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聊处有趣，于无情节处有故事，于无人问津处有激情”，此时此刻，当我敲下《如临大敌》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又想起这句两年前我在《如朕亲临》的扉页上用来自我感动的话。

历史学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转化已成为当今历史写作的一个新潮流。这与过去一段时间里的那些尝试在枯燥乏味的史料中发掘趣味历史的通俗历史写作，在旨趣上迥异。其实，把历史分为有趣和无趣，本身就很无趣，把无聊的历史写得有趣，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史学工作者应该追求的方向。本书发掘的这些从前不太为人注意的谣言故事，其实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尝试处理的主题。算起来，本书的写作时长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记得2006年秋季学期的某一天，刚刚读完孔飞力的《叫魂》和柯文的《历史三调》的我，坐在学校图书馆里为了毕业论文的选题快速翻检《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关宋代四川的史事。一条宋仁宗被一则谣言搞得精神紧张、表现反常的记载，突然狠狠地拽住了我飞速翻动书页的手指。我在《长编》的第4182页停留了许久，终于决定毕业论文要从这一页入手。几天之后，在找到了仅有的几条与这个主题直接相关的史料的情况下，我大着胆子跟我的导师刘复生教授说想以“宋代谣言”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在得到刘老师的肯定和鼓励后，我开始投入到这一主题的史料收集和理论准备的工作之中。

2008年的夏天，我的硕士论文《甲午流言：承平时期的内忧外患与危机应对——北宋中期四川政治与社会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在硕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对宋代谣言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面试时，我把“谣言与宋代社会”的博士论文写作计划交给了刘老师，当时想的是在未来的三年内，继续深挖宋代谣言研究的话题。没想到的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我跟着刘老师读了藏学方向的博士，转向去研究西藏古格王朝的政教关系史了。

2011年博士毕业留校以后，我才有机会在业余时间重新打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直到2013年才将这篇硕士论文的修改稿《甲午再乱：北宋中期蜀地的流言与朝野应对》正式发表，此后忙于藏学研究工作，再也无暇继续宋代谣言的话题。虽然在这期间我加入了四川师范大学方燕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研究：以流言为中心”的课题组，并且答应承担其中军事流言内容的写作，但最后还是因为各种杂事缠身没能完成任务，放了方燕师姐的鸽子，实在是惭愧万分。

好在方燕师姐的课题没有因为我的不靠谱受到影响，她后来不但圆满地结题，还在2019年出版了《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一书，对宋代流言的信息传播和管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她的研究成果中的许多养分。可惜的是，她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引发的并发症永远离开了我们，已经听不到我在这里的感谢之辞了。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在放下宋代的谣言这个话题十多年后，重新捡起这个主题，竟然是要把它转化为一部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作品。感谢中华书局，特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邦冠兄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有机会完成年轻时的梦想。

在历史写作领域，学术研究的通俗化转化并非易事。把书写得“好看”，大概是现代历史学的宿敌。这种“好看”往往和历史写作的“真实感”是相违的——不是社会的真实，而是历史写作的真实——是矛盾的。历史永远比小说精彩，小说可以不讲逻辑，但历史写作如果不讲逻辑，则会给读者非常强烈的不真实感，这大大增加了历史写作的难度。

历史学的发展，从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大的转向，从19世纪的客观实证史学思潮，到20世纪广泛运用各种社会理论重新叙述、解释某个历史时段或地域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背后的结构和机制的现代史学；再到20世纪中叶以来持续到当代的新文化史思潮。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史料的辨析和理论范式的运用，都是现代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把历史写得“好看”恰恰不是重点。换句话说，历史学的“进步”正是以牺牲历史书写的“好看”为代价的。

历史写作应该追求一种“真实感”，也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和靠近历史的真实。历史故事源自现实，而现实中常有一些荒诞的人和事，会让历史写作者感到十分困惑。荒诞的现实容易让人觉得不真实，在写作时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不真实，就是一个问题。本书中讲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谣言故事，很容易让写作者觉得可能是当时或后世的人的编造，在写作时感觉会无法抵达“历史的真实”。不合逻辑的史料，或者说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难以理解的史料，我们就会怀疑其真实性。而日常生活的经验总是有限的，有限的经验并不能完全理解历史和现实。历史写作的“真实感”，是与历史或现实意义上的“真实”存在着距离的。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历史写作者追求的“真实感”？一方面是对史料的搜集和解读能力；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一些超日常经验的材料和知识背景，是需要写作者特别注意的，它们可能恰恰反映了某种“历史的真实”。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就是非虚构历史写作或者说通俗历史写作的呈现形式，到底需不需要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的套路。由于习惯了当代学术写作的规训，我在《如朕亲临》和《宋风成韵》的写作时，虽然放弃了在写作或叙事中使用晦涩的学术语言，但在形式上仍然采用了页下注的方式给出相关内容的史料来源。

本书的初稿，本来每一页都注满了密密麻麻的史料出处，由于本书的主题实际上是勾勒和分析1052年到1055年这三年间所有跟甲午再乱谣言有关的宋代政治与社会的历史画卷，一一标注每件事情或每个说法的文献来源，显得极为繁琐，非常影响行文的流畅性和阅读的体验感。于是我最后大胆决定，将页下注全部删去，不在形式上追求言必有据，而是尽量通过行文的描述来展示史料的出处。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行文中对有关史料背景的交待，以及书末附录的参考文献编目，找出书中所有故事的史料来源。当然，我相信大部分读者恐怕并没有这个兴趣。

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转化潮流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后，即学术性需求超越可读性需求之后造成的新的历史学危机之际，历史学家的一种自我救赎。它在今天有一个更为时髦的名字——非虚构历史写作。与传统的历史学著作相比，非虚构历史写作更注重文学性和叙事技巧的运用，用更生动、更吸引读者的方式呈现出历史的趣味和洞见。非虚构历史写作在学术与通俗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通俗历史写作中的可读性，追求的是故事好看，但真正好看的故事，不全在于文学技巧的运用。文学技巧的运用是为了讲好故事，但讲什么样的故事，却不是文学技巧能够解决的。事实上，在通俗历史写作中饱含学术深情，往往比单纯地讲好故事更受读者欢迎。

通俗历史写作也不一定要在学术性上打折扣，随着整个社会的阅读和接受水平的提高，过去那些不那么通俗的历史写作作品，现在也可以成为大众读者的心头好了。随着通俗历史写作大行其道后培育起来的历史爱好者阅读群体的壮大，学术型历史写作的通俗趣味也开始被读者们发现和接受。此外，专业的、严肃的历史写作能给读者带来灵魂深处的触动，或是给读者带来思想上的震撼，一样能够展现出别样的趣味。

可以断言，未来学术历史写作与通俗历史写作之间的边界将会越来越模糊。一方面，通俗历史写作在形式和内容上越来越具有学术性；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始纷纷下场，以平实晓畅的文字给大众科普一些相对冷门的新知，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进行通俗化的转化。什么是通俗，什么是学术，可能并不太好分辨。

在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的今天，勉强能够发掘出一个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新故事，这一点本身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幸运了。本书所讲述的甲午再乱的谣言故事其实在历史上未必是一个真正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中的每件事情都是史有明文的，但整个故事的开端、过程与结局，都是我主观上处理史料的结果，即这是一个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梳理、筛选以及重新编排之后讲述的故事。也许，这不过是甲午再乱谣言众多说法中的一个当代版本罢了。

本书的写作，既依靠我自己关于宋代谣言研究的学术成果，又建立在当代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是将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化的转化。

在把甲午再乱谣言这个话题，从理论分析为主的学术写作变成以讲故事为主的非虚构历史写作的过程中，我硬着头皮把许多过去用学术话语可以囫囵吞枣糊弄过去的地方，重新做了细致的梳理，搞懂了许多以前不甚了然的诸如宋代制度史、经济史等方面的内容，在细节和结论上进行了大量的修正和补充。同样，过去只需要简单地引述一些谣言学和大众传播理论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对谣言事件的分析，现在则必须在好好吸收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以后，用自己的理解重新表达。

事实上，本书的定位虽然是通俗读物，但它的学术含量绝对比当年那篇相同主题的硕士毕业论文要高得多，尽管后者才是让我进入学术大门的那块敲门砖。

---黄博

---2024年5月3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