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山城的春意总是比内地要晚来一些。

四月三日，一直静悄悄的柳芽一夜间全都吐出了新绿。

四月五日，一睁开眼睛，窗外樱花如云似锦。

七日晨，杏花冲天而放。

瑛姑日日入睡前都要趴在窗前看一会儿满院的植物——满院的花树与果树。譬如四月四日晚，太阳落山了，满树的樱桃花苞都憋不住了，使着吃奶的劲儿往外冒，可造物主自有主意，任凭你如何渴望，如何期待，时候不到，这枝枝繁盛的樱桃树，愣是一朵花也开不出来。可翌日清晨，太阳才刚刚露了个脸，瑛姑迷迷糊糊地半睁着眼，就看到一层层浓烟厚雪似的樱花已开遍了枝头，染白了旷野，堆出了远山。

人类的想象力在自然界面前何其渺小。樱花携着命运的旨意一夜袭来，村子里头脑正常的人都想不明白，为何只隔着一夜，樱花竟就如此整齐统一地绽放了？这样神秘的追问，脑子有问题的瑛姑就更琢磨不通了。正常人也不会多想，他们自甘臣服于老天怜悯而甜美的馈赠，这密如繁星的樱花，预示着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

这一带的人都种樱树，这种樱树的花，不似邻国日本那些花色繁复的观赏樱，它们只有一层淡白的、孱弱的、瘦小的五片花瓣，二三十根顶着金黄花蜜的细蕊藏于其中，平添了几分素雅与恬淡。它们总是五六朵挤在一处盛开着，不至于太过清冷，但一枝树丫上七八簇连在一起，又格外繁盛了。它们的花期甚短，也就十几天，一场春雨过后，便只能在树下的水洼里见到片片落樱的影子，树枝上，青油油的樱桃小果儿早已冒出了头。

到了五月的第二个周，瑛姑家的小樱桃就先红了。她家的樱树占了好地界儿，在昆嵛山南侧的余脉里，阳光雨露尽得恩惠。

天刚刚有了点儿亮色，瑛姑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穿好衣服，她推着小推车，里面有两筐子小樱桃，一颗颗只有小拇指肚那么大，水盈盈亮晶晶地在朝阳下闪着光泽，红玛瑙似的。她越看它们越觉得可爱，恨不得一个个都搂在怀里。祝长生嘴里还扒拉着米饭，眼神却追随着瑛姑：“你别急，等老周婆来了你们再一起走。”

瑛姑胖胖的脸蛋儿上多了一抹娇羞和焦急，她抻长了脖子看着院外，心想老周婆怎么还没有来。

不一会儿，院门口便起了喊声：“瑛姑，走了瑛姑！咱们早点儿去占个好地方。”

瑛姑推着小推车，祝长生随在瑛姑身后，只送她到了门口，他向门外的妇人道：“老周婆，俺且得收拾一会儿，瑛姑今天就得麻烦你了。”

老周婆眯着单薄的眼皮，干瘪瘪的嘴巴略略抬起了笑：“你放心吧，得亏有瑛姑跟俺做伴儿。”

老周婆比瑛姑年长不了几岁，都是年过六十的人了，她枯枯燥燥的头发已全花白，黝黑清瘦的脸皮包着骨头，没有一丝赘肉。相比之下，瑛姑却仍是通红饱满的脸颊，宛若待放的樱苞。

祝长生站在院门口目送这一双老妇的背影，直至她们拐了弯儿，他才转过身来往院子里走。他不小心碰到了一枝斜茎，几颗小樱桃就窸窸窣窣地全掉在地上了，祝长生心里不免感慨：这樱桃和他们的命一样，轻微的触碰就会有一道道折痕。

瑛姑推着簸箕车，跟在老周婆身后，嘴里哼着歌。老周婆一边推着小车，一边仔细听着，却一句完整的歌词也听不出来。她转过头去，清柔柔地问：“瑛姑，你哼的什么曲儿呀？”瑛姑就只是憨憨地笑，老周婆便明白了，她自己也不知道！

瑛姑笑起来总要扬着脸，大大的嘴巴咧在圆圆的脸上，像只喜庆的丸子。别人笑得尽兴时，也最多只是动着眉眼，瑛姑的笑却得仰起脖颈，牵着耳垂，颤悠着发梢，全身都动起来。祝长生那年见到瑛姑的第一眼，就被她这天真的笑脸吸引住了，那时他久久沉溺在自己的伤痛中难以自拔，哪里见过这么治愈人心的笑。祝长生问她：“你怎么那么喜欢仰着脸笑？”

瑛姑笑：“我喜欢晒太阳！”

瑛姑喜欢晒太阳，而且最喜欢在热热闹闹的人群中晒太阳。这人间这么多颜色，她独爱这一份天真无邪的阳光。

老周婆带着瑛姑在集市口的第六个摊位停下了，她选了一个好位置。这是附近几个乡镇的大集，每周二、周五开集，来赶集的人熙熙攘攘，一上午都不缺热闹。

这是一条回旋街，由西入东，几公里的纵深，布满了来摆摊儿的商户：卖鸡鸭鹅蛋的、卖蔬菜瓜果的、卖化肥种子的、卖布料家电的、卖扫帚拖把的、卖烧肉海鲜的……但凡是地上走的、海里跑的、家里缺的，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二。来赶集的人们，由西头的入口开始逛，一路向东，到了最东头，是一处河滩，人们再转回来，从西口离去。有些人赶时间，直奔着某样物件买完就走；但大多数人，从西头逛到东头，又从东头逛回西头，手里却一样儿东西也不买，只瞎逛得起劲儿。商贩子们眼贼精，能瞧出哪些人多少是好脸面的，哪些人手里是有两个余钱的，于是认识不认识的，他们都会远远地调侃一句：“哟，老哥儿，哟，大嫂，空着手回去呢？这大日头的，逛了老半天，一个子儿也不舍得花，来溜达腿呢？”

就有人受不住了。小媳妇儿嗔怒着：“胡诌烂了你的嘴，你们倒是有一样儿好的我能买？”老娘儿们就回臊他们：“满家子的歪瓜裂枣，还有脸站在那儿吆五喝六？”

只要有人回应，甭管人家骂的是东西还是人，一秒前还吆喝打趣的贩子们马上就全堆满了奉承的脸：“那您过来看看，我家全是最新鲜的，不新鲜不要钱！”“我家东西满集最贱，我跟你投眼缘，你尽管挑，零头我全给你抹去！”

这一来一往的，买卖就成了。来得早的商贩们纷纷抢着靠近西口的摊位，这里的生意最能赚钱。

老周婆需要这样的热闹，她的儿子前些年溺水死了，只有躲进喧杂的烟尘里，她才能感受得到活着的滋味。瑛姑也喜欢热闹，热闹能替她打发走被人忽视和冷落的孤独，以及那些她总是搞不清楚也道不明白的烦恼。她们早早地来，老周婆挑了一个入口处有树荫的档口，她们一个卖草莓，一个卖樱桃，两样都娇贵得很。两个六十多岁的女人铺好了塑料纸，摆好了果子，坐在小马扎上，总算是可以喘一口气了。这时，两个男人站到她们面前，他们一个四十多岁的样子，光头，裸着上身，脖子上挂一条金链子；另一个也就二十出头，染着黄色的刘海挂在脸上，看不清五官的具体模样：“嘿，老人家，你们占了我们的地儿啦！”光头笑得倒是可亲。

瑛姑看看老周婆，老周婆看看瑛姑，瑛姑刚想说什么，老周婆就摸了摸她的头：“走吧，我们到别处去。”

瑛姑就仰着脸冲那两个男人笑，笑得这两人都有点儿蒙。

两个女人起身推着各自的簸箕车往里走，隔壁卖葱头的大姐看着她们远去的背影，嘴里叹息着：“刚子，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咱们的规矩是谁先来谁先占位子，她们一个没了儿子，一个是个傻子，你昧着良心欺负她们干什么？”

那个叫刚子的光头被臊得脸通红，他眉眼间的横肉张牙舞爪，却只是小声地㨃了一句：“操，你心善，你咋不把位置让给她？”

约莫到了中午十二点，东边滚来一团团乌压压的云，集市的人群已渐渐散去了，卖锅碗瓢盆、农具布料的，都起身准备撤摊了。老周婆抬眼瞧了瞧东边的云，又瞧了瞧瑛姑和自己筐子里大半筐的樱桃和草莓，嘴里嘟囔着：“雨应该还得过一阵才来。”她们没能再找到好位置，摊位摆在了集市的最尾端，来赶集的人总是在和她们讨价还价一番后，捏上她们几个果子说尝尝味道，便转眼消失不见了。老周婆期盼着临近散场，多少能再卖些。

云逼得越来越近，有人念叨着：“还是走吧，这雨怕是不小。”话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子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不过分秒之间，雨势由点成线，又连线成面，整个集市乱作一团：女人们的叫嚷声、孩童们的哭闹声、大地上的踩踏声，声声不息，不绝于耳。老周婆慌了，她先是用一大块油纸盖住了筐子，但一会儿那薄脆的油纸便被风雨撕扯到了空中，又摔在地上成了泥泞。那是她死去的儿子活着的时候种下的一亩草莓，一颗一颗，老周婆亲手摘下它们——放到筐子里的，都是她活着的念想。

这时草莓筐子上却被人遮挡上了一层豆红色的布料，老周婆转过脸，是瑛姑。春夏之交，瑛姑穿着一件豆红色的风衣外套，那是祝长生给她买的六十岁生辰礼物。瑛姑把风衣脱下来，盖在老周婆的草莓上，大雨把她全身浸透了，她里面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薄衫，两只寿桃似的奶，在雨水里摇摇晃晃。她的樱桃早已洒落满地，一颗颗，似朱红的珍珠滚落在昏黄的大海。一些已收拾好物件，准备离开的乡亲见了这情形，不知是谁先带了头，一个人，两个人……慢慢地，许多人冒着瓢泼大雨，弯下腰，把头低到黄土里，帮瑛姑捡拾起那被风雨打落的一粒粒小小的樱桃。

祝长生赶来时，见着了这一幕，这个被生活反复捶打过的汉子，这一刻仍忍不住眼眶皴红。

这些卑微的人呀，自己过得一地鸡毛，却见不得人间疾苦。

人性中的善与恶，时而廉价，时而贵重，对美和丑的辨识常常也只在一念之间。

譬如冯瑛姑，在她二十三岁随父亲来到祝家庄时，人人都装作不经意地路过他们院前，偷偷瞧一瞧这个长着一双春杏儿似的眼、鹅蛋似的脸的粉嫩姑娘。几个胆子大的小伙子，比赛似的央求爹娘找媒人去冯家探个究竟，占个先机。但不过几日，冯家的院门便冷冷清清，无人再踏足一步了。

冯瑛姑长得美，可从小却生了一个怪病：说话不能超过三句，再多说一句，哈喇子就会从嘴角无声无息地淌下来，有时是一滴一滴，有时是一条一条，那黏糊糊的口水从她脂玉般的皮肤滚过，人们看了就觉得格外恶心。冯父见女儿年纪大了，想带她换个环境，日子能重新开始，人们就背地里笑话他，一对父女好像都有点儿缺心眼儿，他怎么会这么天真——日子就是日子，在哪儿过日子面对的都是一样的人心。不多久，村子就传开了，新来的漂亮丫头，是个淌口水的傻丫头！

冯瑛姑来到祝家庄时，正是祝长生觉得人生无望的时候。这年刚入初夏，粉白的槐花一串串风铃似的挂在老槐树上，甘甜芬芳，祝长生仰着脖子打槐花，他忽地一头栽倒了下去，脑袋使劲儿地往后仰，脖颈僵直，身子抖得厉害。他两眼翻白，紧紧地咬着自己的牙根，手握成鸡爪的模样，口角全是白沫。长生爹娘发现了，吓得直呼直喊，他们把他送到村里算命的神婆家求救，神婆掐指一算，说长生是被他死去的奶奶附了身。

过了一会儿，神婆手里正拿着个鸡蛋立在一面镜子上念念叨叨，祝长生已经自己醒来了。在他二十四岁那年的夏天，他的癫痫第一次发作了。祝长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他哪里信神婆的鬼话，他也不能接受自己会莫名其妙地得了这样的怪病，便一个人去城里的医院看医生，医生说，他得的是癫痫。又过了数日，他半夜里大发作了，他躺在炕上，身体剧烈地抽搐着，面容扭曲，口吐白沫，甚至咬伤了自己的舌头。等他缓过神来，却并不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只是母亲替他新铺的棉绒毯子上全是黄褐色的污臭——他大便失禁了。祝长生拖着高高大大的身躯、虚弱的头颅和死寂的脸往外走，舀起一瓢瓢井里的冷水往自己身上倒，他预感到，他这一生完了。

他过了一整个绝望的夏天。他的心上人和他是一个村子里的，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姑娘知道他得了这个怪病，哭哭啼啼地来看了他两次，就再也没有来过了。祝长生心里想她，每个夜里都瞪大着眼睛想，每天醒来眼皮还没睁开时就想，可却死活也不肯再去见她。他总是想死，又没有勇气，他也想活，又在每次发作完醒来时质问自己，为什么还要醒过来？终于有一次，他去水库边上坐了一整宿，天都要亮了，青云浮上了边际，他壮着胆子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农药，“真苦啊”，他这样想着，人就倒下了。找了他一宿的爹娘及时发现了他，他娘把他的头抱在怀里，轻飘飘地说：“你要是想死，俺就立马儿跟着你去。”

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祝长生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一下。每当发作时，他娘就拿指甲盖抠他的人中，扇他的耳光，拿针扎他的脚底板；他爹总是默默离开，过好一阵，拎回来几条死了的蜈蚣、地龙或蝎子，强迫他吃下。长生吃得嗓子眼儿直往外吐，但他只能憋着气往肚里咽，他知道，这些脏东西，全是他爹低声下气地从赤脚医生那里讨来的。爹娘总是宽慰他：“这种病，你打听打听，哪个村子里没有一两个？人家都能活，就咱不能活？好生注意着，死不了人。”祝长生默默听着，心里却巴不得自己能“吧嗒”一下子死了，也好过天天活在这未知的恐惧中。

冯瑛姑搬来祝家庄一年多了，祝长生也渐渐习惯了这种麻木无奈的生活。有一日，一个两家都不相识的媒婆却找上了门来，媒人说：“长生啊，就是为着你爹娘，你也该见一见，见了你准喜欢。”

祝长生二十五岁了，在村子里，同龄人的娃都能打酱油了。他心底渴望有个人能陪伴着他，他其实怕极了一个人的漫漫长夜。媒人说他的情况女娃全知道，但是人家不嫌弃。祝长生辗转反侧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他穿着一套水洗蓝的立领褂子和笔直的裤子，体体面面地往冯家院子去了。

瑛姑坐在院子里的一树樱花下，她爹见着祝长生，笑笑就算打过了招呼，一个人折进里屋去了。长生也笑笑，他慢慢挪动着一双硬皮布鞋，小心地坐在红瓦砖砌成的花坛的另一侧。他坐下时，悄悄地瞥了瑛姑一眼，真好看！瑛姑不说话，长生也不说话；长生不说话，瑛姑也不说话。太阳焦躁躁的，风时不时地打下两三片樱花的花瓣，一些落在瑛姑乌黑的发梢上，一些落在长生笔挺的衣领上。长生用手拈起脖子里的花瓣，痒痒的，他这样一扭头，就看见瑛姑正嘟着嘴，双手中不知何时堆满了从地上捡拾的落花，她要把它们全都吹到风里去，吹到焦灿灿的阳光里去。

长生回了家，他娘问他：“瞧着咋样？”

长生红着脸：“挺好。”

长生娘又问：“可说了什么话？”

长生红着脸：“还没说上话。”

长生娘像踩着了地雷，惊叫了一声：“啥叫还没说上话？一句话也没说？一句话都没说咋能说挺好？”

长生还是红着脸：“我觉得她好，又不是非得说话。”

“那她淌口水吗？都说她说几句话就淌哈喇子，你也不看看有没有什么大毛病？”

长生忽地就急了，他转身往里屋走：“要说有毛病，也是我有毛病，有什么脸面挑人家？”

长生和瑛姑恋爱了。起初，瑛姑总是不说话，他们一起走过一条河，长生指着那条河说：“你瞧，这儿的鱼最肥，我来抓给你烤着吃。”瑛姑就仰着脸笑，狠狠地“嗯嗯”两声。他们一起路过一块田，长生指着那块田说：“你瞧，这是咱家的田，过两个月，就能长出最甜的瓜。”瑛姑又仰着脸笑，狠狠地点点头，“嗯嗯”两声。直到长生亲了瑛姑，他抱着她在挂着月亮的柳梢下，长生说：“你那么爱笑，怎么不愿说话？”

瑛姑才眨巴着眼睛抬起头：“俺爹说，和你出来不准俺说话。”说着说着，一条小河就从瑛姑的嘴角流下来，月色照在小河上，亮晶晶。

长生提着袖子替她轻轻地擦掉：“没事儿，以后你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想说多少话就说多少话。”

长生第二天就去县里买回来一卷厚厚的宝石蓝棉布料，拿剪刀裁成了一块又一块。那是他自己做的手绢儿，他塞几块在瑛姑的口袋里，又塞几块在自己的裤兜里。瑛姑的爹瞧见了，抹了抹通红的眼眶，皱纹像干涸之后的河床。

长生与瑛姑结婚了。他的病症也随之莫名地好转，偶尔发作过两三次，瑛姑渐渐就习惯了，她由一开始的惊慌无措，到后来只是静静地陪在他身旁。她意识到，他只是像桌子上的座钟一样，到了某个时间点，就会丁零当啷地响上那么几下，然后生活一切如常。等长生清醒过来时，瑛姑会跟他比画，模仿他抽搐的样子，那银盘似的脸上滑稽的表情逗得长生哈哈大笑。他第一次明白：不幸的人充满不幸，幸福的人也不过是在不幸里寻找着幸福。

瑛姑只慌张过一次。她怀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在院子里喂小鸡，长生在屋里煮晚饭。她只听见“扑通”一声响，便急慌慌往里屋挪动脚步。小鸡们扑腾着焦黄的翅膀躲去一旁，灶台里的柴火“滋滋”地响，长生倒在地上，嘴唇发紫，咳出许多浅粉色的口水，他的眼睛已经无神，四肢僵硬地抽搐。瑛姑想像以前那样去轻抚他，却又本能地躲开了，她下意识地护着自己的肚子，母性逼迫她选择远离所有潜在的伤害。她开始掉眼泪，继而号啕大哭，瑛姑记得，只有在她九岁那年母亲离开她时，她才这么肝肠寸断地恸哭过。等到长生醒了，瑛姑就哭得更厉害了，她满是委屈，更多的却是自责。人人都说她是一个傻子，可她不是，也许她与正常的世界隔着一层巨大的屏障，使她充满了一种生性上的钝感。可即便如此，她也在那一刻体悟到：人生便是在选择和承受之中。只是这时瑛姑还不知道，她此刻的痛苦尚算不上是痛苦，因为她至少还有的选择。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欢欢来到了人世间，为了纪念，长生在院子里种下了一棵樱桃树，他们给树也取了个名字叫“欢欢”。欢欢三岁时，瑛姑的父亲病死了，长生在院子的东南角又种下了一棵樱桃树。欢欢五岁时，她的弟弟——长生和瑛姑的儿子出生了，第三棵取名为“乐乐”的樱桃树也种上了。

树犹如人。树木缓慢而自然地生长，开过夺目的花，结过香甜的果，渐渐凋零老去。祝长生盼望着，他们一家子，也能偷得如树浮生。

祝家庄是个渔村，地处胶东半岛的最尖尖，老天赏饭吃，渤海、黄海在此交汇，一半的村民靠打鱼为生。祝长生也包了一条小流船，不过他只偶尔到近海处捞捞海货，从不远行。

祝长生是个惜命的人，尤其是有了一双儿女后，癫痫也很少大发作了，偶尔小发作，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他很满足这样的生活，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如此平淡苟且地过一辈子。他年轻的时候，跟着村里的二叔做过屠户，可他实在心太软，杀猪宰牛时，老是下不去刀。二叔说：“你这样犹豫，它们死得更受罪。”长生说：“我夜里常常做梦，梦到它们流着眼泪凄惨地号叫，求我不要杀掉它们。”二叔长叹一口气：“牛吃稻草人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都是上辈子的命，你可怜它们，谁可怜你？”

可长生还是下不了刀，他只能帮二叔烧沸水、切熟肉，打打下手。又过了些年日，长生年纪大了，愈发受不得这些牲口死时凄惨的叫声，他放下屠刀，拿起锉刀，又改行去学做了木匠。长生觉得木头也是有生命的，但好歹它们不会声嘶力竭、挣扎哭闹，它们默默忍受着，任由他剥了它们的皮，晾干它们的汁液，锯断它们的棱角。祝长生有时望着这些树木发呆，他幻想自己上辈子应该也是一棵树，一棵被悲苦欺压了一生的树，打碎了牙齿也只会往肚子里吞咽的树，任捶任打却不知该如何向命运反抗的树。

所以他做起活儿来就格外仔细些，他对这些树木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偶尔，当他下手重了时，他还会轻轻抚摸着这些藤蔓枝条嘀咕几句话：“我下手快点儿，你们就没那么疼。”工友们笑他真是魔怔了，怎么和木头说起话来。长生只是垂下眼，又摸一摸那刀疤满身的木头。二叔说：“你拿不了刀，不如出海。”可他宁肯一辈子都和刀刀锯锯打交道，也不愿出海——出过海的人都知道，大海里，人命最不值钱。

每个月的初一到初四、十五到十八，是渔民赶海最好的时节，那个当口儿的潮最有劲儿，潮退得越大，海里面带的东西就越多，海螺、小蟹、蛎子……淘不尽似的。这几天，祝长生也会带着瑛姑，开着自家的小流船跟着乡亲们去赶海。长生敬畏大海，他教会了瑛姑很多赶海的规矩。譬如出发前，一家子必得磕头烧香祭海神；平日煮饺子，全家必得一起喊一句：“漂饺子喽！”谁都不能提“下饺子”这三个字；晒被子也不能说“翻被子”，必须说“划被子”；吃饭时，筷子不能平放在碗上和桌子上，必须一头着地后往前滑一段再落下来才行……诸如此类的规矩，全家一体执行。祝欢过了十岁生日后，长生偶尔也带着她出海。祝欢每每欢天喜地地爬上小船，弟弟祝乐就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嗓子都哑了，长生也绝不带他上船。渔民里有个死规定，父子严禁同船，大海之上，若是遇到海难，一家男丁都遇到不幸，实在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比起赶海，瑛姑最钟爱的活动是打蛎子。祝家庄眼前便是西至乳山口、东至浪暖口的开阔水域，这一水域，潮流畅通，风浪较小，乳山河和黄垒河给牡蛎带来了大量的营养饵料。在沿海的礁石上，野生牡蛎比比皆是。蛎子是个好东西，既可鲜食，“生吃蛎子活吃虾”，也可将牡蛎壳洗净后放在锅里蒸煮，熟后剥食，味道鲜美极了。

长生既是木匠，他便自己动手给瑛姑做了一把上好的蛎钩子。中间一根结实的橡树木头，一头用电钻钻出个大粗眼，又找到一根有劲道的铁棍，使劲儿折曲一下，对折出两个头，用火把两头烧尖，再把铁棍的腚部插进粗眼里，一把利器就落成了。瑛姑是打蛎子的一把好手，她从不去抠蛎头，专门挑蛎子肉。她右手拿着蛎钩子，一歪一下钩子嘴儿，牡蛎的上壳就“啪”的一下被撬开了。瑛姑打的蛎子总是浑浑溜溜的，刮着刮着，白肚是白肚，蛎子黄是蛎子黄，蘑耳边[蘑耳边：胶东方言，蛎子肉的边缘。]是蘑耳边。她把蛎子肉先都装进大玻璃罐子里，罐子满了，再倒进塑料袋里，打一个钟头就能顶上别人一整天。一些人眼红了，挤眉弄眼地朝着瑛姑喊：“谁说俺们瑛姑傻了，这么多蛎子肉，长生吃了阳都壮爆了！”一群女人嘻嘻哈哈地在她身后笑。瑛姑偶尔也笑，但她管不了这么多，她急着往家赶，一心想要把这些牡蛎卖个好价钱。

一九九五年，一斤野生蛎子肉五块钱。回了家，瑛姑把蛎子肉倒进善水[善水：胶东方言，淡水。]里，它们就像海蜇一样跑，都伸展开了。在淡水里泡上一会儿，蛎子肉就能吃进很多善水，有一斤涨一斤。渔民们为了涨秤多卖钱，都是这么干的，瑛姑聪明，学得快。这样打一天，瑛姑能卖二十几块钱，她仰着脸笑，把钱交给长生，长生也咧着嘴笑，枝条横生的脸上全是弯弯绕绕。

日子就在长生和瑛姑的脸上一刀一刀地划着，偶尔生疼，但大多时候不痛不痒，平缓自然，有时还能雕出几道美丽的纹。他们在命运里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一年又一年。

临近春节，是祝家庄的女人们每年最繁忙的时候。靠海的人，都不愿意吃夏天的牡蛎，倒不为别的，主要是夏日里气温高，蛎子过肥，浆了一样，咬在嘴里面面的，行家一品，还有些涩涩发酸的味道。蛎子只有到了冬天才肥得鲜美，“蛎子蛎子”，寓意儿孙大吉大利，这时家家户户都去打蛎子，男的忙着干重活儿，都是一群女人成群结伴地去打蛎子。

这年祝欢与祝乐姐弟都已三十多岁了，两人均已结婚生子，婚嫁都在祝家庄。祝乐在二十七岁那年，在工地干活儿被吊车轧断了一条腿，养了一年多，命倒是保住了，走路却一跛一跛的。祝长生平日里人缘好，他大多时候话不多，只知道低头干活儿，村里谁家需要刷漆上瓦、电器维修，他都能帮上大忙。各家有个婚丧嫁娶、乡宴摆酒的，也都愿意叫上他。祝长生以前总是摆摆手拒绝，偶尔来了，也只顾着闷头吃，吃完就去帮忙干活儿，可自打祝乐瘸了一条腿后，人们就常常在这些酒席上见到他的身影。他稍一喝多些酒，便会拉着人抹眼泪：“俺杀牲口造了孽，才让俺一家子三个都不正常。”

他俯首低耳，异常卑微，见者无不垂怜，人们只能拍拍他薄薄的脊背，劝慰他：“可不该胡说！瞧瞧你们家丫头长得多好，嫁得也好，村里这么多丫头，哪个比你家欢欢孝顺？”

祝长生这才多少得了些安慰，微微抬起头颅来。

祝欢长得好，瑛姑圆润的鹅蛋脸、水灵的宝石眼、含羞的柳叶眉，全都复刻在了她身上。她嫁给了祝家庄卖面粉的老钱家，日子过得也算殷实。祝欢念家，不嫌母穷，三天两头地往娘家跑，带点儿这个，带点儿那个，打点打点父母，帮衬帮衬弟弟，婆家人良善，也从不多言语半分。

这日早上十点多，邻居刘婶来唤瑛姑一起出海，瑛姑却不知早上吃了什么，正闹肚子。祝欢在院子里搓衣服，她净了净手上的泡沫，笑着说：“俺娘闹肚子哩，刘婶，你带俺去！”

说着，她朝里屋喊了一句：“娘，俺跟刘婶打蛎子去嘞！”也不管瑛姑有没有听见，两人便胳膊挽着胳膊，说说笑笑地往外走了。

一共七个女人，在船上七嘴八舌地谈笑着，聒噪得很。刘婶的丈夫刘叔开着船，船身黄绿相间，在碧蓝色的水面上“咚咚咚”地跑着，卷起的浪花唱着悠扬的歌。海中间一些礁石滩在潮水退去后显露了出来，石头泵上，满是牡蛎。女人们兴奋着，拿着各自的蛎钩子匆匆下了船，一个个打红了眼。

刘叔把船往回开，刘婶笑着说：“老头子，恁[恁：胶东方言，你。]中午自己熥点儿饭，下午两点可别忘了来接俺们。”

刘叔也不回话，捣鼓着船上的麻绳往回走。

刘婶见他不说话，又拔高了嗓子叮嘱他：“恁听见没有？恁别去打麻将，下午早点儿来接俺们，回去都还忙活着弄年货哩！”

几个同来的媳妇儿也笑嘻嘻地附和着，刘叔这才不耐烦地嚷嚷着：“你们就赶紧挖吧，迂迂阔阔的。俺怎么可能忘了？出了一辈子海还能忘了？”

女人们就笑：“瞧瞧，这就急了，哈哈哈。”笑声在大海上清脆爽朗，伴着海鸥的啾鸣，一个宁静的冬日亘古不变地重复着它的故事。

刘叔回去后并没有回家，他路过村口的小卖铺，里面人群熙熙攘攘的，几个老爷们儿在打麻将，刘叔进去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临近中午，一位老汉要回家吃午饭了，便让刘叔替一会儿。刘叔说：“俺下午还有事儿，恁早点儿回来。”老汉卷着烟就往外走，满口应承。刘叔牌运不好，打了一下午，直输钱，他心里恼怒得很，一心急着要把钱赢回来。到了快五点，天都要黑了，有人憋不住尿起来上厕所，刘叔望向窗外，才猛地一拍大腿：“糟了，俺家那口子还在海上呢！”

一群汉子全慌了神，拔起腿就都往家里跑，开着各家的船齐涌涌地往海里去。冬日暮色早已将整片大海吞噬了，天海相连，没有一处光亮，轰天的巨浪声打在每个人心里，一声声、一重重，吼得人心惊胆战。数十艘船在暗夜里的海面上点起了希望的灯，人们呼唤着自家母亲、媳妇儿、女儿的名字，呐喊声此生彼响，在无边的大海上摇摇荡荡。

那白日里退潮后露出的岩礁早就没了影子，海水一个浪头一个浪头地往上涨，岩礁被涨起的潮水吞没了。大海上，茫茫无踪迹。

祝长生和瑛姑也在船上。祝长生下工回了家，问瑛姑：“丫头今儿个不是回来了吗？”

瑛姑手里正团着白白的大面团：“是嘞，好像去刘婶家玩去了，俺给她蒸些馒头好带走。”说着，她迅速地抬起手，用一块蓝色的小手帕擦了擦嘴角往下淌的口水。

祝长生洗过手，接过面团，跟她说：“你去歇会儿，俺来弄。”

瑛姑就把面团交给他，憨憨地在一旁笑。

天都黑了，祝长生嘀咕着：“丫头咋还没回来？”他正起疑，却听见门外一群人疯叫着，乱成一团地厮吵。他快步走出去一问，才知道祝欢还在海上。

瑛姑说什么也要和长生一起来，老两口在海上呼唤着女儿的名字，却像一颗颗投进深海的巨石，咕咚、咕咚地一块块扔进去，却得不到一丝丝回响。

“在那儿！你们看那儿！”有人扯着嗓子大喊。数十艘船闻声而至，船灯、手电筒的灯齐刷刷地打亮到一处，在海上升起一层幽远而神秘的光。

只见那光照处，七个女人漂浮在海面上，她们用解下的腰带把彼此绑在一起。

全死了。

也许是想自救，也许是怕死后被冰冷的海水冲走了尸身，七个人用腰带紧紧地捆扎着彼此。村里的老人们说，人死在海里，尸体漂上来以后就认不出谁是谁了，只有他的家人去辨认，尸体才会显灵，鼻子才会流血，让亲人带他回家。

长生抱着祝欢的身子，瑛姑号啕的哭声与这汪洋大海上其他男人、女人的哭声连成一片。祝欢的鼻子流血了。

这年正月刚过，又下了一场厚雪。

祝家庄被漫天的雪盖住了，新起的红瓦房与破旧的茅草屋，光滑的柏油路与泥泞的黄土道，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人类的原始与进步在皑皑大雪里混沌模糊，面目全非，远望过去，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唯有那青青松柏，还顶着一抹绿意，昭示着生命的顽强不息。

这是祝家庄最普通的一个冬日。这日清晨不到六点，天色尚未透亮，人间靠着昨夜的新雪映得半白。祝长生院子门口却人头攒动，人们指指点点着，或交头接耳，或掩面而泣，几个警察把两三个胆子大的汉子拦在红线一尺外。有年纪稍大的孩童站在人群后踮起脚尖往里瞧，只能看见院子里三株光秃秃的樱树枝丫上堆出了一团团雪，不似樱花，胜似樱花。

不多久，祝长生杀人的消息便在整个村子里传开了。

昨夜十点多，寡妇朱大婶听见祝长生院子里传来一阵争吵声，但她并没有太在意，这些年，原本性格木讷温和的祝长生脾气愈发有些暴躁，总是动不动便斥责瑛姑。到了半夜一点多，朱大婶又听到墙那边响起了一阵阵“咣咣咣”的剁菜板声，一刀一刀，连绵不绝，一阵比一阵响。她以为是隔壁年轻的大刚夫妇半夜回来在剁排骨，她很想起身去和他们理论理论，但多年寡居，她连半夜上个厕所都得给自己哼个小曲儿壮胆，最终也只能窝在被子里咒骂几句这对总是瞧不见人影的小夫妻。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才四点多，朱大婶迷迷糊糊地被门口鼎沸的人群吵闹声吵醒了，她才知道：八十二岁的祝长生竟然杀人了，杀的正是他的老伴儿，八十一岁的冯瑛姑。

祝长生不仅杀了人，他还把瑛姑肢解了。他把她的头颅和四肢分装在了三个大塑料袋子里，埋在了院子里的三株樱树下，又用一个袋子装着瑛姑的肠子和肝脏，送到了老周婆的家门口。半夜两点多，有个醉汉见到祝长生满身血迹地在大街上走，那人被吓得酒醒了大半，问他：“你这是要到哪里去？”祝长生说：“我杀人了，我要去派出所。”那人反而笑了，他见是个八十多岁的垂垂老者，心下估摸着，这老头儿大概精神不大正常，便真的带他去了附近的派出所。执勤的民警一询问，听出了蹊跷，公安局派了人来，祝长生真的杀人了！

这片土地向来民风淳朴，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命案，方圆百里，远近数十载，闻所未闻。可祝家庄却没有一个人感到惊恐，就连生性怯懦的朱大婶，闻后也只是大惊，不敢相信，却毫无惧色。整个村庄沉浸在巨大的哀伤之中，人们缓过神来，愈发变得悲悯，可怜瑛姑的悲惨，同情长生的苦命。

村子里有稚子懵懂，问家中母亲：“他明明杀了人，为何大家却都同情他？”

母亲轻抚儿子的额头：“你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他得了精神病，自个儿也控制不住自个儿。”

小孩子哪里懂，他正是深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年纪，他摇摇头：“人怎么会自个儿控制不住自个儿呢？”

母亲揉了揉她那干瘪的眼角：“人啊，哪里斗得过命。”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祝长生疯了。自儿子腿瘸之后，他的脾气就变得愈发古怪了，癫痫的发作日益频繁，好几次都是在外做着做着工就犯病了。女儿死后，他又发了一次大病，这次却不是癫痫，他拿着一把铁锹四处挥舞，砸烂了家里的许多物件，瑛姑的肚子被他一铁锹铲了一道流血的大口子，邻居们闻声前来劝阻，好几个爷们儿才控制下他。村里的干部带他去县里看医生，医生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

那夜他又犯病了，村子里的人猜想，他年轻时做过屠户，他定是把瑛姑当成了一头猪。他把她当成一头猪杀了。

可怜的瑛姑。她原本只是有些愚笨，可正常人的生活，她也是能自己料理的。女儿的死给了她太大的打击，没过几年，瑛姑连门都不能出了，她变得不认识人，有时在大街上就脱起了底裤和奶罩，赤条条地走上好几里路。人们都可怜这老两口，可人心就是这样，没人愿意再多接近祝长生一家。祝家庄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条件也都发达了，谁家的什么东西坏了，要么直接送到城里修，要么就直接扔掉了，没人再找祝长生帮忙干活儿了，这对老人仿佛就在这个村庄里突然消失了一般。偶尔有人经过祝长生家门前，遇到了这个脊背佝偻的男人，也只是随意打个招呼，眼睛里却没看见他似的。一个有尊严的人，就这样被世界彻底地无视了。只有老周婆隔三岔五地还会来看看瑛姑，送来一碗面条或是饺子，可后来，老周婆也来不了了。她太老了，腿脚不好，走不动了，虽然只相隔着几十米路，可衰老硬生生地把这几十米也变成了天河。

人们叹息说：“祝长生准是精神错乱了，他把瑛姑的肝脏当成了猪的肝脏——那是猪身上最值钱的地方——他送到老周婆家门口，是想报恩哪！”

警察把祝长生带走了，他们在与他沟通时，发现祝长生语言交流存在困难，有一定的精神问题，经司法鉴定后，祝长生被诊断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性障碍。

那日清早，祝乐随警察走进了他再熟悉不过的院子里，警察指着一棵树，说：“您母亲的头颅就埋在这里。”那是一棵樱树，名字也叫祝乐。他茫茫然地跟在警察身后一一确认，又茫茫然拖着一瘸一拐的腿走出了小院。那是他童年盛放的地方，盛放过他一生中仅有的无忧无虑的时光。那时他的姐姐还会给他当大马，祝欢驮着她，母亲在一旁唱着歌谣拍着手，父亲钻出漫天的木屑，宛若绽放的春花。

祝乐骨瘦如柴，此刻更是轻飘飘的。他的腿也不跛了，仿佛整个人能飞起来。他眼神空洞洞的，嘴巴微微张开，他念念叨叨地向警察苦苦求情：“俺姐走后，俺爹犯过两次病，俺上网查过，说是精神分裂。去年底，俺爹胸疼得厉害，他自己偷偷用了很多土方，老不好。俺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肺癌晚期，俺想着，等过了年，俺就带他去做手术。恁能等俺先带俺爹去做了手术，再来抓他吗？”

祝乐这样说着，眼泪这才第一次掉出来。警察拍了拍他肩膀，所有人寂静无声。

没有人知道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了解祝长生和瑛姑这八十多年的人生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他们平淡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言说，只剩下这么一个巨大的、惨烈的收场，让人们久久难以释怀。

他们就如同这几棵樱树，一直就这么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一次次被动地承接着岁月的风雨，只有承受，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