来自库尔斯克附近一个集体农庄，那里发生了饥荒。有人告诉他：如果想吃饭，就去沃尔库塔，那里据说能吃到东西。确实，他在沃尔库塔能买到面包，有时甚至还能买到肉。现在，情况还不如以前，因为唯一能吃到的就是驯鹿肉，硬得跟石头一样。“实在太费牙了。”热纳季·尼古拉耶维奇说，微笑着露出牙齿，他有些牙是金色的，有些是银色的。在这里，牙齿的颜色很重要，暗示了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地位越高，金牙就越多；地位越低，银牙就越多。地位最低的人用的假牙在颜色和外观上都和真牙一样。

我向他打听沿途看到的营房。他解释说，那都是老营地。但我看到窗户里有灯光。是的，他说，因为有人住在那里。劳动营已经被正式关闭了，因为不再进行判决，没有看守，也没有刑罚。许多以前的囚犯都离开了。但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没地方可去；他们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这里至少有一方屋顶，有工作和伙伴。沃尔库塔是他们在地球上唯一的归宿。

对热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来说，营地内外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那不是奴役和自由的分界，只是囚禁程度不同而已。有人说，他是自愿来沃尔库塔的。自愿？他是被饥饿赶出了家门。还有人说他可以随时离开这里。离开？去哪里？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

他知道我来这里是因为煤矿工人罢工。他所在的煤矿已经恢复生产了，但其他煤矿的罢工还在继续。如果我愿意，我们可以去矿上看看。我们一头扎进黑暗的海洋，扎进暴雪和冰冷的狂风中。我们相互搀扶着，以免被狂风刮倒，或者被吹去相反的方向。

在沃尔库塔，我第一次感觉到寒冷不再是刺骨的、带有穿透性的寒意，而是身体上的剧痛。我的头好像要被冻裂了，四肢疼得禁不住碰触。

在浓雪和狂风中，一些人影模糊不清地闪烁着，模糊的轮廓，蜷缩的身影弯成了两半。

“那是第二班，”热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喘着粗气在我耳边大声说，“第二班现在收工回家。”

跟我们擦肩而过的，都是些几个月不见天日的人。他们在夜里走向矿井，进入地下，那里也是一片漆黑，下班回来的时候仍旧被浓重的阴影包围。他们就像潜艇上的船员，只有手表和日益增长的疲惫、饥饿和困倦，告诉他们时间的流逝。

共青团煤矿——冰雪覆盖的墙壁，冰雪覆盖的建筑，稀疏的灯光，脚下乌黑的湿泥。妇女们分发手推车，操作着一些杠杆、横梁和支架。热纳季·尼古拉耶维奇问，“你想跟她们聊聊吗？”但聊什么呢？如此寒冷，如此昏暗，如此悲伤。女人们忙碌着，沉重而疲惫，也许有什么事困扰着她们？也许有什么事正在伤害她们？给她们一些尊重吧，给她们一些安慰，至少别要求她们做任何事，别要求她们付出任何额外的努力，哪怕只是常规问题所需的微不足道的努力。

我们回到房子，来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房间，他和另一名年轻的矿工叶甫根尼·阿列克谢维奇已经在等我了。他们会带我去瓦尔加索夫斯煤矿，那里的罢工仍在持续，还将召开一次会议，但我们还有很多时间。米哈伊尔是个身材瘦削的黑发男子，他不停走来走去，情绪激动，对自己的煤矿（也就是我刚刚去过的煤矿）停止罢工感到愤怒，原因仅仅是矿长承诺改善伙食。“这个国家什么也干不成，”米哈伊尔沮丧地说，“这些人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pazrat（吃饭），pazrat！”他生气地大喊，“pazrat！pazrat！pazrat！”说得如此引人遐想，我都开始流口水了。“饥饿，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我们唯一关心的事。”

显然，他希望我明白，他，米哈伊尔，是不同的，是更贵重的材料制成的。他自豪地从橱柜抽屉里拿出他最珍贵的东西——一本装饰华丽的1900年版谢尔盖《圣经》。他注视着我，看我是否会感到惊讶和赞叹。然后他随手翻开一页读了起来：“你要收集些小麦、大麦、荞麦豆、扁豆、小米和野豌豆，放进一个容器里，做成面包……”

他震怒地停下来。连《圣经》都在讨论pazrat！

“你还读些什么？”后来我问他。他正在读沃韦纳格的著作。他给我看了1988年在列宁格勒出的一个版本，绿色封皮。在谈到这位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的箴言集时，他说，“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奴役使人堕落，甚至让人爱上奴役。’这话多么真实！”他摇了摇头，“但这个法国人在另一个地方说：‘诡诈对我们助益不大。’对此我不能苟同。在我们这里，诡诈能让你得到一切。”

邻居们陆续来了，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小屋变得拥挤。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打开了橱柜上的彩色电视机。那只樱桃色的大盒子激烈地咆哮起来，仿佛随时都会暴怒。“基辅迪纳摩对战莫斯科斯巴达克。”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低声向我解释道，而其他人早就知道了。

我盯着屏幕。上面没有清晰的图像，只有成千上万个彩色的火花在凸面玻璃上不安地闪烁着。电视机坏了，但在共青团村，如果这样一个设备坏了，那它就是坏了。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几十个人紧张地凝视着屏幕，上面不时爆出火花，就像有人往火堆里扔干燥的松树枝一样。斑点、线条、一团团的光粒在屏幕上舞动，闪烁，跳跃，像一个缥缈游移的幻影。这是多么丰富的光的形式，多么疯狂而不知疲倦的哑剧。所有这些闪烁看起来都疯狂且不合逻辑，但是我错了。这些彩色颗粒的漫游，不止不休的运动，突然转变的方向，都遵循一个完美的秩序。例如，屏幕左侧突然开始闪烁红色的光芒，红色在那里狂乱地震动起伏，然后房间里突然响起一声呼喊：“进球了！迪纳摩进球了！”“你们怎么知道进球了？”我恼火地问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电视连声音都发不出。“什么叫怎么知道？”他惊讶地回答说，“迪纳摩队穿红色球衣！”过了一会儿，屏幕另一端聚集了大量蓝色（斯巴达克队的颜色），这时整个房间（在场的人显然是迪纳摩队的球迷）发出叹息：“扳平了！”中场休息期间，火花平静下来，不再跳动，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屏幕上，之后会开始新的花样和动作。但天色已晚，我们还得去开会。

瓦尔加索夫斯卡的灯光在苍茫冰冷的黑暗中闪烁着，这是沃尔库塔联合矿业最北端的矿井。一百八十公里以外就是喀拉海（北冰洋的一部分）。

我穿着矿工的保暖外套，用巨大的驯鹿皮帽子和耳罩遮住脸，通过了警卫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要我出示通行证或身份证，甚至还有人友好地告诉我会议室的位置。那是一间标准的会议室，里面有一座列宁石膏像，悬挂着共产主义胜利的横幅，前面有一张铺着红布的主席桌。会议室大概能容纳三百人。里面座无虚席。空气中有一些好奇，但也有一些不安：经验告诉这些人，跟权力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另一方面，莫斯科宣布会有新思想，所以也许事情会有所改变。

会议一开始便是一片混乱、嘈杂和无序。谁来主持会议？谁有权力安排别人发言？凭什么让那个高个子先讲，然后才轮到那个矮个子？凭什么礼堂后面那个人先发言，左边这个女人后发言？她已经要求发言很久了。总之——我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宣布罢工，然后呢？

你会立刻注意到领导人的缺席。时不时会有人试图引导会议的走向。“科兹洛夫！让科兹洛夫来主持！”科兹洛夫整理了一下思路，支支吾吾，有点不好意思。他无法决定让谁第一个发言——是正在问什么时候给5号仓库安装玻璃的这个人，还是叫声穿透整个大厅、要求知道列宁全集什么时候出版的那个人？“彼得罗夫！”对科兹洛夫不满的人们喊道。“让彼得罗夫发言！”但彼得罗夫也支支吾吾，彼得罗夫也捏着一把汗；他也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集会者。

不过，最后，一个解决方案自动出现了。当然了，这也是人们熟悉的方案。当然了——管理层出现了。几位领导走进会议室，罢工的人们在会议室墙上贴了两幅标语：“推翻官僚主义！”“推翻党治！”（就是这样，b小写，而P大写[文中b是官僚制（bureaucracy）的首字母，P是Partocracy（政党政治）的首字母。]）。罢工者中间一阵慌乱，但领导们很冷静。他们露出嘲讽的笑容，好像在说，没错，打倒我们，推翻我们，但没有我们，你们一步都迈不出去。

还有什么好说的——领导们是对的。再也没有其他地方能如此清楚地看到社会被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这种划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代。发生变化的只有阶级的名称，但阶级之间从属和不对称的关系却没有改变。如何组织和主持会议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已经被统治阶级垄断了。实际上，总经理走进会议室，站到主席台上，就像理查德·施特劳斯或阿图罗·托斯卡尼尼站到指挥席上一样，从容不迫、绝对自信。

会议室安静下来。

“谁想发言？”领导平静地问。几个人举起了手。领导定好发言的顺序，用眼神谴责一个抢着发言的人，示意他坐回去。但领导自己先说了起来。

“会已经开了五个小时了，”他说，“你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会议室传来声音：“什么也没解决。”

“噢，你们瞧，”领导装作很苦恼地说，“你们瞧，什么也没解决。而我呢，我已经解决了矿上的问题。没错，已经处理好了。我昨天才从莫斯科回来。”（在这里，说去了莫斯科，能立刻把一个人的地位提高好几个档次。）

他停顿了一下，凝视着突然安静下来的会议室，片刻后，他继续充满感情地说：“我们，我们自己，将向英国和美国出口煤炭，不再需要经过莫斯科！我们，直接从瓦尔加索夫斯卡出口！”

会议室里一片欢腾，兴奋和喜悦洋溢开来。向美国出口——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元！那美元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字面意义上的一切。

我看着这些可怜的、冻僵了的人们，这些常常几个星期不见天日的人们，被这个昨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人愚弄、欺骗。我看出来了，但无能为力，我不能站起来大喊：大家不要相信他！我不能这样做。瓦尔加索夫斯卡将向英国和美国出口煤炭，我不能剥夺这个念头给他们带来的一丝安慰。

在通过决议、宣布罢工结束后，米哈伊尔开着一辆破旧但速度很快的“莫斯科人”汽车送我去城里的酒店。这是一段三十公里的路程，路上结满厚厚的光滑的冰。米哈伊尔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疾驰。我们行驶着，之所以还活着，全赖随时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块石头的恩慈。在这样的道路上，以这样的速度行驶，一块石头就意味着死亡。我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心想：啊，这片黑暗，这些车灯，这条在你眼前升起、顷刻间就能把你切成碎片的冰路之刃，就是你对世界最后的印象吗？

我来沃尔库塔是为了看看罢工，也是为了朝圣。因为沃尔库塔是一个殉道之地，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沃尔库塔的劳动营里，数以十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命。究竟有多少？具体数字无法计算。第一批囚犯于1932年被带到这里，最后一批于1959年被释放。大多数人死在铁路修建期间，如今，煤炭就是沿着这条铁路被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俄罗斯西部城市，位于北德维纳河河口附近，曾是俄罗斯重要的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俄罗斯西北部城市，距离挪威及芬兰不远，是北极圈内最大的城市，由于洋流的关系，港口终年不冻。]和圣彼得堡。也是在修建这条铁路期间，NKVD有一名军官说：“枕木不够吗？没关系，你们就来充当枕木吧。”

事实就是这样。在铁路沿线，是如今肉眼已不可查的绵延数百公里的墓地。只有当行走在紧邻路堤的冻土上时（一年中只有两三个月没有积雪的时候才能在上面行走），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腐烂的木桩，上面钉着木制的编号。如果能在上面看到类似A 81的字样，那就意味着这里埋葬着至少上千人。A 52、A 81这些代码是劳动营的书记员使用的，他们仔细记录死亡的人数，以便相应减少面包的供应。

在这里，一个人并非死于某种特定的武器，而是一整个残酷系统的牺牲品。

在这里，在北方，除了NKVD，囚徒最大的敌人是寒冷：

可怕的、非人的、惩罚性的劳动。在炽热的火光中，在极地的夜色里，成百上千的铁锹发出微光，它们铲掉铁轨上的雪，再用推土机把雪推到更远的地方。只要有足够的理智和体力支撑下去，只要一直保持运动，就有机会活下来。但每天都会有十几个人蜷缩在篝火旁，他们裹紧身上的每一块布，一动不动地围坐成一圈，在他们中间，木屑欢快地噼啪作响，涌出一股股暖流。这些人已经是活死人了。没有人能挽救他们的健康和生命。他们身体的一侧被火光温暖着，被树枝燃烧产生的刺鼻烟雾炙烤着，另一侧却暴露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任何有机体的内部都无法忍受这样的温差。脸部、手部、胸部和腹部的血液升温，被衰弱的心脏泵入几乎陷入冬眠的身体。身体内部发生了一些它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事情，它被困倦和恶心压倒，一阵更大的寒意席卷过来，所以它离篝火再近一些，几乎爬进火里。这样坐几个小时后，篝火旁便只剩下尸体或者垂死挣扎的人。没有什么能将这些人从火边移开，无论是武力威胁、殴打，还是试图刺激僵硬的肌肉和冷却的血液，都无济于事。被强行拖走后，他们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地倒在雪地里，几乎每一天，都要把十几具僵硬的尸体用担架抬进营地。（玛丽安·马克·比勒维茨，《我逃离了黑暗》，1989年）

我在黑暗、寒冷、冰雪覆盖的沃尔库塔四处走了走。只要走到主干道的尽头，就能看到地平线上一些长条形的平房，那是老营房。公交车站上这两位老妇人是谁？她们当中哪一位是囚犯，哪一位是监工？年迈和贫穷给了她们暂时的平等；很快，冻土将使她们最终永远和解。我穿越雪堆，路过一模一样的街道和房屋，已经不太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我眼前一直浮现着尼古拉·菲奥多罗夫的身影。

费奥多罗夫是一位哲学家，一位先知；很多俄罗斯人把他视为圣人。他一生一无所有。在俄罗斯寒冷的气候中，连一件外套都没有。他是莫斯科的一名图书管理员，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睡在一只硬木箱上，把书垫在头下当枕头。他1828年出生，1903年去世。他去哪里都是步行，最终死于一场严寒，有人劝他说，他还是应该穿上羊皮大衣，坐雪橇出门。第二天，他得了肺炎，死了。费奥多罗夫认为，追求名誉和声望是无耻的表现，所以他用笔名发表文章，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什么都不发表。大师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收集了他的作品，将其结集出版，书名为《共同事业的哲学》，书印了四百八十册，都是免费发放。

费奥多罗夫相信生命的永恒，认为复活的概念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

被这一思想所激励，他一心思索如何让所有死去的人复活。全世界所有死去的人。他相信这是可能的，只要人能掌控自然力量。自然力量，当它们不被控制、自行其是，就是危险的，与人类对立。为了免受其侵害，人类的内心发展出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是人与人之间敌意、战争和杀戮的根源。如果我们发展科学，使自然臣服，那么这种自保本能就会消失——不会再有任何令人惧怕的东西。地球上将是友谊和爱的王国。也正是科学，能让所有死去的人复活。因为人类是一个不能被死亡隔绝的大家庭。只有战胜死亡，夺回死亡所夺走的一切，才是人类真正的胜利。

但沃尔库塔的死者复活，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城里的街道上，会不会突然出现一列列被驱赶的苦役？或者衣衫褴褛的饥饿的人影？骷髅行进的队伍？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梦想让他们全部复活。但复归到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在一条街上发现一个木制摊位。一个瘦高的阿塞拜疆人正在卖这里唯一一种鲜花——红色康乃馨。“帮我挑一些，”我说，“挑最漂亮的。”他选了十二朵，用报纸仔细包好。我想把它们放到某个地方，但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我想把它们插在雪堆里，但到处都是人，我觉得那样会很尴尬。我又走了一段路，但在下一条街上，情况还是一样，到处都是人。与此同时，花开始结霜了，变得僵硬。我想找个没人的院子，但到处都有孩子们在玩耍。我担心他们会发现康乃馨并把它们拿走。我游荡在大街小巷，感觉指间的花朵正在变得僵硬而脆弱，像玻璃一样。我一直走到城外，在那里，我静静地把花放在了积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