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和二年（1055）正月的上元节以后，在新任益州知州张方平的处置之下，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谣言被揭穿，甲午再乱谣言的影响力也渐渐淡去。随着集体性大恐慌的消散，四川特别是成都的局势渐渐稳定了下来。

这年晚些时候，负责谏院工作的范镇正式向仁宗建议，把侬智高图谋四川谣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派去四川边境黎州、雅州驻防的陕西部队撤回原驻地。可见，虽然张方平入蜀后让陕西方面停止发兵入蜀，但此前已经调往四川边境地区驻防的部队还是留了下来。范镇说，“去年为西川奏侬智高事宜，权于陕西差那兵马于黎、雅等州驻扎”，但现在“边事既以宁息”，这些陕西部队已无必要继续驻防在黎、雅等州了。加上“近日两川物价腾长”，过多的驻军更会增加地方上的经济负担，而士兵们又不愿屯驻在这种边远小州，所以范镇建议朝廷将他们撤回，“免致别有生事”。从范镇的话中可以看到，此时四川的局势已经相当稳定，恐慌彻底消散了。

次年，即嘉祐元年（1056）八月，张方平任满还朝，虽然没有像他的前任程戡那样进入“二府”，位列执政，但也升任了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三司使，说明他在四川的工作还是深得仁宗嘉许的。四川终于在有惊无险中度过了甲午年（1054），困扰朝廷和四川地方当局多年的谣言危机至此终于曲终。

由于朝廷和四川地方当局处置得力，四川没有在这第三个甲午年发生大乱。甲午再乱没有应验，此后，甲午必乱之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到了下一个甲午年，即政和四年（1114），尽管这时已经到了北宋末年，属于典型的王朝衰世，四川地区类似甲午再乱之类的谣言恐慌反倒没有出现了。

甲午再乱的曲子弹到现在，似乎也该画上休止符了。然而，这场谣言危机的乐曲虽然终了，参与其事的人却未散。甲午再乱谣言中参与其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以传统文化的形式，从两宋经历元、明、清直至近代，得以长期存留下来。甲午再乱谣言的类似故事，这一年四川发生的这一切，既不是绝无仅有的，也绝不会到此结束。

回朝担任参知政事的程戡于至和二年（1055）十二月向朝廷上奏，反思如何防止这种利用时间巧合来制造大众恐慌的谣言危机再度发生。他奏请朝廷禁止民间传播《六十甲子歌》。

他说：“臣在益州任职时，当地人都相信，四川每逢甲午年都会有乱事发生，因此每到甲午年前后，民心就会不安。据说，这是因为淳化年间的甲午年曾发生过李顺的叛乱。因此，臣请求禁止民间私自阅览《六十甲子歌》。”程戡的建议得到了仁宗的批准，从此《六十甲子歌》成为禁书。

北宋以后，此类干支纪年与国家命运之间具有神秘关联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仍然十分流行。南宋中后期的洪迈（1123-1202）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中就总结了所谓“丙午、丁未之祸”的历史。

宋人相信，丙午年和丁未年有着神奇的魔咒，遇到这两年中国总会有变故发生，不是内部发生祸乱，就是受到外部敌人的侵扰。当然，洪迈这里所说的中国，是古典意义上的中国，即中原王朝统治的地区。因为丙午年和丁未年前后相续，这个“规律”相当于说，只要到了丙午年、丁未年，中国就会有祸乱发生，不是当年就是第二年。

丙午年、丁未年与中国变乱之间的神秘关联，其呈现出来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穿透力，似乎比甲午再乱谣言的核心观念——宋代中期才形成的甲午年与四川变乱的联系，还要厉害得多，虽然这种观念真正出现的时间要比甲午再乱谣言晚得多。

进入宋朝以后，第一个丙午、丁未之年，是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和景德四年（1007）。这个时候，宋朝刚刚与契丹达成了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双方长期和平共处的局面，这两个年头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洪迈换了个角度渲染所谓的丙午、丁未之祸。他说这个时候虽然刚刚解决了外患，但却招来了更大的内忧。澶渊之盟后，中原王朝的大国形象遭到重创，真宗受到了巨大的心灵创伤。景德四年十一月，真宗与宰相王钦若商量要干一件可以给朝廷挣回面子的大事，这就是随后发生的天书降世和泰山封禅。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精心策划了天书降世的祥瑞事件。随后，群臣、百姓在真宗的鼓动下积极配合天书降世的活动，一时之间，到处都有天书降下，各地的祥瑞不断涌现。随后真宗开始制造“封禅泰山”的政治舆论。十月，真宗率领群臣浩浩荡荡地前往泰山，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大典。以当时宋朝的国力和真宗的功业，搞这场封禅泰山的大典纯属政治闹剧。宋真宗自我贴金式的封禅，在历史上只是一个笑话，在他之后，再也没有皇帝有兴趣玩封禅的游戏了。

为了举办这场盛大的封禅大典表演，北宋朝廷前后所花的财政经费高达八百多万缗。同时，为了配合天书降世的宣传，又在京城大肆兴建道观供奉天书，仅玉清昭应宫一项工程，就动用了工人三四万，前后修了七年。

后世常常慨叹，宋朝立国以后积贫积弱，终致亡国。弱指的是宋军战斗力差，在与辽、金的对峙中常常处于下风，而贫指的则是宋朝政府长期财政困难。

在宋人看来，宋代财政恶化就是从真宗搞天书、搞封禅、搞各种大型宫观建设工程开始的。北宋前期财政状况本来还比较好，但从真宗中后期开始，由于花钱大手大脚，中央财政寅吃卯粮，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北宋前期积累起来的财富渐渐被败光，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就基本形成了。仁宗以后，财政困难成为困扰宋朝政府的头等大事，之后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都是为了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问题。所以洪迈才说，“皇朝景德”折腾得“海内虚耗”，这次的丙午、丁未之祸，也是不小。

宋朝的第二个丙午、丁未之年，是治平三年（1066）和治平四年（1067）。治平四年年初，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九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召其入朝。宋代的舆论一般认为，随后开启的王安石变法是造成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洪迈也持这个观点，在他看来，这一年王安石的入朝已经决定了宋朝的悲剧命运，所以这一年也是给天下种下祸根的一年。不过，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开启要到熙宁二年（1069）他当上参知政事之后，丁未年王安石还没有上台执政，洪迈的说法未免有些牵强。

对宋人来说，真正的丙午、丁未之祸是靖康之难。京城开封在靖康元年（1126）被金军围困，而这一年就是丙午年。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军大举南下，宋朝刚刚收复的幽燕地区得而复失。十二月，金军绕开河北诸镇，经邢州（治今河北邢台）、相州（治今河南安阳）迅速南下，直逼开封。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吓破了胆的宋徽宗退位，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二，金军攻破宋军的黄河防线，占领浚州（治今河南浚县）。正月初七，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宋朝方面一边组织兵力守卫开封，一边派人与金军议和。二月初九，在得到了宋朝方面同意割让太原、中山（治今河北定州）、河间三大军事重镇的承诺之后，金军撤围北返。

金军撤走之后，钦宗君臣迫于舆论压力，后悔割让河北三镇，拒绝履约，却不加紧备战，而是寄希望于通过用重金贿赂金朝的方式，让金朝放弃占领河北三镇的想法。北宋朝廷的做法彻底激怒了金朝君臣。

这一年秋天，金军经过充分准备，兵分两路再次大举南下。东路军从燕京出发，一路经河北南下，于十月初攻陷真定，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左右兵临开封城下。西路军则在九月初攻陷太原，随后从山西南下，接连攻下平阳、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怀州（治今河南沁阳），于十一月十一日抵达黄河北岸。次日，金军向驻守在黄河北岸的十二万宋军发起进攻。宋军一触即溃。西路金军成功渡过黄河，并在十一月三十日抵达开封城下。至此，开封城被东、西两路金军团团围住，惨烈的第二次开封围城战打响了。

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被迫答应出城，到金军大营商谈议和条款，在答应了放弃抵抗并给予金朝巨额赔款以后，十二月初二，宋钦宗被金军放回。随即，金军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开封城。开封城正式沦陷。

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十，在金军逼迫下，宋钦宗再次出城前往金营，从此被扣留下来，没能再回到开封的皇宫。扣押钦宗后，金军向宋朝君臣提出了巨额勒索，包括绢一千万匹、金一百万锭、银一千万锭。二月初六，徽宗及全部宗室成员也被押送到金军大营，金朝正式宣布废黜钦宗和徽宗的皇帝和太上皇之位。

靖康元年（1126）是丙午年，而靖康二年（1127）正好是丁未年。

洪迈说，“靖康丙午，都城受围，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所言不虚。北宋亡国的惨祸，最激烈的剧情确实就发生在丙午、丁未之交。事实上，宋代流传的“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的说法，真靠谱的大概也就是这一次。

丙午、丁未之祸的说法，虽然最早系统地见于洪迈《容斋随笔》，但这种说法绝非洪迈的发明创造，而是南宋中后期以来便普遍流行的，本质上就是一个给北宋末年昏君奸臣“洗白”的谣言——将北宋亡国的人祸归咎于天意。

丙午、丁未之祸的谣言，在南宋末年进一步被阴阳术士赋予了理论意义。淳祐六年（1246）和淳祐七年（1247），这是宋朝碰到的最后一个丙午、丁未之年。淳祐六年，有一个担心南宋会再次遭遇大祸的太学生柴望，向朝廷进献了他的术数学著作《丙丁龟鉴》。他在书中历数了从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前255），到后汉天福十二年丁未（947）共计1202年的历史，这期间干支纪年为丙午、丁未的年份共出现了二十一次，而这些丙午、丁未之年都发生了重大的动乱或变故。

该书南宋末年成书以后，开始在术数界流行，并且在元代继续被传播。元人为该书所作《续录》的序言中，首次系统地从阴阳五行术数的角度，解释了丙午、丁未之年必有大劫的原因：“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又云丙禄在巳，午为刃煞，丁禄居午，未为刃煞。”再后来，又因为天干的“丙”五行属火，而火为红色，地支的“未”在生肖上属羊，于是民间就把丙午、丁未之祸称为“红羊劫”。

丙午、丁未之祸和红羊劫的说法，元代以后一直流传，信谣传谣的人很多。道光二十七年（1846）前后，曾经当过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在其所著《归田琐记》中说，当时朝野已开始流传“丙午、丁未为国家厄会”的说法。梁章钜回忆说，六十年前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就是丁未年，这一年台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义，东南沿海地区颇受震荡。

所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这个丁未年，大家都比较紧张，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但随后就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于是民间又附会洪、杨的姓氏，将“洪杨”转化为“红羊”，把太平天国起义附会成另一种形式的红羊劫。

六十年后，同盟会发动群众搞革命时，也用过红羊劫来做宣传动员。当时革命派中流行着一首诗，“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其中“红羊劫运”就是从南宋一直流传到清末的丙午、丁未之祸的那套说辞。革命派大概是想借“红羊劫运”，把清朝搅个天翻地覆。

甲午动乱从后蜀明德元年（934）到北宋至和元年（1054）只上演了三次。由于宋仁宗和朝臣们成功解决了甲午再乱的谣言危机，这个说法渐渐失去了吸引力，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而丙午、丁未之祸的谣言及其变种红羊劫，则一直流传将近一千年，可谓是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顽强的关于时间与国运关系的谣言了。