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勃罗打山间骑马回山洞，到那一队人马下山到达他们安放马匹的地方的这一期间，安德烈斯正向戈尔兹的司令部飞速进发。他们来到通向纳瓦塞拉达的公路干线上，那里有个关卡，这时一辆辆卡车正从山上一路开下来。但是当戈麦斯向关卡哨兵出示米兰达中校签发的通行证时，哨兵用手电照了一下通行证，给跟他一起的另一个哨兵过目，然后交还证件，行了个礼。

“往前走吧，”他说。“可不准开灯。”

摩托车又噗噗噗地响起来，安德烈斯紧紧抓住了前座，戈麦斯在来往的车辆中间小心地开着车，他们沿着公路驶去。没有一辆卡车开着灯，车辆成一长列车队在路上迎面开来。路上也有些满载的卡车向山区驶去，每一辆都掀起了一片尘土，安德烈斯在那样的黑暗中看不见，只觉得烟雾似的尘土扑在脸上，弄得牙缝中都是。

他们这时正紧跟着一辆卡车的后挡板，摩托车噗噗作响，接着戈麦斯加快速度，超过了这辆卡车，接着超过了一辆又一辆，而对面开来的其他卡车在他们的左侧隆隆地驶过去。这时他们后面来了一辆汽车，喇叭声一阵又一阵，在卡车的噪声和飞扬的尘土中响成一片；接着倏地亮起了车灯，把尘土照成一团凝固的黄云，在换挡加速的嘎嘎声中，在咄咄逼人、威胁恫吓的喇叭声中，这辆汽车在他们身边一掠而过。

接着，前面的所有车辆都被阻住，他们继续朝前夺路驶去，越过了几辆救护车、几辆参谋部用车和一辆装甲车，接着一辆又一辆，全被挡住，在那尚未落定的尘土中，好像一只只笨重的、身上撅出着枪炮的金属海龟，他们发现前面发生过撞车事故的地方又有一个关卡。有一辆卡车停了停，后面跟着的一辆没有发觉，就撞了上去，撞瘪了前车的尾部，使几箱轻武器弹药在路上散落一地。有一箱落地时摔开了，当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停下来把车子推向前去，穿过那些被拦住的车辆，向关卡出示通行证的时候，安德烈斯踩着散落在路面尘土中的成千上万铜子弹壳。第二辆卡车的散热器全被撞瘪了。后面还有一辆紧顶着它的后挡板。一百多辆车子在后面连环撞车，一个穿套靴的军官在路上往回奔着，大声喝令司机们打倒车，以便把那辆被撞毁的卡车从公路上拖开。

卡车多得没法打倒车，除非那军官跑到这越来越长的车队尽头，阻止后面的车子驶上前来，免得队伍变得更长，而安德烈斯看到他打亮了手电，跌跌撞撞地奔着，又叫又骂，但卡车在黑暗中还是不断地驶上前来。

关卡上的哨兵不肯交还通行证。哨兵一起两个，背上背着步枪，手里拿了手电，他们也在叫喊。手拿通行证的那个跨过公路，朝一辆从山上驶下的卡车走去，命令车子朝前开到下一个关卡去通知他们在那里截住所有的卡车，直到交通畅通为止。卡车司机听完就继续开车。这时，这个巡逻中的哨兵手里仍拿着通行证，大声嚷嚷，走到那个车上东西被撞落在地的卡车司机身边。

“别管它了，看在天主份上，往前开，让我们可以打通道路！”他冲着司机叫喊。

“我车上的传动器撞坏了，”司机俯身在卡车车尾边，说。

“我操你的传动器。往前开，听到没有。”

“差动齿轮撞坏了，就没法往前开啦，”司机对他说，又俯下身去。

“那么叫人把你的车拖走，往前去，好让我们把他奶奶的另一辆从路上弄走。”

这关卡人员把手电直射在卡车被撞毁的车尾上，司机阴沉沉地望着他。

“往前开。往前开，”那人手里仍拿着通行证，大声说。

“可我的证件，”戈麦斯对他说。“我的通行证。我们要赶路。”

“拿着你的通行证见鬼去吧，”那人说着，把证件交还了他，就横穿公路，奔去阻挡一辆下行的卡车。

“在十字路口调头，回到这里把这辆破车拖走，”他对司机说。

“我接到的命令是——”

“操你的命令。照我说的办。”

司机扳上排挡，在公路上笔直向前驶去，就在尘雾里消失了。

戈麦斯发动了摩托车，越过那辆破车，朝前开上这时没有车辆行驶的公路右侧，安德烈斯又抓紧前座，看见关卡上的这个看守又拦住了一辆卡车，那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听他说话。

这时他们飞速行驶，顺着朝山上一步步升高的公路进发。当摩托车这时迅速地往山上持续开去，直到开始赶上早在关卡交通堵塞前就驶过去的登山车辆时，所有上行的车辆都被阻在关卡上，只有下行的卡车在他们左边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开过去。

他们仍没开灯，又超过了四辆装甲车，接着超过了一长列运载士兵的卡车。士兵们在黑暗中默不作声，他们经过时，安德烈斯起初只觉得在尘埃飞扬中，卡车车身上方有些人形巍然出现在他眼前。接着，他们后面又开来了一辆参谋部用车，喇叭嘟嘟地叫，车灯一明一暗，每次亮灯，安德烈斯就看到这些士兵头戴钢盔，直握着步枪，他们的机枪直指着黑色的天空，轮廓分明地呈现在黑夜中，等灯光一熄灭，就倏地消失在黑夜中。有一次，他们驶近一辆装载士兵的卡车时，后面亮起了灯，他在这突然的闪光中看到了他们死板而悲伤的脸庞。他们头戴钢盔，坐在卡车里，在黑暗中驶向他们只知道要发动一场进攻的鬼地方，各自心事重重地在黑暗中绷紧着脸，灯光显示了由于羞于给彼此看到而在白天不会流露的神情，要等到轰炸和攻击开始的时候，那时就谁也顾不上自己的脸色了。

安德烈斯坐在车上，这时驶过一辆又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戈麦斯仍旧顺当地把摩托车赶在尾随着的参谋部用车的前面，可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脸色问题。他想到的只是，“多了不起的军队。多了不起的装备。多了不起的机械化啊。瞧啊！瞧这些人。这儿是我们共和国的军队。瞧他们。军用卡车一辆又一辆。全是一式的制服。全都头上戴着钢盔。瞧这些卡车上撅出的机枪，准备对付敌机来犯。瞧我们已经建立起的军队！”

这些高高的灰色卡车满载着士兵，车上有高高的方形驾驶室和难看的方形散热器，摩托车超过它们，在尘土中不停地顺着公路朝山上行驶，紧跟在后面的参谋部用车的灯光时明时灭，部队的红星标志在摩托车经过卡车后挡板时在亮光中闪现出来，在车灯照上沾着尘土的卡车车身一侧时闪现出来，他们这时不停地向山上行驶，空气更寒冷了，那条公路这时开始常常拐弯，呈“之”字形，卡车艰难地嘎吱嘎吱地爬行，在车灯的闪光中可以看到有的卡车的水箱冒着气雾，摩托车这时也在艰难地爬行，安德烈斯紧紧抓住了前座，感到这次乘摩托车的时间太长，太长啦。他从没乘过摩托车，现在他们俩正在即将举行进攻的部队调动中驱车登山，当他们向上行驶的时候，他明白现在要及时赶回去袭击哨所是根本不可能了。在这种调动和混乱中，他第二天晚上能赶回去就算幸运了。他以前一次也没见过进攻或什么进攻的准备工作，他们在公路上一路上行，共和国所建立的这支军队的规模和力量使他惊讶不已。

他们这时驶上了斜贯山坡的一长段又陡又斜的山路，驶近山顶的时候，坡度更陡了，戈麦斯只得叫安德烈斯下车，两人一起把摩托车推上通山口的最后一段陡坡。越过山顶，只见左面有一条汽车可以调头的回车道，夜空中巍然显现出一幢宽长而漆黑的石头大厦，大门前闪烁着灯光。

“我们到那儿去问问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吧，”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他们就把摩托车推向那石头大厦，那儿关闭的大门前站着两个警卫。戈麦斯把车子斜靠在墙上，这时大门开了，从里面透露出来的灯光衬出一个身穿皮衣皮裤的摩托车司机，他肩背公文包，腰际晃着一支木壳毛瑟枪走出来。就在灯光消失的时候，他在门口摸黑找到了他的摩托车，把它一直推得引擎突突地发动起来，接着就在公路上噗噗地驶去。

戈麦斯在门口跟那两个警卫中的一个说话。“第六十五旅戈麦斯上尉，”他说。“请问，哪儿能找到指挥第三十五师的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

“不在这儿，”警卫说。

“这儿是什么地方？”

“指挥部。”

“什么指挥部？”

“哎，指挥部嘛。”

“是什么指挥部啊？”

“你是什么人，问这么多的问题？”警卫在黑暗中对戈麦斯说。这里，山口的最高处的上空，星星都露面了，天色非常明净，这时没有了尘雾，安德烈斯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他们下面，公路向右转弯处，他能清楚地看到卡车和汽车行驶到那里时被天空衬托出来的轮廓。

“我是第六十五旅第一营的罗赫略·戈麦斯上尉，要打听一下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在哪儿，”戈麦斯说。

那警卫把大门推开一点。“叫警卫班长来一下，”他朝里面喊了声。

正在这时，一辆参谋部的大汽车在公路的拐角处一个大转弯，朝这石头大厦驶来，安德烈斯和戈麦斯正站在那里等待警卫班长。车子朝他们开来，在大门外停下。

一个年老体沉的大个子和另外两个身穿国际纵队制服的人从汽车后座下来，他头戴一顶过大的卡其贝雷帽，就像法国军队里轻步兵戴的那种，还身穿大衣，拎着一只地图包，他那军用厚大衣拦腰系着一支手枪。

他用法语对司机说话，吩咐他把车子从大门口开到车棚里去，这法语安德烈斯可听不懂，而戈麦斯当过理发师，只能听懂一点儿。

他和其他两位军官走进门，戈麦斯在灯光中清楚地看到他的脸，认出了他是谁。他曾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见到过他，并且经常在《工人世界报》上看到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他的文章。他认出他那毛茸茸的眉毛、水汪汪的灰眼睛、一层衬一层的双下巴，知道他是当代法国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曾领导过在黑海的法国海军起义。戈麦斯知道此人在国际纵队的重要的政治地位，知道此人一定知道戈尔兹的司令部在哪里，并且能够指引他到那里去。他不知道岁月的流逝、失望、家庭和政治那两方面的怨恨、挫伤了的抱负在这个人身上产生了什么变化，也不知道向他问讯极可能是最最危险的事情之一。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情况，就径直朝这个人走去，握紧拳头敬了个礼，说，“马蒂[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安德烈·马蒂生于1886年。1919年，他领导法国水兵在黑海起义，失败后被捕，至1923年才被释放。1924和1936年，两度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他是国际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于1953年初被正式开除出党。]同志，我们带有一份给戈尔兹将军的急件。你能指引我们到他司令部去吗？事情很紧急。”

这个身高体沉的老人探出了脑袋望着戈麦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仔细打量着他。即使在这里前线，在这没有灯罩的灯泡的光线下，他在凉爽的夜晚乘了敞篷汽车刚回来，他那张灰脸上还是露出了一副枯衰的神色。他的脸使你觉得像是用一头十分衰老的狮子爪下吃剩的动物残骸加工而成的。

“你带着什么，同志？”他问戈麦斯，说的是带有很重的加泰隆语[这是西班牙东北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语言。法国南部沿地中海和西班牙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居民也讲这种语言，而马蒂的家乡正是该省省城佩皮尼昂。]口音的西班牙语。他向安德烈斯斜视了一眼，那目光就掠过他，回头望着戈麦斯。

“到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给他送一份急件，马蒂同志。”

“哪儿来的急件，同志？”

“从法西斯阵线后方来的，”戈麦斯说。

安德烈·马蒂伸手去拿急件和别的证件。他朝它们瞥了一眼，就放进衣袋。

“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他对警卫班长说。“把他们身上搜查一下，等我吩咐，再把他们带来。”

他衣袋里装着急件，大步走进这幢石头大厦的内部。

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在外面警卫室里由一个警卫搜身。

“这个人怎么啦？”戈麦斯对其中的一个警卫说。

“神经病，”那警卫说。

“不。他是个政界的大要人，”戈麦斯说。“是国际纵队的第一政委。”

“尽管这样，他还是有神经病嘛，”警卫班长说。“你们在法西斯阵线后方是干什么的？”

“这位同志是那儿的游击队员，”戈麦斯对他说，这时那警卫正在搜他的身。“他给戈尔兹将军带来一份急件。要保管好我的证件啊。别弄丢了这些钱和这颗串在带子上的子弹。这是我在瓜达拉马第一次挂彩时从伤口中取出来的。”

“别担心，”那班长说。“每件东西都会放在这抽斗里。你干吗不问我戈尔兹在哪儿？”

“我们原想问的。我问了警卫，他把你叫来了。”

“可是接着来了这个疯子，而你问他了。不管是什么事情，谁都不该问他。他疯了。你要找的戈尔兹在从这公路上过去三公里的地方，在右边树林中的山岩间。”

“你不能就放我们到他那儿去吗？”

“不行。这等于要我的脑袋。我只能把你们带到疯子那儿去。再说，你的急件在他手里。”

“你不能跟别人说说吗？”

“行，”班长说。“我一看到负责的领导就对他说好了。大家都知道他疯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大人物呢，”戈麦斯说。“以为他是值得法国夸耀的人物之一。”

“也许是个值得夸耀的人物什么的，”班长说着，伸出一手放在安德烈斯肩上。“可是他疯狂透顶。他成了枪毙狂。”

“真的枪毙人吗？”

“一点不错，”班长说。“这老家伙杀的人比鼠疫瘟的还多。但是他不像我们那样的杀法西斯。不是说笑话。他杀不平常的家伙。托洛茨基分子、异己分子。各种各样不平常的畜生。”

这些话安德烈斯一点也听不懂。

“我们在埃斯科里亚尔的时候，不知道为他杀了多少人，”班长说。“我们老是派行刑队。国际纵队队员不愿枪毙自己人。尤其是法国人。为了避免麻烦，总是由我们来执行。我们枪毙法国人。我们枪毙过比利时人。我们枪毙过其他各种国籍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他成了枪毙狂。都是出于政治原因。他疯了。他清洗起来比六〇六杀梅毒菌还凶。”

“可是你能把急件这事跟谁说说吗？”

“能，伙计。当然。这两旅人我个个认得。人人都要通过这儿。我甚至还认得俄国人，还可以通过他们搞关系，虽说只有少数人会讲西班牙语。我们不能让这疯子枪毙西班牙人了。”

“但是那份急件呢。”

“急件也是问题。别担心，同志。我们知道怎样对付这个疯子。他对他自己的部下才有危险性。我们现在了解这家伙了。”

“把两个俘虏带进来，”安德烈·马蒂的声音传来了。

“要喝口酒吗？”班长问。

“干吗不？”

班长从食柜里拿出一瓶茴香酒，戈麦斯和安德烈斯二人都喝了。班长也喝了。他用手抹抹嘴。

“我们走吧，”他说。

他们呷下了火辣辣的茴香酒，嘴里、肚子里和心房里都热乎乎的，走出警卫室，顺着过道走去，进入马蒂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只长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手里握着一支红蓝铅笔，做出一副将军级长官的样子。对安德烈斯说来，只是多了个麻烦罢了。今天晚上的麻烦可不少。麻烦总是多得很。只要你的证件没问题，心脏好好的，你就不会遇到危险。他们最终会放你过关，你就走你的路。但是英国人说过要抓紧时间。他现在明白自己决不可能回去炸桥了，但是他们的这份急件得送到，而桌边的这个老家伙却把它装在他的衣袋里。

“在那儿站着，”马蒂头也不抬地说。

“听着，马蒂同志，”戈麦斯发作了，茴香酒加强了他的气愤。“今天晚上我们被无政府主义者的无知阻挠了一次。接着被一名法西斯官僚的怠惰所阻挠。现在又被一个共产党员的过分怀疑所阻挠。”

“住口，”马蒂头也不抬地说。“现在不是在开会。”

“马蒂同志，这是件极其紧急的事，”戈麦斯说。“头等重要的事啊。”

押他们来的班长和士兵对此大感兴趣，好像在看一出已看过多遍的戏，但戏中的精彩瞬间他们总是感到趣味无穷。

“每件事情都紧急，”马蒂说。“所有的事情都重要。”他握着铅笔，这时才抬起头来望他们。“你怎么知道戈尔兹在这儿？进攻前来找单独一位将军，这有多严重，你懂吗？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位将军会在这儿？”

“你对他说吧，”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

“将军同志，”安德烈斯开口说——他弄错了头衔，安德烈·马蒂没有纠正他——“我是在火线另一边接到这个信件的——”

“在火线另一边？”马蒂说。“不错，我听他说了，你是从法西斯阵线那边来的。”

“给我信件的人，将军同志，是个叫罗伯托的英国人，他以爆破手的身份到我们那儿去干这桩炸桥的事。明白了吧？”

“把你的故事讲下去，”马蒂对安德烈斯说；他使用“故事”这个词，就像你会说撒谎、胡诌或捏造这些词儿一样。

“好吧，将军同志，英国人叫我尽快把信送到戈尔兹将军那儿。就在今天，他准备在这一带山区发动一场攻势，我们现在要求的只是马上把信件送给他，要是你将军同志同意的话。”

马蒂又摇摇头。他正望着安德烈斯，但是视而不见。

戈尔兹啊，他想，心里又惊又喜，就像一个人听到自己事业上的敌手在一次极惨的车祸中毙命，或某一个你所憎恶但对他的正直品德从没怀疑过的人犯了挪用公款罪时所感到的一样。敢情戈尔兹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戈尔兹竟然会和法西斯分子这样明目张胆地勾勾搭搭。这个他认识了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戈尔兹。这个那年冬天曾和卢卡契一起在西伯利亚拦劫那列运黄金的火车的戈尔兹。这个曾和高尔察克作战、在波兰作战过的戈尔兹。还在高加索。在中国，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又在这儿作战。但是，他曾接近图哈切夫斯基。对，也接近伏罗希洛夫。但主要接近图哈切夫斯基。[这里提到的一些国际纵队的领导人，都是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有的在苏联建国初期曾和红军一起向高尔察克等匪帮作过战。伏罗希洛夫当时为军长，以保卫察里津著名。图哈切夫斯基为旧俄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德军俘虏。1917年投身革命，入了党，先后在高加索及西线任红军指挥员。后来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36年得元帅衔。]另外还有谁呢？在这儿当然接近卡可夫啰。还有卢卡契。可是匈牙利人一向全是阴谋家。他过去恨高尔。戈尔兹过去恨高尔。记住这一点。把这个记下来。戈尔兹一贯恨高尔。但是他偏爱普茨。记住这一点。而杜瓦尔是他的参谋长。瞧瞧这产生了什么后果。你听他说过考匹克是个笨蛋。那是确实无疑的。那是事实。而现在这份急件来自法西斯阵线那边。只有剪除这些腐朽的树枝，树木才能保持健康并成长起来。必须使枯枝烂叶清楚地暴露，才能加以消灭。但是怎么竟会是戈尔兹呢。戈尔兹怎么会成为叛徒中的一员呢。他知道，没一个人可以信得过。一个也不行。永远不行。即使是你妻子。即使是你兄弟。即使是你最熟的同志。一个也不行呀。永远不行。

“把他们带走，”他对警卫们说。“小心看管着。”班长望望那士兵。就马蒂的一贯表现来说，这一次是着实温和的。

“马蒂同志，”戈麦斯说。“别发疯啦。听我说，我是个忠心耿耿的军官和同志。这是份非送到不可的急件。这位同志越过了法西斯阵线，把这份急件带来，要交给戈尔兹将军同志。”

“把他们带走，”马蒂这时亲切地对那警卫说。作为人，假如非消灭他们不可，他可怜他们。但是使他感到压抑的是戈尔兹的悲剧。竟是戈尔兹，他想。他要立刻将这个勾结法西斯的情况向伐洛夫报告。不，还不如把这急件交给戈尔兹本人，看他收到时如何反应。他打算就这么干。如果戈尔兹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怎能信得过伐洛夫呢？不行。这是件必须郑重处理的事情。

安德烈斯转身对戈麦斯说，“你是说他不打算送急件吗？”他问，简直不相信有这种事。

“你没看到吗？”戈麦斯说。

“老婊子养的！”安德烈斯说。“他疯了。”

“对，”戈麦斯说。“他疯了。你疯了！听着！疯了！”他冲着拿着红蓝铅笔、这时又俯身在看地图的马蒂叫道。“你这发疯的凶手，听到了吗？”

“把他们带走，”马蒂对那警卫说。“他们犯了大罪，精神失常了。”

班长熟悉这句话。他以前听到过。

“你这发疯的凶手！”戈麦斯叫道。

“老婊子养的，”安德烈斯对他说。“疯了。”

这个人的愚蠢激怒了他。如果他是个疯子，就该把他当疯子撵走。该把急件从他口袋里掏出来。这该死的疯子见鬼去吧。他一贯沉着、脾气好，但他那西班牙人的烈性子这时上来了。不一会儿，这情绪就会使他失去理智。

马蒂望着地图，当警卫们把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带出去时，他悲伤地摇摇头。这两个警卫听他挨了骂，很快活，但是总的说来，对这次演出感到失望。他们见过比这精彩得多的场面。安德烈·马蒂不在乎那两人骂他。弄到最后，骂他的人可真不少。他们作为人，总是得到他的真心怜悯。他总是跟自己这样说，他心中尚存的真实想法已经所剩无几，这乃是其中之一。

他坐在那里，八字须和两眼的焦点集中在地图上，集中在这张他从未真正看懂的地图上，集中在那些精心勾画的像蜘蛛网般由中央向四周展开的棕色等高线上。他能根据等高线看出高地和山谷，但从没真正弄懂为什么该挑中这个高地，为什么该挑中这个山谷。但是由于有了政治委员制度，他可以以国际纵队政治首脑的身份介入总参谋部，可以指点着地图上编有号码的、围有棕色细线的某某地方，那里四周有一片代表着树林的绿色，上面画着一条条和那始终朝着特定方向蜿蜒流去的河流平行的公路，他可以说，“这儿。这儿是防线的弱点。”

高尔和考匹克是有野心的搞政治的人，他们会同意，而后来呢，那些离开基地并在指定地点挖掘壕沟之前从没看到过这张地图、而仅仅听说过这山地的编号的士兵会沿着山坡向上爬去自取灭亡，或者被架在橄榄树丛中的机枪挡住，根本就上不去。或者在别的阵地上，他们也许可以容易地攀上山头，而处境并不会比先前好些。但是，当马蒂在戈尔兹的总部里一指点着地图的时候，这个头上有伤疤的白脸将军会绷紧了牙床肌肉，心里会想，“不等你把你那灰色的烂手指点在我的等高线地图上，我先要枪毙你，安德烈·马蒂。你干预你一无所知的事情，害死了多少人，为了所有的这些死者，给我见你的鬼去。当初人家拿你的名字给拖拉机厂、村庄和生产合作社命名，你就此成了我碰不得的象征，真是活见鬼。你到别的地方去怀疑、告诫、干涉、指责、屠杀吧，别来干预我的总部。”

然而戈尔兹并没有说这些话，却仅仅朝后靠在椅背上，不去理会这弯着腰的大胖子，离开那指指戳戳的手指、那双水汪汪的灰眼睛、那撮灰白的八字须和那口臭的嘴远一点，说，“是，马蒂同志，我明白你的观点了。可是不能很好地叫人接受，而且我不同意。你可以想法越过我上告，要是你高兴的话。对。你可以像你所说的那样，把它看作党内问题来处理。但是我不同意。”

就这样，安德烈·马蒂这时坐在一张空桌子边研究他的地图，没有灯罩的电灯泡那刺眼的光线射在他的头上，过分宽大的贝雷帽给拉到前额上，遮着眼睛，正参照着那份油印的进攻命令，在地图上慢慢地、仔细地、费神地比划着，就像参谋学院的一名青年军官在解题。他在从事战争呀。他心里正在指挥军队；他有权干涉，他相信这使他也有权指挥。所以他就坐在那里，衣袋里装着罗伯特·乔丹给戈尔兹的急件，而戈麦斯和安德烈斯正在警卫室等待，罗伯特·乔丹正伏在桥那边高处的树林里。

如果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不受安德烈·马蒂的干扰而获准继续前进的话，安德烈斯这使命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也是可怀疑的。在前线，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能取消这次进攻。机器开动得太久了，现在没法使它突然停下。所有的军事行动，不论规模大小，都有很大的惯性。可是，一旦克服了这惯性，行动开始了，再要加以阻止，差不多就像使之启动一样困难。

但是这天晚上这个把贝雷帽拉到前额上的老人仍坐在桌边看地图，这时门开了，俄国记者卡可夫带着另外两个身穿便服和皮外套、头戴便帽的俄国人走进来。警卫班长在他们身后老大不愿地关上了门。卡可夫是他好歹能联系上的第一个负责人。

“马蒂同志，”卡可夫用他那有礼貌而却轻蔑的、口齿不清的声音说，脸上堆着笑，露出一口坏牙。

马蒂站起来。他不喜欢卡可夫，但卡可夫是《真理报》派来的，直接和斯大林保持着联系，是当时西班牙三大要人之一。

“卡可夫同志，”他说。

“你在布置进攻吧？”卡可夫傲慢地说，朝地图点点头。

“我正在研究，”马蒂回答。

“是你领导进攻？还是戈尔兹？”卡可夫圆滑地说。

“我不过是个政委罢了，你知道的，”马蒂对他说。

“不，”卡可夫说。“你谦虚啦。你实际上是位将军。你有你的地图和你的军用望远镜。而你不是曾经当过海军上将吗，马蒂同志？”

“我是二炮手，”马蒂说。这是撒谎。在起义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个文书军士。但是他现在总是认为自己曾是二炮手。

“啊。我原以为你是一等文书军士呢，”卡可夫说。“我总是把事实搞错。这是记者的特点。”

其他两个俄国人没有参加谈话。他们正从马蒂的肩膀边望着地图，不时用本国话彼此讲上一句。马蒂和卡可夫在开头寒暄之后用法语交谈。

“最好别在《真理报》上把事实搞错，”马蒂说。他说话粗声粗气，使自己再鼓起勇气来。卡可夫总是使他泄气。法语“泄气”为dégonfler，因此马蒂被他搞得心烦意乱、谨小慎微。卡可夫一说话，安德烈·马蒂就难以记住他自己是来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很难记住他自己是碰不得的。卡可夫似乎总是要随心所欲地微微“碰”他一下子。他这时说，“我向《真理报》发稿前，通常把事实核实。我在《真理报》上的报道相当准确。请问，马蒂同志，你可曾听说我们有一支向塞哥维亚那边开展活动的游击队给戈尔兹捎来了信？那边有一位姓乔丹的美国同志，我们应该得到他的消息了。听说法西斯阵线后方发生了战斗。他应该已经打发人送一份情报来给戈尔兹。”

“一个美国人？”马蒂问。安德烈斯说的是英国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敢情他搞错了。这两个傻瓜到底为什么找他谈呀？

“对，”卡可夫轻蔑地望着他，“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政治觉悟不高，可是很善于跟西班牙人打交道，有一段不错的打游击的经历。就把那件急件给我吧，马蒂同志。已经耽搁得很久啦。”

“什么急件？”马蒂问。他明知道这话说得十分愚蠢。但是他不能一下子就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反正这样问无非是为了推迟丢脸的时刻。

“就是你口袋里那份年轻的乔丹给戈尔兹的急件，”卡可夫说，声音从坏牙齿缝中发出来。

安德烈·马蒂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急件放在桌上。他直勾勾地望着卡可夫的眼睛。好吧。他错了，现下对这件事毫无办法，但不愿就受到羞辱。“还有那张通行证，”卡可夫低声说。

马蒂把通行证放在急件旁边。

“班长同志，”卡可夫用西班牙语喊了一声。

班长开了门，走到屋内。他马上望着安德烈·马蒂，马蒂呢，像头被猎狗围困住的老野猪般愣愣地回了他一眼。马蒂脸上没有惧色，也没有屈辱相。他只感到愤怒，而且仅仅暂时陷入了困境而已。他知道这帮狐群狗党决不能制服他。

“把这些交给警卫室里的两位同志，指引他们到戈尔兹将军的司令部去，”卡可夫说。“已经耽搁得太久啦。”

班长走了出去，马蒂目送着他，然后望着卡可夫。

“马蒂同志，”卡可夫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怎样碰不得。”

马蒂直勾勾地望着他，一言不发。

“也别打算找那班长的麻烦，”卡可夫接着说。“这跟班长不相干。我在警卫室见到了这两个人，他们对我说了。”（这是撒谎。）“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常来找我谈。”（这倒是真话，尽管刚才谈起这两个人的是班长。）然而卡可夫相信自己平易近人会有好处，好心干预别人的事能给人富有人情味的印象。这是一件他决不加以嘲讽的事情。

“你知道，我在苏联时，阿塞拜疆的城镇发生了不公正的行为，人们就向《真理报》给我写信。你知道这个吗？他们说，‘卡可夫将帮助我们。’”

安德烈·马蒂望着他，脸上只有愤怒和厌恶的表情。这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卡可夫出了他的洋相。好吧，卡可夫，随你权力多大，你该多加小心。

“这是另一回事，”卡可夫接着说，“但原则是同样的。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怎样碰不得，马蒂同志。我很想知道，那家拖拉机厂的厂名是否不可能更改。”

安德烈·马蒂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回头去看地图。

“那年轻的乔丹写了些什么？”卡可夫问他。

“我没看，”安德烈·马蒂说。“现在别打扰我了，卡可夫同志。”

“好，”卡可夫说。“就让你搞你的军事工作吧。”

他走出房间，朝警卫室走去。安德烈斯和戈麦斯已经走了，他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望着高处的公路那边，望着这时显现在灰色晨曦中的群山的顶峰。我们必须赶到山上去，他想。现在时间快到了。

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乘了摩托车又驶上了公路，这时天在亮了。安德烈斯这时又抓住了他面前的座位后部，摩托车在笼罩在山口最高处的灰色薄雾中弯弯曲曲地驶上山去，他感到身下的摩托车在加快速度，接着车子一打滑停下了，他们就在一段漫长的下坡路上站在车旁，左边树林里，有几辆盖着松枝的坦克。这一带树林里到处是部队。安德烈斯看到有的人扛着抬杆很长的担架。公路右边树下停着三辆参谋部用车，车身两边覆着树枝，车顶上也盖着松枝。

戈麦斯把摩托车推向其中的一辆。他把车停靠在一棵松树上，跟背靠在树上、坐在汽车旁的司机说话。

“我来把你们带到他那儿去，”司机说。“把你们的摩托车隐蔽起来，用这些东西盖好。”他指指一堆砍下的树枝。

阳光正开始射进松林的高高的枝头，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跟着这个名叫维森特的司机跨过公路，在松林中登上山坡，向一个地下掩体的入口处走去，有些电话线从掩体顶上通向这树木丛生的山坡上方。司机到里面去了，他们俩站在外面，安德烈斯很钦佩这掩体的构造，它在山坡上只露出一个洞口，四周没有松散的泥土，但是他从这入口处能看出，它是深而又深，人在里面能行动自如，在那用粗大的木料构成的洞顶下走动不必低着头。

司机维森特出来了。

“他在山上，他们正在那儿部署进攻的事，”他说。“我把急件交给了他的参谋长。他签收了。给。”

他把签收过的信封递给戈麦斯。戈麦斯把它给了安德烈斯，安德烈斯看了一眼，就把它放在衬衣里面。

“签收的人叫什么？”他问。

“杜瓦尔，”维森特说。

“好，”安德烈斯说。“我可以交急件的人有三个，他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等回音吗？”戈麦斯问安德烈斯。

“最好是这样。不过炸桥以后，我们到哪儿去找英国人他们一伙，连天主也不知道。”

“跟我一起等吧，”维森特说，“等将军回来。我给你们拿咖啡来。你们一定饿了。”

“还有这些坦克，”戈麦斯对他说。

他们走过一辆辆由树枝遮盖的、涂成泥土色的坦克，每一辆都在松针地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辙，显示出这些坦克是从公路上什么地方拐弯倒车过来的。坦克上45毫米口径的炮筒在树枝下打横戳了出来，身穿皮外套，头戴有棱的头盔的驾驶员们和炮手们背靠在树上坐着，或躺在地上睡觉。

“这些是后备的，”维森特说。“这些部队也是后备军。那些打头阵的在上面。”

“人可不少啊，”安德烈斯说。

“是呀，”维森特说。“整整有一师人呢。”

掩体里，杜瓦尔左手拿着展开了的罗伯特·乔丹的急件，望了望同一只手上的手表，第四次看这份急件，每次都觉得胳肢窝里渗出汗水，顺着身子两侧淌下，他对着话筒说，“那就给我接塞哥维亚阵地。他走了？给我接阿维拉阵地。[这是指两个不同的出击点，以瓜达拉马山脉后的两大敌占省会塞哥维亚和阿维拉为目标。]”

他不停地打电话。一点用处也没有。他跟两个旅部都通了话。戈尔兹到山上检查了进攻部署后，正在去一个观察哨的路上。他给观察哨打电话，可戈尔兹不在那里。

“给我接第一机队，”杜瓦尔说，突然负起了全部责任。他要负起责任来停止这次进攻。还是停止的好。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该打发他们去来次突袭。你不能这么干。这简直是谋杀。不能。千万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他们要枪毙他，那可以。他可要直接打电话给飞机场，取消轰炸。可是，如果这不过是一次牵制攻势呢？如果不过是要我们撤走所有这些装备和部队呢？如果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呢？当你执行的时候，他们是决不会告诉你这是牵制攻势的。

“别接第一机队了，”他对接线员说。“给我接第六十九旅观察哨。”

他还在那里打电话，这时听到了第一阵飞机声。

刚好在这时，他接通了观察哨。

“是的，”戈尔兹冷静地说。

他背靠在沙袋上坐着，两脚抵在一块岩石上，下嘴唇上叼着烟卷，一边说话，一边侧着头仰望。他打量着那些越来越大的三三编队的楔形机群，在天空中银光闪闪，狂叫怒吼，正从远处阳光初照的山脊上空飞来。他望着飞机飞来，在阳光中明亮、美丽。他看到它们飞来时阳光照射在螺旋桨上形成的两个光轮。

“是的，”他对着话筒说，说的是法语，因为打电话来的是杜瓦尔。“我们完了。对。跟以往一样。对。太遗憾了。对。情报到得太迟了，真不像话。”

他望着飞机正在飞来，眼神非常自豪。他这时看到了机翼上的红星标志，注视着它们持续地、堂堂皇皇地、隆隆地向前飞。事情就是可以这样发生的。这些是我们的飞机。它们给装入板条箱，由船只从黑海穿过马尔马拉海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地中海，运到这里，爱护备至地在阿利坎特[阿利坎特为西班牙东南部滨地中海一良港，在瓦伦西亚南。]卸下，装配合格，经过试飞，证明完美无比，这时正在锤击般的砰砰声中，美观而精确地飞着，V字队形紧凑而完美，这时在晨曦中高高飞来，银光闪闪，去轰炸对面的那些山脊，把它们炸得隆隆作响地飞入高空，让我们能够通过去。

戈尔兹知道，一旦飞机在上空飞过，飞往前方，炸弹就会像在空中翻腾的海豚那样落下来。接着，山脊顶部会轰隆隆地迸裂，尘土飞扬，消失在一大片爆炸的烟雾中。接着坦克会轧辘辘地奋力爬上那两面山坡，跟上去的是他的两个旅。如果是奇袭，他们可以在坦克的帮助下继续不断上山下坡地向前推进，停下来肃清残敌，靠坦克的往返行驶，开火掩护，大干一场，机智地大干一场，同时由其他坦克把进攻部队带上来，顺利地继续不断地向前推进，越过山脊朝下冲去。要是没有人变节通敌，要是大家尽自己的本分，情况应该是这样。

有两道山脊，有坦克打头阵，有他的两个良好的旅准备从树林里出发，这时还飞来了飞机。他必须做的每件事都已按照计划做了。

但是，当他瞭望着这时差不多飞到他头顶上的飞机时，他觉得难受得反胃，因为他从电话中传来的乔丹的急件中得悉，那两道山脊上不会有人了。他们会后撤一段路，在下面狭窄的壕沟里躲避弹片，或者躲藏在树林里，等轰炸机一飞过，就带着机枪、自动武器和乔丹提到的从公路上运来的反坦克炮回到山脊上，于是结果又将是一次大大的一团糟。但这时飞机按照计划震耳欲聋地飞来了，戈尔兹抬头瞭望着，对着电话筒用法语说，“不。没有办法了。毫无办法。不能考虑了。只有这样啦。”

戈尔兹用他那严峻而自豪的目光注视着飞机，知道原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而现在相反将发生什么情况，他为原来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感到自豪，相信原来是能够实现的，即使实际上是绝对办不到的，他用法语说，“好。我们好歹尽力而为吧，”就挂断了电话。

但杜瓦尔没听到他的话。他拿着电话筒坐在桌边，听到的只是飞机的隆隆声，这时想，听这些轰炸机飞来的声音，也许这一次，也许能把他们全都炸光，也许我们能取得突破，也许他将得到他所要的后备军，也许这次机会来了，也许这次能成功。干下去吧。来吧。干下去吧。隆隆声大得使他没法注意自己正在考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