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帝国的第一次邂逅发生在一座桥附近，这座桥连接了波兰小城平斯克[“一战＂期间，平斯克被德国占领，德军战败后，它成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争夺的对象。波苏战争期间，波兰军队于1919年3月夺回平斯克，但1920年7月平斯克又被红军夺回。1921年波苏战争结束，《里加条约》签署，平斯克重新成为波兰的一部分。1939年又被划入白俄罗斯。——译者注（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和南部地区。那是1939年9月底。战争无处不在。村庄正在燃烧。人们在沟渠和树林里躲避空袭，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庇护。死马横陈在路上。一个男人建议说，如果想继续前行，就得把它们挪到一边。死马很重，为此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汗水。

人群在尘土、污垢和恐慌中四散奔逃，他们为什么要带那么多行李、那么多箱子？为什么要带那么多水壶和锅子？他们为什么要咒骂？为什么不停地提出问题？所有人都在朝某个地方行走、驾驶、奔跑，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我母亲很清楚我们的目的地。她牵着我和妹妹的手，三人一起前往平斯克，回我们位于韦索瓦大街的住所。战争突然降临时，我们正在雷约维茨附近的叔叔家度假，现在我们必须要回家了。Tutti a Casa（大家都回去）！

数日的流浪后，我们离平斯克很近了，已经能远远看到城市的房屋、美丽公园里的树木和教堂的塔楼。突然间，水兵出现在桥边的路上。他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圆顶帽上有五角星。几天前他们从黑海驶来，击沉了我们的炮艇，杀死了我们的水兵，现在他们不让我们进城。他们让我们保持距离——“不许动！”他们喊道，用步枪瞄准我们。我的母亲，连同其他妇女和孩子，都在哭着求饶，因为他们已经把我们团团围住了。“快求饶。”母亲们惊惶地恳求我们，但我们这些孩子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已经跪在路上，抽泣着举起双手很久了。

尖叫声，哭泣声，步枪和刺刀，气势汹汹、大汗淋漓的水兵们的怒容，某种狂怒，某种可怕而难以理解的东西，都在皮纳河那座桥那里了，在我七岁时进入的那个世界里。

在学校，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学习俄语字母，从字母S开始。“为什么是S呢？”教室后面有人问，“应该从A开始才对。”

“孩子们，”老师（也是波兰人）用沮丧的声音说，“让我们看看课本的封面，上面第一个字母是什么？是S！”

佩特鲁斯是白俄罗斯人，能读出整个书名：斯大林，Voprosy Leninizma（《列宁主义研究》）。这是我们学习俄语的唯一一本书，我们只有一本。书名用大大的金色字母印在灰色亚麻的硬皮封面上。

“列宁同志离开我们的时候，教导我们说……”温驯而安静的瓦兹奥在第一排用颤抖的声音读着。最好不要问列宁是谁。所有母亲都叮嘱过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别问。但这些警告实际上并无必要。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无法解释它从何而来，但空气中有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如此紧张而沉重，我们曾经纵情嬉戏的小城突然变成了一片雷区。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引起爆炸。

“所有孩子都会成为少先队员！”有一天，一辆小汽车驶进操场，下来一些穿天蓝色制服的先生。有人说那是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NKVD是什么，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人们提到这几个字时，会把声音压得很低。NKVD一定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制服崭新优雅，一尘不染。军队里的人则穿着破烂的衣服走来走去；他们没有军用背包，而是背着麻布袋子，里面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的，用一根旧麻绳胡乱扎起来，他们穿的靴子似乎从未擦过，而一个NKVD的人走过来时，周围一公里都会闪烁着蔚蓝的光芒。

NKVD的人给我们带来了白衬衫和红领巾。老师用惊恐而沮丧的声音说，“在重要的节日，每个孩子都要穿这件白衬衫、戴红领巾来学校。”他们还带来一箱像章，分发给我们。每个像章上都是不同的男士肖像，有些留着大胡子，有些不留。有位先生留着八字须，还有两位没有头发。有两三个戴着眼镜。一个NKVD的人逐个座位分发像章。“孩子们，”老师的声音像从空心的木头里传出来的，“这是你们的领袖。”一共九位，分别叫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第九位是斯大林。他的像章比其他人大一倍。这是可以理解的。写出像《列宁主义研究》（我们用这本书学认字）那么厚的一本书，像章应该比别人更大。

我们用别针把像章别在左胸前，大人们也戴在那里。但很快，问题来了——像章不够用。最理想的做法，甚至可能也是强制性的，是同时佩戴所有像章，用“大的斯大林像章打头”。NKVD的人也是这样提议的：“必须把它们全都戴上！”但结果，有人有日丹诺夫，却没有米高扬，或者有人有两个卡冈诺维奇，却没有莫洛托夫。有一天，雅内克带来了四个赫鲁晓夫，用它们换了一个斯大林（他先前的斯大林被偷了）。我们当中真正的大富豪是佩特鲁斯——他有三个斯大林。他会从口袋里把它们掏出来展示，炫耀一番。

有一天，邻座的一位同学，哈依姆，把我叫到一边，他想用两个安德烈耶夫换一个米高扬，但我告诉他，安德烈耶夫不值钱（这是事实，因为没人能搞清楚这个安德烈耶夫是何许人也），所以我拒绝了。第二天，哈依姆又把我叫到一边。这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伏罗希洛夫。我颤抖了。伏罗希洛夫是我的梦想！他穿着制服，散发出战争的气息，而我领略过战争，所以我对他有一种亲近感。作为交换，我给了他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还有作为额外补偿的米高扬。总的来说，伏罗希洛夫很吃香。莫洛托夫也是。莫洛托夫可以换三个人，因为大人们说他很重要。加里宁也很贵重，因为他让人想起一位波兰祖父。他留着白胡子——这在领袖中间是独一无二的——脸上露出近乎微笑的表情。

有时，课堂会被枪声打断。附近回荡着炮火声，猛烈而响亮，玻璃颤抖，墙壁震动，老师则用惊恐而绝望的表情看着窗外。如果炮火之后是宁静，我们就接着读那本厚厚的书，但如果听到金属的撞击声、墙壁爆裂的轰鸣和石头砰砰掉落的声音，教室就会热闹起来，就能听到高高的叫喊——“打中了！他们打中了！”——铃声一响，我们就冲去广场一看究竟。我们那所小小的平房学校刚好挨着一座宽阔的广场，名叫“五月三日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真的非常巨大的教堂，那是城里最大的教堂，你得仰起头才能看到塔尖和天空交会的地方。而此时，炮弹轰向那里，瞄准了塔尖，打算把它击倒。

在课堂上，我们是这样推测的：布尔什维克朝我们进军时，还没看到波兰，还没看到我们这个小城，就先注意到了平斯克教堂的塔楼。它那么高，肯定让他们大为光火。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这肯定是一种发泄，因为俄罗斯人一进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还没看看街道的方位，还没吃上一顿好饭、抽几口廉价的烟草，就在广场上架起大炮，朝着教堂开起了火。

所有炮兵部队都去了前线，所以他们只剩下一门大炮。他们打得毫无章法。如果命中目标，塔楼上就会升起黑云；有时还迸发出火焰。人们躲在广场周围幽深的门洞里，黯然而又带着几分好奇地观察这场轰炸。妇女们跪在地上念诵玫瑰经。一个醉醺醺的炮手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走来走去，大喊道：“瞧瞧，我们在朝你们的上帝开火！他又有什么反应呢？跟没事人似的！哼都不哼一声！他是害怕了，还是怎么着？”他大笑起来，连连打嗝。邻居对我母亲说，有一天，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她看到废墟上出现了圣安德鲁·波波拉[圣安德鲁·波波拉（St. Andrew Bobola，1591—1657），波兰传教士和耶稣会殉道者，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中被殴打致死。]的身影。她说，圣安德鲁的表情痛苦极了——他们正在把他活活烧死。

走路去学校时，要在火车站旁边穿过铁轨。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看火车来来往往。最重要的是，我喜欢看火车头：我想成为一名火车司机。有天早上，我穿过铁轨，看到铁路工人正在调集货运车厢。有几十节。调车场上热火朝天：机车在移动，刹车发出尖锐的声音，止挡器叮当作响。到处都是红军和NKVD的人。终于，一切都平静下来，接下来好几天都是一片沉寂。然后有一天，我看到木制马车驶过，里面挤满了人和行李，停在货运车厢旁边。每辆马车都有几名士兵把守，他们手持步枪，好像随时准备开火。向谁开火？马车上的人疲惫而恐惧，已经气息奄奄了。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带走这些人。她很紧张地说，大流放开始了。流放？一个陌生的词，什么意思？但母亲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也不想跟我交谈。她哭了。

夜晚。一阵敲窗户的声音（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半地下室里）。父亲的脸贴在窗户上，五官被压扁，与夜色融为一体。我看到父亲走进房间，但我快不认识他了。我们在夏天告别，那时他穿着军官制服，脚蹬高筒靴，系着一条崭新的黄色腰带，戴着皮手套。我和他一起走在大街上，听着他身上的每一处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心里充满了自豪感。现在，他穿着波兰农民的衣服站在我们面前，很瘦，胡子拉碴。他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麻布衬衫，用麻绳扎着，脚上穿着草鞋。从他和我母亲的谈话里，我得知他落入了苏联人的围捕，被押去了东部。他说，当他们排着队穿过树林时，他逃了出来，在一个村子里用制服和农民交换了衬衫和草鞋。

“孩子们，”母亲对我和妹妹说，“闭上眼睛睡觉去！”我们听到隔壁父母的房间里传来低低的私语和一阵阵突然的骚动。早上，当我起床时，父亲已经走了。上学的路上我四处张望——也许我还能再看他一眼？我有那么多事想告诉他——关于我自己，关于学校，关于那门大炮。我已经认识了俄语字母表。还有，我亲眼见到了大流放。但我看不到我父亲，往洛奇辛斯卡大街最远处看也没有，那条大街很长，似乎一直通往世界尽头。现在是秋天，一阵冷风吹来，我感觉眼睛刺痛。

第二天晚上。有人砰砰敲窗户，敲门，声音如此坚决、猛烈，咄咄逼人，天花板都要塌了。几个人闯进来，有红军，还有文官，他们急不可耐，速度之快犹如被愤怒的狼群追赶着。枪口立刻对准我们。巨大的恐惧：如果他们开枪怎么办？如果他们杀人怎么办？看到死人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看到一匹死去的马也是。都让人浑身发抖。

那些拿着枪的人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剩下的人则把所有东西都扔到地上。衣柜里的，抽屉里的，床上的。裙子、帽子、我们的玩具。草垫、鞋子、父亲的衣服。他们问母亲：Muz Kuda？（你丈夫呢？）母亲的脸苍白如纸，她摊开颤抖的双臂，说她不知道。但他们知道父亲来过，所以又问：Muz Kuda？母亲什么也没说，她什么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好啊，你，有人说，做了一个要打她的手势。她缩下头躲开了。其他人仍在继续搜寻。床底下，柜子下，扶手椅下面。他们在找什么？他们说找武器。但我们能有什么武器呢？我曾经用来对付印第安人的玩具枪吗？是的，枪没坏的时候，我们总能把印第安人赶出院子，但现在，枪的弹簧坏了，什么都做不了了。

他们想把母亲带走。干什么？为了惩罚她吗？他们挥起拳头威胁她，恶狠狠地咒骂。Idi！（过来！）一个士兵冲她喊道，试图用枪托把她推到外面的夜色中去。但就在这时，我妹妹扑过来，打他，咬他，踢他，在一种错乱、愤怒和疯狂的情绪中扑向他。其中有那么多出人意料、令人惊讶的决心，那样一种强横的不屈、顽强和决绝，这让一个红军犹豫了，他可能是年龄最大的，也可能是长官。他戴上帽子，扣紧枪套，对他的人说：Pashli！（走吧！）

在学校课间，或者结伴回家的路上，我们聊的都是大流放的事。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话题了。我们的小城满目苍翠，房屋被花园环绕，到处长满高高的杂草、绿地、灌木和树林，所以很容易藏起来，暗中观察一切。有些高年级的孩子成功从家里溜出来，躲在灌木丛中，目睹了整个流放的过程。我们当中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流放问题专家。他们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而且颇有见地。

流放行动是在夜间进行的。使用的方法是出其不意。人在睡梦中被叫醒，突然看到上方士兵和NKVD的狰狞面孔；他们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用枪托推搡着，命令他离开，还命令他交出武器。当然了，谁也没有武器。他们不断用可怕的言辞羞辱人们。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称呼某人为“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可怕的侮辱性称谓。他们把房子翻个底朝天，并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就在他们搜查房屋、制造出一场难以形容的混乱时，马车来了，农民驾驶的马车，被一匹可怜兮兮的瘦马拉着，因为波利西亚[波利西亚（Polesie），位于东欧低地的西南部，包括波兰东部、乌克兰北部和白俄罗斯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欧洲大陆最大的森林地区之一。波利西亚中部的沼泽地区被称为“平斯克沼泽＂。]人很穷，马的品种也不好。指挥官看马车到了，就朝那些被流放的人高喊：你们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上车。如果指挥官大发慈悲，时间会被延长到半个小时。人们只能匆匆把东西塞进箱子里，尽量塞满。选择或者思考都是不可能的。快点，马上，立刻，快点，快点！然后飞奔到马车，字面意义上的飞奔。一个农民坐在马车上，但他不会帮忙；不允许他帮忙；甚至不允许他转身，以免看到是谁上了车。房子变得空空荡荡，因为他们把整个家都带走了——祖父母，孩子，所有人。灯光熄灭了。

现在，马车在黑暗中沿着清冷的街道向火车站驶去。车子颠簸晃动着，因为我们大多数街道没铺沥青，甚至连路砖都没有。车轮陷入深坑或泥潭。但这里的人都习惯了这种不便——习惯了波利西亚的赶车人和他的马，甚至习惯了这些不幸的人，他们东倒西歪地坐在包袱上，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

有些男孩成功目睹了流放行动，他们跟着马车，一路尾随到铁轨。那里停着货运车厢，长长的一列。每晚都有十几辆甚至几十辆马车到来，它们停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要去货运车厢得走过去。登上车厢很困难，因为它们很高。押送队挥舞着步枪，大声咒骂。填满一节车厢后，就会移动到下一节。装满一节车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膝盖和枪托把这些人塞进车里，连一根针的位置都不剩。

永远不知道他们哪天晚上来，或者为谁而来。对流放行动了解甚多的男孩们试图找出一些规律，一些等级秩序，以发现其中的关键。然而这是徒劳的。因为，比如说，他们可能会从贝德纳斯卡街开始抓人，然后又突然停止行动。他们着手对付基约夫斯卡街的居民，但只限于门牌号码是偶数的一边。突然，纳德布瑞兹纳街有个人不见了，但当天晚上他们可能又去了城市另一边的布鲁瓦纳街抓人。自从我们家被搜查以来，母亲晚上就不让我们脱衣服了。可以脱鞋，但必须整晚放在身边。外套放在椅子上，方便随时穿。基本上我们是不能入睡的。我跟妹妹并排躺着，互相戳对方，彼此摇晃，或者拉对方的头发。“嘿，不要睡着！”“你也别睡着！”但是，当然了，在一番挣扎和推搡之后，我们都会入睡。但母亲的确不睡。她一直坐在桌子边听动静。街上的寂静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如果其中回荡起了什么人的脚步声，母亲就会变得脸色苍白。在这个时辰，一个人就是一个敌人。我们在斯大林的书里读到过关于敌人的内容。敌人是一个可怕的存在，还有谁会在这个时辰来呢？好人都很害怕，他们都躲在家里。

即便真的睡着了，我们也如卧针毡。我们睡着了，却什么都能听到。有时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听见木制马车的隆隆声。噪音在黑暗中渐渐变大，等马车经过我们家的时候，那喧嚣声就像地狱中的机器。母亲踮着脚走到窗边，小心地拨开窗帘。与此同时，韦索拉大街上的其他母亲可能也在做同样的事。她们看到了缓慢行驶的马车，看到了车上蜷缩的身影，还有走在后面的红军战士。他们走过之后，黑暗再次降临。亲眼看到圣安德鲁·波波拉被活活烧死的那个邻居告诉母亲，这些马车就像在她身上碾过一样。第二天她会浑身酸痛。

班上第一个消失的是帕维乌。因为快冬天了，所以老师说，帕维乌可能感冒了，正躺在床上。但第二天，第二周，帕维乌都没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明白他永远不会来了。不久后，我们看到第一排的长凳上，雅内克和兹比谢克的座位空了。我们很难过，因为他俩最擅长恶作剧，所以老师让他们坐在前排，好盯住他们。其他班级的孩子也越来越频繁地消失。很快，甚至不再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没来，或者他们去了哪里。学校变得越来越空旷。放学后我们照旧踢球，捉迷藏，玩棍球，但发生了一些变化——球变得很重，捉迷藏时没人愿意快跑，玩棍球的时候大家都胡乱挥舞。很容易发生奇怪的争执和激烈的冲突，最终大家不欢而散。人人闷闷不乐，无精打采。

有一天，我们的老师消失了。像往常那样，我们八点钟来到学校，铃声响了，当我们在凳子上坐定的时候，校长卢博维奇先生出现在教室门口。“孩子们，”他说，“回家去吧，明天再来，你们会有一位新老师，是位女士。”自从父亲离开后，我第一次感到心脏附近一阵绞痛。他们为什么要带走我们的老师呢？他总是很紧张，经常看向窗外。他会说，“啊，孩子们，孩子们啊！”然后摇摇头。他总是非常严肃，似乎很悲伤。他对我们很好，如果有学生在读斯大林的时候结结巴巴，他也不会大吼，甚至还会笑一下。

我沮丧地走回家。穿过铁轨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人在叫我。货运车厢停在铁轨上，里面挤满了即将被流放的人。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在其中一节车厢的门口，我看到了我们老师的脸。我的天啊！我朝他的方向跑去。但片刻之后，一个士兵追上我，狠狠地打在我头上，我摔倒了。我站起来，感觉天旋地转，头一阵剧痛，这时他又装作要打我的样子，但没有打，只是大喊让我离开这里，赶紧滚蛋。他还骂我是狗娘养的。

不久后，饥荒开始了。当时还没下霜，一放学我们就去花园里觅食。我们很熟悉那里复杂的地理环境，因为我们无数次在花坛和灌木丛中玩耍，打仗，捉迷藏，玩印第安人的游戏。每个人都知道，谁家的果园里有大大的苹果，哪里的梨树值得好好摇晃一番，哪里的李子已经熟得发紫，或者哪里的甘蓝菜收成很好。这些探索是有风险的，因为园子的主人会凶狠地把我们赶走。饥饿已经摆在每个人面前，人人都在努力存储食物。没人愿意失去哪怕一颗杏子、一颗桃子或者一颗醋栗。抢劫那些被捕或者被关在货运车厢里的人的果园要安全得多，因为他们的树木或菜地已经无人看守了。

在皮纳河边的集市上，农民们曾用船运来他们的宝贝——鱼，蜂蜜，荞麦，但市场早已荒废。大部分店铺都关门了，或者被洗劫一空。唯一的希望在乡下。邻居会带着戒指和皮毛大衣驱车前往附近的村子，买面粉、咸肉或家禽。然而，有时，就在这些妇女出城的时候，NKVD的人会到她们家抓走她们的孩子。邻居们心惊胆战地谈论这件事，并警告我母亲不要这样做。但就算不说，她也已经决心永远不离开我们半步。

我们的小城夏天绿意盎然，天气燠热，秋天则是金黄色的，如琥珀一般闪耀，然而，在一个晚上，它突然变成白茫茫一片。那是十一月末十二月初。1939年和1940年之交的冬天早早来临，寒冷刺骨。那是一座结霜的冷酷地狱。在斯波科伊纳街，我祖母的墓地那边，我和妹妹躲在灌木丛里，清楚地看到一辆货运列车停在铁路侧线上。车厢里有一些人，他们要离开了。去哪里？大人们说是西伯利亚。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从这个词的发音来看，很明显，哪怕想想这个西伯利亚都会令人不寒而栗。

我没有看到我的老师。他肯定早就离开了，因为运输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走。我们躲在灌木丛中，心脏因恐惧和好奇而怦怦直跳。从铁路侧线的方向传来呻吟和哭泣声。不一会儿，这些声音变得响亮而刺耳。马车从一个车厢驶到另一个车厢，收走那晚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四个NKVD的人跟在马车后面，数着什么，写着什么。他们一遍遍地数着，写着，数着，写着，然后关上车厢门。门一定很重，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吃力。车门在小滚轮上移动，发出可怕的尖啸。四个人用铁丝把门锁住，再用钳子把铁丝拧紧。然后他们分别试了试锁，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拧开铁丝。我们蜷缩在灌木丛中，因为寒冷和感情的冲击而变得浑身僵硬。机车鸣了几次笛，然后火车开始移动。当它开到远处后，四个NKVD的人转身回了车站。

我们跟母亲什么都没说，免得她生气。她整天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她会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家里还有一点荞麦和面粉。有时我们吃荞麦，有时母亲在炉子上用面粉做煎饼。我注意到她自己什么都不吃，当我们吃的时候，她会背过身去，或者去另一个房间。我们出去时，她会说，“带点柴火回来”。我们在附近走来走去，从积雪下面挖出干燥的秸秆和树枝。也许她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出去了，但又必须把炉子烧热，哪怕只有一点温度，因为我们都快冻成冰棍了。晚上，我们坐在黑暗中，因为寒冷和恐惧而发抖，等待着流放的到来。

有时我和朋友们在城里游荡，小城被冰雪覆盖，闪耀在阳光里。我们在找吃的，但并不真的指望能找到什么。可以吃一点雪，或者吮吸一块冰，但这只会让饥饿感加剧。最折磨人、与此同时也是最愉快而罕见的，是食物的香味。“喂，伙计们。”我们中的某个人喊道，示意我们过去。我们冲向他，他已经站在栅栏前了，鼻子伸进篱笆中间，盯着某户人家的房子。我们一起用力呼吸那飘过来的烤鸡或酸菜炖肉的味道。最后我们不得不用力拉扯对方，这样才能从栅栏旁边离开。

有一次，在饥饿和绝望的驱使下，我们走到值守兵营的卫兵面前。胡贝特说，Tovarishch，pokushat（同志，给点吃的吧），他比着手势，假装把一块面包塞进嘴里。但卫兵只是耸耸肩。最后，一名卫兵把手伸进口袋，但他掏出来的不是面包，而是一个小帆布袋，他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们。里面是切得很细的烟丝，深褐色的，接近黑色。这位红军战士还给了我们一张报纸，教我们把它拧成圆锥形，然后把潮湿刺鼻的烟丝倒进去。在那个时候，正常的香烟，也就是用好的烟草和专门的卷烟纸制成的香烟，是买不到的。

我们开始抽烟。烟雾刮擦着我们的喉咙，刺痛我们的眼睛。世界开始旋转、摇摆、颠倒。我吐了，头痛得要裂开。但那无孔不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饥饿感缓解了，减轻了。尽管味道难闻，尽管恶心得难受，但这比那尖锐、顽固、几乎撕破肠胃的填饱肚子的需求容易忍受多了。

班里的人少了一半。老师让我跟一个名叫奥利安的男生坐在一起。我们立刻喜欢上了对方，开始结伴走路回家。有一天，奥利安告诉我，扎瓦尔纳街上可以买到糖果，如果我想去，我们可以一起去排队。告诉我关于糖果的消息，这是一个美好的举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连做梦都吃不到糖果了。母亲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们去了扎瓦尔纳街。天已经黑了，雪花飘落。商店前面早已排了一长队孩子，队伍一直延伸到几栋房子之外。商店用木制护门板紧紧关着。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孩子说，商店明天才开门，得在这里站一晚上。我们很沮丧，回到了队伍末尾。但仍有孩子不断前来，队伍变得看不到尽头。

寒冷加剧，比白天更冷，霜冻凛冽刺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然后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站立变得越来越困难。我的腿和手上那些令人痛苦的冻疮已经长了一阵子了，现在正变得灼热，充溢着脓液。冰冷的寒意加剧了疼痛，每动一下，我都忍不住发出呻吟。

与此同时，队伍一小段一小段地脱落，散落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上。为了取暖，孩子们玩起了捉人游戏。他们扭打在一起，在白色的雪粉中翻滚。然后他们回到队伍里，轮到下一批孩子尖叫着冲出去。半夜，有人点起了篝火。一团芬芳而茂盛的火焰冲天而起。我们轮流来到火边，短暂地温暖一下双手。好不容易挤到火堆旁的孩子们脸上反射着金色的辉光。在这种光芒中，他们的脸颊解冻了，洋溢着红晕。他们带着这样的温度回到自己的位置，把热量传递给仍然站在队伍中的人。

黎明时分，疲惫不堪的队伍被睡眠征服。常有警告说，不能在零下的温度睡着，那意味着死亡，但这些警告都没用。没有人再有力气去寻找柴火或者玩跳格子游戏了。寒冷刺穿了骨头，发出残忍的噼啪声。手和脚都麻木了。为了活下去，为了熬过这个夜晚，我们排着队紧紧贴在一起，一个挨着一个。我们紧密而绝望地拧成一条锁链，残存的温度仍在流逝。越来越多的雪覆盖在身上，给我们披上了一层洁白柔软的羊皮。

晨光熹微中，两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来了，开始打开店铺。队伍顿时活跃起来。我们幻想着堆积如山的糖果，宏伟的巧克力宫殿。幻想着杏仁糖公主和姜饼小仆。我们的想象力燃烧起来，其中的一切都熠熠生辉，辉煌夺目。终于，商店的门打开了，队伍开始移动。每个人都推推挤挤，好让自己暖和起来，并能站得靠前一点。但是，商店里既没有糖果，也没有巧克力宫殿。妇女们卖的是空的水果糖罐子。每人只能买一个。罐子又大又圆，侧面印着五颜六色的雄鸡，还刻着波兰字母——E. WEDEL[E. WEDEL是波兰一个历史悠久的巧克力品牌，历史可追溯到1851年。]。

一开始，我们沮丧极了。奥利安哭了。但仔细检查战利品后，我们慢慢振作起来。罐子内壁还残留着甜美的糖渣，五颜六色的小颗粒，还有浓郁的水果香气。哎呀，可以让母亲在罐子里煮些水，做成一种香甜的饮料！我们平静下来，甚至感到满足，但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转向了公园，夏天那里曾经有个马戏团。马戏团早已离开，但匆忙中忘记带走旋转木马，发动机不见了，几乎所有座位也被偷走了，但还剩下一个。可以几个男孩一起，用棍子拨动旋转木马，让它动起来，让它疯狂地旋转。

公园里空荡荡的，一片寂静，所以我们跑到旋转木马那里，开始转动它。它已经在动了，发出吱吱的响声。我跳到座位上，扣上链条。奥利安发号施令，大声给男孩子们打气，鼓励着他们，他们则像划船的奴隶一样，拼命推着杆子，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奥利安像是发烧了一样，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其他男孩子也被一种疯狂的情绪攫取。木马急速旋转着，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风在我脸上呼啸而过，越来越猛烈的风，我乘着风的翅膀升起，像个飞行员，像一只鸟儿，像一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