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乘火车横贯西伯利亚九年后，我再次来到帝国。此次考察带我走遍了苏联的七个南方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次旅行的节奏非常紧凑——每个共和国都只有几天的时间去了解。我明白这种接触是多么肤浅和空洞。然而，面对一个如此难以接近、封闭且神秘的国家，我们必须利用哪怕最小的机会，利用最出人意料的可能性，以便掀开——哪怕是稍微掀开——那暗不透光的沉重的帷幕。

在与帝国的第三次相遇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在我的想象中，苏联是一个统一的、铁板一块的实体，其中一切都同样灰暗、阴郁、单调、陈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强制性的规范，脱颖而出，带上自己独立的特征。

这次旅行中，我去了当时还隶属于苏联的一些非俄罗斯共和国。我注意到了什么？那就是，尽管受到当局僵硬严格的束缚，那些小小的、古老的乡土国家依然成功保留了它们的某些传统和历史，还有它们隐秘的骄傲和尊严。在那里我发现，一块东方地毯沐浴在阳光下，其中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古老的色彩和原始设计中引人注目的多样性。

第比利斯博物馆值得一看。它位于一家神学院的旧址上，斯大林曾在这里学习。入口处有一块大理石铭牌用来纪念此事。建筑很灰暗，但很宽敞，坐落于市中心，位于老城区的边缘。展厅差不多都是空的。一个学生带我参观，她叫塔米拉·特夫多拉泽，一个颇具含蓄浪漫之美的女孩。

格鲁吉亚古代艺术的精湛和辉煌摄人心魄。最精彩的是圣像！它们比俄罗斯圣像早得多；早在安德烈·鲁布廖夫[安德烈·鲁布廖夫（1360？—1427？），俄国圣像画家，最杰出的代表作是他为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创作的《三位一体》。]之前，格鲁吉亚的圣像就已经佳作频出了。根据塔米拉的说法，它们的独创之处在于大部分是用金属雕刻的，只有脸部是绘制的。此类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从八世纪持续到十三世纪。圣人们面容深沉，但在灯光下闪耀着光泽，静静地栖身在镶嵌着宝石的金色框架中。有些圣像画可以展开，像维特·施托斯[维特·施托斯（Vit Stoss，1450—1533），德国著名雕刻家。]的祭坛一样，它们尺寸巨大，堪称宏伟。其中有一幅圣像花费了数代工匠三个世纪的时间。还有一座小小的十字架，是玛拉女王[玛拉女王（Tamara，约1160—1213），格鲁吉亚第一位女性统治者，延续了其父格奥尔基三世在位期间格鲁吉亚王国的黄金时期。]留下的唯一遗产，也是整座博物馆最珍贵的收藏。

接下来是格鲁吉亚的教堂壁画。如此这般的奇迹，但在格鲁吉亚之外鲜有人知。不幸的是，最好的那些已经被毁坏了，它们曾经覆盖生命之柱主教座堂（Sveti Tschoveli）的内壁，那是格鲁吉亚最大的教堂，建于1010年，位于格鲁吉亚前首都梅赫特，靠近第比利斯。这些壁画是可与沙特尔主教座堂[沙特尔主教座堂，位于法国的沙特尔市，主体建筑完工于1194年，最显著的特色便是其内部176扇狭长花窗玻璃，被认为是中世纪时期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藏品之一。]的彩绘玻璃相媲美的中世纪杰作。但在沙皇总督的命令之下，它们被涂掉了，他说，他希望教堂被粉刷成白色，“就像我们这里的妇女把炉灶刷成白色一样”。任何修复工作都无法让这些壁画重返人间。它们的光辉永远地熄灭了。

生命之柱主教座堂是欧洲保存最完好的十一世纪建筑遗迹。尽管从未进行过修复，但它看起来仿佛只有不超过一百年的历史。这座教堂是由格鲁吉亚建筑师阿舒克斯基设计建造的，后来国王命人砍掉了他的手，以防他建出任何可与之匹敌的东西。帖木儿曾多次试图炸毁这座教堂，但墙壁纹丝不动。教堂至今仍在使用，格鲁吉亚教会的领袖、格鲁吉亚大主教杰弗里姆二世仍在这里主持祝祷。

我还看到了瓦尔耶兹，尽管只是在照片上。这是当代人无法解释的奇迹之一。瓦尔耶兹是十二世纪格鲁吉亚的一个城镇，完全在岩石上雕刻而成。它不是水平铺设的，而是像楼层一样垂直建造。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它不是一些洞穴或废墟的集合，而是一个完整的城镇，有规划，有街道，有独特的建筑，只是所有这些都被刻在活生生的岩石上，镶嵌在一座巨大的山里。这是如何做到的？借助了什么工具？开凿一个这样的城镇比建造一座埃及金字塔还要困难。瓦尔耶兹曾经是一个具有实际用途的造物，但今天，像金字塔一样，它已经死了，只剩下一堵岩壁，呈现出一幅阴沉的、超现实的画面。

最后，塔米拉带我去了尼科·皮罗斯马纳什维利的展厅，给我看那些不久后将被送往巴黎展出的画作。塔米拉说，尼科·皮罗斯马纳什维利最近在巴黎很火爆。他1916年去世，是格鲁吉亚的尼基福尔或卢梭。

一位伟大的天真派画家[天真派画家（Naïve），指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画家群体，他们通常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艺术训练，绘画风格则充满了简单和率真。]。

尼科生活在纳查洛夫采，那是第比利斯的贫民聚居区。他一直处于赤贫状态，自己亲手制作画笔。尼科的画中最突出的颜色是黑色，因为他总从棺材厂获取颜料。他搜集旧的锡制招牌做画板，所以有时候，会有字母隐约出现在画作背景中，比如未被完全覆盖的“杂货店”或“烟草店”。在金色和红色的广告之上，是尼科的黑白幻象，格鲁吉亚的天真派艺术覆盖在俄罗斯的商业新艺术之上。尼科在小酒馆里作画，闷热的纳查洛夫采酒吧，有时看客会给他买酒喝。他可能患了肺结核，也可能是癫痫，他的行迹多半已不可考。许多作品都已散佚，只有一小部分留了下来。他绘画的主题是晚宴。

尼科像韦罗内塞[保罗·韦罗内塞（Paul Veronese，1528—158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晚餐是其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代表作有《加纳婚宴》和《利未家中的筵席》。]一样描绘晚宴。

只不过他的晚宴是格鲁吉亚式的、世俗的。一张丰盛的餐桌，背景是格鲁吉亚的风景，格鲁吉亚人围坐四周，狂饮，饕餮。餐桌位于前景，是最重要的东西。尼科醉心于饮食。有哪些食物可供人们填饱肚子？尼科把这一切都画出来。他描绘想吃的东西，那些他今天吃不上，也许永远都吃不上的东西。餐桌上堆得满满的。烤羊肉。油乎乎的烤乳猪。深红浓郁如小牛血般的葡萄酒。汁水四溢的西瓜。芬芳扑鼻的石榴。尽管尼科的画面是明快的，甚至是幽默的，却总有一种自虐的意味在其中，就像把刀插进自己的肚子。

尼科画中的格鲁吉亚是餍足的，总是宴饮不辍，营养充足。土地上流着奶。吗哪[吗哪，一译玛纳，是《圣经》中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神奇粮食。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汛的旷野流浪四十年，耶和华降吗哪给他们吃，四十年从不间断。]从天而降。所有的日子都很甘美。如此这般的格鲁吉亚会出现在纳查洛夫采居民的梦里。

尼科描绘了纳查洛夫采的梦。

绘画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有一个女友，名叫玛格丽特。不清楚她是什么样的女孩。尼科爱她，给她画了一幅肖像。玛格丽特的脸是按天真派的惯例画的，一切都很大，而且不成比例。大号的嘴唇，鼓凸的眼球，硕大的耳朵。尼科把这幅肖像送给了玛格丽特。女孩愤怒地尖叫起来。她被惹恼了，满腔怨恨地离开了他。他的才华注定了他的孤独。

从那时起，他就生活在一种隔绝状态。

他忍受着生锈的招牌、棺材厂得来的颜料。他一遍又一遍地描绘他的盛宴，用叠嶂的山峦衬托那张桌子。有时，围观者会请他喝酒。他五十四岁去世，死在第比利斯的某个房间里，死因不详，可能是饥饿，也可能是疯狂。

瓦赫坦格·伊纳什维利带我参观了他工作的地方：一个大厅，酒桶一直堆到天花板。它们巨大而沉重，静静地躺在木马架上。

在这些酒桶里，白兰地正在成熟。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白兰地是如何制作的。你需要四样东西：葡萄酒、阳光、橡木和时间。除了这些，就像任何一门艺术那样，你还必须拥有品位。其余部分则如下所示：

秋天，葡萄收获后，制作葡萄酒精，把酒精倒入木桶。木桶必须是橡木的。白兰地的全部秘密都藏在橡树的年轮里。橡树一边生长一边吸收阳光。阳光沉淀在橡树的年轮中，就像琥珀沉积在海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持续几十年。用年轻橡木制造的酒桶无法酿出上好的白兰地。橡树生长，树干逐渐泛出银色；橡木膨胀，木材积攒着力量、颜色和香气。不是每棵橡树都能酿出好的白兰地。最好的白兰地来自孤独的橡树，它们生长在僻静的地方，扎根在干燥的土地上。这种橡树沐浴在阳光里，蕴含的阳光就像蜂巢里的蜂蜜一样多。湿润的土地是酸性的，如此一来橡树就会变得太苦，这在白兰地中会立刻体现出来。年轻时受过伤的树也酿不出好的白兰地。在受伤的树干上，汁液无法正常循环，木材便不再具备原来那种味道。

然后，制桶匠制作木桶。制桶匠必须深谙这门手艺的诀窍。如果他切割技术不佳，木材就无法散发出香气。它会释放颜色，但香气会大打折扣。橡树是一种懒惰的树木，而一旦盛上白兰地，橡木就必须工作。制桶匠应该具备小提琴制造师的敏锐触觉。一个好的木桶可以使用上百年，还有些酒桶的历史长达两百多年甚至更久。不是每个桶都能成功。有的酒桶没有味道，而另一些能让白兰地变得像黄金一样。几年之后，人们就能一查究竟了。

把葡萄酒精倒入木桶。五百升，一千升，要视情况而定。把木桶放在木马架上，就这样放着。不需要做更多事情，只需等待。一切皆有定时。酒精现在渗入木桶，然后木材会释放出它所具备的一切。它释放阳光，释放香气，释放颜色。木材从自己身上榨出汁液；它在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它需要宁静。

通风是必要的，因为木头需要呼吸。空气必须是干燥的，湿度会破坏颜色，让它变得过深，失去光泽。葡萄酒喜欢湿气，白兰地却忍受不了。白兰地更挑剔一些。收获第一桶白兰地需要三年时间。三年，三颗星。星级白兰地是最年轻的，品质较低。最好的白兰地没有星级，而是用名字命名，那是陈化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的白兰地。但白兰地的真实年龄更大，得把制造木桶的橡树的年龄也算上。目前，有一些正在使用的橡木，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生长出来的。

可以通过口感来判断一款白兰地是年轻还是年老。年轻的白兰地尖锐、快速、冲动。它的味道酸涩而粗糙。而陈年的白兰地入口温和柔软，缓慢地散发光芒。老白兰地中有许多暖意、许多阳光。它能平静地进入一个人的头脑，不慌不忙。

然后它会做它该做的事。

瓦尼克·桑特里安带我在埃里温的小巷散步，是我要求他这样做的：让我们远离康庄大道吧。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本尼克·佩特鲁斯杨的后院。这是本尼克作品的常设展览场所，四面都被公寓楼环绕。本尼克今年二十八岁，毕业于埃里温学院，是一名雕塑家。他身材瘦弱，很腼腆，住在狭窄的工作室里，工作室的门刚好对着后院。工作室里悬挂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亚美尼亚石质十字架，即当地人所说的哈奇卡[该词原文为斜体字，本书中采用楷体字，以表特指。后同。]（hachkars）。过去，亚美尼亚人在悬崖上雕刻这种十字架，它们在亚美尼亚随处可见，是亚美尼亚的象征，有时也被用作界碑或者路标。最古老的哈奇卡能在道路最险峻之处找到，比如峭壁的顶端。它们的雕刻者大都是修士，已经无法弄清他们是如何爬到那里去的。

本尼克请我们喝葡萄酒。我们坐在一张木板床上，四周都是他潜心雕刻多年的石头。他打开磁带录音机，让我们听帕塔克（patarks），那是一种亚美尼亚赞美诗，缠绵而动听。本尼克有一盒新的法国录音带，是亚美尼亚合唱团在巴黎演出时的录音。在亚美尼亚，如果你去埃里温以外的地方，也能听到帕塔克，比如埃奇米阿津[埃奇米阿津，位于亚美尼亚西部，靠近土耳其边境，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总堂和亚美尼亚宗主教驻地。]，那里相当于亚美尼亚教会的梵蒂冈。

除了雕刻石头，本尼克也做一种叫作切坎卡（chekanka）的金属浮雕。他显然很有才华。他的雕塑和切坎卡总是围绕“爱”这一主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爱的拥抱”，但这些姿态中少有快乐可言：只有那些即将永别的恋人才会用这种方式拥抱对方。本尼克创作的一个系列是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分离。

他的雕塑很少有机会展出。大多数时间，它们就这样伫立在后院里，在树底下，或倚墙而立，或者干脆躺在地上。本尼克为后院周围四栋公寓楼的居民雕刻。他为管理员和邮递员雕刻，为来回收成堆废弃物的工人雕刻，为那些图好玩儿或者为了得到一块糖果而冲洗这些雕塑的孩子们雕刻，为电力公司的收费员雕刻。他也为警察雕刻，如果对方是来处理公务的话。

在本尼克居住的同一街区，阿马亚克·布德扬有自己的工作室。布德扬制作巨大的双耳瓶、花瓶和水罐，将其陈列在埃里温的广场上。这是一种巨大的陶瓷作品，非常适合展示在埃里温宽阔林荫路边的草坪上。布德扬喜欢明亮欢快的颜色，但坯体质地粗粝，疙疙瘩瘩，他用轻盈明亮的釉料覆盖这些凹凸不平的地方，让那些花瓶和水罐从远处看起来闪闪发光。城里到处都能看到布德扬的双耳瓶。布德扬是亚美尼亚艺术学院的教授，他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将埃里温变成一个建筑杰作，同时也变成一个艺术展示场所。市政当局为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提供了全力的支持。由此，布德扬设计了埃里温剧院的内部，这是当代室内设计最有趣的成就之一。阿拉克斯河咖啡馆和亚拉拉特山餐厅的内部装潢也是他的手笔。亚拉腊山餐厅位于地下，是兼具品位和克制的现代设计的典范。埃里温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亚美尼亚的首都正在逐渐变成一座新兴艺术的博物馆。

我们到布德扬家时，天下着大雨，他的工作室比街面地势低，已经泛滥成灾。布德扬像古代的陶艺师一样，正用黏土制作一个细长的罐子。他给我看了一些照片，是他的作品在加拿大、瑞士、意大利和叙利亚等地展出的情况。他四十二岁了，身材魁梧，话不多但激情十足。令人遗憾的是，布德扬最有趣的作品只能在埃里温看到，因为他首要的作品是这座城市。

我们还拜访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艾明·阿利斯塔凯申。瓦尼克带我去的目的，是让我听听伟大的科米塔斯的作品如何被演唱出来。科米塔斯之于亚美尼亚，正如肖邦之于波兰，是民族的音乐天才。科米塔斯原名苏穆·苏摩尼扬，但作为修士，他取了科米塔斯这个名字，这里的人也是这样称呼他的。他1869年出生在土耳其，当时大多数亚美尼亚人都生活在那里，估测的数字从两百万到三百万不等。他在柏林学习作曲，一生都奉献给了亚美尼亚音乐。他在农村四处游荡，收集谣曲，建立了几十个——也有人说是几百个——亚美尼亚合唱团。他是一个流浪的民谣歌手，即兴创作史诗，他演唱，还创作了数百首瑰丽宏大的曲目，为全世界的爱乐乐团所熟知。他写的弥撒曲至今仍在亚美尼亚的教堂中传唱。

1915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开始了。在希特勒的时代到来之前，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丧生。土耳其士兵把科米塔斯拖到悬崖边，准备把他推下去。在最后一刻，他的学生、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女儿，救了他。但他已经看过深渊，这让他失去了理智。

那时他四十五岁。有人把他带到巴黎。他不知道自己在巴黎。他又活了二十年，没有再说过一句话。这二十年他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很少走路，也不说话，但是他观察。人们推测他能看见；那些探望他的人说，他会观察人的脸。

被问问题的时候，他不回答。

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让他坐在风琴前，他站起来走开了。给他播放唱片，他似乎并没有听见。有人把一种民间乐器塔尔（tar）放到他膝盖上，他小心地把它放到一边。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是否真的病了。也许是他主动选择了沉默？

也许对他而言，那意味着自由。

他没有死，但他不再活着了。

他似活非活地存在于那个生与死之间的灵薄狱，那是精神病患者的炼狱。探望他的人说他越来越疲惫了。他佝偻着背，形容枯槁。他的皮肤变得暗沉。有时他默默地用手指沿着桌子敲打，因为桌子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很平静，总是很严肃。

他1935年去世：所以直到二十年后，他才落入那个他的学生、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女儿曾拯救他免于坠落的深渊。

在马特纳达兰[马特纳达兰，位于埃里温的古代写本存储库、科学研究所和博物馆，是世界上拥有中世纪手抄本和书籍最多的存储库之一。]可以看到亚美尼亚人的古代书籍。对我来说，它们是双重的不可触及：它们摆放在玻璃橱窗里，而我也不知道如何阅读它们。我问瓦尼克能不能看懂。能，但也不全懂，因为他能阅读字母，但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亚美尼亚的字母表已经维持了十五个世纪不变，但语言发生了变化。亚美尼亚人走进马特纳达兰时，就像穆斯林进入麦加。这是朝圣的终点，他被深深触动，感到手足无措。在亚美尼亚的历史中，书是民族的圣物。我们的导游（多么漂亮！）压低嗓音说，我们看到的许多手稿都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保存下来的。有很多被鲜血染红的纸页。有些书籍一直藏在地下，藏在岩石缝里。亚美尼亚人掩藏它们，就像败军埋葬自己的旗帜一样。重新找回它们没花什么力气：关于它们藏匿地点的信息已经传递了一代又一代。

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在符号中寻找救赎。保护符号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就如其他国家保卫边界一样重要。符号崇拜是国家崇拜的一种形式，保护符号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亚美尼亚人并非从来不曾拥有国家。他们有过一个，但古代就被摧毁了。它于九世纪重新诞生，但一百六十年后，它又以先前那种形式永远地消亡了。这并不仅仅关乎国家身份。至少有两千年的时间，亚美尼亚人都面临着彻底灭绝的危险。直到本世纪[本书中的“本世纪＂，均指二十世纪。]，直到1920年，这种威胁仍然存在。

亚美尼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这个地区通常被称为“文明的摇篮”，我们正在人类生存最古老的遗迹中间行走。在埃里温附近的拉兹丹河口，发现了五十万年前的石器。亚美尼亚首次被提及是在四千年前，但据石碑记载，那时亚美尼亚境内已经有“六十个帝国”和“数百座城市”。因此，亚美尼亚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同代人。巴比伦和亚述是它的邻居。圣经中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其境内。

亚美尼亚人对时间的度量与我们不同。他们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历了第一次分裂。他们的复兴发生在我们这个纪元的第四世纪。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时间比我们早七个世纪，用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时间比我们早一千年。但和埃及、苏美尔和拜占庭一样，亚美尼亚也上演了这个地区的典型剧本，其本质是缺乏历史连续性，即国家的历史中突然出现空白的章节。

辉煌的崛起，然后是令人沮丧的衰落。

渐渐地，生活在这个人类摇篮中的国家，在创造了伟大、不朽的文明之后，仿佛被非人的努力耗尽了力气，或者甚至被自己创造的东西压垮了，无法再进一步发展它。它们把缰绳交给了充满活力并且渴望生活的年轻民族。欧洲即将登场，随后便是美国。

亚美尼亚所有不幸的根源在于其灾难性的地理位置。我们得从地图上寻找答案：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视角，不是从欧洲中心的视角，而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从亚洲南部看。那些决定亚美尼亚命运的人正是从这里观察它的。历史上，亚美尼亚占领过亚美尼亚高地，并周期性地扩张到更远，是一个坐拥三片海的国家——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但我们还是留在高地的范围内吧，这片区域构成了亚美尼亚人历史记忆的基础。从十一世纪开始，亚美尼亚人就再也没能在这个边界内成功地重建国家。如今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仅仅占据了那个古老的亚美尼亚面积的十分之一，剩下的主要在土耳其，还有一部分在伊朗。

从亚洲南部看地图，可以解释亚美尼亚人的悲剧。命运不可能将他们的国家放在更不幸的地方了。在高地南部，它与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波斯和土耳其接壤。让我们再加上阿拉伯哈里发国，还有拜占庭。四个雄心勃勃、极力扩张、狂热、贪婪的政治巨人。那么——如果这四个强权的统治者看地图，他会看到什么？他会看到，如果占领亚美尼亚，他的帝国将在北方拥有一个理想的天然边界。因为从北方看，亚美尼亚高地被两个海洋（黑海和里海）和高加索的巨大屏障极好地保护着。而对于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和拜占庭来说，北方是危险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北方蒙古人那不可遏制的怒火正在步步逼近。

所以，亚美尼亚让所有的帕夏[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和高官。]和皇帝夜不能寐。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帝国拥有一个漂亮浑圆的边界，就像腓力国王的领土一样，太阳永不落。一个不会在平原中消散的边界，倚着一座适当的山、靠着大海的边缘。这些野心的结果，便是对亚美尼亚的持续入侵；总有人在征服和破坏它，总有人试图逼它就范。

这是政治领域。此外还有宗教问题。公元301年，在亚美尼亚皇帝提里达特三世阿拉沙库尼统治时期，亚美尼亚接受了基督教。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冲突一触即发：邻国波斯信奉拜火教，对基督教充满敌意；伊斯兰教正从南方逼近，对两者都不友好。凶猛的狂热时代开始了：宗教屠杀、宗派主义、教派斗争、中世纪的疯狂。亚美尼亚也进入了这个时代。

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教会，被称作“亚美尼亚圣使徒教会”。在梵蒂冈和拜占庭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中，他们占据了一个中间的位置，但与梵蒂冈更加亲近一些。所以，尽管他们采用了希腊的礼拜仪式，但在君士坦丁堡，他们被视为分裂分子，甚至是异端。正如朗西曼[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1903—2000），英国历史学者，研究范围为拜占庭帝国及其相关国家的历史，最著名的作品是三卷本《十字军史》。]所说，“他们的仪式在很多细节上都与希腊不同。他们欣然奉上血淋淋的动物祭品，在七旬斋开始大斋戒，星期六禁食。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圣餐礼中使用无酵饼。”因为这种被视为异端的面包，他们被轻蔑地称为“无酵者”。

亚美尼亚教会的领袖是大教长[大教长，又被称为“牧首＂，是部分东方基督教教会领袖所使用的头衔。]，传统上居住在埃里温附近的埃奇米阿津。大教长中出了几位杰出的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和语法学家。当亚美尼亚不存在国家时——在封建时期和更近的时代，这几乎是一种永久状态——是大教长在国际舞台上履行着亚美尼亚的事务。他们充当了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的非官方首脑，由此获得了额外的声望。直到如今，大教长仍旧备受尊敬。这是传统的一部分。

在一个名叫马什托兹的修士的努力下，亚美尼亚字母诞生了。马什托兹的生活带有匿名修道士的烙印。他的整个存在都隐匿在他的工作之中，亚美尼亚人总是称他为“天才马什托兹”。因为这个字母表，教会把他封为圣人，在这种情况下，此举可被视为一种国家荣耀。一个当时鲜为人知的修士的发明，竟能被如此迅速而普遍地接受，这是令人惊讶的。然而这就是事实。当时，亚美尼亚人中间肯定存在着强烈的对身份认同和个性化的需要，在一个异族的亚洲元素的海洋中，他们是一个基督教孤岛。山脉无法拯救他们：几乎就在马什托兹字母表诞生的同时，亚美尼亚失去了独立。

从那时起，外国军队——波斯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像阴风一样吹过这片土地。一个诅咒即将笼罩这里。一切建造都将被摧毁，河中流淌着鲜血，编年史中充满凄惨的画面。“亚美尼亚的玫瑰和紫罗兰已经凋零，”中世纪历史学家列奥哀叹道，“亚美尼亚已经成为痛苦之乡。亚美尼亚流亡者要么漂泊异国，要么在尸横遍野的故土流离失所。”

在战场上被征服的亚美尼亚人，来到缮写室寻求救赎。这是一种撤退，但在这种撤退中有尊严，有生存的意志。什么是缮写室？可以是一间牢房，可以是土坯小屋里的一个房间，甚至可以是岩石里的一个洞穴。缮写室里有张写字台，后面站着一个抄写员，正在书写。亚美尼亚人的意识总是伴随着毁灭之感，还有强烈的得到救赎的渴望。拯救自己的世界，既然不能用剑来拯救它，那就让它的记忆得到保存。船会沉没，但让船长的日记留存下来。

如此一来，便有了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亚美尼亚书籍。一拥有自己的字母表，亚美尼亚人便立刻开始写书。马什托兹本人也树立了榜样。我们发现，几乎还没有做出字母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翻译圣经了。他得到了另一位亚美尼亚杰出人物、大教长萨克·帕尔特夫以及一整个在各个教区中招募的翻译团队的协助。马什托兹发起了一场伟大的中世纪抄写员运动，将这一运动在亚美尼亚发展到了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程度。

到了六世纪，他们已经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了亚美尼亚语。十世纪，他们已经翻译了大部分希腊和罗马哲学家的作品，还有数百种古典文学作品。亚美尼亚人有着开放融合的才智。他们翻译一切可以接触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让我想起日本人，日本人也会毫无保留地翻译他们遇到的一切。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之所以得以保存，全靠它们的亚美尼亚语译本。抄写员追逐着每一样新事物，并立刻把它们放到写字台上。当阿拉伯人征服亚美尼亚的时候，他们翻译了整个阿拉伯文学；当波斯人入侵亚美尼亚的时候，他们又翻译了波斯文学。他们与拜占庭陷入冲突，但无论市面上出现什么，他们都会拿过来翻译。

一座座图书馆开始形成。这些图书馆无疑是一个庞大的收藏：1170年，塞尔柱突厥[塞尔柱突厥，西突厥人的一支，公元1000年左右在酋长塞尔柱率领下从中亚迁入，并占据波斯大部分，十一世纪末达于极盛，统治区域东起印度兴都库什山，西达地中海，成为当时西亚一大帝国。]在休尼克[休尼克，亚美尼亚东南部省份。]摧毁了一个拥有一万卷藏书的图书馆，都是亚美尼亚语手稿。时至今日，存世的亚美尼亚语手稿有两万五千份，其中超过一万份存于埃里温的马特纳达兰。如果想看其他的，就得去世界各地旅行。最大的收藏分别位于耶路撒冷的圣雅各布图书馆、威尼斯的圣拉撒路图书馆和维也纳的梅克托尔图书馆。巴黎和洛杉矶也有精美的收藏。波兰也曾有一大批收藏。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沃夫[利沃夫，乌克兰西部主要的工业与文化中心，利沃夫州首府。]，有过一个大型的亚美尼亚语印刷厂。

最初他们在兽皮上写字，后来转向纸张。他们制作过一本重三十二公斤的书，使用了七百头小牛的皮。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小东西，像苍蝇那么小的书。凡是能读能写的人都会参与抄写，不过也有专业的抄写员，他们一生都在写字台后面度过。十五世纪的奥瓦尼斯·曼卡莎伦斯抄写了一百三十二本书，他的学生扎哈里亚什记录说：“七十二年来，无论冬夏，无论日夜，奥瓦尼斯都在抄写。到了晚年，他视力衰退，手也发抖，抄写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他八十六岁在帕努去世。现在，我，扎哈里亚什，奥瓦尼斯的学生，正在完成他未竟的手稿。”他们是艰苦卓绝的巨人，是激情的殉道者。另一位抄写员记述说，吃不饱饭的时候，他会把最后一分钱拿去买树脂片，以照亮抄写的页面。很多书籍都是书法艺术的杰作。金色的亚美尼亚小字爬过成千上万页。许多抄写员也是技艺高超的画家，在亚美尼亚书籍中，微缩艺术达到了世界水平。尤其是两位微缩艺术家的名字——托罗斯·罗斯林和萨基斯·皮卡克——闪耀着不朽的光辉。罗斯林十三世纪为手稿创作的微缩画，直到今天仍保留着原来的色彩强度，在马特纳达兰的书页上闪烁着光芒。

这些书的命运就是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在遭受迫害和灭绝的时候，亚美尼亚人用两种方式做出反应：一些人逃到山上，在洞穴中避难；另一些人则流亡到世界各地，足迹遍及各个大洲。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随身携带着亚美尼亚的书籍。由于流亡者是徒步离开的，所以那些太重的手稿常被一分为二，这两半往往漂泊到地球的不同角落。

在石油工人大道，古尔娜拉·古塞伊诺娃用花香给人看病。老年病患者闻月桂叶，患高血压的人闻天竺葵，对哮喘症患者来说，最好的选择是迷迭香。人们带着加萨诺夫教授的纸条来找古尔娜拉。纸条上写着花的名字和嗅闻的时间。人们一般坐着闻，时间通常是十分钟。古尔娜拉确保每个人都闻到了他们该闻的香气，比如说，对于一些高龄的老人来说，一开始就用迷迭香可不是个好主意。花朵被成排放置在一个名叫“植物疗法办公室”的玻璃房里，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型温室。古尔娜拉让我坐下来，也闻点什么东西。闻到香味了吗？我什么也没闻到。好吧，那是因为花本身没有气味，得轻轻摇晃花茎，花会发现有人对它感兴趣，然后就会释放出自己的香气。花不为自己散发气味，它只为别人，它用香味回应每一次触摸——它天真又轻浮，想取悦每个人。

“同志们，动起来，动动那些花！”古尔娜拉对坐在办公室里的老人们这样说，他们开始摇晃花枝，就像在赶走蚂蚁一样。

古尔娜拉是医学系的学生，我问她是否真的相信花朵能治愈病人。我说的不是精神上的治疗，因为这已经被证明是有可能的，而是从身体上治愈——例如恢复钙化关节的柔韧性。古尔娜拉笑了。她只说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找她治病。“甚至有从美国来的。”她强调说。加萨诺夫教授的花香疗愈法已经闻名于世。

我觉得——无论是对古尔娜拉，还是对我来说——这种方法的迷人之处都在于美学的一面，还有其智慧带来的愉悦和善意。有人已经七十岁了，忘了自己的出生日期，对此，教授还能做什么呢？当然，可以把他送进拥挤的病房，那里充满碘酒和氯仿的气味。但这又何苦？一个花香满盈的黄昏，岂不比弥漫着氯仿的黄昏更美吗？所以，当一个必须看着身份证才能报上出生日期的人来找教授，抱怨有东西在自己脑袋里捣乱时，教授会认真倾听，然后在一张纸上开具药方：“处方：月桂叶。每天十分钟。连续三周。”古尔娜拉说，你瞧，人们一窝蜂地去找教授，想见他都得排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和古尔娜拉坐在石油工人大道边，一旁就是海。巴库[巴库，阿塞拜疆首都。]从这里像石头梯田一样缓缓升起。这座城市坐落在海湾之上，形状像圆形竞技场，所以一览无余。古尔娜拉问我喜不喜欢巴库。我说是的，非常喜欢。它的建筑一座挨着一座，是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大型汇演。这里什么都有！仿哥特式，仿巴洛克式，后摩尔式、柯布西耶学派、二十年代的建构主义、风格宏大的大型建筑，还有漂亮的现代建筑。这是个独一无二的奇观。所有东西汇聚一处，所有风格都摆在这里，就像伦敦不动产代理商Mr. Cox的橱窗，为所有人呈上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巴库。

最古老的巴库是最小的。它不仅很小，而且挤挤挨挨，如此紧凑，如此杂乱，我走进去的时候不由得深吸一口气，以确保有足够的空气可供呼吸。如果站在街道中央伸开双臂，可以一只手抚摸左边公寓摇篮里熟睡的孩子，另一只手拿起右边公寓桌子上的梨招待自己。在这里只能单列行走，如果肩并肩，马上就会造成交通阻塞。而且巴库的老城区没有任何规划，或者说它可能有，但过于超现实，以至于没有一个正常的头脑能够理解。永远找不到离开的路。我是和瓦莱里一起来的，他在巴库出生长大；我们尝试了各种备选方案，这条路，那条路，但无一成功。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群孩子救了我们。

这部分巴库被称作“伊琴谢雷”（Ichen-Shereh），意为“内城”。它有许多传奇，被很多庭院民谣传唱。对大巴库的居民来说，伊琴谢雷一直是个极具异国风情的地方，这里的人们说自己的语言，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没有秘密。今天，伊琴谢雷正在被逐渐拆除，这里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社区。

内城周围是巴库的主体部分，庞大，略显势利。因为这个巴库是为掠夺者、暴发户和石油大亨量身建造的。巴库一直以石油为业。早在十世纪，阿拉伯作家就提到了从巴库运来的石油。据十二世纪波斯著作《阿德贾伊卜·阿都尼亚》所述，“巴库整夜熊熊燃烧。他们在地上放一口大锅，里面烧着水。”1666年，土耳其旅行家埃韦利·切莱比描述了这种景象：“在巴库的一些荒凉地方，人或马只消在那里站上一会儿，脚就会着火。商队向导在这些地方挖开地面，把锅放在那里，食物会立刻沸腾起来。上帝的智慧真是了不起！”

商队将石油运到亚洲各地。马可·波罗写道，这主要是因为石油是治疗骆驼皮肤病的良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亚洲的整个交通网络都依赖巴库的石油。由于地上的大火，巴库也是印度拜火教教徒的麦加，他们从印度长途跋涉至此，到火神身边取暖。他们的神庙，阿特什加（Ateshga），保存了下来，有四个熄灭的烟囱。

一百年前，第一架油井在巴库建起。这座城市开始了令人眩晕的发展。一个波兰人匆匆赶来，据说是个很优雅的人。他雇了一辆车，让人拉着他四处查看。突然，他摘下礼帽扔到地上。他给惊讶的车夫指了指帽子掉落的地方，说，“我们要在这里钻探。”后来他变得非常富有。有超过两百家外国公司在巴库开采石油。“1873年，”哈维·奥康纳[哈维·奥康纳（Harvey O'Connor，1897—1987），美国激进派记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写道，

巴库的第一批石油从一个自动升降井喷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巴库发展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亚美尼亚和鞑靼的石油富豪开始与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平起平坐。这座城市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炼油中心。俄罗斯则成了原油出口大国，并在几年内让美国黯然失色。1875年，诺贝尔兄弟偶然来到巴库，一年后在这里建造了他们的第一座炼油厂，并在1878年成立了诺贝尔兄弟清油公司，到1883年，该公司已经控制了百分之五十一的原油生产。他们在巴库地区建造了第一条输油管线，在宾夕法尼亚聘请钻井工人，并用最新的科学手段组织这个混乱的行业。在几年的时间里，诺贝尔家族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其中既有巨型远洋蒸汽轮，也有用来在伏尔加河上运输石油的小型内河游轮。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帆船仍在用桶和罐子运输石油。诺贝尔家族是一个例外，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在巴库石油大亨中间哪怕只生活一年，都再也无法成为一个文明人。“黑城”巴库成了世界上最丑陋、最繁华、最喧扰的角落之一。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犹太人与俄罗斯人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民族马赛克，时不时爆发激烈的屠杀。不少储量丰富的油田被沙皇当作礼物送给了宫廷弄臣。投机行为遍地开花，财富被一天天地赚走。这个世界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就连宾夕法尼亚西部都没有。由于无法截取所有喷涌而出的原油，所以井口筑起堤坝，形成了湖泊。尽管如此，仍不时有整条原油河从油井直接流入大海。

“原谅我，我要讲的东西可能有点民族主义。”这个不服输的阿塞拜疆女孩很有趣，她知道民族主义是一个禁果，但却无法抵挡诱惑。我们站在一张中亚的浮雕地图前，她想向我展示曾经的阿塞拜疆是多么伟大（这就是她认为的民族主义）。我告诉她，在如今的世界上，展示昨日的辉煌是一种很普遍的冲动。无论去哪个国家，人们都会夸耀他们的祖先曾经抵达的高度。这种思想似乎是人们需要的，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需要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告诉她，这里面一定有某种补偿法则在发挥作用。世界曾经是广阔的，如果某个国家突然感到扩张的需要，那它可以在这种扩张中走很远。想想罗马那骄人的扩张；想想蒙古人是如何开疆扩土的；想想土耳其。你能不佩服西班牙是如何壮大自己的吗？甚至威尼斯，它那么小，但在扩张方面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今天，扩张是困难和危险的，作为一项铁律，扩张必然以收缩告终，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用深度来满足自己对于广度的冲动，这就意味着深入历史深处，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重要性。这是所有珍视和平的小国所处的境况。幸运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个民族都有过膨胀和扩张的阶段，或者至少有过一次民族主义的爆发，这使得今天的人类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心理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相对的。

我还不知道这位阿塞拜疆女孩的名字。在这里，女孩的名字都有特定的含义，父母们很重视名字的选择。古尔娜拉的意思是“花”，娜格斯是“水仙”，巴哈尔是“春天”，安迪恩是“光明”，塞维尔的意思是“有人爱的女孩”。瓦莱里告诉我，革命后，人们开始给女孩们起那种庆祝现代事物进入乡村的名字，比如有些女孩的名字是“拖拉机”“柠檬水”或“司机”。有位父亲为了获得税收优惠，给女儿取名为Finotdiel，这是“财政部”的缩写。

就这样，我跟这个未透露姓名的阿塞拜疆人一起站在亚洲地图旁，回望阿塞拜疆曾经的辉煌。它从高加索延伸到德黑兰，从里海延伸到土耳其。苏联时期的阿塞拜疆只是那个早期阿塞拜疆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现在属于伊朗，大多数阿塞拜疆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约有四百万人，相比之下，生活在苏联的只有三百五十万人。

过去，阿塞拜疆更像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从来不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阿塞拜疆，从这一点上看，它的历史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不同。它的不同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格鲁尼亚和亚美尼亚通过黑海和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一般指小亚细亚半岛。]与古代欧洲和拜占庭保持了联系。它们从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在它们的领土上，一股抵制伊斯兰教传播的力量得以形成。而在阿塞拜疆，欧洲的影响一开始就很弱，充其量也是次要的。在阿塞拜疆和欧洲之间，有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地的阻隔，而在东部，阿塞拜疆变成平原，那里开放而容易接近。

阿塞拜疆是中亚的门户。

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拜火教，其次是伊斯兰教，然而读《阿塞拜疆历史与哲学概览》这本书时，我惊讶地发现，在这里，有多少异端、叛教者、无神论者、宗派分子、异教徒、神秘主义者、穴居人和隐士找到了讲坛和庇护所。阿塞拜疆曾经有过玛塔扎里派、巴蒂派、伊斯玛仪派、马兹达克派、摩尼教徒，还有一体派、拜火教徒、别达什派、努格达维特派，以及苏菲派、胡里玛派、纯洁兄弟派和胡鲁夫派（也被称为“数字神秘主义者”）、赛尔贝德派、卡迪里派和逊尼派。与东方的中心地区相比，这里必然被视为边远地区的腹地，一个用来避难或活下去的地方，然而事实并不遂人愿：1417年，异端哲学家伊马德丁·涅济米在这里被活活剥了皮，而在此之前的几年，胡鲁菲派的领袖希恰比丁·法兹鲁拉赫·奈米·泰布里齐·阿兹特拉巴迪·胡鲁菲，死在阿塞拜疆穆斯林的宗教裁判所。

这位殉道者的信徒们，也即后来的胡鲁夫派——数字神秘主义者、卡巴拉派和占卜师——相信宇宙的起源与“28”和“32”这两个数字有关，这两个数字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奥秘。胡鲁夫派认为真主通过美来彰显自己：一件东西越美，真主就越在其中显现。美是他们评价现实世界的标准。

他们在人类的面容中寻找上帝。

尽管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们在美丽女人的脸上看到了真主。

十二世纪，阿塞拜疆有一位享誉世界的诗人，名叫尼扎米[尼扎米（Nezāmī，1141—1209），波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像康德一样，尼扎米从未离开自己的家乡占贾（今基洛瓦巴德[现在名字又恢复为“占贾＂，阿塞拜疆西北部城市，是该国第二大城市。]）。黑格尔曾称赞尼扎米的诗歌“柔和甜美”。尼扎米写道：“夜里，我炼取诗句的珍珠，我在一百堆火焰中炙烤我的大脑。”他说“言语的表面应该是广阔的”，这句话很有智慧。尼扎米是一位史诗诗人，也是一位哲学家，潜心研究逻辑、语法甚至宇宙论。

一边是土耳其的压迫，一边是波斯的钳制，这让阿塞拜疆无法确保自主权。这里的确出现过一些公国，但它们的影响仅限于当地。在许多世纪，阿塞拜疆只是波斯的一个行省。1502年至1736年，波斯由萨法维王朝统治，该王朝的统治者拥有阿塞拜疆血统。正是在这个时期，波斯迎来了巅峰岁月。但阿塞拜疆语不属于波斯语系，而属于突厥语系。很少有人意识到，突厥语族是苏联人口最多的语言族群。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哈萨克人、阿塞拜疆人、楚瓦什人、土库曼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雅库茨人、多尔干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库米特人、哈古斯人、图瓦人、维吾尔人、卡拉恰伊人、查卡斯人、楚勒人、阿尔泰人、巴拉什人、诺盖人、土耳其人、希尔泰人、卡拉人、克里米亚犹太人和托法尔人，都讲突厥语。一个乌兹别克人和一个鞑靼人，一个吉尔吉斯人和一个巴什基尔人，彼此之间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交谈，并能很好地理解对方。

傍晚，尼克·尼克让我去爬一座高塔。

在塔上，我能看到奥利拉克斯[奥利拉克斯，字面意思为“石油岩＂（Oil Rocks），是巴库附近的一个工业定居点，建在一座近海石油平台上。]在燃烧，尼克说，不看这个我不能离开阿塞拜疆。高塔屹立在大海中央，海是黑色的，尽管它被称为“里海”。我往天国攀登的楼梯吱吱作响，因为它是木头做的，整座高塔是用木头钉起来的，一直朝着星星的方向延伸，尽管风像摇晃一棵芦苇那样摇晃着它，但它屹立不倒，gniotsa nie lamiotsa（既不弯曲，也不折断）。我沿着塔攀到半空中，这里很黑，像大海一样黑，我们这是走进了柏油里。我不想再看了，我想停下来，够了，但我听到尼克·尼克还在走，所以我也不得不跟上，走进黑暗，走向深渊，走入鸿沟。一切都变得很不真实，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我只能看见我周围这个木头做的东西，粗糙，未经抛光，看起来还有毛刺，像一块楔入天空的原木，在一个毫无缘由的地方，突兀地显现在黑暗里，不真实，不可思议。

“尼克·尼克！”我大喊。

因为，你要明白，我孤零零地跟这块木头在一起，处于某种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境地，被悬浮在一个无法定义的地方，木头之外是一片黑暗，没有任何参照物能帮我确定自己的坐标，没机会迈出几步，点根烟，冷静地思考接下来该怎么走。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该拿这块木头怎么办，我就这样愚蠢而毫无意义地在黑暗中进退，直到我听见尼克·尼克的声音从上面某个地方传来，来自银河系的另一个区域。

“你看到了吗？”尼克·尼克气喘吁吁地说，他早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直到现在我才往下看，但内心无比恐惧，因为我恐高。

我看到了那座城市。

看到一座城市没什么奇怪的，即使是乡下人如今也习惯了这种景象，但我看到的是一座位于大海中央的城市，一片风暴肆虐、汹涌浩瀚的大海。这座城市距离陆地的最近距离是一百公里。

我看到了城市的灯光，看到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街道，看到了喧闹的市中心，人们刚从电影院走出来，昨天，我自己也去那儿看了一部波兰电影《回旋镖》。市中心霓虹闪耀，公共汽车在行驶，咖啡馆灯火通明，商店和公寓的窗户发出微弱的光。一艘油轮停泊在港口，这里也有港口，甚至有两个，还有一个机场。我能看到远处的钻井塔，像蜂巢一样嗡嗡作响，尽管从这里听不到声音。上夜班的人正在塔楼上工作。这座城市从不入眠，即使在清晨也是如此。

下面，在城市之下，海水涌动。

海水拍打着支撑城市的钢桩阵列，涌入金属组成的迷宫。这些钢铁结构将街道、广场和房屋保持在水面之上。但城市岿然不动，耸立在牢牢扎入海底的坚固支柱上。让我们换一种说法：这是一座建在山顶上的城市，只不过山在水下。

有条水下山脉连接里海的东西两岸，从巴库一直延伸到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整条山脉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当海面平静时，人们可以在某些地方看到这条海底山脉的山峰。石油从缝隙中、从岩石下、从四处渗漏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岩石被称为“石油岩”，而这座建在大海中央的城市也因此得名。

阿什哈巴德，一座宁静的城市。偶尔有辆“伏尔加”牌轿车驶过。偶尔有驴蹄敲打着柏油路面。俄罗斯市场上有人在卖热茶，二十戈比一壶。但茶的价值能用这种方式衡量吗？在这里，茶就是生活。一个年迈的土库曼人拿起茶壶倒了两小碗，一碗给自己，一碗给那个金发小男孩。“Nu。”他对小男孩说。“哎，爷爷，”小男孩说，“我一直告诉你，要说na，不要说nu。”爷爷笑了，也许他跟我想的一样：已经没有人可以教他什么了。一个活到白胡子年纪的土库曼人什么都知道。他的头脑中充满智慧；他的眼睛已经阅读过生命之书。当他得到第一头骆驼的时候，他尝到过财富的滋味。当他的羊群死去的时候，他体会到了贫穷的苦涩。他见过干枯的井，知道何为绝望；他见过沛然的井，所以也知道何为快乐。他知道太阳赋予生命，也知道太阳带来死亡，而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会懂。

他知道什么是口渴，也知道解渴的快慰。

他知道在炎热的天气里要穿得暖和些，穿上罩袍和羊毛，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一丝不挂。一个穿着衣服的人会思考，否则——不会。赤身裸体的人能犯下各种愚蠢的行径。那些创造伟大事物的人总是穿着衣服。在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在撒马尔罕和巴格达，尽管酷热难耐，但人们总是穿着衣服行动。伟大的文明在那里诞生，这是澳大利亚和赤道非洲比不了的，那里的人总是赤裸着身子行走在阳光下。只要读点世界历史，你就能明白这个。

也许这个老人知道莎士比亚那个伟大问题的答案。

他见过沙漠，也见过绿洲，归根结底世上就只有这一种划分。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绿洲变得拥挤不堪，即使欧洲这个最大的绿洲也是如此，更不要说恒河和尼罗河的绿洲了。所有证据都表明，人类在沙漠中诞生，难道他不应该回到自己的摇篮中去吗？他应该向谁寻求建议呢？向这个满头大汗、开着一辆破“菲亚特”、带着冰箱却找不到插头的城里人吗？他会不会转向那些白胡子的土库曼人，或者裹着头巾的图阿格雷人？这些人知道水井在哪里，也就是说，他们知道生存和救赎的秘密。他们的知识是伟大的，服务于生活，没有学术的虚浮和教条主义。在欧洲，人们习惯说沙漠里的人是落后的，极度落后。但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评判方法不适合一个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生存几千年的民族，他们创造了一种最宝贵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实用性的，让整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就在同一时期，许多定居文明却在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有些人认为，人们进入沙漠是因为贫穷，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土库曼斯坦，只有那些拥有牧群的人，也就是富人，才能进入沙漠；游牧是富人的特权。加布里埃尔教授说，“居住在沙漠中是一种荣誉，沙漠是被选中的土地。”对游牧民族来说，改为定居生活是不得已的选择，是生活失败的象征，是一种堕落。要让游牧者定居下来，只能靠武力征服、经济钳制或政治胁迫。对他们而言，沙漠赋予的自由是无价的。

如果没有游牧民族的贡献，人类文明会是什么样子？以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帝国为例，它们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帝国。世界文学中最长的史诗是《玛纳斯》（Manas），共四十卷，是关于吉尔吉斯游牧民族的史诗。再想一下大莫卧儿游牧王朝统治下印度艺术的繁荣。还有，别忘了伊斯兰教，这个影响世界大势长达十三个世纪的现象，一个信众仍在增加的宗教，其信徒遍布全球，从塞内加尔到印度尼西亚，从蒙古到桑给巴尔的广大地区。

但最重要的是，在那些不知飞机为何物，连蒸汽船都没有的千年历程中，游牧民族是唯一掌握了征服死寂空间这一壮丽而危险的艺术的人。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大众传播系统，从城市到城市，从大陆到大陆，从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不仅运送黄金、香料和椰枣，也运送书籍、信件、政治新闻和关于新发现的传说，以及伟大的学术和想象之作的原件和副本。在那些分散孤立的年代，这使得人类成就的交流和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

在我和土库曼老人还有小男孩喝茶的地方旁边，站着一个卖花的商贩。“公民，”她喊道，“来看看玫瑰！”阿什哈巴德玫瑰，沉甸甸的，姿态慵懒。但没有人买花，这个时候的市场空无一人；现在是沙漠里的中午，被热浪压垮的阿什哈巴德躺在阳光下，麻木而寂静。这里距离我的旅馆一百米。从这里去伊朗边境只需一个小时的车程，但离莫斯科很远，有四千三百公里。到华沙则超过五千公里。1935年，一群土库曼人骑马前往俄罗斯。他们日夜兼程地行进了快三个月，共计八十三天。这一纪录被载入《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

市场上有蔬菜商贩，他们是集体农庄的农民，来卖自家花园和菜地里的收成；还有药品商贩，能在他们的摊位上买到药，还有国营书店以及理发师。理发师很多，但只为男人提供服务。土库曼女人编发，不需要理发师。有一个卖铅笔和笔记本的小贩，他汗淋淋的，浑身湿透，看起来像一直站在莲蓬头下似的。“乌兹别克人！”他朝卖茶的人喊道，“给我来杯茶！”他一碗接一碗地灌下那种热饮。“公民们！”过了一会儿他喊道，“支持文化事业！来买笔记本！”

整座市场都铺着沥青，街道也是如此。路上行驶着像火炉一样滚烫的有轨电车。街道两旁都种着树木，有许多花坛和草坪，可以看出人们很重视绿化。这个城市经营有方，整洁而精致。树木提供了阴凉，但它们还有另一种功能，这是心理上的。绿色植物的存在缓解了令绿洲居民感到压抑的幽闭感。定居的人害怕沙漠，沙漠让他恐惧。而在这里，只需走到城市的边缘，或者仅仅只是走到自家后院的边上，便置身沙漠。沙漠涌入城市，覆盖了广场和街道。我去过撒哈拉沙漠的努瓦克肖特市，那里的柏油路面上有一堆堆流沙，需要定期清扫，就像我们冬天清扫积雪一样。在阿塔尔绿洲，我见过农民们不断挖出被沙子埋到树梢的椰枣树。沙漠袭击房屋，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窗户永远闭着，在这样的天气里！然而，人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房屋、食品和财物免受沙土的侵袭。

树木营造出一种令人宽慰的印象，即绿洲不是一个无休止地受到沙漠天气侵袭的孤岛，而是有利于人类和植物生存的更大的地球的一部分。

从两种意义上说，阿什哈巴德都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它1881年才开始形成，当时，俄罗斯军队击败了土库曼人的抵抗，在这里建了一座军事要塞。要塞开始生根发芽，小小的街道和城镇围绕它生长起来。1948年，这里发生了一次地震，是现代历史中最严重的地震之一，在短短十五秒的时间里，这座小城在地球上消失了。米沙回忆说，最开始城里只有一个墓地，但地震过后，墓地的数量变成了十五个。在城市所有的建筑中，只有列宁的雕像幸存下来。

我们今天看到的阿什哈巴德是灾难之后重建的，基本上连地基都是新的。这里没有任何可供考古爱好者参观的地方。

拉希德在地图上给我看乌兹伯伊河的流向。

它是阿姆河的支流，穿越卡拉库姆沙漠，汇入里海。这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拉希德说，跟塞纳河一样长。他说这条河已经死了，它的死亡成了战争的开端。他还补充说，考古学家尤苏波夫研究了乌兹伯伊河的历史。根据尤苏波夫的说法，这条河是在沙漠中突然出现的，时间也相对晚近，可能是在五千年前。鱼和鸟也跟着水流一起来到沙漠。后来，人也来了。他们属于阿里—伊利、奇兹尔和提维杰等部落。当时土库曼人分成一百一十个部落，甚至可能更多。阿里—伊利、奇兹尔和提维杰人把乌兹伯伊河分成了三段，每个部落拥有其中一段。乌兹伯伊河两岸变成了鲜花盛开、人口众多的绿洲。村庄和制造中心，花园和农场相继出现。沙漠中心变成了一个拥挤而热闹的地方，这就是水的力量。水是一切的起源，是最初的滋养，是地球的血液。人们用三条波浪线代表水，又在这三条线上画了一条鱼。而鱼是幸福的象征，于是，三条线再加上一条鱼便代表了——生命。

商船在河上航行，货物从这里经过，从印度到安纳托利亚、从花剌子模到波斯。乌兹伯伊河享誉世界。在有文字记录的国家，关于它的各种记载都流传下来。我们在希腊人和波斯人那里找到了相关的说法，在阿拉伯人那里也找到了引述。乌兹伯伊河岸边有好客的商队客栈，船夫可以在那里休息，找个地方吃饭、睡觉。多福—卡瓦、奥尔塔—库伊和塔拉依哈都有集市，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最高质量的商品。

乌兹伯伊人崇拜圣石。这是沙漠居民的典型特点，他们崇拜身边的一切——石头、峡谷、水井和树木。圣石所在的地方禁止斗殴。圣石可以保护人们免于死亡，它包含一种浓缩的力量，被固定在不变的形态中，赐圣石以永恒。亲吻圣石让人获得近乎感官上的愉悦。拉希德让我留意《旅行》中的一个片段，其中，Abū ‘Abd Allāh Mohammad ibn ‘Abd Allāh al-Lawātī aṭ-Ṭandzi（即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Ibn Baṭṭūṭah，1304—1369），是摩洛哥的穆斯林学者，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其旅行足迹遍布北非、非洲之角、东欧、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及中国等地。]）写道：“亲吻石头时，嘴唇感到无比甜蜜，让人想永远亲吻下去。”对乌兹伯伊人来说，石头是一种神圣的存在。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是围绕诸如水资源的分配这样的问题展开的。我们可以通过演绎推理得知这一点。即便在革命后，直到改革之前，对土库曼人来说，水资源的分配都是一个与战争爆发或和平协议签署同等重要的问题。几乎一切都取决于它。水通过被称为雅利克（aryks）的河渠流入田地，水的分配则在主要的雅利克上进行。如果水源充足，分水就会成为一个庆典，但这里很少出现充足的水源。一整年的降水量可能只相当于欧洲的一场雨。也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整年的降雨在短短两天之内倾泻下来，之后便只有干旱了。在这种情况下，水资源的分配就会演变为战争。在雅利克两岸，墓地延伸开来，河渠底部散落着人骨。

富人的雅利克很大，穷人的则很小。穷人会偷着打开阀门，让更多的水流进自己的雅利克；富人则会强行阻止这种做法。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景象。水成了投机对象，是黑市上的一种商品。有“水交易所”，水价会暴涨，也会崩盘。人们靠水资源发家致富或失去一切。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习俗，能废除它们的只有一场革命。女人没有获得水的权利，只有已婚男人才能得到水。于是，生了儿子的男人会让婴儿娶一个成年女孩，这个已婚的婴儿就能获得水的分配权。对那些生了很多儿子的人来说，水是致富之路。直到1925年，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才通过了一项革命性的法令，禁止婴儿结婚，并赋予女人获得水的权利。

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地靠近乌兹伯伊河生活。这条河承载着水，也承载着生命。商队的脚步沿着河岸响起，成吉思汗的军队在急流中饮马，撒马尔罕的商人和“约穆德”（Yomud），也就是奴隶贩子，沿着它旅行。

拉希德说，乌兹伯伊河的创痛始于四百年前。就像它突然出现在沙漠上一样，它也突然开始消失了。乌兹伯伊河在沙漠中心创造了一种文明，养活了三个部落，连接了东方和西方。在乌兹伯伊河的河岸上曾矗立着几十个城市和定居点，尤苏波夫会对它们进行挖掘。如今，沙漠正在吞噬这条河流。它的能量开始减弱，水流逐渐减少。不知道是谁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阿里—伊利人、奇兹尔人和提维杰人聚集在岸边，看着这条生命之河离他们而去。他们坐着、看着，因为人喜欢注视自己的不幸。水位一天天下降，一个深渊在他们面前打着哈欠。围绕打开阀门和关闭阀门所展开的阶级斗争失去了意义。什么人拥有什么样的雅利克已经没有区别——所有雅利克都没有水了。人们跑到毛拉那里，跑到伊斯罕那里，拥抱他们遇见的每一块石头，但都没什么用。土地在干涸，树木在枯萎。一羊皮袋的水能换来一只卡拉库尔羊。以前在这里停留的商队，现在匆匆而过，就好像这片土地上发生了瘟疫。集市越来越冷清，商人们关闭了自己的店铺。

尤苏波夫在乌兹伯伊河原来的绿洲上开展挖掘工作，他说，那里出土的物品极其杂乱。人们就那么抛弃了他们拥有的一切。孩子们扔下了玩具；妇女们扔掉了锅碗瓢盆。人们一定是被恐慌、歇斯底里和恐惧攫住了。毫无疑问，最离奇的谣言四处传播。也许还出现了预言家和占卜者。人们感到沙漠的箍带越来越紧。沙子在他们门前呼啸而过。

一场《出埃及记》开始上演。阿里—伊利人、奇兹尔人和提维杰人（后者也被叫作“骑骆驼的人”）开始向南进发，因为当时的南方有著名的马尔和泰吉恩绿洲。这些流离失所的人穿过卡拉库姆沙漠。卡拉库姆的意思是“黑沙”，这是土库曼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最大的沙漠。而他们身后是一条死去的河，像个破碎的水罐一样躺在沙子里，沙子淤埋了雅利克、田地和房屋。

拉希德说，来自死河的部落遭遇了南部绿洲人口，即特克和萨里克部落的抵抗。无论新来者还是本地人，都属于土库曼人，水引发的战争将这个民族撕裂。拉希德说，在绿洲，水资源的数量和人口数量之间存在一个理想的比例，这就是为什么绿洲无法吸纳新的居民。它可以容纳一个客人，可以容纳一支商队，但无法容纳一整支部落，因为这将立刻打破绿洲的存在所依赖的平衡。所以沙漠和绿洲之间必然存在战争。和生活在温带的兄弟们相比，这里的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更加戏剧化的环境中，因此战争的根源更加深刻，也更为人性，不像在欧洲，历史上的战争都因一些琐事而起，如冒犯君权、王室纠纷或者统治者的被害妄想症。在沙漠中，战争的起因就是生之渴望，人一出生就陷入这种冲突，这就是悲剧所在。所以土库曼人从来不知统一为何物，干涸的雅利克将他们分裂。

乌兹伯伊河的死亡把原本属于它的部落赶到了南方，引发了土库曼人的自相残杀。战争持续了数个世纪，一直到革命之后，尽管那时的战争更加政治化了。拉希德说，现在水资源由部委进行分配。他说，1954年，推土机来到博萨加。博萨加位于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上，距离阿富汗边境不远。人们从那里开始挖掘一条运河。如此一来，这条曾经自己出现然后又自己消失的河流被人类再次引进沙漠。历史绕了一个圈。就像以前一样，鱼和鸟被吸引到沙漠里。运河两岸变成了鲜花盛开、人口众多的绿洲。运河目前长八百公里，完工后将拥有两倍于此的长度，一直延伸到里海，就像乌兹伯伊河曾经做到的那样。

拉希德说，运河里的水是甜的。他舀了一壶让我喝，水清凉可口。一条驳船在岸边摇晃，四周都是沙漠。驳船上有一间大舱室，里面贴满了女演员和裸体女郎的照片，里面住着雅罗斯拉夫尔·夏维耶的同事，是四个乌克兰人。虽然实属偶然，但我和拉希德成了他们的客人，我们的摩托艇坏了，不得不停在这里。这支队伍正在挖掘运河的支流，好让水流到附近的集体农庄去。巨大的卡车，轮胎有一人多高，把沙子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沙堆上站着一个蓝眼睛的女孩，负责记录每个司机的分数。她怎么记录呢？只要确保每个司机都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就可以了。她叫帕林娜，从哈尔科夫附近的某个地方来到这里。如果司机表现得很友好，帕林娜就会给他打足够多的钩，让他成为业务标兵。天气炎热时，帕林娜会放下笔记本，跳进运河，游到对岸再游回来，接着用她的铅笔打钩。夏维耶催着她煎了一些鱼：他还派其中一辆大卡车去集体农庄买伏特加。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我们在傍晚时分离开。船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

回到马雷后，我度过了在土库曼斯坦的最后一天。马雷是穆尔加布绿洲的首府，是仅次于阿什哈巴德的第二大城市，有六万人口。土库曼斯坦的人口（不足两百万）居住在五个绿洲中，而共和国的其余部分，即百分之九十的面积，都是沙漠。马雷的市中心很古老，建筑都是单层的，粉刷成黄色和蓝色。这里曾有数百家小商店，都是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还有亚美尼亚人开的，现在这些小商店被收归国有，或者改成了车间和仓库。天气炎热而闷窒，中午时天变得灰蒙蒙的，一场沙尘暴正从沙漠袭来，尖利的风和滚滚的沙尘填满了天地之间的所有空隙。沙尘眯住眼睛，让人喘不过气来。没有空气可供呼吸，所有的生活都停止了。机器也停止运转。帕林娜、夏维耶和其他所有人都躲在角落里，钻进缝隙，用床、毯子或者手边的任何东西盖住头，免得窒息。沙尘掩埋一切，暴雨（沙漠中是有暴雨的！）则将人和牲口吞噬，扼住他们的喉咙，塞住他们的口鼻，让他们憋闷至死。尘土颗粒，这些近乎虚无的碎片（它们是被风和水磨成颗粒的石头），悬浮在空气中，在太阳下变得温热，形成一种干燥的雾气。这是令所有沙漠人都害怕的东西，一片干燥而炎热的雾气，像烧红的炭一样热。这就是沙漠在愤怒的时候命令人们呼吸的东西。我待在旅馆房间里；没有灯，更重要的是没有水。一定是风扯断了电线，沙子堵住了水管。我的水壶里还有一口温水，但接下来呢？这座城市没有水，电话线路也坏了，只有无线电通信。我躺在床上，到处都潮乎乎的，覆满沙尘。枕头散发出火炉般的热量。在沙漠里，在风暴中，人会陷入对水的狂热，他们会突然喝光所有的水，贪婪而不假思索，那是一种真正的疯狂。他们喝水不是因为他们在忍受口渴，而是出于恐惧，陷入无水可喝的执念，他们喝水是为了打败不可避免的事。荒凉的街道，安静的酒店，空空荡荡的走廊，我走下楼，餐厅也是空的。酒吧女招待坐在那里凝视窗外。一个俄罗斯人从街上走进来，浑身尘土，被风吹得衣衫不整，衬衫跑到了裤子外面。他戴着一顶有护耳的保暖帽，带子系在下巴处。他对女招待说，“来两百毫升，”她站起来，给他倒了一杯伏特加。他喝了下去，发出“啊啊啊啊”的声音。“现在好多了。”他说，然后带着内心的火焰走到街上——走进沙漠之火。“他是我们的人，”她说，“什么都能忍受。”她看着我，友好中带着一丝讥讽，然后默默递给我一瓶柠檬汽水。

我们要去“第三国际”集体农庄（kolkhoz），它位于杜尚别[杜尚别，塔吉克斯坦的首都。]附近，包括十五个村庄。这是一座大型集体农庄，但还有比它更大的。“第三国际”的主任叫阿卜杜尔卡林·沙里波夫，是个只有一条腿的大块头。他在保卫乌克兰的战争中被德国人的弹片击中，失去了一条腿。人们把他送到医院，然后他从医院回了家。他从没见过德国人，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在那以后。

沙里波夫行动不便，他开着那台主任专属的小皮卡带我们到处去。路上，他告诉我们一个集体农庄的成员可以拥有的东西：三头母牛，十二头羊，驴子和马可以随便养。一头好羊的价格是一百五十卢布，一座新房子值十五头羊。除了饲养动物，集体农庄的成员还种地，一亩地能收八百磅小麦。收成如此之少，收获季却持续数月，这并不奇怪，因为农田都在山上，位于不同的海拔高度，低地的庄稼熟得早，高地的则比较晚。整个塔吉克斯坦都是如此，一年四季都在播种和收获。六月，瓦赫什河谷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而帕米尔地区的农民才刚刚开始播种。列宁纳巴德[1939年至1992年称为“列宁纳巴德＂，现称“苦盏＂，是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的杏子正在成熟，而伊斯法拉的杏树刚刚开花。

我们经过一个村庄。塔吉克妇女们停下来，转过身背对着汽车，用手遮住脸。革命将这些面孔从遮挡中解放出来，妇女摘掉了面纱，但这种反射性的动作却保留了下来。在杜尚别的大学里，我认识了罗查·纳比耶娃，1963年，她成为第一个获得学术学位的塔吉克妇女。她论文的主题是废除面纱的斗争。这场斗争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数百名揭下面纱的妇女被杀害，被巴斯玛奇分子[巴斯玛奇运动是以突厥人为主的穆斯林反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在中亚统治的抵抗运动，开始于1916年，到1934年渐渐平息。其主体是反对俄罗斯的文化帝国主义，但也包含了穆斯林传统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一些主张。]公开处决。有一点很有趣，人类的本质确凿而恒常，却在不同纬度的地区产生了如此矛盾的风俗。在某些文明中，男人的雄心是尽可能地展示女人的脸，而在另一些文明中，则是尽可能地将其掩盖。

沙里波夫把我们载到村子边缘，来到一片茂盛的树荫下。他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宴会。现场摆放着樱桃、杏子和苹果，一大碗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肉，成堆的小麦煎饼。各式各样的汤、民族菜肴和沙拉。食物堆成了山。沙里波夫不喝酒，说穆斯林禁止饮酒。但最后他还是喝了一些。然后他站起来，脱掉衣服，取下义肢，走进附近的小溪里。农民们盯着这个赤身裸体的主任。他在干什么？我问。有人回答说，他在给自己降血压。

主任离开后，宴会继续进行。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有人开始讲故事，其他人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问他们在讲什么，于是一位老师开始给我翻译这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塔吉克人从战场上回到“第三国际”集体农庄，忘了自己的语言。他跟别人说俄语，但村子里很少有人懂俄语。“说塔吉克语。”他父亲对他说，但是这个年轻的塔吉克人假装不明白父亲在说什么。人们开始在他父亲的房子前面聚集，想看看一个忘记自己语言的塔吉克人是什么样子。起初是邻居，然后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大家站在那里，看着这个从战争中返回的塔吉克人。有人开始笑，然后笑声传开来，整个村子的人都笑了，笑声震天动地，人们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终于，这位年轻的塔吉克人忍不住了；他走出房子，冲人们喊道：“够了！”他是用塔吉克语喊的，喊完自己也笑了起来。就在这一天，年轻的塔吉克人记起了自己的语言，村里宰了一只羊，人们整夜狂欢。

“懂俄语是好事，”老师总结说，“但塔吉克人必须懂得自己的语言。”我们举杯祝福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第二天早上我要飞往吉尔吉斯斯坦。图兰把我送到机场。每个方向都是不同的风景。北边是平缓的绿色山丘。南边是白雪皑皑的高山。东边是被太阳炙烤的荒芜的山脉，然后是郁郁葱葱的杜尚别。雪山之外是印度。而在山脉之外，是中国。

在吉尔吉斯斯坦，陪同我的是拉斯坦·乌姆拉林。拉斯坦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一整天只说了几句话。“我不太喜欢说话。”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所以我们的时间就在沉默中度过。星期天，我们去了城里。伏龙芝[伏龙芝，现称“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首都。1926年，苏联共产党将这座城市命名为“伏龙芝＂，以纪念在这里出生的布尔什维克军事领袖米哈伊尔·伏龙芝。1991年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将首都的名称改为“比什凯克＂。]跟阿什哈巴德或杜尚别很相似，但气候更好一些，那些因为各种理由不得不在亚洲生活的俄罗斯人会选择在伏龙芝定居。从外观和气氛上看，这座城市更具欧洲和俄罗斯风情。城市的主要街道名叫“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大街”，是一条步行街，许多年轻人成双成对地在这里散步——一对俄罗斯夫妇，一对乌兹别克夫妇，一对吉尔吉斯夫妇。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大街上，人们可以买冰激凌和肉馅饺子，可以看现代化的橱窗，也可以坐在长椅上。

在老邮局前，一群非洲学生聚在一起，他们很时髦，但无所事事，没有女伴。很难决定要去哪里。有一个酒吧，但前面排着队。我们看了看体育场，有青年队在比赛，看台是空的。我们继续向前走，但我们要去哪里呢？为了什么？我感觉拉斯坦不知道该带我去哪里。他必须陪着我，因为这是我访问计划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停下来还是接着走？“要不我们别走了？”我问拉斯坦，但他表示反对，“怎么能不走呢？还是要走。”他说，再次陷入沉默，一直向前走着。我跟在后面，他心烦意乱，我也心烦意乱。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舒服的契合点，无法亲近起来，无法变得友好。我们甚至无法在最简单的事情上达成一致——走，还是不走。

从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大街，我们转入索维耶特卡亚街。这里有一些小别墅，很舒适，被收拾得很好，窗下种着蜀葵和覆盆子。这是一个景观，从斯摩棱斯克直接移植到这里，一直延伸到天山脚下。俄罗斯祖母们坐在门廊上，尽管天气炎热，她们仍然戴着格子头巾，穿着暖和的小羊皮外套和长及脚踝的裙子。祖母们谨小慎微地卖着东西，明面上只摆着一两杯樱桃，一杯十戈比。每个门廊上都有一个老妇人孤单地坐着，整条延伸数公里的索维耶特卡亚街都是如此。

我在朱马尔·斯马诺夫的毡房里过了一夜，这里位于天山山脉的苏萨米尔山谷，距离伏龙芝两百公里。朱马尔是潘菲洛夫集体农庄的一名牧羊人，由于在工作中表现突出，他被政府授予“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杰出牧羊人”的称号。朱马尔放牧的羊群有六百只。如果仔细了解，你会发现羊群中只有一半是集体农庄的，剩下的都属于朱马尔自己、他的兄弟、叔叔和邻居等人。朱马尔只上到七年级，今年四十一岁，有九个孩子。这里通常都是大家庭，多子多孙。朱马尔整个夏天都在毡房里度过，冬天则回到集体农庄。一同住在毡房里的还有他妻子、其他牧羊人以及各家的孩子们。这些人好客极了，为了迎接我这完全偶然的到访，朱马尔宰了一只公羊，举办了一场宴会。整个毡房里都挤满了人，他们都是从骑马的信使那里得到消息，从其他牧场赶来的。我们盘腿坐在毡毯上，啃羊骨头，喝伏特加。在喝伏特加方面，吉尔吉斯人超越了俄罗斯人，更不用说波兰人了。妇女们也喝酒。一般来说，在宴会期间，她们会待在毡房外面。主人会时不时倒上一杯苏联红牌伏特加，然后喊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女人就会走进来，蹲下，把酒一饮而尽，然后不说一句话，也不吃一口东西，就站起来消失在外面的夜色中。

在宴会上，人们会给客人端上一盘煮熟的羊头。客人必须把羊脑吃掉，然后挖出其中一只眼睛，主人则吃掉另一只。这样一来，兄弟情谊便结成了。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埃尔金说他有事要去城里，然后便离开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布哈拉埃米尔[布哈拉是乌兹别克斯坦城市，沙赫库德运河穿城而过，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九至十世纪时为萨曼王朝首都。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用于大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北非和突厥人在历史上也使用过这个称号。]的城堡。城堡里有一个博物馆，可以看到埃米尔的金色长袍和行刑者的刀，刀由于长期使用而磨损严重，已经没什么刀刃了。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在院子里四处走动，绕着埃米尔的卧室拍照，凝视着地牢深处。为长袍和刀兴奋不已。“现在看这里。”一位老师对一群学童说。他们围在地牢入口处，那里有铁栅栏挡着。里面，半明半暗的地方有一些雕像，象征着埃米尔的囚犯。一个人被吊在绞索上，另一个人浑身是血。有几个人坐在地上，被链条拴在墙上。老师解释说，埃米尔是多么残酷的统治者，而这一切——堡垒、长袍，还有那个被吊起来的人——都叫作封建主义。

已经中午了。我走出堡垒，来到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广场上。对面是一家茶馆（chaykhana），这个时间里面坐满了乌兹别克人。他们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无檐便帽，蹲坐在那里，喝着绿茶。他们可以这样喝上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这是愉快的生活，在树荫下消磨时间，和亲密的朋友坐在小地毯上。我在草地上坐下，点了一壶茶。这边能看到一座宏伟的堡垒，和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城堡[瓦维尔城堡，波兰克拉科夫的一座哥特式城堡，曾长期是波兰王室的住所，是波兰的国家象征之一。]一样大，只不过是用黏土建造的，但另一边风景更好。

另一边耸立着一座宏伟的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是用木头建造的，这在通常使用石头和黏土作为材料的穆斯林建筑中极为罕见。此外，在正午炎热而寂静的沙漠中，可以听到清真寺里传来一阵阵撞击的声音。我放下茶壶，去一探究竟。

那是台球的撞击声。

这座清真寺叫“波罗考兹清真寺”。它是十八世纪中亚建筑的独特典范，几乎是那个时期唯一幸存下来的建筑。波罗考兹清真寺的大门和外墙上都有木雕纹饰，其美妙和精巧无与伦比，让人沉醉其中。

我往里看了看，有六张绿色的台球桌，每张台球桌前都有满头蓬乱金发的男孩在打台球。一群围观的人在为他们加油助威。租一张台球桌一小时八十戈比，这很便宜，所以有很多顾客想玩，门口排起了长队。我不想站在队伍里，所以没有好好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就回到了茶馆。

炫目的阳光落在广场上。狗四处游荡。旅游团从堡垒里走出来，先是美国妇女，然后是那些孩子。在变成博物馆的堡垒和变成台球厅的清真寺之间，坐着喝茶的乌兹别克人。他们遵循父辈的传统，默默地坐在那里，面对着清真寺。在这些人的沉默中有一种尊严，尽管他们穿着破旧的灰色罩袍，但看上去气度不凡。我有一种冲动，想走到他们面前，握握他们的手。我想用某种方式表达敬意，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在这些人身上，在他们的风度和睿智的平静中，有一种东西激发了我自然而真诚的钦佩。他们世世代代坐在这个茶馆里，茶馆很古老，可能比堡垒和清真寺还要老。现在很多事情都变了——很多，但并不是全部。人们可以说世界正在变化，但它并非全然改变；至少，它的变化还不足以让乌兹别克人不来茶馆喝茶，哪怕是在工作时间。

在布哈拉，我还看到了花花绿绿的巴扎[巴扎，来自波斯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这些巴扎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但仍然很热闹，充满人间烟火。埃尔金带我参观了阿维森纳[原名伊本·西那（ibn-Sīna，980—1037），欧洲人称其为“阿维森纳＂，塔吉克人，出生于布哈拉附近，是中世纪波斯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喜欢逛的巴扎，还给我看了伊本·白图泰买椰枣的巴扎。小小的商店、摊位、展台，每个都有编号，因为它们已经被国有化了。埃尔金说，乌兹别克人更喜欢去巴扎，尽管跟国营商店比起来，巴扎的东西更贵。巴扎是一种传统，是会面和聊天的地方，是第二个家。

我去了米尔·阿拉伯清真学院的校园。清真学院就是穆斯林大学。米尔·阿拉伯是一个宏伟的建筑群，建于1503年，目前正在进行精心的修复工作。革命后，这所大学被关闭了，目前又重新开放。它的新名字是“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神学研究院”。

它是苏联唯一一所这样的大学。第一届学生于1966年入学，录取比例为十六比一。

布哈拉是棕色的，是太阳下烧制的黏土的颜色。撒马尔罕则是浓郁的蓝色，是天空和水的颜色。

布哈拉是商业的，嘈杂、具体、物质；是商品和市场的聚集地，是一个巨大的仓库，是沙漠中的港口、亚洲的腹地。撒马尔罕则充满灵感，抽象、崇高而美丽；它是专注和反思的城市，是旋律和画面，面朝星空。埃尔金告诉我，必须要在月圆之夜去看看撒马尔罕。那时大地黑暗，但所有的光线都被城墙和塔楼吸收，城市开始闪烁，然后向上飘浮，像一盏灯笼。

H. 帕普沃思在其《帖木儿传奇》（The Legend of Timur）一书中，怀疑撒马尔罕这个奇迹并非出自帖木儿一人之力。他写道，这座城市以其所有的美和创造把人的思绪引向神秘和冥想，但它竟然是由帖木儿这样一个残忍的恶魔、掠夺者和暴君所创造的，这令人难以理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撒马尔罕初步扬名的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之交，正是帖木儿统治的时期。帖木儿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现象，他的名字引发了几十年的恐惧。他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将亚洲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但他的威势并没有妨碍他对细节的关注。帖木儿在细节上花费大量心思。他的军队以残酷著称。阿拉伯历史学家扎伊德·沃西菲写道，帖木儿一出现，“鲜血如在容器中倾泻而出”“天空变成郁金香花海的颜色”。帖木儿亲自率领每一次远征，亲自监督一切。他命令割下俘虏的头，用他们的头骨建造塔楼、城墙和道路。他亲自监督工程的进展。他下令“剖开商人的肚子寻找黄金”，他亲自监督这个过程以确保搜查得彻底。他下令毒死他的对手和反对者。他亲手调制毒药。他掌握着死亡的标准，这项任务占据了他一半的时间，而在剩下的时间里，他沉浸在艺术中。帖木儿用与散播死亡同样的热情推广艺术。在帖木儿的意识中，艺术和死亡之间的界限极其狭窄，正是这一点让帕普沃思困惑难解。帖木儿杀人，这是事实，但他并非朝所有人扬起屠刀。他赦免那些具有创作才能的人。在帖木儿的帝国里，最好的避难所就是才华。帖木儿把才华引入撒马尔罕；他招揽每一位艺术家。他不允许任何一个携带着上帝荣光的人受到伤害。艺术家们开花结果，撒马尔罕也兴旺发达。这座城市是他的骄傲。在其中一座城门上，帖木儿命人刻下这样的话：如果你对我们的力量有所怀疑——看看我们的建筑！这句话比帖木儿多活了很多个世纪。直到今天，撒马尔罕仍以其无与伦比的美丽、其卓越的形式和艺术天赋震撼着我们。帖木儿亲自监督每一个建筑工程。他下令拆除那些不成功的，而他的品位极好。他仔细考虑各种装饰的替代方案，他判断纹饰的精巧和线条的利落。然后，他再度投身到新的军事远征中去，投身到大屠杀、血雨火海和哭声里。

帕普沃思不理解的是，帖木儿在玩一种鲜有人能承受的游戏。他在探索人类可能性的极限。帖木儿展示了后来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事实——人可以做任何事。帖木儿的创造可以用圣埃克苏佩里的一句话来定义：“我所做的事，没有动物能做到。”好的坏的都是这样。帖木儿的剪刀是双刃的——创造之刃和毁灭之刃。这两个刀刃定义了每个人活动的极限。在通常情况下，剪刀只是微微张开。有时它们开得大一点。在帖木儿手中，它们张开的程度达到了极致。

在撒马尔罕，埃尔金带我看了帖木儿的墓，它用绿色的软玉筑成。陵墓入口处有一块碑文，由帖木儿亲笔题写：“在世界抛弃他之前抛弃世界的人是幸福的。”

他在六十九岁时去世，那是1405年，远征中国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